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民主轉型并非一帆風順

簡體傳統

如果我們能從過去一千年間西班牙的經歷得出什么結論的話，那就是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地中海西岸上暖風吹拂的國家。它的歷史就像一部大喜大悲交錯的古希臘戲劇，有春風得意與縱酒歡歌，往往也繼之以窮困潦倒、昏天黑日。然而，拉丁人天性的奔放與“唐吉訶德”式的激情與幻想，總能使這個國家在久經坎坷與困頓之后，迸發出人意表、不同凡俗的飛躍。

1975年11月20日，歐洲大陸上繼拿破侖之后最年輕的將官、右翼軍人的“大元帥”，左翼分子和自由派的死敵佛朗哥將軍，以83歲的高齡病故。“我只對上帝和歷史負責”，這位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武裝支持下上臺的軍事獨裁者，西歐最保守、最封閉國家的統治者，只留下這樣一句嚴峻的警語。而一位西班牙左翼詩人則留下這樣的評價：“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劊子手死了，地獄的烈火燒他，也不足解恨。”

但即便在這種仇恨的氣氛里，這個國家也需要繼續前行。五百年曾為人類開大航海時代先聲、帶來翻天覆地大變局的西班牙，是否還能給現代人類民主轉型的歷史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這是世界各國關心的問題。

當年的英雄是意大利人哥倫布，而在此時登場的是年輕的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他是這場變革的關鍵性人物之一。這位波旁王朝的天潢貴胄，在沒有了佛朗哥的掣肘之后，開始從幕后走上前臺，著手在他的這個王國建立起君主立憲制。當然，他并非決定一切的因素，民主變革需要這個國家的政黨與民眾發生轉變。

當時，內戰的陰影依然籠罩在西班牙的上空。軍隊中年邁的極右派分子堅持維護佛朗哥主義的傳統，對國王透露的民主轉型意愿深為不滿。另一方面，對于一位原本就是由佛朗哥挑選出來的世襲君主，極左派的革命黨人也決不愿給以信任。一場成功的轉型，既需要擺脫軍人干政，也需要節制激進的極左勢力。

卡洛斯任命的第一位政府首腦是佛朗哥的舊臣納瓦羅。但這名曾在西班牙內戰中鎮壓共和派的佛朗哥分子，很快就因反對體制改革而在政治斗爭中下臺，卡洛斯則封他以侯爵之位以示安撫。面對中左翼反對黨對前政權分子的強烈抵制，其他曾為佛朗哥效力的官員紛紛倒向改革。納瓦羅的繼任者蘇亞雷斯即著手與反對派合作，并勸說議會予以配合，終結佛朗哥體制。

自此，西班牙逐漸走上正軌。1977年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1978年規定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投票通過； 1981年2月23日，特赫羅中校政變失敗；1982年和1986年，早已放棄暴力革命路線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連續兩屆獲得選舉勝利。當然，這是一段艱難的過程，但西班牙這個30年多年前國際社會的棄兒，現在已與西歐各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一般無二。舊日的黑暗在人們的記憶中遠去，惟有2006年陸軍中將阿古多呼吁軍方干政事件，仍帶有那個時代的陰影。不過，西班牙政府很快就軟禁了這位將軍，使之成為一段小小的插曲。

在20世紀后期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浪潮中，西班牙轉型的發生時間較早，而且無論就政治還是經濟意義而言，也屬于轉型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為探討西班牙民主轉型的經驗與教訓，本報記者采訪了西班牙國家遠程教育大學政治系教授帕洛馬·阿吉拉爾（PalomaAguilar）博士，她就西班牙內戰與民主轉型等課題著有多本專著。在采訪中，她多次使用“學習”這個詞。阿吉拉爾曾在書中寫道，所有的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經歷都會給一個國家留下自相殘殺的痛苦記憶，而她所謂的學習，或許就是學習如何消解這種記憶，學習一種民主體制下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

訪談

悲觀的期望

經濟觀察報：西班牙被認為是世界上民主轉型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在你看來，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有何獨特之處？

阿吉拉爾：我認為所有的轉型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各有一些獨特之處。我不認為西班牙的轉型是多么的獨一無二。在我看來，和其他的轉型案例相比，人們一開始對于西班牙民主進程的期望要悲觀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班牙歷史上發生了許多國民對抗的事件。這也許解釋了為什么轉型進程最終的成功獲得了人們的極大贊譽。

另外一個事實是，西班牙的轉型是在極高烈度的政治暴力的背景下進行的。人們經常會忽略這一點，但要理解西班牙民主轉型發生的方式和過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種暴力喚醒了人們對西班牙內戰的回憶，也迫使各方以一種更為溫和的方式行事，因為他們担心內戰的重演。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一方面右派接受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左派也同意在他們的政治訴求上做一些讓步。

如今，在把西班牙的轉型與過去二十年間的其他轉型案例進行比較時，有一個因素據認為可能是西班牙的獨特之處，那就是在西班牙并沒有建立類似“真相委員會”的組織，對于那些應為種種侵犯人權事件負責的人，也沒有組織審判。也許原因在于，在西班牙民主轉型發生的時候，國際刑事法還沒有發展到后來那么完善的程度。事實上，在西班牙向民主轉型時，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曾經在轉型中建立過“真相委員會”。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并未要求那些侵犯人權的責任人抵償罪行，這和阿根廷、智利等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還應當考慮到，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犯下的最嚴重的暴行集中在上世紀40年代，即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之后，而一些最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都是在二戰之后才通過的。這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西班牙并未實施一些適用于轉型期的司法措施。

30年代的教訓

經濟觀察報：在內戰之前，西班牙已經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了。在你看來，當時西班牙民主制崩潰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一個獨裁體制得以建立起來？

阿吉拉爾：我認為“第二共和國”崩潰的原因是，當時各個主要政治勢力都熱心于將它們自己的政治計劃強加于人，而對支持新生的民主政權反倒不感什么興趣。新生的民主制往往是非常脆弱的，需要這個國家的主要政治力量給予積極支持。但這樣的事情并未在西班牙發生，甚至就一些對“第二共和國”的創立居功至偉的政黨而言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上世紀30年代的氣氛并不利于一個新生民主制的穩定，因為在當時的國際舞臺上，意識形態極端化的趨向非常強烈。那是西班牙的第一次民主轉型，如果當時能在一個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中進行，而不是夾在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交鋒的戰場上，也許“第二共和國”能有更長的壽命。

另一方面，導致這個更早的民主制覆亡最直接的原因是佛朗哥及其追隨者發動的軍事政變。如果沒有發生政變，共和國即便有種種問題和缺陷，仍將會持續下去。如果能維持下去，或許西班牙人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學會如何在一個民主體制下生活。

經濟觀察報：我們從這樣一段經歷中能夠獲得什么教訓？

阿吉拉爾：我們已經學到的一點就是，在任何政治轉型過程中，保持民主制的穩定是頭等大事。不論什么政黨或政治派別，只要是愿意按照民主的游戲規則行事，都應當接受彼此的一些東西，以維持政權的穩定。在常常處于極不穩定狀態的轉型期間，這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如要實現穩定，政治上的“錙銖必較”與“寸土不讓”只會起到徹底的反作用。

經濟觀察報：你的意思是政黨之間應當相互妥協，避免過度的沖突？

阿吉拉爾：是的。在一開始，應當由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來協商制定新的游戲規則。一方不應想方設法地將自身的目標強加于人，因為民主固然是多數人的統治，但對少數人的尊重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民主是一種和平處理沖突的方式，這樣的道理我們西班牙人是過了一段時間后才明白的。而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最主要的政黨和社會力量對于政治有一種非常獨斷專行的理解。

由于這樣的不寬容和不妥協，當時政治暴力的烈度很高。而且當時各個政黨內部也是派別林立，其中的一些派別非常極端，完全算不上是民主力量。最終，包括天主教會在內的一些強大的社會與經濟力量對于在西班牙建立民主制失去了興趣，轉而竭盡所能地破壞民主。

艱難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從1978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西班牙經歷了一場平穩的民主轉型，你如何解讀這個過程？西班牙人這一次如何維持了內部團結，完成了一次非暴力的轉型？

阿吉拉爾：正如我之前談到的，那場轉型遠遠算不上順利。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當時的暴力活動既來自極左派，也來自極右派。從獨裁體制下沿襲下來的警察體系，習慣了以暴力的方式對待問題，造成了許多死亡事件。當時還發生了幾起政變圖謀，為人們熟知的就是1981年特赫羅中校發動的政變，但除此之外還有幾次流產的政變。軍隊中的一些人并不支持民主進程。極右派當時的行為也非常暴力，殺死了很多人；而屬于極左翼的一些派別，尤其是巴斯克恐怖主義組織“埃塔”，在當時殺害的人要比在獨裁統治下更多。

同時還需要考慮到的是，當時西班牙正在經歷一場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機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西班牙的危機尤為嚴重。為應對危機，本來需要痛下決心做出一些“快刀斬亂麻”的決策，但獨裁政府卻因担心失去民心而不愿這么做。因此當西班牙轉型開始的時候，經濟危機非常嚴重，物價飛長，失業率也大大提高。這造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動蕩、游行示威和政治暴力。所以，正如我說過的，西班牙的轉型遠遠算不上順利，那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艱難的過程。

但之所以能取得最終的成功，是因為主要的政黨都以非常負責任的方式行事。國王也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安撫作用。西班牙公眾也是以理性、聰明的方式行事。當談論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時，我們必須考慮所有這些因素。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評價國王在轉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阿吉拉爾：我想國王幫助不同力量同心協力，克服彼此之間的猜忌，這對于民主化進程中的談判與妥協是非常有益的。即便在轉型之前，他就已經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了。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他已開始推動各派的政治接觸。而且在1981年的政變中，他發揮了扭轉局勢的關鍵作用。但毫無疑問，在一些事情上，有些人未免把他的作用理想化，甚至夸大其詞。但我確信無疑的是，他在西班牙的民主轉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而積極的角色。

經濟觀察報：你對佛朗哥怎么看？你認為佛朗哥的統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還是他也為西班牙做了一些好事情？

阿吉拉爾：我認為不論從政治還是社會角度而言，佛朗哥的獨裁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尤其是當你考慮到他當政期間發生的那些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時候。上世紀 40年代和50年代初是他統治最嚴苛的時期。盡管西班牙在上世紀60年代獲得了經濟發展，但事實是，當時許多其他西歐國家也從這段經濟繁榮的風潮中受益。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一點，如果西班牙當時實行的是民主制而非獨裁制，那么它就可能在這一波普遍的經濟發展潮流中獲得更大的好處。很顯然，如果是民主制，經濟發展應當可以帶來遠為平衡的社會效果。而實際發生的情況是，經濟發展造成了許多貧富不均的狀況，因為它對西班牙社會的不同領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讓軍人呆在軍營

經濟觀察報：歷史上發生過很多西班牙軍方干預政治系統的事件。在你看來，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把軍人隔絕在政治體系之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阿吉拉爾：是的，當然。民主轉型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要讓軍人老老實實地呆在兵營里，讓文職人員在沒有軍方壓力的情況下處理政治事務。

經濟觀察報：這在西班牙是怎么發生的？

阿吉拉爾：在民主轉型之初確實存在著軍方的壓力。因此從那時開始，軍方就得到了一些重要的保證和承諾。例如，1977年通過了一部大赦法令。這次大赦不僅涉及在押的反對派政治犯，而且涉及在獨裁統治期間所有犯下侵犯人權事件的人員。因此，根據該法，任何警方或軍方人士都不會因之前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受到審判。

后來，尤其是在1982年上臺的第一屆工人社會黨政府執政之下，西班牙開始采取了一些非常平穩、但又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年老的軍人--他們往往屬于最為保守的派別--得到豐厚的養老金，從而接受了提前退休的安排。當時還需要在軍隊中創造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氣氛，于是軍事院校的教科書也開始改革了。在一些左派政黨看來，這樣的過程未免過于緩慢、過于溫和。但就長期而言，它成功地實現了一個主要目標--在軍隊中清除佛朗哥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氣質，贏得軍方對民主政體的支持。

最后，不同政黨主政的歷任民主政府都支持軍隊的現代化。這促使軍人對自己的職業產生榮譽感，從而使他們與新的體制融洽相處。之前佛朗哥在軍隊建設上投的錢并不多。

經濟觀察報：佛朗哥在軍隊建設上投的錢不多？

阿吉拉爾：是的。當時軍隊中對此怨聲載道。軍人擁有一些特權，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地位。但就經濟意義而言，佛朗哥的軍隊是非常老舊的。他統治期間對軍隊的投資非常少。

民主的挑戰

經濟觀察報：你是否認為西班牙的民主轉型也體現在其他方面，例如公民社會的培育和言論自由的促進？

阿吉拉爾：是的。這兩方面通常都是任何民主轉型的必備要素。在轉型過程中，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得到強化，當然，人們也獲得了政治自由與公民權利。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評價公民社會在西班牙的發展狀況？

阿吉拉爾：西班牙的公民社會現在要比過去更為豐富，更為多元化，更為強勁。但如果我們認為公民社會就是正式的社會組織的話--當然有些學者并不認同這個定義 --那么并沒有很多的西班牙人參與到這一類的組織中去。尤其是拿其他國家來比較時，就更是如此。例如，西班牙的社團參加水平和政黨參加水平是非常低的，它的公民社會處于分裂和離散的狀態。但盡管如此，西班牙人舉行罷工或走上街頭抗議的積極性很強。所以，雖然西班牙人參加正式社會組織的人數并不多，但這并不意味著西班牙人沒有力量去游行示威，去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策。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西班牙民主制現在的運行狀況和英國、法國、德國等其他西歐民主國家一樣好嗎？

阿吉拉爾：從許多方面而言，西班牙的民主制和世界上許多其他民主國家不相上下。西班牙人參與公民組織的熱情不是很高，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國家的民主表現比較差。不過，一些分析家也認為，在西班牙如要發動公民倡議等活動，所遭遇的體制性障礙會更多一些，因為和其他國家的憲法相比，西班牙憲法在這方面有更復雜的要求。

經濟觀察報：西班牙已經經歷了一場良好的轉型，在你看來這個國家在未來還面臨著那些挑戰？

阿吉拉爾：所有國家都有挑戰，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重要方面。我認為，現在的一個當務之急也許是與地方和市政層面非常嚴重的腐敗狀況做斗爭。

經濟觀察報：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除了腐敗之外，你認為還有那些其他挑戰需要大力應對？

阿吉拉爾：除了推動政治更加透明、負起更好的責任之外，我想強調的是，西班牙需要提高學校的教育成績，尤其是中學教育。現在，如果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西班牙的中學教育是非常差的。

我們還必須解決這個國家的主要政治問題之一，即巴斯克恐怖主義組織“埃塔”的存在。我們必須要使西班牙社會各界達成某種共識，以結束這場暴力活動。此外，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領土糾紛，我們應當學會以積極和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爭議。我們最重要的挑戰之一就是，必須要形成一個穩定的體系，以使大多數的領土訴求與社會訴求都能得到妥善而寬容的解決。

就社會意義上而言，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西班牙也因嚴峻的貧富不均而產生許多問題。我們必須找到一些途徑來改善社會上最貧困人口的處境。另一方面，大量移民、包括不少非法移民的涌入，在西班牙社會內部造成了嚴峻的緊張狀況，而我們也必須慢慢學會如何來處理這樣的問題，一方面要打擊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又不要侵犯最基本的人權。在過去十年間，不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移民，都已在西班牙大大增多。因此另一個至關緊要的挑戰，就是在這些新人口涌入之后，找到繼續維持一個福利國家體系的方法。

如果不是看了《潘神的迷宮》，我對這個歐洲國家的現代史除了野蠻的斗牛和一些恐怖事件以外基本就沒有印象。而本文使我明白，走向現代的正常國家需要付出很大代價，包括法國、德國、日本、中國、西班牙等等都以自己獨特的經歷交了學費，而民眾則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勞動、犧牲、隱忍、壓抑等等作為賭注。因此，現代社會的政治家應該更加關注民生和人民的呼聲，而不是一黨之利；更應該從全民的幸福角度闡述豐富政黨的理論和執政理念，而不是死背教條甚至不惜利用一切輿論工具向人民灌輸似是而非的那些“永恒真理”實際上卻是為某些利益集團輸送利益；同時，政黨之間要多些妥協，盡量保持社會的穩定，維護憲政的而不是某一政黨的絕對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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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writing to me.

劉波 2012-03-05 2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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