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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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傳統

比較中印兩個大國，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當大家都在談論莫迪向中國經濟發展取經時，我們也應該問問：“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什么？”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發表在《長江》雜志上的這篇文章對中印兩國的比較尤有見地，值得一讀。

文/丁學良

前兩天，有個印度記者采訪我關于中印邊界的問題。在讓我發表看法前，他提供了從18世紀英國進入印度后中印之間關于邊界的所有條約和歷史記載，資料全面得讓人難以置信，專業和敬業程度讓人佩服。

窺一點而知全面，在這個人身上我看到了印度教育的成功，同時也深刻感受到了中印人才在質量上的差距。

中印經濟教育比較已經成為學術和媒介談論的熱門話題，有說印度經濟長期內必將超越中國的，也有說這個觀點簡直是無稽之談的。那么印度本身是否具有強大的潛力值得我們警惕，是騾子還是馬，我們牽出來遛遛。

人才

平時我們都說某某崇洋媚外，而這種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指崇美媚西歐，對于我們的鄰居如印度等國大多數人卻一直保持偏見甚至輕視。多年來，我自己也存在這種偏見，直到1985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

當時哈佛文理學院（所有基礎學科）的研究生住在一個樓層里，共28人，其中就有一個印度裔留學生。在我的印象中，華裔留學生在國外表現已經堪稱賣力，而他，近乎瘋狂到已經忘記了身體的存在，大部分時間都是凌晨3-4點鐘才從圖書館回到宿舍。

這都不足為奇。最令人震驚的是他的研究課題——關于艾滋病的預防。這在當時定義為20世紀對人類最大的挑戰，在成名科學家都不愿嘗試的情況下，他冒著生命危險從事這項研究。這讓我改變了對印度人的印象，開始對他們刮目相看。

而在聽了一個印度教授的授課后，這種刮目相看直接上升到了油然的敬重，他就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阿瑪蒂亞·森。一個半小時的課，他從來不看課件，從來不說重復的話語，思路非常清晰，用詞譴句幾近完美，這樣的人才在我們中國是極為少見的。

（注：阿瑪蒂亞森）

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就經濟方面的人才來說，按種族來分，猶太人最多，其次就是印度人。資料顯示，在世界銀行，美國、歐洲等最好的大學經濟系中成績最大的大多數都是印度人。

語言

大部分比較研究學者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給印度留下的一筆最大財富就是對英語的推廣。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全世界母語非英語國家中英語普及最廣的就是印度。

1947年后，印度繼承的是一個英語為主的教育體系，在全世界軟件行業中，撇開美國的頭把交椅，印度當屬第二，這和他們的英語教學是分不開的。

有人會問：英語也算一種優勢？當然，對英語的掌握能力直接影響了我們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和國際接軌的距離。而且印歐語系屬結構性語言，注重培養人的概念能力，這個概念能力恰恰就是主流經濟學領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先后到過美國，澳大利亞，香港，歐洲，東南亞任教講演，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基本規律——經濟學達到世界領先領先水平的幾個基本素質就是：數學好，英語棒，對市場運作模式有一種很強的概念。現代經濟學，主流的社會學要做得偉大就必須先具備概念化能力。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什揭示了 “軟預算約束”概念，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喬治·阿克爾洛夫和退休教授邁克爾·斯彭斯共同提出 “信息不對稱”概念，這些對世界經濟起到巨大影響的概念理論都是在生活的基礎上把每日熟視無睹的現象概念化總結出來的。

但中國目前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能夠到達甚至接近這個高度，這與我們的語言是有一定聯系的，漢藏語系屬詩歌性語言，情感性比較重，在理性思維和總結概括上相對顯得弱勢。

體制

2006年5月份，我去意大利羅馬參加一個研討會。代表南亞文化的一位女教授發言：“印度的現任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全國最重要的政府高級官員，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都不一樣，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基本的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具有偉大的整合力量，說明我們的民主制度穩定寬容，而這些都是因為教育體制的支柱作用，只有民主的教育體制才能培養出這樣的政治文化。”

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聽后既羨慕又有幾分嫉妒。

1947年后，印度繼承的是一個英語為主的教育體系，同時也是一個民主而多元化的教育體系。在美國，少數民族中對美國國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印度移民，他們所受的教育教會了他們怎樣在國會這種體制下通過合法的方式把對自己最好的意愿變成立法的過程。

雖然印度在初等教育、掃盲上遠不如中國，高等教育卻比中國好很多，在 90年代初印度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5%，而當時中國還不到2%。即使擴招后我們的高校在校生量上完全超越了印度，質上卻遠遠不如。造成這種反差的關鍵因素就是兩國教育體制的不同。

其實在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完全照抄蘇聯體制之前，我們也是和國際接軌的，反而在1952年后走了一條完全錯誤的路線，把很好的體系變成斯大林模式，把全國高等教育按照軍隊和工廠的模式來組織。

原來清華大學也是有國學大師的，最后改造成一個理工學院，砍膀子，砍腿，換心，換胃換腦袋，把一個有機體完全破壞。直至90年代初才意識到這根本不適應一個創新的以知識為基礎的新型機制的社會。

在現代以知識為基礎的機制下高等教育本身不是一個消費單元，而是一個財富單元。辦好一所大學，沒有錢當然困難，但比錢更重要的是體制。

高等教育需要多元化，一個人不能只用一條腿來走路，一個國家也不能只用一種模式來辦教育，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只要教育體制是多元化的，一定能培養出更多的制度方面人才，如果體制是官僚化的，不管用意如何，都不可能大面積地可持續性給國家培養出全方位人才。

當然印度也有毛病，制造業上不去，硬件生產落后，初等教育普及率低……我們鼓吹中國向印度學習并不是說拋棄我們自身的優點去學別人的缺點，而是在我們優點的基礎上拋棄我們的缺點。

我們要看到印度的強大的軟實力。兩年前牛津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的印度官員在國際舞臺上信心十足地說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講軟實力（soft power），毫無疑問，論軟實力美國全世界排行第一，而排行第二就是我們印度。為什么這么說？大家可以看看《時代》和《紐約時報》上每個星期的暢銷書排行榜，看看5年內排行榜上的書作者有多少是印度人，再看看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表現場所，看看有多少是從印度流傳出去的宣道者……”

過硬的軟件設施，多元化的教育體制，寬容的文化環境，獨立的法律體系，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看清楚，這些方面印度是馬不是騾子，值得長遠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