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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人們的通常印象中，北伐戰爭史就是一部無情“新君主”對無腦舊軍閥的勝利史。然而，這里的三篇文章試圖從別樣的角度重估影響這段歷史的幾個少為人知的因素。

第一篇文章關注1926-1927年國共兩黨對反帝國主義策略的運用，向我們揭示了在派系斗爭之外，兩大革命政黨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反帝國主義情緒之間的平衡與合作。

第二篇文章從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國民黨政權與上海資本家的關系入手，勾勒了二者在兩年時間內的合作與斗爭線索，在蔣介石與資本家聯姻的主流敘事之外，呈現了一幅更為復雜精微的關系圖景。

第三篇文章聚焦1928年5月的“濟南慘案”，通過對慘案發生前后北京奉天政權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變化，澄清了日本、美國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北伐戰爭的重要影響。

派系史還是合作史？——北伐戰爭初期國共兩黨的反帝國主義策略

整理自：Exploiting Anti-Imperialism: Popular Forces and Nation-State-Building during China’s Northern Expedition, 1926-27, Modern China, Vol. 35, No.1, 2009.

作者：Michael G. Murdock

以“四一二”事變為標志，北伐戰爭及其結局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敘事中都是最初志同道合的兩黨斗爭分歧的結果。在既有研究眾口一詞的推波助瀾下，這一強調黨派之爭的解釋路徑更進一步坐實了后人關于北伐的基本想象。然而，如果我們深入考察兩黨的反帝國主義策略，派系斗爭或許并非北伐圖景的拱頂石。

早在標志著首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決議中，兩黨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姿態就已昭然若揭。兩黨的政治宣言將“帝國主義”標定為以“武力的掠奪”、“經濟的壓迫”戕害中國“自由與獨立”的元兇，而在1924~1925年民眾反帝情緒的幕后，同樣有兩黨不遺余力的支持，除卻以資金、人力等多種方式支援了五一三運動和對英國廠家的抵制，兩黨還將廢除近代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列入國民革命的綱領性目標。而在北伐進程中，反帝組織更是承担了戰區罷工和干擾敵軍軍工廠的職責，并成為革命軍接管城市后市政管理的重要支柱。

盡管如此，兩黨共享的反帝姿態并不就此意味著無條件將“反帝”執行到底。群眾反帝激情潛含的危險與狂熱，再加上聯合外國發動革命戰事的緊迫需求，使兩黨同時在“反帝”策略上分享某種保留。1926年6月，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分三路開拔北伐，廣州一時全城無備。在香港不斷發酵的罷工浪潮下，駐港英軍開始緊密戰備，而另一方面，反帝情緒和毀壞教會學校的運動又在革命軍新克的湖南、江西等地迅速蔓延，12月，湖南的示威者甚至延及了雅禮中學和湖南大學，而主管群眾運動的中央青年部又幾乎無法對外省群眾形成有效控制。

在這一情勢下，革命政府于12月14日召開緊急會議，從兩個方面調整了反帝策略的重心。一方面，為了減少來自上海、香港方面的威脅，兩黨要求宣傳部門揭露英國“破壞北伐戰爭的陰謀”，另一方面，革命政府也加強了涉及群眾組織反帝言論的預審，并要求以“最大的謹慎”對待國際事件的報道。與此同時，對群眾組織自身的規勸也在進行。青年部和工人部的特派員開始蒞臨青年與工會集會，向群眾灌輸革命局勢的輕重緩急及其“戰術問題”，而中共也開始勒令共青團干部保持節制，以“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革命政府與革命軍成功介入了帝國主義與群眾運動之間的含混地帶。伴隨國民政府于1926年12月遷至武漢，大量來自廣東的政工干部填入武漢的政府機關，介于內外之間的國共兩黨再度面臨左右兩難。革命黨人的使命要求它們堅定地站在工人與學生一邊，而管控群眾運動的組織缺陷和日益擴張的軍備需要，又使“基于良心行事”成為風中的神話。正如陳公博所說：“對武漢革命軍備財政影響最大的就是罷工，持續低迷的市場和整日游行的工人清楚地顯示了新政權秩序的混亂。”在蘇聯顧問卡拉齊夫的建議下，革命政府決心中止對群眾運動的支持。12月6日，廣州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禁止影響軍工、金融、交通、公共服務的罷工活動，武漢市政府亦在同日召集中央勞工部官員，商議嚴格規制工會組織。

但無論革命政府如何嘗試重握主動，令人憂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2月中，北方軍閥結成反革命同盟。各大報紙透出的消息顯示，香港方面已向奉天政權提供了一筆500萬英鎊的戰爭資金，以供其發動一場“南伐”。針對這場突發性危機，國民政府這一次選擇了以牙還牙。12月19日，孫科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在漢口進行了公共演說，在“武漢市民反英運動大會”這個由200多個群眾組織集合而成的臨時團體配合下，對英國廠商和天主教堂的示威游行一直持續到圣誕夜，南昌、九江、蕪湖、寧波等地的群眾組織也在同時與武漢遙相呼應。到國民政府正式在1927年元旦宣布遷都武漢時，舉國上下的輿論已經徹底倒向了武漢和廣州。不僅武漢宗教界宣布效忠武漢國民政府，到2月19日，迫于內外壓力的英國當局也正式與武漢政府簽署了漢口租界的移交文書。

鮑羅廷的計策大獲全勝，但群眾的怒火并未見好就收。盡管武漢在條約簽署后與英方達成了相安無事的秘密協定，但廣州、重慶的工會組織仍在2月底挑起了新一輪大規模游行示威，在上海總工會的領導下，滬上的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更在3月初發動了武裝起義，脫韁的群眾破壞、乃至收繳了不少英租界的公共財產，一時間，英國國內民怨沸騰，資助北方軍閥的聲音再度塵囂其上。武漢的國民黨領袖此時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各大宣傳機構也對外宣稱，1926年底武漢和九江的群眾運動不會在上海重演。可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上海的反帝浪潮不降反升，到4月中旬，上海工人已進一步控制了閘北的軍事基地，收繳了數千支軍閥武器，甚至組建了75個全新的工會。

在反帝策略上惺惺相惜的國共兩黨，此時終于聽到了分道揚鑣的號角。焦慮的國民黨右翼和軍隊開始担心傾向左翼的武漢政府在武漢復制上海的鬧劇，進而觸發外國軍隊突襲方才進入上海的北伐軍；而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左翼領導則懷疑蔣介石有可能已與列強和資本家陰約瓜分上海，以削弱武漢國民政府的權威。反帝主義也就因此成為雙方斗爭的導火索。在前者缺席的情況下，后者于1927年3月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以搶居正統的方式要求蔣介石及其革命軍服從黨的控制，而蔣介石則相繼解散上海的工人武裝組織、建立反共工會與之抗衡。

故事的結局就這樣回到了故事的開端。4月12日，蔣介石下令逮捕上海的共產黨人，并隨之在廣州、長沙、成都、湖南等地發動了對群眾組織的取締和鎮壓，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士兵被明令要求保證外國人士的安全與財產，到4月16日，新建的南京國民政府向在廣州的英國使館通電表示：國民政府已經肅清了“企劃非法活動的不安因素”。

盡管蔣介石發動的“白色恐怖”在英國使館官員的眼中也屬殘暴迅捷，但相比兩黨在北伐初始短暫的幾月間運用反帝主義取得的成果，這場臭名昭著的鎮壓只能說是一個深層次分歧觸發的附帶性結果。而當反帝熱情撞見外部壓力，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似乎只能讓位于冰涼冷酷的政治邏輯。這既是在名義上建立一個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是革命政治懸而未決的難題。

分贓史還是纏斗史？——1927~1929年的國民黨政權與上海資本家

整理自：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1927-2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7, 1979..

作者：Parks M. Coble, Jr.

共產黨進京趕考，國民黨最先去“考一考”的，卻是上海。多年以后，透過國民黨左派憑借革命道義塑造的歷史圖景，人們對這場“大考”的觀感，往往是背信棄義的蔣介石篡改了國父遺教，使大資產階級重新變為革命黨的政治基礎。然而，盡管國民黨的迎考在總體上是一次可信的失敗，但大資產階級是否就此成為北伐和大革命的正式基礎，或許仍待我們進一步的審視。

對蔣介石及其北伐軍而言，上海這場大考的難度絕不亞于刺刀見紅的戰場。在1927年北伐軍進入上海以前，上海就集聚了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金融機構，各行各業的自治程度均為前所未有，而在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中國管轄區交叉的“蜘蛛巢”里，各國資本家和大資產階級織成的經濟網絡，更為不善或善意的來者預設了眩暈難解的迷宮。1902年創始的上海商務總會長期代表大商人的利益，與走馬燈般變換的統治者分庭抗禮；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自帝清時代置辦起即獲得不可觸犯的自主權；而從1875年開始進入上海的寧波銀行家在20年代已然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上海銀行協會，通過私人關系和同鄉網絡，他們的勢力更是滲透到上海的工業、航運等核心領域。

面對這個各方資本盤根錯節的考場，找準考位，本身或許就是一大難事。但對早年在上海期貨圈混跡許久的蔣介石而言，尋求浙江同鄉的幫助自然是最為簡明的選擇。北伐軍進入上海前后，正值工人運動風起云涌。本土的浙江銀行家不僅担憂自身的經濟利益，對于工人反對列強的民族主義傾向，實際上也切合他們對外國資本的不滿之情，而從2月就開始籌謀與黨內左翼切割的蔣介石更是對此心知肚明。本著舊日的江湖交情和相似的政治動機，雙方當下一拍即合。3月29日，寧波商會與蔣介石秘密議定彼此支持，前者為蔣介石提供一筆300萬銀元的貸款和幫會勢力的支持，后者則承諾剪除共產黨和群眾運動在上海的影響。

金融是一把手槍，政治則是明白何時扣動扳機。在金融家和青幫的支持下，蔣介石得以有恃無恐地發動“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人的成功清洗，使他獲得了上海資本家的進一步信任，并得以用南京國民政府的信用繼續籌集北伐的款項。但這一次，勢頭正勁的蔣介石決定不再低三下四。5月，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要求上海各大銀行購買新政權的國債券，拒絕與拖延者都將登上國民政府的黑名單，并予以制裁警告；借由銀行界支持者的運作，商務總會的上層也開始由國民黨官員列席主持；為了殺雞儆猴，蔣介石甚至不惜在公共租界伺機抓捕拒買國債者的兒子，直到他的父親主動向國民革命事業“捐贈”一筆不菲的資金。根據美國駐滬使館的觀察，到迫于黨內壓力的蔣介石于8月離職，“上海的商賈已對新生的國民政府產生了極度反感”。

是年9月，由武漢和南京雙方聯合組成的國民政府執政上臺。失去了蔣介石幫會手腕的新政府立刻發現，謹遵規則程序的征收措施根本進不了上海灘。新上任的財政部長孫科缺乏在上海的私人聯系，以致新政府亟需的戰爭與建設經費無處籌措，與此同時，蔣介石的軍隊支持者又在黨內不遺余力地攻擊新政府的無能軟弱。1928年1月，與宋美齡享受了短暫新婚時光的蔣介石和宋子文一起，重新回到了南京政府的權力中心。

回到考場的蔣介石明白，唯有完成北伐，才能向世人證明自己并非只有偏安之才。在小舅子宋子文和老朋友杜玉笙的協助下，蔣介石再度對上海的資本家動用非常手段。不僅財政部針對富人制訂的新稅制飆升了2.5個百分點，法租界內的綁票更再次成為司空見慣的奇景，從1928年1月到6月北伐軍進入北京，拖家帶口逃離上海的富人不勝枚舉。用“擅于”捕捉富人疾苦的美國使館的話說：“看起來，蔣在上海的勢力開始了新一輪官方敲詐，草木皆兵的上海很可能已經感受到1927年夏天的氣息。”

不過，隨著北伐軍占領北京，針對上海資本家的強制與榨取策略勢必難以為繼。軍事的階段性勝利不僅松緩了經費上的需要，關于裁減軍費的呼聲也逐漸在南京抬頭，而此時的宋子文也比以往更需要金融界的政治支持，以便其在黨內鞏固地位。1928年6月至7月間，宋子文在全國各地召開了數次基調溫和的金融工作會議，并宣稱政府今后將以自愿原則處理軍費征收。8月，在國民黨中執會第五次全會上，宋子文甚至警告：如果黨內拒絕自己的軍費減裁方案，國民政府將很快陷入破產的境地，而上海商貿總會則在8月6日決定向政府提交償還貸款的最后通牒，以求配合宋子文在南京的政治攻勢。

借助上海銀行界的力量，宋子文的政治目的在名義上終于達成。盡管明知宋子文的計劃無法成行，中執會還是同意在9月建立全國預算委員會，以求統一財政、合理支出。但宋子文沒有預料到的是，上海資本家的胃口遠遠超過了他的設計。商貿總會不僅在9月向宋子文提出了減稅要求，還在10月聯合了各省商會，威脅發動一場拒絕納稅的運動。到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時，上海銀行界的要求已從減稅進一步上升到向黨內派駐商會代表。

局面已經失控，宋子文此時已不可能壓制黨內元老的怒火。黨派與資本家之間的爭端一觸即發。4月22日，蔣介石授意之前安插在商貿總會內部的救國會和商民協會領袖發起進攻。兩會成員以會議室使用安排不當為由，闖進商會大樓實行“武力抗議”。在禁止上海媒體報道相關消息之后，上海黨部又迅即召開了一次由中小商人代表參與的聯席商會，制訂全新的商貿總會制度章程。盡管舊商貿總會的代表仍在南京表示強烈抗議，但在黨部管控的輿論和中小商人的雙重壓力下，無奈木已成舟。1930年6月上海商貿總會的正式重組標志了宋子文和上海資本家的失敗，而這場彌久的考試也以國民黨對舊盟友的壓制宣告結束。

起于街巷，敗于街巷，對這幾年間功敗垂成的上海資本家而言，無疑是最大的政治教訓。在戰端頻仍的年代，喪失相對軍人的優勢地位必然意味著自身的顛覆。而對無盡的來者而言，街頭伎倆和政治手腕雖然能使強力在無法的境遇橫行一時，但依賴“作弊”與豪賭是否能換來一個利澤終生的成績，似乎也不是什么超出常人生活經驗的問題。

復仇史還是合縱史？——“濟南慘案”、日本與美國對中國北伐的影響

整理自：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4.

作者：Zhitian Luo

1928年5月，開赴北京的北伐軍在山東濟南與日本軍隊狹路相逢。由于担憂北伐對其在滿洲利益的損害，日本悍然襲擊了濟南的中國軍民，導致數千名中國人死亡。

在以往的歷史研究看來，“濟南慘案”除了是蔣介石與國民黨消極不戰的力證，還標志著國民黨對日政策的分水嶺。在慘案發生以后，國民黨開始將一雪濟南之恥和反帝目標置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上，而蔣介石也由此幡然醒悟，從而將日本視為中國統一后的最大敵人。

然而，這些口徑相似的論點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早在1926年，蔣介石就在其日記中將日本錨定為中國最大之敵，而鑒于國民革命的重大目標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同一時期武漢國民政府針對日本的親善姿態也不過是用以平衡列強的一種表象。與蘇聯密切捆綁的國民政府在北伐初期對日本的政策目標，不過是期望保持日本在國民黨北伐進程中的中立位置。

從北伐時期國民黨對外政策的復雜理路來看，“濟南慘案”或許并非其對日政策變遷的中心，尤其當我們考慮1928年中旬國民黨的政治環境，對外政策重心變遷的指向在此更為明顯。由于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事變”和接踵而至的寧漢合流極大削弱了國民黨與蘇聯的關系，外加英國勢力又幾近是北伐運動自始至終的大敵，在濟南受到日本重創的國民黨此時幾乎孤立無援。對蔣介石來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如要有效借助外力制約日本，唯有德國和美國可供選擇。

就1928年前蔣介石的外交資源而言，德國無疑是比美國更容易爭取的對象。貫穿整個1927年，武漢政府通過胡漢民的左右手伍朝樞建立的對美關系紐帶不光只是一種非正式的接觸，而且就南京與武漢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來看，通過武漢爭取美國的支持絕非利于蔣介石的權宜之計。然而，到1928年中旬，南京與武漢的政府機構已經合并，而蔣介石本人身邊也多出了一些關于美國的決定性因素。夫人宋美齡和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自然毋需多言，曾任北洋政府駐華盛頓會議的顧問黃郛此時也担任政府的外交部長。再加上1928年4月、英方大使在與黃郛磋商保護英國利益的過程中，已向其建議早日考慮與美國建立外交聯系，在1928年中旬轉向美國無疑是更為順理成章的結果。

不過，蔣介石并不是美國在中國唯一的潛在盟友。由于日本拒絕公開承認把持北京政府的張作霖國家領袖的地位、并謀求在國民黨攻克北京之前與張簽訂割讓滿洲的條約，張作霖在1927年邀請美國背景深厚的顧維鈞入閣，并派出干將楊宇霆赴美同海軍官員接洽，以求通過引入美國軍事援助，起到制約日本的功效。盡管楊宇霆當場向美國海軍提出對華售賣軍艦的要求過于唐突、未能成行，但就濟南慘案爆發前南北雙方的姿態而言，奉天政權無疑更勝一籌。

事實上，直到慘案發生，蔣介石規避其行軍路線與日本沖突的方式始終是殷切的懷柔。1928年3月，蔣介石在上海多次宴請日本官員與記者，并派遣張群訪日磋商相關事宜。但5月3日大規模沖突的最終爆發使蔣介石終于領悟，不可避免的中日沖突遠比他想象中的來得要早。盡管北伐軍在5月中旬分兵南北兩路，而蔣介石率其精銳退守徐州，但慘案之后一邊倒的輿論和政治環境，已令這場傷痛的革命輪廓明晰。

在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部隊已接近京津地區。在北京，四面楚歌、同時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張作霖此時斷然決定和日本人翻臉。5月9日，就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這一天，張作霖公開表示了對日本的強硬立場，同時，出于之后重整舊部、返回東北的考慮，他下令撤出奉軍在山東的部分部隊，以便繼續北上的北伐軍與日本周旋。在南京，蔣介石一方面派出特使與張作霖接洽、商討統一事宜，另一方面則發動國民黨宣傳機構將對日本的控訴擴展為國際性事件。

轉折終于在此刻降臨。5月10日，無從依附的南京政府正式接洽美國總統柯立芝，要求其居中調停濟南慘案的后續事項。根據蔣介石的籌劃，國民黨在濟南事件國際化的基礎上與美國的接洽，必將使日本在山東投鼠忌器，再加上日本在滿洲的存在對美國利益也產生了巨大威脅，蔣介石推斷：美國有可能進一步入局，支持道義與勝券在手的南京國民政府。

盡管日本在國聯中的干涉致使美方憚于迅速回應蔣介石的調停請求，但一年前日本在南滿鐵路貸款問題上的過節和眼下國民黨席卷中國的大勢，還是令蔣介石的構想成為了現實。美國國務院在權衡了利弊得失后得出結論：中國唯有在政治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成為美國在遠東抗衡日本和蘇聯的盟友，而目前看來，最有可能在長期內實現統一的政治派系無疑是占據了道義和軍事優勢的國民黨。很快，新任外交部長的耶魯畢業生王正廷就和美方代表共同擬定了一份密約，雙方約定：待國民黨統一全國之后，美國將承認其外交地位，并歸還中國的關稅自主權，而國民黨則承諾給予美方最惠國待遇。前者使國民黨和美國雙方都能沾有道義上的榮光，而后者則是張作霖的奉天政府多年拒議的條件。

至此為止，盡管國民黨政權與美國在濟南慘案上的合作仍然是一次權宜性的媾和，但兩國特殊關系的雛形已經浮出水面。在國民黨無路可走的情形下，美國成功先于其他大國單方面確保了日后的在華利益，而國民黨和蔣介石則爭取到了一位足以抗衡“中國最大之敵”的同道。從這對倉促結伴的同道在后來歲月中的分合來看，二者的相異之處或許遠遠多于同袍之澤，雙方在濟南慘案前后權變行宜的行事方式也屢屢成為之后兩國關系的范例，但或許讓它們都更為欣慰的是，日本這位憤怒的鄰人一直保持了與世界為敵的強硬姿態。在這個意義上，北伐不僅是現代中國基本框架的廓清者，同時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格局的重要基石。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