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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十周年紀念版）

作者：汪暉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2014-12

理、物、勢的多重變奏（節選）

文/王德威

他的心血結晶是學界期待已久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本專論體例龐大，分兩卷、四部，中文字數達150萬字。各卷標題分別為：《理與物》（上卷第一部）、《公理與反公理》（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下卷第一部）、《科學話語共同體》（下卷第二部）。通過這四卷書，汪暉描述中國現代思想漫長而曲折的興起過程：上溯至宋代（公元960－1278年），下迄于抗戰（1937年）前夕。汪暉認為我們所謂的現代性其實源遠流長，這一過程不僅涉及不同歷史時刻思想的變化，同時也涉及文化的論爭、政治的動蕩和經濟生產形態的變化。

汪暉的理論框架及歷史觀念，可以依循三項概念來理解：“理”、“物”和“勢”。汪暉從宋明理學中借用了這三項概念，但又通過考察它們在古代的起源和它們在現代的辯難而重新界定其意義。對汪暉而言，這些概念自宋迄今的轉折，構成現代中國思想興起的主要線索。

在上卷第一部《理與物》中，汪暉討論了“天理”與“物”的辯證法。“天理”是理學的核心概念，指統治宇宙運動、政治秩序、倫理關系和思想推理的先驗法則。“天理”被認為以具體的方式作用于事物的秩序，但同時又在萬物之上具有形而上的秩序。理學對“天理”的追求中蘊涵著強烈的尋古欲望：它對古代（就是傳說中的公元前2356到2205年的“三代”）有一種明確的認定，那是一個“禮”和“樂”作為制度建制和文化創造物存在的時代；它們既是道德的指引，又是情感的形式。這個時代預見政體和道德、自然和文化的和諧結合。正如汪暉在后文中所提到的，“禮樂之治”與“封建制度”巧妙地關聯在一起；在理想的層次上，“三代”蘊涵著儒家的政治想象——圣王垂拱而治，他的權力渾然不見然而無所不在，眾多地方諸侯在這樣一個權力體系中，各安其位。

傳統理學將“天理”觀視為中國禮教的天經地義，但在汪暉看來，“天理”不過是宋代的一個歷史產物，是當時儒士在多變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以今論古，所重建的信仰。從這一角度看，汪暉受到了京都學派的影響（但又并不圄于這派的觀點），后者將宋朝看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起點。

汪暉指出，宋代理學家復興“天理”的努力是一種在危機意識下促成的本體論活動。這一活動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也將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當宋代學者把“天理”樹立為先驗性的目標的同時，他們又給自己及其追隨者制定了一個后設規劃。一方面，“天理”作為一種內爍于宇宙和人性的力量涌現，因此后之來者必須對其真正意義不斷詮釋探索。另一方面，“天理”也是宋代學者將歷史意識“自然化”，使之成為天長地久的真理的努力，因此總也不能擺脫潛在的反諷。它提醒我們一個禮樂昌明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或者從未出現，因此，任何追求其真諦的詮釋學式的探詢注定要事倍功半，甚至渺不可得。

與宋儒對“天理”的追求緊密相連的是其對“物的秩序”的把握。所謂“物”至少涉及了四個層面：作為有生命或無生命形式存在的客體世界；日常生活實踐；歷史變動中的各種事件；“天理”在意識層面的各種形式性的表現。宋代以降，如何協調“天理”的領域和“物”的領域，或者說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一直是儒學一個不斷辯難的議題。盡管儒家學者在聯結這兩個領域時采用的方法論不盡相同，他們都深信：只有通過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方式格出“物”的秩序，他們才能找到可行的渠道接近甚或具體表達“天理”。當“天理”和“物”的關系充分達成后，它們才能闡發出三代“禮樂之治”——一種被稱為“仁”的自足的狀態——的含義。

宋代理學家在“天理”和“物”互動的基礎上，倡揚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體系，汪暉則通過將其歷史化，對它一以貫之的通性提出質疑。他仔細梳理、重建理學興起時的文化和歷史語境，從而有力地說明宋代以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經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過程（表現為中央集權的增強；長途貿易、經濟的市場驅動；早期民族主義；士紳－官僚階級的出現；以及個人意識的萌發等），使得儒生們必須重新思考和重建儒學體系。宋儒提出“天理”觀，首先是對現狀的一種批評；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隨著“天理”觀變得越來越普遍流行和越來越具有爭辯性（這是其內在理論含混性所致的必然結果），它也能被統治者利用，用以證明政治現狀的合法性。

這一滑動過程是怎樣產生的呢？在此汪暉提出了他的第三個重要論述內容，那就是：“勢”。他提醒我們注意在“天理”和“物”的話語之下，還隱藏著一個“勢”——即“歷史的能動性”，意指宇宙天地變化、各種權宜之計和人類與偶然事件互相作用并對其進行控制的能力。這一“時勢”的觀念早在唐代（公元670－905年）韓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就已有所體現，但直到宋代才成為儒學論辯體系中的重要部分。

汪暉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深入了解“天理”的反命題——“勢”，我們就不能完全掌握“天理”無形的本質，而“勢”是與時、時勢緊密相聯的。汪暉提出，這一對時間性的因素的最初自覺，標志著早期中國現代性思想的起源。“天理”觀盡管具有非時間性和形而上的前提，但它只是作為一系列緊張關系的結果而存在，這些緊張關系表現在：“道”及其在長時段中各種不同的物質表現之間的關系；皇家宮廷和地方士紳及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以及最重要地，在日益中央集權化的統治庇護下的法律體系的成熟與對一個基于“禮樂之治”的政體的期盼之間的關系。

既然“禮樂之治”——作為完善的政治和文化體現的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宋儒的思辨方向不免參差。他們既要把儒學發展為一種宇宙運動的自然化原則，又要把它作為一種皇朝統治的意識形態；既要把儒學發展為一種個人自我修養的指導原則，又要把它作為一套國家統治術的指南；既要把儒學發展成靈犀頓悟的內在真理，又要把它作為一套經學注解式的學問；既要肯定儒學不言自明的永恒性，又要用史學方式不斷推敲闡釋。因此，盡管宋學對后人影響至大，理學的成功故事卻是一個“時勢”（歷史能動性）的解構和“道”的分岔延伸的故事。換句話說，是儒生們的一個“失樂園”的故事。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