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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吃喝玩樂之余，也抽空讀了些史書。忽然發現鄧小平的一個秘密。這個秘密，使得“偉人”稱號和他無緣。

這個秘密是指鄧小平對待反右和文革兩場運動的不同態度。從這不同態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窺見鄧小平的微妙心態和自私心理。

先說反右。1957年開始的這場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迫害程度史無前例。發起者毛澤東自己曾洋洋自得地說，“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毛澤東離世5年后，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1957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再來看看文革。中共對其的態度是完全否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從上可見，中共對待反右和文革是兩種態度：反右總體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執行環節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文革則徹頭徹尾是錯誤的，沒有一點積極意義。

緣何如此？蓋因背后有鄧小平。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擒拿，十年文革結束。1977年7月鄧小平官復原職，并且很快就在葉劍英、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取得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并最終迫使華國鋒“主動”辭去最高領導職務。

也就是說在中共給反右和文革兩場運動定性時，鄧小平的話語權已經非常大了。堅持認定反右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既因為這場運動沖擊的是知識分子而非高干，更因為鄧小平本人就是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

而之所以要徹底否定文革，則因為毛澤東發起的這場運動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反毛勢力，結果劉少奇被慘死，鄧小平被流放，成千上萬的高級干部被打倒。

鄧小平在兩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和遭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共中央對兩場運動的定性。為了證明“反右總體是正確的，只是執行過程中擴大化了”，最后還保留了將近100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

也就是說，是鄧小平的“私心”決定了這兩場運動的歷史結論。在后來的89問題上，同樣如此。鄧是下令開槍者，江澤民則是最大受益者，他們都不可能推倒重來。而胡錦濤是鄧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且終其10年任期未曾實際掌握最高權力，無論從道義還是能力上都不可能“平反”89。

習近平會嗎？有朋友保持樂觀的期待。他的理由是，習與那件事毫無關系，不負有歷史包袱，而平反它卻會給自己帶來莫大的歷史清譽。

對增進自己利益（權力和名譽）的事情，積極推動之；對有損自己利益的改革，則積極阻擾之。這是古今中外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事邏輯。習近平當然也不會例外。當下進行的“打虎”行動，只是對少量官僚的懲處不會招致集體反彈，且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形象擴大自己的權威，是一定會堅持下去的。但官員財產公開、黨內民主以及依法治國，則有可能波及整個官僚集團和捆住自己的手腳，因此是不會完全貫徹執行的。

具體到89事件上，平反之順乎大勢民心，一定會令主導者名垂青史。但是習近平也有自己的一本賬要算：承認向人民開槍是錯誤的，會否激發民間要求清算和審判的高潮？會否如多米骨牌，民眾進而要求徹查中共歷史上的欠債，進而導致中共的垮臺？

作為紅二代、紅色江山的守護者，我認為習近平的“私心”應包含兩重：第一是確保自己的權力地位不動搖；第二是確保紅色江山不在他手中變色或垮掉。而我那位朋友所言的“歷史清譽”大概只能排在第三位甚至更后了。

由此觀中國，許多人期待的政治體制改革前景并不令人樂觀。政治人物的“私心”對于歷史進程有著不小的影響，關鍵時刻甚至會令歷史開倒車。鄧小平便是前例。

綜合 2022-01-09 20: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