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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9年5月，緣因參加一個歐洲華文作家會議，我來到位于阿爾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這是世界音樂之都！我一踏上這塊土地，不由得馬上提醒自己，千萬記住這句傳遍世界的話：“在維也納走路，請千萬當心腳下，別踩著音符。”說出這個既生動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國作曲家約翰奈斯·勃拉姆斯，極其虔誠地把維也納這個當時歐洲音樂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鄉。
真是名不虛傳。置身維也納，便感受到濃郁的音樂氣息處處彌漫，充滿著躍動的令人悅耳歡心的音符無處不在。除了欣賞著名的維也納交響樂團、維也納少年兒童合唱團這些高水平的音樂團體演出外，其實只要漫步街頭，到處都可聽到音樂之聲——大多數是一些藝術院校的青年學生在街頭練功。你看著聽著，心里便想，說不定其中有人幾年后還會成為大師呢。在一些街邊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樣，入鄉隨俗，與當地人一起，或放開喉嚨高歌一曲，或熱情奔放地跳個什么舞。在維也納的星光大道，人們還看到一百多位曾經在這里生活過工作過的音樂大師的名字被鐫刻在這里。世界上沒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對古典音樂對音樂大師這樣推崇，這樣敬仰了！
見識世界音樂之都當然要親臨它的“金色大廳”。這間大廳是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主要演出場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師奧菲爾·漢森的杰作。如評論家所說，這所大廳不僅是演奏音樂的最佳場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樂，是莫扎特《朱庇特交響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廳的屋頂為平頂鑲板，兩側有音樂女神雕像，木質地板和墻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鳴箱一樣。廳內的展覽館和檔案室存放著各種樂器和歷代音樂大師的樂譜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等。金色大廳是世界最高級別的音樂圣殿，能夠在這里登臺演出，是全世界樂隊和演奏家們所追求的一個夢想。
見識這個世界音樂之都，還要親臨維也納東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來到這個維也納最大也是全歐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頃，十九世紀初奧地利帝國皇帝弗朗茨在位時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萬人，現有墓穴三十三萬座。由于面積廣大，墓地以一座氣勢宏偉的分離派風格的教堂為中心，分成幾個墓區發散開去。盡管是墓地，卻很有藝術氣息，造型各異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我時走時停，駐足之際，放眼巡望，在綠樹掩映中感到一派寧靜、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個墓區。我知道，公墓在維也納乃至奧地利整個國家社會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聲名遠播的，是其中的音樂家墓地，而我就是專門為此而來的。這里以莫扎特紀念碑為中心，安葬著海登、貝多芬、舒伯特、施特勞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作曲家，他們的墓穴呈半環形依次分布周圍。
我來到貝多芬墓前。墓碑為白色大理石，錐形造型，簡潔方正，其后三面有蒼翠松柏圍繞，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寫著：“Beethoven”（貝多芬）。我端詳著墓碑：它中間雕刻著一架金色的豎琴，頂端是一只展翅欲飛但被一條蛇團團圍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濃縮了這位音樂大師與命運進行頑強斗爭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貝多芬自二十六歲開始聽力明顯下降；蝴蝶則象征渴望自由飛翔的貝多芬——他直到兩耳失聰后還寫出了大量傳世之作。他與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稱為“維也納三杰”，在我們華文世界，他被尊稱為“樂圣”。
我以摯誠恭敬的心境，前來瞻仰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個原因——我心里思念著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國人，萬里迢迢也來到這塊我現在瞻仰過的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肅穆，眼含熱淚，喃喃自語。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樂大師深深鞠躬，獻上鮮花，告訴他有個中國學生是哼著他的《莊嚴彌撒》上天堂的。
當天晚上，這位中國人還特意在維也納參加了一場音樂會，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廳。當維也納交響樂團上臺演奏貝多芬《英雄交響曲》時，他觸景生情，一下子眼淚如清泉般涌出，無法抑止。熟悉的音樂把他帶進那苦難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對死去難友的深沉的追思……
這位中國人叫劉文忠，當年滿懷信任交付他一個看似難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將被槍決的難友，名叫陸洪恩。

二

我能和劉文忠先生聯系上，并了解陸洪恩老師的案情，是通過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濤女士。
江濤于2000年即和夫婿喬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親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濤于南京國際關系學院英語系畢業，后來在煤炭研究院系統從事科技情報、翻譯、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參加編輯《毗陵佛教》。父親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臺灣法鼓山圣嚴法師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時間編輯出版長達一百五十萬字共分為四冊的林子青選集——《一花一葉一如來：林子青佛學論著集》《白云深處一禪僧：林子青傳記文學集》《人間此處是桃源：林子青詩文集》和《鴻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書信集》）。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工程，不但對她家族而言，而且對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江濤悉心畢力，把這套書編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華人文化界傳為佳話。
江濤年事已高，為人文靜低調，但心明眼亮，洞察時事政治，富有正義感。
前幾年我在臺灣出版了一部報告文學隨筆集，名叫《北望長天》，書中寫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中國甘肅一個叫“夾邊溝”的農場“勞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饑餓死亡的慘絕人寰的悲劇，也寫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學童罹難的人禍；寫了中國知識分子如儲安平、劉賓雁、公劉、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風、王若水、楊小凱等令人唏噓的坎坷命運，更寫了文革中慘遭槍決的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沈元這些烈士和精英。這部書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創辦人主持人蕭虹博士、上海作家協會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評論家陳行之先生。陳先生序言最后寫了一段令我感激不盡也令我担當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認為這本書是何與懷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靈魂鐫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據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鐫刻這樣的心碑并把它們置放到一起，我們就將得到一座穿越祖國歷史時空的長城，它巍峨壯麗，肅穆莊嚴，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將愈發可笑，任何輕飄的事物都將更加輕飄，因為它是一個偉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創造——它無與倫比。
江濤讀了《北望長天》，對我說，她讀得淚流滿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憶起那些親身經歷的暗無天日、是非顛倒的日子。她還說，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與這些堅持真理、誓死為真理而戰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個“失去了重量”的“茍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為題，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中說：
生活在澳大利亞這個南太平洋美麗的國家的我們，切勿忘記在太平洋北側曾經撫育我們的祖國，切勿忘記所有那些曾經為了我們祖國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來而戰斗和犧牲的中華兒女們。他們應該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三

于是，江濤給我講述一個人，一個我在《北望長天》中很不應該遺漏的人——他就是陸洪恩。
陸洪恩是江濤的表姐夫。他的父親在上海一所孤兒院長大，十七歲時為一個天主教徒所收養，所以后來他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陸洪恩少時就讀的法國人辦的徐匯中學，也是一所教會學校。陸洪恩后來考入上海國立音專，并于1941年畢業。他和也是從上海音專畢業的胡國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結良緣。而這位胡國美就是江濤的的表姐。1944年，江濤隨父母由蘇州遷居上海，與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聯系頻繁起來。他們兩家人當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內，江濤請胡國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鋼琴老師，每天放學后便在胡家練琴。陸胡結婚后，江濤的鋼琴老師改成了陸洪恩。
那時，江濤是一個初中生，十幾歲的小姑娘，聰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強，跟陸洪恩學習鋼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遠的美好回憶。
當時陸洪恩在上海藝術劇團的小型樂團里當鋼琴伴奏，有時也給咖啡館彈琴。江濤回憶說，表姐夫很會當老師，在其指點下，她激發濃厚的興趣，居然每天可以一連練上三個小時而不感到疲倦。陸洪恩規定江濤每天必須首先練音階二十到三十分鐘，要求掌握正確的手指觸鍵姿勢，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階之后，就是練《車爾尼》，再逐步加練巴哈的二部創意曲、三部創意曲。只有在練好了以上這些練習曲之后，他才讓練奏鳴曲和一些比較抒情的曲子。陸老師覺得江濤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給她買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讓她練習。江濤記得，陸老師選給她練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氣勢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滾滾波濤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輕快柔美的《Flower Song》……。這個階段，江濤也開始聽古典音樂和鋼琴曲，尤其喜歡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課，她都要請求表姐夫彈一首肖邦的波蘭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總能有求必應，信手彈來，就把波蘭舞曲的奮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現出來，使江濤無限陶醉，并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彈奏這樣的曲子。事實上，江濤的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些曲子，即使后來三十年沒有機會摸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她第一次買了自己的鋼琴后，居然還可以比較熟練地彈出來，實在不能不說是他表姐夫嚴格要求的結果。
1950年1月，陸洪恩進入了上海交響樂團。這時已是共產黨新政權。陸洪恩以無限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這個新政權，熱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藝術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歲的他被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副團長和副指揮，上海市市長陳毅代表市人民政府親自向他頒發了任命書。此后的幾年中，他曾為蘇加諾總統等各國首腦人物演出，還與捷克、波蘭等國音樂家代表團聯合演出，其中與蘇聯專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頻繁。他總是處于非常忙碌的狀態，然而，這幾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樂的時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給江濤父母的信中就這樣說：
……回滬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剛搞完招待蘇加諾總統的演奏任務。很榮幸，這位反殖民主義杰出戰士還和我握了手。從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來說，咱們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來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奮斗”這么句詞兒，今天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完全能夠實現中山先生的遺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來黨的努力，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亞洲的盟主了。
陸洪恩作為一個單純的音樂家，只要讓他有機會能發揮才干，就感激涕零，稱頌不已。他當時顯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共產黨，以為從此毛主席共產黨將會毫無疑問地把“新中國”帶上一條前途無限光明的康莊大道。這時的陸洪恩，也可謂春風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輝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陸洪恩的性格特別是他性格中所蘊含的優秀質量，決定了他的悲慘命運。江濤黯然地對我說，陸洪恩他這個人，生活隨便，愛喝酒愛抽煙愛美食，愛游山玩水，好書，好畫，好音樂……。他一個心地善良、純篤敦厚、胸無城府的人，直爽開朗，從不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有什么就說什么。加之他詼諧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計上心來，便脫口而出，不懂得韜略和避諱。豈知，這樣的性格在那樣的年代，便注定地給他帶來殺身之禍！
江濤清晰地記得陸洪恩一首后來釀成大禍的打油詩。那是五十年代初，陸洪恩和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和指揮、也是他的好朋友黃貽鈞一同參加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當時以黃為主，結果1951年全國批判《武訓傳》，黃也遭殃。為此，陸感到十分懊惱和不平，寫了一首用上海話念起來“很好玩”的打油詩送給黃貽鈞：
弟本姓武，小名曰訓。已一百年，骨肉無存。
忽有導演，動我腦筋，搞七念三，拍成電影。
還有壽頭，是黃貽鈞，嘰哩咕嚕，替我配音。
弄到結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轟動，罵我山門，
我在陰曹，也受批判，活鬼闖禍，帶累死人。
下次創作，千萬小心——
文藝方向，為工農兵，如再弄錯，勿講情面，
罚入地獄，九十八層，當牛做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風之后，中國大陸越來越深地陷入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泥坑，全國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陸洪恩對此竟然渾然無知。他竟然不理會共產黨最忌諱最仇恨對它的“領導一切”而且“外行領導內行”的鐵定方針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會小會上公開主張“指揮負責制”，提出：“樂團每天五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制！”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這不是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嗎？！共產黨要求每一個人都作“螺絲釘”作“馴服工具”，而陸洪恩卻號召：“演奏員要忠實于樂譜的每一個音符”，“要為爭取在十年后參加布拉格之春音樂會而努力奮斗。”這又是典型的煽動走“白專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陸洪恩還膽大包天挑戰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權威來了。毛在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所有的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當時中國大陸因為大饑荒政治上曾有短暫的寬松），陸洪恩在樂團學習討論毛的這篇講話時，直率地說：
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
陸洪恩以上這些言論都是會議上的發言，都是記錄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無忌憚”地淋漓盡致地發揮這些他堅信不疑的觀點。例如，他在給江濤的一些談音樂的信件中也是這樣主張的。陸洪恩的這些觀點，后來都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始終不懂得用假話來保護自己，始終是有什么就說什么，當然就會大禍臨頭了。江濤傷心地對我回憶說。

五

陸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淵”，結果發生一樁駭人聽聞的“陸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及《評“三家村”》等文章，氣勢洶洶。顯然，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覺的陸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卻把姚文只看作個人的“一己之見”，一點也沒有覺察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偉大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他在上海交響樂團小組學習討論會上說，既然黨號召大家討論海瑞，他就要發言。關于海瑞，歷史上確有其人，他被罷官時有幾十萬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歡迎他，因為他對人民有利。無產階級總不能否定歷史吧？！把海瑞這個清官以及岳飛、文天祥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還有什么歷史文化遺產呢？！
在次日的小組會上，他覺得意猶未盡，繼續說，《評“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開的火，黨中央并沒有下結論；難道姚文元說鄧拓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大家就得肯定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當初鄧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難道毛主席、黨中央就不知道？為什么要到現在才來反對才來批判？到底是毒草還是什么？不能亂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陸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門。正在學校里念初中三年級的十六歲獨子走到他跟前，低聲說：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聽大家發言，你不要講話了……”
兒子聽母親說，爸爸在前幾天學習討論時由于講了些不該講的真話而遭到批判，當夜單位的好友就到家里來讓母親勸父親忍一忍，不要講真話。
陸洪恩輕輕地摸著兒子的頭說：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個陰沉的早晨。妻兒目送他一步一回頭地去上班，可誰也沒想到，陸洪恩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這天在學習批判會上，單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來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陸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贓誣陷他講反動言論，逼他表態“與修正主義決裂”。脾氣耿直的陸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記了出門時對妻兒的承諾。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發言了，說不同意“除了樣板戲，建國以來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是修正主義毒草”這一謬論，還說自己看不出鄧拓的文章有什么錯誤。在遭到毆打與凌辱情況下，他忍無可忍，大聲反駁：“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我認為鄧拓講對了。”
接著，陸洪恩毅然決然地當眾宣布說：“你們說我修正主義，我就修正主義！”并沖動地喊起來：“修正主義萬歲！”這一聲口號，在當時視為絕對“反動”透頂，一聲喊出，簡直有如晴天霹靂，石破天驚，在場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個會場一片寂靜……。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聲：“陸洪恩……反革命！”接著又有人喊“對！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腳，一擁而上，立刻把陸洪恩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著公安把他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陸洪恩被關在監獄后情況如何？他是怎樣悲壯地走上黃泉路的？江濤女士熱切地向我介紹住在中國上海的劉文忠先生，說一定要認識他，他對陸洪恩最后的生命歲月特別是陸洪恩如何慘遭處決知之甚詳。
劉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文革開始不久，只有十九歲而且腿有殘疾的他便被關押，結果蹲獄十三年。這位漢子，滿腔熱血，不屈不撓，這些年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不少文章。不準發表不準出版嗎？就想辦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門自費出版了三部書：《風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個文革受難者的新海國圖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給我寄來有關資料，希望我讓其廣為傳播。可以感覺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確。
劉文忠原來是陸洪恩的難友，而且剛好是監犯編號為1144的陸先生的“鄰座”，在獄中日夜相處的近兩年時間，一直特別關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間，處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藝系統批斗成風，許多單位的各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紛紛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來爭奪一些被關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們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為批斗，實為“顯耀”——顯示本派的“實力”。可憐的陸洪恩，幾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陸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劇場批斗。那天來了文藝界許多單位，有交響樂團、京劇院、滬劇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軍濟濟一堂，逼令他老實交代攻擊“文革旗手”江青親自指導創作的革命樣板戲的罪行。誰知陸洪恩卻理直氣壯地反問：“樣板戲有什么好？中華文化藝術星光燦爛，音樂、戲曲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為什么只許演唱這幾個戲，而要毀滅傳統呢？”又說，“外國世界一流的音樂、戲劇多的是……”還未等他說完，紅衛兵沖上批斗臺，對他又是拳打腳踢一頓毒打。他們像瘋狗一樣狂叫：“他滿嘴放毒，打他臭嘴！”結果竟撕裂了陸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時，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連晚飯都無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開飯時刻，看守突然打開牢門進來，叫伙司（監獄中給犯人送飯的輕囚犯）把陸洪恩的飯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樣舔著吃。可憐的陸先生，這位有社會聲望的音樂家，怎經得住這般凌辱人身尊嚴的胡作非為，何況他雙手被反銬著，連低頭彎腰也艱難萬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萬丈，當著看守的面破口大罵：“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稱江青是一個“巫婆”，是中國人民中國文藝界的“大災星”。看守聽著不由驚呆了，隨即把他橫拖豎拉出去，又是一頓暴打。
劉文忠眼見他奄奄一息委實不想活了，悄悄勸阻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最好以沉默對抗批斗會，以免遭皮肉之苦，為了兒子，要活下去。可陸洪恩對這些勸告總是苦笑著搖搖頭。他固執地說：“我還是要講，有一口氣在就要講，什么樣板戲？破爛女人搞的破爛貨！”他甚至說：“在巫婆搞的這場‘大革命’中，我陸洪恩寧做‘反革命’！”他要講要鬧，就像吐出一肚子惡氣，吐完便好像忘記了渾身被打的傷痛，忘記了被反銬著的雙手，嘴里輕輕地哼著，手指微微地顫抖打著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個哼唱的美妙樂曲之中。
陸洪恩是個天主教徒，在監房里還經常禱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項大罪。那些革命群眾當眾羞辱他，進而要他當眾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當然誓死不從，這又引來一場場狠毒施暴。但這位挨了暴打的音樂家卻說“小將們是被愚弄的”，并不記恨在心。他常說一句話：“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給我的恩寵；我為義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陸洪恩全然不顧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絕境，反而担心師兄賀綠汀的命運。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樂學院批斗后回來，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但卻忘了自己傷痛，只顧慷慨激昂地告訴劉文忠等難友，他是賀綠汀院長的“陪斗”。陸洪恩一向尊重賀綠汀，雖是師兄弟關系，卻又拜賀為師，自認弟子。在批斗大會上，他被責令揭發賀綠汀的“罪行”，不料他反為賀表功。他告訴同監難友，賀家幾次被抄，搶劫一空，賀本人也遭受了種種慘無人道的凌辱與暴虐。紅衛兵不僅常對他毒打，甚至把漿糊桶套在他頭上，還逼他在地上爬。陸洪恩憤慨萬分地說，賀綠汀是中國音樂界泰斗，一曲《游擊隊之歌》，鼓舞了全國民眾奮起抗日殺敵。他創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貢獻，可是現今卻遭受如此的對待，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陸洪恩在監獄中經常向大家講解“文藝復興”給歐洲給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與進步。他詳細介紹世界音樂流派的過去與現在，介紹古典音樂、文藝復興音樂、維也納樂派、印象主義……他縱談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勞斯、巴赫……這些世界音樂大師的故事。劉文忠說，聽了他的講解，更可以理解他為什么對文革中摧毀所謂“封資修”的暴行那樣氣憤那樣反抗，他為什么那樣鄙視所謂的“革命樣板戲”。他決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茍全，而又由于這樣，他被認為極其頑固反動，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頻繁，卻又每次耿直抗爭，次次遭遇毒手，舊傷未好，新傷又添，每次回來，總是拖著沉重的腳步，遍體鱗傷，血痕斑斑。冷酷無情的看守還要時時把他舊傷未好、新傷淌血的雙手扭到背后反銬起來。批斗、毒打、反銬，內外摧殘，這樣幾個月折磨下來，渾身沒有一處不是傷，身體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來纖弱的他，五十歲不到頭發卻已全白并開始脫落，枯黃瘦窄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無數次的長時期彎腰九十度使他背駝得更厲害，兩個耳朵被打得流膿，眼睛混濁，看上去比一個七十歲老翁還要衰老。
不過，陸洪恩還是有股力量支撐自己氣息奄奄的殘軀。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熱愛音樂了，他敬仰貝多芬，視音樂為生命。無力動彈的他，每天還常翕動嘴角，輕輕哼著《英雄交響曲》和《莊嚴彌撒》。他是在借用人類音樂精華的頑強力量。他說《英雄交響曲》最能代表大師不屈不撓向黑暗挑戰的斗爭精神；他稱《莊嚴彌撒》是“圣詠”，并表示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他一定會哼著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個深夜，陸洪恩悄悄地告訴劉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說他有一個兒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學院的一位鋼琴老師。他泣不成聲地說：“小兄弟，蒙受你照顧我已幾個月，很感謝你。你有機會出去，我托你兩件事，第一，幫我找到被‘掃地出門’而去了新疆的獨子，轉告他父親是怎樣死在監獄中的！第二，將來你如還有機會逃出中國，幫我走訪我一生向往的音樂之鄉，在維也納貝多芬的陵墓前幫我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他的崇拜者是哼著《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從話里的內容和口氣，劉文忠知道他已下定決心以死抗爭到底。
不久，難友發覺，陸洪恩的腦子不是被打壞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瘋了。他開始發高燒，講胡話，日日夜夜在說“巫婆來了”“巫婆來抓人了”，又不斷地自言自語“毛……毛……毛毛……”他發了瘋似的見到一切有毛的和紅色的織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褲……。漸漸地，他精神意識開始失控了。大家也無法阻止他，心里都為他捏把汗，驚恐異常地眼睜睜看著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這一天終于來臨了。
那天，訓導員把他們監房里關的十四個犯人全叫到訓導室。辦公桌后坐著三個人，一個是審訊員，一個是訓導員，另一個據說是上面派下來的。訓導員首先開腔，訓斥陸洪恩在外面批斗會上呼喊反動口號，在牢房里犯擴散反動言論罪，是罪大惡極，死有余辜！審訊員勃然兇狠地問：“1144，你究竟要死，還是想活？今天你表一個態！”
陸洪恩僅僅沉默了一下，便像瀕臨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驟然精神抖擻，熱血沸騰，大義凜然，無所畏懼地開口“表態”。有如沖天長嘯，他開口便決絕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這樣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貪生！
他演說一般地從世界文明發展及其分化談起：
……自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而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妍斗艷。西方的民富國強哪里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里來？世界在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在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在搞階級斗爭，搞政治運動，搞內耗，造反、停課、停工，鬧“革命”。人家主張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們搞專制、愚昧、個人迷信、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人家保護文物，保護知識產權，尊重知識，拿知識分子當寶；我們砸爛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搶、抓、抄，批斗毒打教師，視知識越多越反動，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當“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講團結，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惟恐天下不亂，爭權奪利，批判孔孟忠孝節義，搞階級成分論，煽動仇恨。
他激昂義憤地直言抨擊道：
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知識分子命運多慘，苦不堪言。堂堂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而且沒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這只能證明我們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淪喪。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著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愛國的人民教師、學者、工程師、藝術家？他們在辛勤耕耘，傳播文化知識，他們已經把一切個人功勞與榮譽都上繳給組織、給黨，一切的一切都歸功于偉大的一個人。可是他還要屈辱我們，稱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著黨走，可是他建國以來，從53年圍剿胡適、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都是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忠貞竭力、奮發工作，誰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生活下去還有什么意義？現在廣大知識分子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發展到死比活還安定，這個民族無疑已經墜入了滅絕生命的深淵。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為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么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陸洪恩話音剛落，劉文忠不由自主地抬頭看看墻上掛鐘：足足演講了十五分鐘！
陸洪恩口若懸河，痛快淋漓，慷慨陳詞，直抒胸懷，發表了這樣一篇視死如歸、氣壯山河的戰斗檄文。在場所有難友屏著呼吸，心靈上早被陸老師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凜然大義所震撼。劉文忠覺得，似乎坐在他們身邊的不是音樂家，卻像是“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是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又一個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個特異的場面！起碼在這所監獄所有審訊中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一直吃驚不語的三個審訊人員相互對視一眼，才回過神來。他們三人紛紛大拍桌子，破口大罵：“1144你死到臨頭了！我們都記錄在案。你要為剛才所惡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論付出代價。本想給你一次機會，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訓導員挑了三四個年老的犯人，要他們作為證人簽字。他們被迫用發抖的手簽下了這份要天主教徒陸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賬單”。
各人被趕回牢房時，陸洪恩還坐在地上，似乎一吐為快的惡氣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靜地一動也不動。
難友們為陸老師深深嘆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驚訝又敬佩他有這么大勇氣面對死亡。其實每個人心里明白，陸老師剛才發出的一篇戰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三十分鐘后，牢門再次打開，看守兇狠地推進了陸老師，雙手反銬著的他，又上了腳銬，幾乎是滾進來的。只見他臉面全是血，這頓毒打幾乎奪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淚都奪眶而出。看守訓斥大家：“誰也不準幫他，否則嚴懲！”看守出去把牢門關上后，劉文忠顧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來，用水擦洗他滿臉的血跡。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雙眼血肉模糊。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監的盲人修士顫抖地在作禱告，喃喃不斷地低聲說“罪孽啊！罪孽！”晚上劉文忠躺在陸洪恩身邊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幫他從反銬轉正銬，不斷幫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個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點鐘，難友們被看守“嘭嘭”敲門聲驚醒，只聽叫喊：“1144出來！”看守指著劉文忠說：“你幫他把東西全部整理好，拿出來。”劉文忠一邊幫陸洪恩整理，一邊含淚向他告別，并悄悄告訴他托的口信一定帶出去。大家看到陸老師鎮靜自若，帶著手銬腳鐐嘴里依舊哼著《莊嚴彌撒》，一陣悲壯之情涌上心頭。半夜三更這樣被匆忙帶走，憑老犯人的觀察經驗，十有八九將走上不歸路。
這一夜特別漫長。劉文忠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望著旁邊的空鋪位，想起了一幕幕場景：他那沉醉音樂、低哼樂曲的百般留戀的神態；他每次批斗回來的慘相；他在訓導室英勇無畏激昂陳詞的神態；現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劉文忠心里悲憤地喊道：蒼天啊！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報效祖國而不能的音樂家的命！
四天后，長時間讀不到報紙的難友們，見門上小框洞里丟進一張《解放日報》。看守隔門叫喊：“好好讀讀1144的下場！”劉文忠趕忙撿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嚴厲鎮壓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會”的消息。七名犯人被處決，其中就有“反動學術權威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這是大家預料之中要發生的事。難友們一言不發，聽劉文忠一口氣讀完了這段新聞報導。七座的師范大學教授咬耳對劉說：在希特勒時代，法西斯規定，德國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兩星期。可文革中對領袖遠未達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槍斃，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盲人金修士則在痛苦地不斷默誦圣經，為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樂家兄弟超度亡靈。
有文記載曰：1968年4月27日，陸洪恩突然被押到了當時的“上海革命文化廣場”。電視鏡頭將一位五花大綁、頭發花白、身體佝僂、步履蹣跚、儼如古稀老頭的人物推到了人們的面前，許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就是那位風度翩翩、在譜架前動作瀟灑、樂思敏捷、還不滿五十歲的陸洪恩老師嗎？……
就是在這個一無檢察院、二無法官、三無辯護律師的“萬人公判大會”上，陸洪恩被判處死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罪證”是“擴散反革命言論”。就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指揮家，在獄中被折磨了兩年后又被當權者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了——陸洪恩成了文革期間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被公開殺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劉文忠又是如何也被關到監獄，成為陸洪恩最后生命歲月的見證人？這又要從劉文忠的哥哥劉文輝說起。
1957年，劉文輝二十歲，因為向他所在的滬東造船廠領導提整風意見，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艱苦的舟山島船廠工作，其間長期偷聽“敵臺”，1964年組織策劃偷渡出境去日本與臺灣，在“四清”運動中被人告發審查關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為“現行反革命犯”，開除公職，押回上海老家監督管制三年。但這位未滿三十歲身處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長期苦讀自修（曾先后考讀復旦大學職工夜大和上海外語學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適先生提倡的獨立思考精神，一直懷抱著對民族命運的深深的關切。他居然在毛澤東親自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燒之際，寫下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輝也最致命的壯舉。
《十六條》的全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8月5日，毛澤東會下大筆一揮，變出一張奇特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矛頭對準國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劉少奇。隨后全會于8月8日通過并發表了《決定》這個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劉文輝閱讀了這個《決定》，便馬上告訴弟弟：這個文件出籠，表明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被迫接受毛澤東的左傾思想，一定會引發中國政治大地震，會給國家與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該《決定》共有十六條，每條均有小標題，劉文輝經過仔細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氣，順次加以批駁。劉文忠當年幫他哥哥抄寫，迄今為止還能逐條回憶起那些驚心動魄的章節和話語：
第一條：社會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劉文輝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大浩劫”。毛澤東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謬論為理由，大肆向亞（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輸出革命，完全不顧中國國內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實質上是社會帝國主義新階段，是毛推行的鎖國排他主義，是一場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運動……。這是“窮兵黷武主義新階段”，是建立戰爭策源地……。
第二條：主流和曲折。劉文輝說：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專政，推行法西斯主義……。
第三條：“敢”字當頭，獨立思考。劉文輝號召青年學子學習胡適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獨立思考、反對教條、要學會識別真偽、要大膽懷疑、小心求證、自作結論”，特別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所謂最高指示。他提醒黨內外不要盲從，擦亮眼睛。他指出，當今共產黨內不存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有權力集團的斗爭，只有集權與民主、專制與改革、封閉與開放的斗爭。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線將貽害無窮。他還指出：胡適先生五四時期對中國人的教誨，今天看來仍是顛覆不破的真理，在華人世界的臺灣、香港、新加坡都在發揚繼承，如果中國要走民主與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適的教誨……。
第四條：讓群眾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劉文輝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全民政治大迫害運動”。紅衛兵和工農造反派只是毛澤東利用的對象和工具，毛達到目的之后，他們最終將落得“卸磨殺驢吃”的下場，這是歷史教訓……。
第五條：反對毛的階級斗爭理論。劉文輝反對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謬論。他指出，階級斗爭是毛一貫惡性報復、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謂“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頓黨內走資派”是個幌子騙局，毛實質目的是要清除黨內異己，進一步打擊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條：正確對待同胞手足。劉文輝說：要正確對待人民內部矛盾與同胞手足之情。所謂敵我矛盾是毛推行階級斗爭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和對他暴政的不滿。關于區別對待黨內干部問題，他指出：共產黨內有務實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更關心經濟建設，不贊成毛搞階級斗爭與世界革命，這批干部才是毛發動這場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對象……。
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劉文輝說：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規模地尋找“反革命”。而這場運動真實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強奸民意，是瘋狂迫害民眾。中國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爭的教訓，中國的民主主義者應該在抗暴斗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建立抗暴統一戰線。在關于自殺與拼殺一段，他號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軍隊與干部要站在人民一邊，奪取武器，占領黨政軍警部門，占領機關、監獄、機場、碼頭、電臺、報社……。
第八條：區別對待黨團干部。劉文輝指出，共產黨干部有三種：好的，是共產黨內提倡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包括不同政見者，他們是毛這次發動文革的主要清除對象，即所謂走資派；一般的，是共產黨中的工具，盲目跟隨毛澤東的各級領導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紂為虐的野心家、陰謀家與投機分子、跳梁小丑。所有這些干部都被毛這獨裁者暴君控制著。人民與軍隊要認清真偽，要站在黨內現實主義派一邊，支持他們掀起一場民主抗暴斗爭……。
第十條：教學改革。劉文輝指出：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大浩劫，是在毀滅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因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來優秀文化傳統，批判孔子就是對師道尊嚴的顛覆抵毀。所謂批判“封資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實質。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實質上是對教育事業與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殘，這場現代焚書坑儒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學生要繼承發揚當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邊一群奸人所愚弄。他還指出：所謂打倒舊教育制度，所謂“學工”、“學農”、“學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是一場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劃的又一場洗腦陰謀，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陽謀”一樣……。
第十二條：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劉文輝指出：毛對知識分子的高壓政策從1955年反胡風運動就開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貫推行的焚書坑儒政策的延續，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號召知識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協，不要輕易自殺，而是起來反抗，抵制洗腦，就是要死，也要學越南僧侶一樣，去上海人民廣場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自焚，以此來喚醒愚昧無知的民眾……。
第十三條：與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劉文輝說：“四清運動”是毛精心策劃的想改造、控制農村干部的計劃。1958年大躍進失敗而引發的三年大饑荒已造成中國農村餓殍遍野，農民怨聲載道，毛察覺和担心廣大農村干部對他的不忠，為了重樹自己威望，所以要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廣大農村干部實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
第十四條：抓革命、促生產。劉文輝主張：學習西方，打開國門，開展洋務運動，把外國先進科技知識引進來，搞現代化建設……。
第十五條：部隊。劉文輝說：黨指揮槍就是專制的特征，中國應該走軍隊國家化道路。人民應該清楚，部隊是國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獨裁者的家兵與黨兵。他對林彪鼓吹的毛澤東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頂峰論”、“理解與不理解都要執行”之類的謬論，主張部隊要研究，要批判。他號召部隊站在人民一邊，反對“解放全人類，支持世界革命”之謬論，反對軍事獨裁；號召軍隊參與抗暴，武裝部署，里應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條：“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是謬論。劉文輝指出：新中國的誕生是因為毛澤東高舉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擁護他，結果他卻欺騙了人民。毛搞的是獨裁專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劉文輝一再提醒說：毛澤東這個暴君，正在孤注一擲，冒天下之大不韙，玩弄億萬性命，拼其“偉大理想”之實現。毛強奸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文革持續時間越長，給中華民族與人民帶來災難就越大。全體人民要看清與認識他，要起來抵制這場倒退歷史的政治運動……。
劉文輝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國人民掀起抗暴斗爭，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劉文忠清楚地記得，他抄寫時每次寫到“毛澤東”三字，自己的手都會發抖。他輝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稱毛澤東為當代中國的秦始皇、暴君、獨裁者與瘋子。這絕不是一封意氣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輝哥用鮮血熱淚凝鑄成的驚世檄文，有如一道強烈的閃電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過研究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毛澤東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就會知道劉文輝的駁斥是怎樣的針鋒相對，一針見血！就這樣，劉文輝拼死對抗文革狂瀾，毫不顧惜自己的命運會卷去何方。

九

其實，文革一開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劉文輝就一直時刻關注著中國政局中國社會的變化。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監督勞動，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讀書思考，或奮筆疾書。劉文忠回憶說，有十幾個深夜，他睡了一大覺醒來，見輝哥竟還呆呆地坐在書桌邊。他為了不妨礙父親和弟弟的休息，將臺燈罩了張報紙，遮蔽了大部分光線。劉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這文革禍水滾滾、狂瀾滔天、國家民族生死危急關頭，他該如何抗爭。
劉文輝雖然處在被日夜監視的狀態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當時運動最激烈、大字報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紅衛兵煽風點火最活躍的場所，去收集各種傳單、資料，帶回家給他閱讀、研究。后來，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報。深夜十點鐘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車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輕手輕腳摸到約定的墻角邊，騎上自行車，轉眼消失在朦朧夜幕中。天蒙蒙亮時，他貓手貓腳溜回家中，往往情緒激動得無法抑制。
劉文忠記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學看大字報，知道北京林學院學生寫了一篇提出“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懷疑一切”思想的辯論。他回家告訴弟弟，這個觀點值得引導開展討論。于是他寫了一張大字報叫弟弟連夜去交大校園張貼。第二天劉文忠再去看這張大字報，聽說引起大學生們的轟動，兩派組織展開激烈爭辯，但幾天后他輝哥這張大字報很快就作為一種“反動觀點”被覆蓋掉了。
在復旦大學，有不少大字報受北京譚力夫鼓吹的“血統論”影響下，大肆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從來如此”。劉文輝忍不住，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叫弟弟半夜看到無人時去貼。他指出譚力夫這對聯不是真理，而是絕對錯誤——“血統論”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
還有一次在同濟大學，劉文輝在一張大字報上用粗體鋼筆字寫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澤東同樣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會犯錯誤，毛澤東犯的錯誤不比別人少……”。輝哥天亮時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訴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這張大字報的情況。劉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發覺不妙，三哥寫字的這張大字報被撕掉，公安局旁邊還貼了一張告示：“警惕階級敵人破壞文化大革命，最近發現有人涂寫反革命標語……希望革命師生擦亮眼睛檢舉揭發。”
當然，劉文輝“戳一槍”的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過這幾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躍躍欲試。
有一天夜里，劉文輝在華東師大看到一張題為《一個右派分子恐嚇信》的大字報在大學師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件事直接觸發了他醞釀許久的計劃。之后這一段時間，他寫成了二本小冊子，一本名為《冒牌的階級斗爭與實踐破產論》，另一本是《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劉文忠幫哥哥收藏這二本書時，匆忙翻了一下，迄今還記得在第一本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一生追求暴力革命與造反，他一生貫穿的就是斗爭哲學。他的治國方針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他把六億人民捆綁在他的革命戰車上，一直車輪滾滾，一場又一場政治斗爭從未間斷過，……斗得國家天昏地暗，斗得黨內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驚肉跳，唯有他躲在紅墻大園中南海偷偷樂。”書中指出：毛澤東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熱的強國沖動和極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顯然，劉文輝能寫出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是經過長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堅實的思想基礎的。他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也通讀過《魯迅全集》，而且對胡適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張大字報，讓他弟弟乘夜張貼到上海交大的校園里，其中說：“我們提倡懷疑是反對武斷，反對一切教條主義，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和組織，對于一切思想，一切主義，必須要通過懷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須仔細考究過，然后可以相信，否則就是盲從。我們要提倡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思想專制，反對精神奴隸。”從中不難看到胡適思想對他的影響。
連鄧小平都深有感觸而且極其正確地指出，像文革這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的確，文革只能發生在嚴重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度，文革也只能發生在一個缺少獨立思考的民族。在當時一個舉國瘋狂的造神時代，劉文輝發出這樣清醒、理智的聲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劉文輝撰寫《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經深思熟慮了。猶如一個勇士孤身撲上敵人的槍口，他斷然攤開了“十六條”公報，對著伏案奮筆疾書起來。弟弟則受命在門外放哨、望風，以防有人來窺探。劉文輝一口氣寫了四個小時，寫了近萬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體太特別容易被人認出，所以考慮再三要弟弟幫忙重新抄寫。劉文忠一連兩天抄寫到半夜，復寫成十四封長信，每封信有十張信紙厚。他一邊抄寫，一邊心里陣陣顫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彈，是向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向禍國殃民的階級斗爭謬論猛烈開火的巨型炮彈！當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內容，心跳加速，腦海中馬上跳出“殺頭”二字。但輝哥早已不怕殺頭了。他對弟弟說：“今天毛澤東瘋了，共產黨也瘋了，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瘋全民。國家不能這樣隨獨裁者為所欲為地擺布。如果沒有人敢站出來，這民族就沒有希望了！”
劉文輝還一再對弟弟說，“兄弟，這件事敗露是要殺頭的，你敢不敢做？”
劉文忠從小崇拜輝哥，對他一貫言聽計從，但還是勸他輝哥說：“中國是大家的，不是你一個人的，你一個人改變不了什么，何必撞到當局者的槍口上呢？”
劉文輝回頭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親，輕聲但堅決地說：“如果人人都像爸爸這樣逆來順受，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接著他果斷地激勵弟弟：“我們年輕人再不能繼承爸爸的軟弱可欺了，而要發揚二位舅舅的傲骨抗爭，學習歷代志士仁人‘挽狂瀾于既倒’的大無畏精神。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苦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么，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他甘愿做當代的譚嗣同,做中國的普羅米修斯。說畢，他猛然站立起來，面對窗外漆黑色的夜空，雙目閃閃，凜凜無畏。誓言無聲。但弟弟好似聽到他的心聲，聽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他鐵骨錚錚、視死如歸的身影邊，弟弟也熱血沸騰，果斷地打消猶豫，答應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清晨，只有十九歲、腿有殘疾的劉文忠，懷揣著哥哥已裝進信封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悄悄地離開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將十四封信沿著湖濱大道一路上的郵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選的，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學的組織。
事后，劉文忠離開單位冒充紅衛兵北上大串聯。近一個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當天深夜十一點左右，正在疲憊沉睡中的他，突然被沖上樓來的便衣警察反銬了雙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門時，看到幾個便衣用槍頂著他輝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銬起來。就這一瞬間，輝哥回頭頷首囑咐弟弟：“不要怕！鎮定點。”
二輛灰白色警車行駛半小時左右，進入一所大院。劉文忠被推進了一間提審室。燈光賊亮，雪白的墻上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1548！看清楚了嗎？墻上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劉文忠前面長方形審訊席上，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矮胖審訊員首先開腔……
從此開始長達七天六夜、接連十幾場的密集審訊，那幾個審訊員像催命鬼似的緊緊盯牢劉文忠不放，不給一點喘息的機會。在他們如此強大的攻勢和他們列舉的一系列人證物證面前，劉文忠輕易設置的“堤防”節節崩潰，只得老實承認了國慶節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認了曾將自行車深夜借給輝哥，讓他去交大、復旦、同濟、師大、外語學院等大學里看大字報；還承認了文革開始以來把外面發生的動亂、散發的傳單、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況收集告訴了輝哥……。
短短四個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劉文輝就被判處死刑，繼后又被押在市監獄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當天下午，在一場名為“堅決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慶功大會之后，劉文輝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廣場示眾后槍決！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公開殺害的人。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1967年度滬中刑〈一〉字第3號）上列出的劉文輝“罪行”有：
1957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
1964年“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后，竟針對我黨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專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場“文化大浩劫”。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劉文輝被處決后，公安局通知家屬去領遺物：一床被頭、一雙高幫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兒子一定會留下什么遺言，細心拆除被單，發現被角里藏著折迭得很小的紙團，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份用生命代價換來的遺書！遺書用二張十六開練習簿紙寫成，正反兩面寫得密密麻麻共四頁紙，最后的簽名和詩詞都是咬破手指用鮮血寫的，比較模糊。
父親提心吊膽地把遺書收好，后來交給五兒劉文龍保存。不久劉文龍被關進學習班隔離審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書，只要被人發覺勢必遭殃，便偷著回家把遺書原件燒了。在燒之前，為了把遺書內容完整保存下來，他除了死記硬背，還把遺書一字一字分別拆開，用紅筆作記號劃在毛選“老三篇”內容中，再用電話號碼程序編寫全文內容。值得慶幸的是，整篇遺書后來通過這個辦法還能復原。
劉文輝在他寫于1967年3月20日的遺書中說及他被害前一些細節：3月9日四時許，劉文輝被關在一間私堂，與外人隔絕，一人遞給他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后這人代表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人民法院就傳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劉文輝的上訴書這時才剛寫好。為此，劉文輝在遺書中說：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來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序手續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奸。他們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與外人隔絕，在法警的強力下馴服的。此遺書一定要保存，讓我死得明白。我說它是私堂并不污誣他們。
遺書提到他寫的已被紅衛兵抄去的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斗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提到傳單《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劉文輝寫道，此傳單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導線。他在傳單和書稿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詩概括之：
從誣“反右壞修資”，非盜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嘗智慧果，敢做普魯米修斯。
鎖國應出土玄奘，焚坑猶揭條石落。
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
劉文輝繼續寫道：他是個實行者，敢說更敢做。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他要求親人不要難過，也不要從私情上庸俗地贊揚他，或因當局的壓迫、愚弄而誤會他的生平。他的正義行為，毛時不易證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國升起希望一樣，毛死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將會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劉文輝說，因他的死，在毛政權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損害，但他相信，毛政權倒臺后，他作為烈士，必能恢復家人的光榮。
劉文輝還在遺書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澤東。他還說他寫了七首詩詞，分別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諷刺毛澤東和林彪是“龐然世界二瘋子”，“毛林發作，幾下抽搐，幾下嚎叫”……劉文輝說他臨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著手寫心中久已策劃的一份《人人報》或“層層駁”，其內容集中針對毛的反動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劉文輝被害前這樣宣布：
我將死而后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軀來摧毀。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這是劉文輝在短暫人生旅途向天地發表的戰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氣沖云霄，滿腔熱血灑征程！當人們讀到這篇臨終者以鮮血寫成的血書，不能不肅然起敬！都會為他舍身反抗邪惡狂潮所震撼，為他睿智敏銳的洞察力所折服，更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為止，劉文輝一案的檔案仍屬保密，親屬仍無法查閱此案數據，無法獲知他被折磨被殺害的細節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動罪證”。不過，由此也可以斷定，劉文輝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極其敏感的，當局難以公布。

十二

劉文輝和陸洪恩等人以死對抗的十年文革這個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計無形的多少代也無法復補的民族摧殘，只以有數字可算的：全國遭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有一個億，冤枉死亡的人數超過兩千萬，損失了國民經濟八千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元老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講話的“不完全統計”。關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遠都無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殺害的烈士的粗略數據，可以從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等書報雜志上找到；劉文忠也給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單。根據我手頭的資料，除了本文所敘述的劉文輝和陸洪恩之外，比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還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處決，是年不到三十六歲。罪名是：1957年劃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產風，為彭德懷鳴冤，建議學習南斯拉夫經驗。1959年參與刋物《星火》反革命集團。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獄中用竹簽、發卡、牙刷柄等書寫血書，在墻壁、襯衫和床單上寫詩文二十余萬字，重點批判“階級斗爭”學說和集權統治，呼吁人權、民主、和平、正義。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歲。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書寫并散發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余張，反動詩詞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澤東應退出中央領導層。同時提出退黨。文革中進一步撰文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已走向歷史反面，應退出歷史舞臺。她在酷刑毒打與迫害之下，始終堅持信仰，多次公開表明自己理念。判處極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車。1980年5月8日平反。
吳曉飛，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處決，是年僅二十一歲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寫了兩篇各長達二十余萬字的政論，認為江青是“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發動武斗的禍首”；說批判劉少奇乃是“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認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陰謀”，把毛澤東思想“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1980年6月平反。
遇羅克，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處決，是年二十七歲。罪名是：在他于1966年2月寄給上海《文匯報》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發表時被壓縮并改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一文中，點名批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針對文革中風行一時的血統論，他在1966年9月寫出著名的《出身論》予以嚴詞批判——人們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稱作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里發出的中國第一部《人權宣言》。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張坤豪，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19日被殺害，是年二十八歲。罪名是：反對批判劉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1969年7月6日被勒令檢查交代時，卻簽名寫下“我熱愛劉少奇主席”，隨即隔離審查，批斗毒打，群眾專政八個月。其間寫有九份“反動”材料。他認為，中國“被個人迷信充塞著”。1979年10月平反。
方運孚，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罪名是：撰聯諷刺文革派：“打擊一大片，堯舜禹湯皆右傾；保護一小撮，桀紂幽厲最革命”；攻擊說“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為了他們自己上臺”；又為劉少奇、彭德懷鳴不平。1968年“一打三反”中，重慶公安局辦案人員起初擬將被收捕的方運孚判十五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二十年，送重慶市革委會審批，改成無期，四川省革委會終審時，進而改成死刑。本來犯人有十天上訴期，可是十天還沒到，方運孚就被拉去槍殺了。1980年平反。
毛應星，女，1969年1月23日被捕，1970年4月14日被害，是年四十五歲。罪名是：獄中書寫“反動”筆記，說：“這樣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個人野心家、資產階級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這些人所葬送。”“頂峰論是采取資產階級嘩眾取寵、奴顏卑膝地宣傳捧場，欺騙人民。”又說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論”。毛應星被五花大綁押往刑場時，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卻鎮定自若，目光明亮，從容不迫。1980年11月29日平反。
陳卓然，1970年2月被捕，1970年4月28日被害，是年只二十歲。罪名是：1970年，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組成“反動標語”六十多條，貼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這就是轟動南京的“2.12反革命案”。1980年平反。
丁祖曉，女，1969年7月5日深夜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罪名是：1969年3、4月間，寄信和發傳單，反對“三忠于四無限”宗教式狂熱。她認為：“忠應該忠于人民、忠于祖國、忠于真理，不應該忠于哪一個人。現在提倡的‘忠’，是搞個人崇拜，是搞奴隸主義。”“這恰如封建社會里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參與她的活動。她們呼吁民眾“不要甘于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認為是“窮兇極惡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而列為當地“特一號案件”。臨刑前丁祖曉還慷慨陳詞，批判個人崇拜、奴隸主義。
李啟順，女，1969年7月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是年二十四歲。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書》，為同學丁祖曉叫好，稱她為“當之無愧的革命先鋒”，猛烈抨擊林彪、江青大搞現代迷信。她十七歲的妹妹李啟才也自告奮勇，深夜到縣城各主要街道去散發。傳單還直接寄給“四人幫”控制的《紅旗》雜志。為此，她們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全部被捕入獄。李啟順與丁祖曉同一天被槍斃，丁祖霞則被判刑二十年；李啟才判刑十年。1980年8月，她們獲得了平反。
忻元華，1967年1月25日被捕，1970年5月30日被害，是年三十七歲。罪名是：1967年1月，致信毛澤東，稱：文革是“黨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禍”，“祖國的上空籠罩著個人崇拜的陰云”，懇求“您老人家趕快醒悟”，“趕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評的緊急行動”，“解決當前萬分嚴重的局勢”。隨即以“惡攻罪”被捕。1979年12月平反。
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分別于1970年3月、1970年8月、1969年1月被殺害。罪名是：成立“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共十三名青年），學習馬列著作，將心得編為《學刊》油印小報。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墜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還批判說，“現在的形勢類似辛亥革命的形勢，也有個竊國大盜袁世凱，企圖利用文革篡權，此人就是林彪。”1978年8月平反。
官明華，女，1967年1月被捕，1971年3月12日被判處死刑，慘遭殺害，是年三十七歲。罪名是：認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是“野心家、陰謀家”和“披著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馬”，被定為現行反革命。1978年秋平反。
王篤良，1968年6月被捕，1971年8月6日被害。罪名是：認為“劉、鄧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馬列主義者，是國家的棟梁，把他們打倒，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有害無益”；有人“光抓權力，不抓生產，結果使國家政權和人民生活失調”。在獄中又寫道：“林彪為什么要對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針對劉少奇被誣陷一事說：“什么叛徒、內奸、工賊，沒有確鑿的證據，不能以理服人。”被誣為“頑固不化的現行反革命”。1980年6月平反。
張志新，女，1969年9月24日被捕，1975年4月4日被處決，是年四十五歲。罪名是：一次次批斗會上責問：什么“一句頂一萬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她對林彪宣揚的“頂峰論”非常反感，認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不好。她又認為派性泛濫、武斗成災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藝旗手”，而是破壞祖國文化藝術的罪魁禍首。特別是，她指明毛澤東是文革災難的“總頭子”。行刑前，張志新被慘無人道地割斷喉管，以防喊“反動”口號。1979年3月平反。
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被捕，1976年12月17日判死刑，兩日后槍決，是年二十七歲。罪名是：1974年10月26日，史云峰散發標語、傳單，反對“四人幫”，為劉少奇等人受迫害鳴不平，指出劉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審查文革中的錯誤”，“沿中共‘八大’路線前進”，給劉少奇等人“恢復名譽”。臨刑前，史云峰嘴塞紗布用縫合線緊緊勒住，以防喊“反動”口號。1980年3月平反。
張錫琨，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槍斃。罪名是：在1957年鳴放整風時貼出《衛道者邏輯大綱》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繼續勞教；最后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判處死刑，至今未平反。張錫琨為之送命的1957年大字報如下：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政治等級是統治杠桿，取消等級就是制造混亂；
9，蘇聯一切是盡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王申酉，1968年1月因卷入“炮打張春橋”及對文革不滿被隔離審查，抄家，1977年4月27日被處決，是年三十一歲。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證全都出自他的日記、讀書筆記、讀毛選眉批和給女友的書信里。早在1964年，他就開始批判思想獨裁。他寫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億萬人的腦袋。這恐怕是空前絕后的。在六萬萬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陸地上以一個同類生物的思想作為神圣的意志來主宰一切。這一成功實在是難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斷批判“三面紅旗”、“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極左思想”；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提出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1981年7月平反。
李九蓮，女，1969年5月15日被捕，1977年12月24日被處決，是年三十一歲。最初因懷疑文革、懷疑林彪、為劉少奇鳴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臺后，她雖獲得釋放，但還是定為“現行反革命性質”。1974年3月，李九蓮忍無可忍，在公園貼出了《反林彪無罪》等六份大字報，因此又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1975年5月被判刑十五年。1976年12月，李九蓮在獄中寫下了《我的政治態度》，后還當眾念出，犯了“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死罪。李九蓮被槍決后，尸體在荒野暴棄數日，并慘遭侮辱，乳房和陰部被割了下來。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鐘海源，女，1974年4月被捕，1978年4月30日被處決，是年三十歲。最初罪名是因聲援李九蓮，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緊急呼吁》等傳單，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后，她在監獄里公開說“華國鋒不如鄧小平”，被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李九蓮被殺四個月后，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她聽完死刑判決后，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后把筆一甩，昂首離去。行刑時槍擊未死之前活剖取腎。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

十三

這些慘遭處決的文革義士，越去追查便會發現越多，簡直多不勝舉，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絕！這些華夏英烈，為了思想毅然決然面對紅色恐怖面對殘酷死亡，成了沉淪神州的血祭者。他們值得華夏子孫永久銘記。其中，劉文輝又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開批駁《十六條》這個毛澤東指導文革的綱領。在1966年，還沒有一個人這么早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站在世界發展的大視角上，敢于把毛澤東放在批判聲討的對立面，一針見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動性，預見它將給中華民族帶來曠古未有的深重災難；
他，最早警告中國民眾“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運動”，并號召全國全黨全軍起來抵制文革。無論對文革的性質分析，還是反抗烈度，劉文輝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難，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處決者，甚至比林昭烈士還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均獲平反的時候，獨獨不獲平反。后經親屬反復上訴，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無罪平反。最初法院駁回的“理據”是：“劉文輝是真正的反革命，不僅反文革，而且反對毛主席，反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反對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其實，這個“理據”是不值一駁的。一個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須反毛。因為文革乃毛一手發動，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識不破這一點，認識層次就不可能太高。劉文輝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證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決書、遺書俱在，可證可鑒。
的確，從目前見到的材料看，無論從時間、性質、內容，或反抗程度上，劉文輝是中國全國第一個公開反文革反毛澤東的義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說，在大霧彌夜的文革初期，一個學歷僅初二而只靠自學成才的青年，能夠眾醉獨醒，公開反毛，血薦軒轅，且自成體系，令他拍案驚奇，欽佩之至！我所熟識的上海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在得知劉文輝事跡后，也產生了同樣的驚疑：其叛逆思想從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資源從何獲得？雖然毛澤東的“反右陽謀”使他睜開迷眼，“反右幸嘗智慧果”，開始反思各種時政，但從宏觀上檢視毛權威與史無前例的文革，對那一整代青年來說，實屬幾無可能的歷史局限！
劉文忠的這位輝哥，領先時代至少三十年！許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識。
然而，讓人非常遺憾的是，劉文輝至今尚在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視野之外。我雖然很早就知道“劉文輝”這個名字，但如果沒有看到劉文忠給我的資料，便不可能達到今天的認識。這又是一個我在《北望長天》一書中絕對不應該遺漏的人。對著他先知先覺、大義凜然的光輝形象，我慚愧萬分!

十四

在這篇稱之為報告文學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際，我將再次到中國重慶考察。時間真是過得飛快，這次造訪，與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經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慶，也去了一個特殊的墓園憑吊。這是一個紅衛兵墓園，在重慶市沙坪公園西南角，石墻圍著，曾長久與世隔絕。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間，山城重慶“武斗”慘烈，規模為整個中國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時間，見于官方記載的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動用槍、炮、坦克、炮船等現代軍械兵器進行的，計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體當時就分散掩埋于重慶市區約二十四處地方，沙坪公園內的墓園是其中主要的一處，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間造墓立碑。根據沙坪公園管理處的數據，墓園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們只是當時重慶武斗死亡人員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間被打死的中學紅衛兵和重慶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據碑文資料還考證出，墓園中的死者，工人約占到百分之五十八點九，學生約百分之四十；年齡最小的十四歲，最大的六十歲，其中二十六歲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點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樹林里，西高東低，依山傍水，占地約三千平方米。正門右側石墻外，紅漆寫著四個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條中央小道勉強做中軸，通往深處，左右兩側的墓碑皆疏密無序，布局雜亂。據知情人回憶，最初就是亂埋，各個單位就近找地方，先來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層掩埋，層與層之間用預制板分隔。墳墓碑型各異，有的碑頂嵌有派別名號的火炬。有幾個墓碑，高出了石墻。墓碑上當然刻有死者姓名、簡短生平、什么時候在哪里“犧牲”等，但讓人最為感觸甚至觸目驚心的是，為了突現死者的“英雄氣概永不滅”，墓碑上都刻有當時流行的最紅最革命而現在簡直不可思議的豪言壯語，如：“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等等。當時墳墓都用質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風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剝落或模糊。雖然近來有死者親屬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個墓園，是一片凋零、幽深、凄涼景象，讓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塊石頭上，良久不動，墮入深深的沉思中。當年參與者見證者的各種舊聞，包括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各種景象，一一在腦海中反復重現。現在寫到這里，我且借引在網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現當年重慶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憶：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裝的“反到底”派向建設廠和建設工業學校修筑的工事發起進攻，四聯裝高射機槍和艦用機槍數十臺，一齊向“八一五”派的大樓開火，并用炸藥炸開樓房工事。紅色大樓頓時火光沖天，喊殺聲不絕于耳。附近同派的重慶機械制造學校的“機校兵團”也參與了防守。
雙方戰斗極為慘烈，槍炮聲整夜不停，震耳欲聾。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線潰退，帶走尸體十數人，在“反到底”派追擊中，有些來不及帶走的就丟下隨著就腐爛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慶大學組織來的“八一五”派學生，為了爭奪建設廠奪取武器，不惜一切代價向建設廠清水池制高點發起攻擊。“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將兩臺14.5毫米的4條槍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轟擊大批手持各種火槍武器沖鋒圍攻上來的“八一五”派，一時死傷者漫山遍野。
重慶八月的大熱天，尸體很快高度腐爛，白骨森森，慘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喪生一百五十人之多，這些人大部分沒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無人知曉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還有其它什么什么派，當年都各自視為多么神圣多么偉大的名號啊！但如今，卻連一點點的價值都沒有。也許，他們的死亡也有一點意義：他們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嘆的另類血祭者；他們的死亡指向一種令人震驚令人發指的荒誕：勢不兩立的派別，竟然是為了他們同一個所謂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而互相殘忍地斗殺！上述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場，只是在重慶一個地方。當年，在整個神州大地，在許多城鎮，一旦武斗起來，其氣氛極為恐怖：武斗者拿著武器橫沖直撞，高低樓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戰車呼嘯而過，大橋、機關要地架著輕重機槍……紅了眼、喪失了人性的殺人者互相對準的是同學、同事、工友、鄰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親人。所有殺人者和被殺者都認定自己在捍衛無限神圣的所謂“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當時中國全國人口八億，幾乎全部八億之多的民眾居然就這樣被愚弄被犧牲！人世間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過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訪的重慶，更讓世人驚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廣泛開展的“唱紅”運動的發源地。
所謂“唱紅”運動，其主要內容就是唱“紅歌”。我問劉文忠先生，今天中國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紅歌”？他給我舉了一些，包括：《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愛北京天安門》、《黨啊，親愛的媽媽》、《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紅旗飄飄》、《延安頌》、《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愛祖國的藍天》、《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這些“紅歌”，有一些是近年來創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數是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文革時代最為流行的革命歌曲。劉先生說，當年他在監獄與勞改農場，大多是在集體政治訓教和公判、加刑大會這些場合上被迫收聽這些“紅歌”，當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絲毫不樂意言行，否則會嚴加懲罚……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喲，
他是人民大救星……
這是最紅的“紅歌”了，還曾經一度事實上取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原來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位置。當年，正是在“東方紅”的頌歌聲中，大辦“人民公社”，盲目“大躍進”，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正是在“東方紅”的頌歌聲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個個政治運動，以階級斗爭為綱，使無數人無辜被害，冤假錯案遍布神州；正是在“東方紅”的頌歌聲中，個人崇拜登峰造極，淫威之下，萬馬齊黯，國家命運瀕臨絕境……“紅歌”反映的是一個時代，也是一個時代的象征。這個時代，從國內戰爭年代一直延續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揚的文化都是“極左”，從吹捧、神化領袖到宣揚仇恨、斗爭，不一而足。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說，這樣一些“紅歌”就是浸透著專制毒汁的“惡之花”。
現在，不是幾十年已經過去了嗎？！文革結束后，不是已經批判過個人崇拜了嗎？不是說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嗎？文革后在“撥亂反正”中這些問題不是都已解決了嗎？把毛從神壇上拉下來，當時不是已有共識、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嗎？看來，就像魯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過的那樣，中國的最大悲劇之一，是對黑暗和錯誤的清除不徹底而不斷反復——當時的“撥亂反正”實在太不徹底太有問題了。
三年前，中國大陸許多人最初聽到重慶的唱紅歌、講革命故事、發紅色短信的活動時，覺得像是一個笑料，只是一笑置之。而現在，大江南北紅潮滾涌，唱紅歌、跳紅舞、播紅劇、貼大紅標語、做巨幅黨旗、萬名黨員宣誓……等等，煞有介事，爭表忠心。鬧劇要變成另一幕正劇嗎？文革的幽靈重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嗎？是時空錯亂嗎？
這些年，中國大陸在三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后面，也出現一系列嚴重問題：官場貪腐貧富懸殊觸目驚心，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也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在社會矛盾不斷惡化，原來馬列意識形態又已不靈的情況下，有人寄望于“唱紅”辦法，企盼這股浪潮能給予他們新的力量，可以安撫大眾情緒，在黨內能結成聯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續其權力。但是，對整個國家來說，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來說，“唱紅”運動能化解社會矛盾嗎？它將會導致的惡果誰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緒馳驟間，我不禁聯想到兩年前在維也納中央公墓的憑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樣寧靜、祥和、高雅。
我還想到，七年前我在重慶紅衛兵墓園的憑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會。他們悔恨交集，拖著屈辱厭倦的腳步，紛紜雜沓，在我面前無聲滑過。今天，如果再度見面，他們臉上一定還帶著驚訝不解的表情——他們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紅歌會”的招牌到處懸掛，人們每天聚合，高唱所謂紅色歌曲。歌聲飛越時空，甚至讓陰間也不得安寧。而這些“紅歌”的高歌者，是否會在某場夢魘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著“紅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當年，沉淪神州的無數血祭者，你們以生命作為代價，難道還不足以讓你們的同胞多少有點醒悟嗎？！
也真難說。流光逝水，幾十年過去，真是彈指一揮間！而竟然，就在這么短暫的一個歷史期間里，在今天中國，大多數青年人，不要說對劉文輝、陸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對這些大義凜然、先知先覺的民族英烈，已經渾然無知了，就是對這個長達十年、史無前例的中華民族大劫難，竟然也在總體認識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亂。這是何等可悲可嘆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誕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嗎？！
真讓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于澳洲悉尼。）
    

何與懷 2012-02-29 19: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