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韓三篇夢游改革路

簡體傳統

本文選自《中國的農村: 20世紀晚期的經濟與社會變化》(Ru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文章根據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社會威信、地方威信、功利權力五個因素將社會劃分為13個階層,以此為基礎,集中分析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縣級、鎮級和村級的新的地方精英。作者認為,分層和新的精英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結構,現在的分層主要是由經濟前提決定的,而所有制結構的多樣化和新精英的崛起已經廢除了政治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面。現將文章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分層

分層首先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差異。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不同層級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群體間的等級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差異是由市場轉型、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差異、收入差異及私營企業提供的機會的差異引起的。市場機會和合法及非法手段導致的收入差別、秘密私有或地下經濟活動是使差異不斷增加的原因。同時,在農村,非農業部門的較高收入加大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異。分層的發展不僅僅產生經濟后果,而且產生社會、政治和心理后果。市場創造了新的權力資源,這些權力資源在經濟生活中作用日益明顯。分層和差異不再僅僅是政治條件的結果,如黨員身份、階級出身和干部地位,而且也是經濟因素的結果。經濟上的成功不斷導致社會地位的上升,以前社會地位的上升只有通過政治關系才能實現。
根據我們在鎮一級的調查結果,我們將社會分為13個社會階層。我們理解的社會階層是指同一階層的人具有相同的、與其他的階層相區分的社會特點。根據他們的權利和威望可以表明他們在地方階層中的地位和在公共輿論中的名望,階層沒有組織,但是他們對社團有一定的影響。根據調查、訪問、非正式的討論,我們依據五個因素來劃分階層。
( 1)政治權力:指的是直接影響政治過程和直接影響決策、控制重要資源的可能性。
( 2)經濟權力:主要指直接影響經濟活動和控制企業決策的可能性。經濟權力同時影響政治過程,比如擁有經濟權力的個人通過關系、賄賂、捐贈等手段影響政治決策。
( 3)社會威信:社會威望和在社會層級中的個人位置。這種威信源于對集體利益的影響潛力,源于政治、經濟或專業上的成功,源于生活方式,或源于其經驗和知識對集體的益處(如專業上的威望)。所謂社會威信并不意味著個體必須是當地集體中的一分子(例如,從其他地方派到鎮里的官員在這里沒有社會關系),這就有必要介紹另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地方威信。
( 4)地方威信:個體所享有的威信是由于他是地方結構中的一員(例如,由于來自當地某一重要家族,或者有宗教方面的關系)。它還指社會權力的組成部分,如關系,對當地的直接影響、與地方或宗教力量有重要關系網,當地民眾承認其在當地的作用(合法的)。
( 5)功利權力:利用商品、貨幣和服務取得高收入和財富,借此直接影響上述四個因素,以便取得權力,這個因素被社會稱為功利權力。財富不僅僅是經濟因素,而且在社會和政治名望方面也很重要。這就是為什么這一因素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影響變量。
我們不想提出一個具體的專業層級或階級分析的詳細結構。社會分層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進行劃分(比如收入、權力、權威、威信、特權或財產)。而我們運用多維度方法,考慮不同因素,例如對資源、權力、威信、社會關系的控制等,并且,我們不會具體地描繪不同組群的狀況,但是會描繪我們所研究的地方的環境狀況。主觀判斷和直覺觀察是我們分類方法的一部分。我們因此得到如下分層結構,如表1所示。

二、新的地方精英

分層分化過程是新的社會精英崛起的基礎。當我們講精英時,我們不僅僅指地方政治精英,而且指經濟和知識分子精英,精英可以有兩種定義:一是根據他們的地位(分層精英);二是根據他們的作用(功能性精英)。
我們主要對功能性精英感興趣。凱勒( Keller)與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mi )一致認為,功能精英是戰略精英,他們闡明社會目標,并能夠通過他們的影響而實現這一目標。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認為自己是發展精英。精英擁有推動或阻止發展的必備能力。因此,我們認為,精英是異類群體,他們或者可以阻礙或者可以推動社會發展。這一點不僅適用于政治和經濟精英,而且適用于知識精英,他們是發展中國家所有變革背后的推動力量。
在中國農村主要有三種精英:
( 1)政治精英:縣以下地方(鎮,區,村)的政治領導
( 2)經濟精英:大企業或成功的私人企業的經理
( 3)知識精英:大家族的首領和新的知識分子精英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集中分析精英自下而上的形成過程,這是在社會變化的框架內自發的過程。與國家指派的專家政治精英相比,新的農村精英的利益與其大不相同。新的農村精英主要包括成功的工業或農業企業家,他們已經很富有。這些企業家大多數都曾經是國家官員,城市中學畢業后被下放到農村。一般來講,這些人受過一定的教育,與當地官僚有著良好的關系。這些企業家的經歷和能力被人接受,正如他們作為雇主或恩人的角色在地方社區里被接受一樣。地方政府支持他們,因為他們促進公共事業或為公共事業融資,對當地稅收做出越來越大的貢獻,并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地方社區逐漸接受了這樣的人成為他們的領導者。在村級層面,不管他們是不是政府官員。這支經濟精英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前地主家庭、企業主家庭、國民黨政府官員或前地方上層階級的其他成員,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被視為階級敵人。這些人幾十年來社會地位很低,但是他們具有相對較高的教育和知識水平。由于這些人過去甚至至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治原因沒有向上發展的機會(他們不允許成為黨員),他們許多人利用經濟發展而成為企業家。
就村級官員而言,他們與上級官僚有良好的關系,這些官僚為他們提供盈利方法,并使他們扮演官僚與村級社區之間的中介。因此,前村級官員及一些與農村主要領導有關系的個人大部分成為有影響的私營企業家就不奇怪了。在村莊,這就形成私營企業與當地干部之間的利益關系,有人將其稱為混合階級。
同時,年長的官員意識到,他們可能無法滿足市場條件的需要。幾十年來他們必須按計劃經濟辦事,他們害怕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新政策。很多官員不能真正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他們的任務是什么。對于他們來講,這種經濟意味著從農民那里收費、罚款及征收其他費用,以使自己及其機構富裕起來。所有這些導致了干部和農民間關系的不斷惡化。而且,由于腐敗和強加于農民身上的各種強制性措施,許多年紀大的官員已經變得毫無聲譽。通過改革,這些人失去了其大部分權力和威信。

三、縣級地方精英

政黨組織仍然是決定性機構。地方黨委成員與該層次的最高領導黨委書記一起,構成了縣級地方政治精英。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性作用在縣城最好地表現出來,通過在農村地區的官僚和國家權力來管理鎮,在鎮里集中了國有和較大的集體企業。縣級政治精英包括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和派駐地方的軍隊領導及其代表。具有很高聲譽的退休領導也屬于政治精英。亞精英包括上述提及的機構的常務委員會和辦公室領導及其代表。我們研究的七個縣的領導結構揭示了地方政治精英的變化過程。
( 1)干部成員年輕化。
( 2)較高的教育水平:畢業于大學或技術學院的領導官員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現在僅有高中或初中畢業文憑的人要得到領導職位幾乎是不可能的。
( 3)專家技術型干部取代了革命型干部。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國前入黨或文革前入黨的官員被取代了。取代他們的位置的人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并且為其干部生涯接受了特殊教育。
上述變化在亞精英(辦公室領導)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大型企業的經理和黨委書記,即國有的和大型集體企業的經理和黨委書記,是縣級經濟精英。他們首先屬于地方黨委和管理層。他們和當地行政部門關系密切,并且必須通過轉換職位,在不同企業工作一兩年,使自己有資格充任經濟和管理職務。

四、鎮級精英

在鎮里,黨和管理機關的威信和權力通常取決于經濟力量。如果鎮里擁有繁榮的鄉鎮企業,其利潤對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城鎮的形象有積極影響的話,政治領導人就會享有較高的威信,較好的名望,就會有更大的力量在縣級官僚機構和縣里達到其目標。這不僅有利于城鎮官員的收入,而且同時能獲得更好的升遷機會,從而變成縣級干部。鎮一級干部結構的變化,正如對縣一級的描述一樣。鎮里的政治精英也包括同樣的人員:黨委和政府領導。鎮級精英具有同樣的變化。在我們研究的七個城鎮,政治領導核心(黨和當地政府的干部)的教育水平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初級和高級中學畢業的官員的比例遠遠低于高學歷的官員。
對發展感興趣的官員取代了那些被革命思想和農民思想所主導的官員。這個變化是外部影響的結果,而不是內部發展的結果。管理鎮的市縣將年輕的城市官員調到鎮領導崗位;教育水平也通過對年輕干部的進一步培訓和學歷教育得到提高,而不是通過增加新的成員。這一次的官員絕大多數都具有上面提到的大專教育學歷。我們研究的七個城鎮的政治領導的平均年齡比縣級領導的平均年齡低。被派到鎮里的人要在那里呆上3年或4年。他們絕大多數不住在鎮上,而是住在縣城,合同到期后他們回到原來的位置。在許多情況下,領導干部的流動是相當大的。政治精英的收入取決于當地的經濟狀況。由于領導干部是相關企業的頭頭,這使他們獲得了可觀的收入。集體經濟管理部門的一把手工資最高,盡管教育水平最低,但是相對來說他們年齡較大,在農村工作時間長(能獲得雙倍獎金)。很顯然,資歷原則依然存在,年齡比資格更重要。
鎮級官員的基本工資不比城市工人工資高很多。因此,工資對提高經濟和改進管理不能起到激勵作用,它不是收入差異的基礎。收入差異主要源于獎金、特殊待遇和其他收入。如果完成任務或超額完成任務,主要領導會得到數千元的獎金。最高收入來自于經濟管理的獎金和利潤分成。在一些地區,鎮級干部收入的增長依賴于當地股份制企業。
具有典型性的是,每一個員工和新雇員都可以購買價值500到1000元的股票,具體受益因不同的企業會有所不同,但這種收入要超過農民的年平均收入。除了貨幣收入以外,非貨幣形式的收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建了舒適的住房并以特價賣給當地政治精英。鎮級經濟精英包括大型私營企業的企業家和大型鄉鎮企業的經理。早期的承包體制規定,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按照合同經營管理。在那些鄉鎮企業不能夠參與競爭的地區,或者幾乎就沒有擁有大額基金的鎮屬企業的地區,私營企業家變得越發重要,最終成為經濟精英。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隱秘的私營企業家(擁有以集體的形式注冊登記的企業)。
鄉鎮企業的經理主要從現任或前任干部中選擇,他們與地方政治精英有著良好的關系。尤其在那些繁榮的大企業,鎮干部和企業管理者之間經常存在流動現象。由于缺乏合適的管理者,欠發達地區的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小型鄉鎮企業常常由官員經營,他們適應不了管理的需要,也適應不了市場的需要,這樣的企業大部分虧損。大型企業轉讓給有經驗的管理者,因為這些企業對于政治精英的收入、鎮的發展以及上級行政部門(縣/市)的威望至關重要。這樣的企業領導,作為鎮上的重要核心,大都同時又是當地黨委的成員,從而保護了政治和經濟精英網絡,而正是這個網絡才保證了企業利潤流向政治精英,促進鎮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通過自己手中獨有的任命鄉鎮企業管理者的特權,政治領導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管理和控制企業的發展。
與此同時,鄉鎮企業管理者完全依賴于官僚機構。他們被迫根據市場條件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運營,同樣也要根據官僚機構的期望去迎合地方利益,來進行管理和運營,以保住他們的位置和事業。在市場被干部所操縱的社會,企業要生存,與官僚機構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官僚機構決定補助金、信貸、稅收和管理費用、工資和獎金、企業預算、利潤使用、市場準入、原材料的供應等等。
大企業的領導職位是收入的最好來源。根據承包合同,在超額完成合同規定的任務之后,作為獎金,企業的經理可以獲得企業利潤的1%到3%。他們得到的除了貨幣獎金之外,還有非貨幣獎金。即使經濟精英對政策和決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政治精英也比經濟精英重要得多。一些鎮級企業的總經理也是政治精英的成員在一些鎮,有影響力的經理都是黨委成員或者是副鎮長或者他們通過與政治精英的關系,影響政策的制定,實現利益最大化。然而,至少在企業運營方面,隨著非集體化的進程,隨著鄉鎮企業通過承包和租賃制度擺脫官僚機構的控制,經濟越來越獨立了。

五、村級精英

黨委成員和村委會是村里的政治權威。同時,他們控制著村里的企業,他們也構成了村里的經濟精英。村里的經濟精英是由成功的私營企業家、富裕農民和村辦企業管理者(大多數是干部或者其家屬)組成的。傳統精英家族年長者和宗教人士相對重要一些。在大多數村莊這些不同的精英混合在一起。他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在村一級比鎮一級更加明顯。政治和經濟力量明顯地混合在一起。政黨在行政管理和經濟上的優勢,在地方比在中心地區大得多。村干部有兩種致富渠道:一靠經濟管理(商業、工業、農業公司,或者是第三產業部門);二靠他們個人或集體企業的活動來保證收入。
在富裕的村莊,村干部的收入比鎮干部的收入還要高很多。在經濟實力不很強的村莊,村干部們分享村屬企業純利潤的10%15%,每個人能達到幾百或上千元。而且,他們會因為完成或者超額完成鎮政府下達的任務而獲得獎金,或者從銷售(非法的)或租賃村有土地給鎮里或其他企業中獲得收益。在鎮和村屬工業很弱而私營經濟在村經濟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地方,村干部自己經營或參與其家庭成員的私營經濟活動。大部分村屬企業都私有化了。在私營經濟弱、集體經濟強的地方,村干部(通過對村經濟的行政管理)和村子會從經濟部門獲得利潤。另一種形式,主要在南方,政治和經濟被家族統治(即家族化)。
相對于城市居民或城市、縣、鎮級官員,農村居民對私營經濟更開放,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村里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是經濟精英的核心。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家通過給村和鎮政府捐款和饋贈禮品來獲得社會威信。他們不僅支持政治精英,而且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幫助建立學校和醫院;他們為減少貧困而提供捐款,過發放無息貸款和提供新的工作崗位支持朋友、村民,或者以前的同僚。我們研究發現,私營企業家的威望不僅僅依賴于他們的收入,而且依賴于他們為社區所作的服務。在私營企業中我們進行了調查,這種捐款從幾千元到數百萬元不等。幾乎所有鎮領導都認為,私營企業家為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福利事業和文化和教育機構做出了巨大貢獻。
捐款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自愿捐贈能夠提升捐贈者的威望,并增進與當地官僚機構的關系,而對于強制性捐款他們也必須應付,以便不失去關系和應付地方官員的霸道。當私營企業家在鎮里購買商鋪、公寓、鎮上的城市戶口,對地方稅收貢獻不斷增長時,他們變得必不可少,并且受到當地政府的提拔。當鎮屬或村屬企業很弱或很蕭條時,上述因素對鎮尤其具有積極的影響。
私營企業家通常在村里并不受歡迎,農民并不喜歡他們、妒忌他們。他們試圖隱藏財富,并且讓人感覺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什么影響力。在鎮里,保守的領導可能不喜歡私營企業家,其是外來私營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缺乏地方保護。但是,私營企業家通常都會通過關系或者家庭融入農村社區,特別是在存在家族勢力的地方。這種融入的前提是,他們的財力不是用于反對社區,而是讓社區獲利,讓其直系社會關系分享他們的財富。他們沒有像集體企業或秘密的私營企業的管理者那樣融入政治網絡中。我們訪談的結果顯示,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更能融入經濟精英。因為就農村和城鎮發展而言,私有經濟是絕對必要的,省、市和縣政府要更多地支持私有經濟的發展,幫助他們實現理想。
當私營企業家讓社區分享他們的財富時,他們的威望就會上升,妒忌也會減少。這不是什么新鮮事,是農民社會的傳統,是農村社區的一種習慣。大家期盼富裕的村民和家族成員和其他成員或全村人共同分享他們的財產,并在他們需要時給予幫助。這種被司考特( Scott)稱為農民的道德經濟的道德傳統依然存在。
顯而易見,在農村最具影響力的個人,不總是黨委書記或者村委會主任。在許多情況下,是家族的年長者、富有和成功的農民(專業戶)、重要的私營企業家,在這些人中,居于首位的是那些支持村財政的或者是那些在縣城有官職的優越于村干部的人。

六、結論

分層和新的精英已經根本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結構。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由于差異加大和社會分層的變化導致地方精英的成分發生了變化。盡管社會分層從1949年起就已經在,但是改革開放前和現階段的分層之間還是有顯著的不同。改革開放前,分層主要是由政治標準決定的。黨員、干部等級、階級和信仰堅定都是精英的前提條件。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比如原來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庭成員、還有原來的政治精英,組成了最低層級。他們的家庭出身和階級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今天的分層主要是由經濟前提(經濟上成功的企業家)決定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社會流動性和勞動分工的不斷細化是收入分化和社會分層加劇的根本原因。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其發展程度是非常顯著的。宣稱中國創造了一種沒有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是脫離現實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鎮級和村級精英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舊精英向新精英的簡單轉化。它需要不同的政治體制。只要目前的體制仍然存在,那么經濟精英就只能通過黨員身份保證自己有影響力的位置。然而,政治權力和影響不僅僅源于黨員身份,還可以在執行權力及參與權力的過程中,通過貪污腐敗(比如賄賂官員)和關系網而獲得,通常可以通過政治和經濟決策給農村私營企業家相當大的影響。由于他們之間的關系,經常參私營經濟的官員就有機會運用國家和政黨國家機構為他們自己謀取經濟利益。
上述地方權力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已經意味著政治體制的變化。新的精英成為精英中的一部分是通過經濟過程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政治過程實現的。他們體現了新的價值觀,是社會地位的新象征,體現了新的政治和經濟目標,還體現了和政黨原來的觀念和傾向相反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精英變化,不是通過革命和發展發動的,而是通過政治領導運用政策驅動發動和鼓勵精英轉化的。
上一個時代的官員受意識形態的指導,而今天的官員的主要興趣點是在經濟領域。這促進了干部在經濟領域的成功,導致了精英的變化。從地方來看,干部仍然是制定政策的決定性精英。繁榮的企業的經理和大型企業的企業家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就政治決策而言,其影響依然是有限的。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是最高的。經濟實力并不一定必然提升他們的政治實力。在農村,黨委領導仍然處于支配地位,他們比經濟精英更重要。這就是政治與經濟權力二元論產生的原因,政治權力不意味著同時就是經濟權力,經濟權力不意味著在本質上保證政治影響。不過,經濟能力往往趨向于政治權力,至少通過實現經濟利益可以達到更高的社會地位。新精英代表了經濟利益。然而,他們在參與過程中發展了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他們努力通過其潛在的功利力量去影響未來的政策方針。在中國,政治是一個高層次的活動;在政治活動中扮演積極角色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提升。
所有制結構的多樣化和新精英的崛起,已經廢除了政治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面,導致了差異性。特別在農村,盡管有相當大的差異,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二元現象已經存在,經濟階層分化和階級矛盾又重新顯現。在農村,大型私營企業的企業家試圖加強他們的政治影響,官員試圖通過參與私營經濟獲得更大的經濟實力。地方黨的領導干部支持有影響的私營企業家參與地方政治;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希望更好地控制社會,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企業家需要政治保護,需要和官僚機構保持良好關系,需要更強的實力。目前的精英很明顯包括兩部分:成功的干部和新企業家。
同時,精英在國家、地區和地方政黨的領導中也發生了變化。新的政治精英的形成是以市場條件和技術轉化需要為基礎的,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層級都是如此。例如,高中或大學畢業的黨員比例從178% ( 1983年)上升到38.2% ( 1994年)。1987年,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科學專家的數量已經上升到20%,而1977年只有27%。這表明,在中央、地區、地方活動中高素質的必要性,選拔干部要根據經濟和技術競爭力。與此同時,舒勒( Schu-ller)的理論得到了肯定,即經濟改革是導致傳統的領導精英被新精英所取代的一種手段,也是穩定政治體制的一種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