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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杰姆遜

注：弗雷德里克·杰姆遜，1934年4月出生于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后，在哈佛大學任教。他的文學理論專著《馬克思主義與形式》 (1971)、《語言的牢籠》(1972)、《政治無意識》(1981)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三部曲”。

1985年，杰姆遜訪問北京大學，引發了學界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后現代文化研究的熱潮。2002年，他再次登上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臺，引起學界廣泛關注。不久前，78歲高齡的杰姆遜開啟了他的又一次中國巡講，先后在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以及《文匯報》進行了演講和座談，本文是其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資本論新解”。

這次演講的特殊之處需作一些說明。演講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談的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部分談的是全球化條件下的經驗與政治，兩部分的相通之處在于：都是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相關性。

《資本論》：一本關于失業的書

我對馬克思如何來呈現事實不感興趣，對那些據說是他從事實中推演出來的相關規律也不感興趣。此次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足以證明馬克思對于資本描述的正確性。

《資本論》第一卷已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資本主義的完整圖畫。對我來說，《資本論》第一卷主要的、形式意義上的問題關乎再現/表征的問題，即如何從個別元素、歷史過程和各種角度來構造一種總體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對待這種總體性；作為一種關系系統，它不僅是非經驗性的，而且是完全處于運動之中的，不斷擴張，處于總體化運動之中。這對于資本主義的存在來說是本質性的，也是其獨特經濟本性最為核心的部分。然而，永恒的崩潰過程對于資本主義結構來說也是本質性的：于是，在這兒我們就有了這樣一種機器，它不可避免地會崩潰，因此為了維持自己的實存，它必須不斷地用擴張自身、擴張自己控制領域的方式來修復自身。

曾有人認為貨幣可以解決《資本論》第一卷（論商品）的等價問題，這當然是一種錯誤的解答，因為貨幣并不是一種解決方式而是一種中介：貨幣是二元性的，它被用于表達一種關系，可實際上卻隱藏了這種關系本身。這種貨幣的神秘本性解釋了為何如此多的烏托邦圍繞以下原則組織架構自身：擺脫貨幣就將擺脫所有問題。如果貨幣是一種真正的解決，那么諸如商品及勞動的“合理價格”這樣的東西就是可能的，因而社會民主自身是可能的：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修補資本主義，從而將它改造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另一方面，蒲魯東的偉大口號：“財產即偷竊”——也讓人無法滿意，因為它假定以無政府主義精神擺脫貨幣將廢除更深層的問題，可是貨幣僅僅只是這一問題的癥候而已。貨幣、財產、資本主義自身依賴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矛盾，或者至少它們依賴一種結構性的悖論（勞動價值論告訴了我們這一悖論的答案），因此無法用法令或修補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然會轉入生產過程——資本與新的資本只能在這里得到生產。有了生產自身，它很快就將我們引向了勞動價值論的秘密之處，引向了解答。這里的問題表現為：突然間引入了時間——雖說依舊是量化的、靜態的、非辯證的方式。勞動價值論導向了所有關于利潤率、勞動小時數以及那些有趣的變量組合的計算（這滿足了馬克思自己的興趣，他對于數學與微積分的興趣可以排在第二位）。然而突然之間，這些探究撞了墻：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對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廠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間阻礙了資本必然的擴張。

因此，論述必須進入一個新的論域，一個新的層面，問題和解答在這里都充滿著強度：贊美集體性或協作。馬克思興高采烈地稱之為“賜予資本的免費禮物”：協作勞動以辯證的方式成倍地增加了價值和產品。這當然是亞當·斯密的發現，而在這里它成了馬克思的形而上學。馬克思主義并非賦予生產以價值，而是賦予集體生產以價值。論協作的一章是《資本論》第一卷跳動的心臟。

然而，這一贊美是短命的。當協作轉化為機器時，這一贊美人類的原則成了名副其實的弗蘭肯斯坦所創造的怪物。然而，這一全新現象從根本上轉化了整個問題。它導向一種更復雜的新的時間理論以及關于資本主義“毀滅”了過去的理論，同時又導向以下問題的新解答：新的立法阻礙了絕對剩余價值，使之停滯。——提高生產力，強化價值生產卻不延長價值生產，這一理論名為“相對剩余價值”論。

辯證地看，這一本來可以讓馬克思總結自己著作的新解答——機器、工業技術，卻導致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兩難。這一兩難有兩種形式：首先，節省勞動的裝置突然導致了勞動者（特別是童工）工作時間令人震驚的上升。其次，節省勞動的機器本該壓縮勞動者的數量，不過是以讓工人失業的形式進行的。在這一事例中，我們的兩難局面具有了另一種形式：如果價值源于勞動，假定勞動者越多，那么所生產的價值也就越多，可資本家為什么堅持壓縮勞動者的數量？

在這一點上，整個過程的真理也變得越來越清晰了，馬克思將決定性地闡明他所謂“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即他在同一文本脈絡中稱之為“絕對”規律的東西。以下是我的引用：“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當我們記起這一正式的響亮的表達——“產業后備軍”——僅僅指失業者的時候，我們就擁有了更具戲劇意味、更容易獲得的辯證悖論。它僅僅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是：增加財富和生產力的同時，不斷增加失業者的數量。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評價整部《資本論》的意義了。這是一本關于失業的書：抵達《資本論》概念頂端的是以下命題，即產業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出數量巨大的資本——這種資本在潛在的意義上是無法投資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數不斷上升的失業人群。當前第三階段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的危機可以充分證實這一情況。

并沒有描繪社會主義的樣子

我想補充的是，資本無關乎勞動：它關乎過度勞動，非人的過長的勞動時間以及前者被限定之后童工的大量產生都是例證。資本也與這一著名的“產業后備軍”相關，也就是說，與失業者相關。這里并不涉及Harry Braverman論泰勒制、勞動與壟斷資本的經典著作所指向的嚴格意義上的勞動。然而，以下想法是錯誤的：歷史發展已使這一資本主義總體性的19世紀再現變得陳腐過時：正相反，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凸顯出來的資本的時刻，恰恰在未來的運動中得到了仔細的勾勒——這些空間一方面是信用和金融資本，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馬克思自己關于帝國主義的描述只是簡單地談及諸如澳大利亞這樣的移民殖民地，雖然你可以從這一論原始積累的尾聲中推導出我們所謂的今日帝國主義）。

因此，我必須下這樣一個結論，《資本論》并不是一本政治著作，除了建議工人組織起來之外，它關于資本的說明并沒有任何政治后果。除了在第一部分舉了一個假想的例子——聯合起來的工人社會——之外，它并沒有描繪社會主義的樣子。然而，讓我更為充分地來解釋一下：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的政治人物，大概除了列寧之外，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與政治思考無人能及。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主義者，這是馬基雅維利意義上的良好的機會主義。為了改變和廢除資本主義，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開放：聯合、暴動、議會選舉中獲勝、回到農村公社，甚至是資本在危機中自我毀滅，等等。如今每一種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社會民主派到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是馬克思整個方案的可行的候選者，而他的議程則是隨歷史情境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而改變的。然而，在《資本論》里卻沒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資本論》依然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科學而非意識形態。

人們常常哀嘆馬克思主義似乎只是純粹的經濟理論，沒有為合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留出足夠的空間。而我卻認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力量，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總是附帶性的。政治只應該是永遠警惕的機會主義的事務，卻不是任何理論或哲學的事務。在我看來，甚至當前以種種方式重新定義大眾民主的努力也偏離了資本主義的本性與結構這一核心議題。永遠也沒有令人滿意的政治解答或政治體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經濟體系。馬克思主義者和左派需要把精力放在后一方面。

后現代：空間正在消除時間

接下來，我想首先轉向后現代性中的日常生活領域，也就是轉向主體性構造領域以及某一尚屬推測中的新的后現代主體領域。毋庸置疑，信息技術的出現——此種發展完全改造了工業生產甚至是勞動自身——必然會帶來主體性的改變，主體醒著的時間完全消耗在各種類型的電腦顯示器前了。

就主體性和個人經驗而言，我們對時間的經驗正被替換為對空間的經驗。可事實是，我們在自己的主觀意識里、在現象學的經驗和生存體驗里都感受著時間的存在。因此，我們需要追問，為什么這種時間感卻要屈從于空間的統攝？我想，不僅是柏格森，還有托馬斯·曼和普魯斯特，這些現代主義者都迷戀深度時間。這種迷戀實際上根源于現代化進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遲緩的鄉村時間和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及工業化節奏共存的情況。因此我們說，后現代是現代化的完成，是鄉村的消失的結果（農民成為計時工人，原始農業變成農業產業）。在更充分的現代化中，工業勞動力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區分都被抹去。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個人都成為雇傭者，一切東西都進了購物中心，空間不過是表面的無限延展。現代化不平衡發展在過去是由區域和民族國家體制造成的，現在則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自身成為不平衡發展的一個空間。這樣，和全球化的聯系就十分清楚了：如此遼闊的全球規模絕不可能在以帝國主義、大都市和殖民為代表的現代階段出現，只有當殖民體系解體了，它才有了出現的條件。

但是就今天的現實而言，我們應該談論的倒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商業，不是一般的跨國公司，而是新的巨型國際商業集團出現所依賴的信息技術。在電腦化時代，空間的距離是如何正被翻譯為實際存在時間的共時性的，也就是說，空間正在消除時間。投資、期貨、廉價兜售國家貨幣、剝奪和并購，把未來打包作為可以買賣的商品，這些都被最新出現的交流工具加速實現著，柏格森主義所謂具有綿延特征的時間軌跡已蕩然無存。時間的停滯嚴重地改變了或切割了人類的經驗。

我將這稱之為時間性的終結，一切終止于身體和此刻。值得尋找的只是一個強化的現在，它的前后時刻都不再存在。我們的歷史觀也受到影響。從前的社會沒有一個像我們現在的社會這樣，有著如此少的功能性記憶和可憐的歷史感。這一切和今天個人主體的轉換干系重大。在后現代性第一次萌動中，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者宣告了“主體的死亡”。他們看到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無法和龐大的體制力量抗衡而日趨衰落，同時也看到這種個人主義體現的是具有占有欲和侵略性的自我，而把這種自我喚起的資本主義競爭如今也已衰落。身體是資產階級文化在消耗殆盡之前的最后現實，是轉變、變化和變異的最后發生地，是主體的昂揚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殘留的一點點心情。

政治在本質上反映為掠奪土地

回頭反思使我們看到，作為第三個資本主義階段的全球化只是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激烈的反殖民運動另一個面向。資本主義在前兩個階段首先建立了民族工業和市場，隨后進入帝國主義和搶占殖民地時期，并迅速發展了世界經濟的殖民體系。這兩個時期的一個共同標志是對他者的建構。首先是各式各樣的民族國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競爭的群體，人們的民族認同只能建立在對外國人和民族敵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認同則通過相互指認為他者來完成。但是不久，特別是在歐洲，民族主義迅速放棄狹隘的民族立場，允許少數族裔和操不同語言的人發展自己的民族方案。

這種漸進的擴展不可與后來的全球化相混淆。帝國主義體系是把殖民地的臣民當作他者來殖民的。種族的他者意識和充滿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對落后的、貧弱的臣屬文化的輕蔑將殖民地的人民視為前現代的人，將統治性文化和被統治文化區分開來。他者的世界體系就在作為第二個資本主義時期即帝國主義和現代性階段建立起來了。

顯然在反殖民運動中，這一切都逐漸煙消云散了。臣屬的他者們一向無權為自己辯護更不用說來管理自己了，現在則第一次如薩特所說，用自己的聲音宣告自己存在的自由。一剎那，資產階級主體和這些從前的他者們泯然一體了，整個世界被一種新的無名所統治。現在世界上存在的不僅僅是成千上萬某個國家的公民，某個民族的語言，而是幾十億人。

那么這一切與政治是什么關系呢？既然我們一直在討論空間，我不妨就簡單提出一個看法：今日之世界政治皆與房地產相關。后現代政治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奪，在地區和全球范圍都是如此。無論我們想到的是巴勒斯坦聚居地和難民營問題，還是原材料及其開發政策，或者生態問題，聯邦制問題、公民權和移民問題，在大都市同時也在法國簡易居住大棚、巴西貧民窟和小鎮上發生的中產階級化問題，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關。按馬克思主義術語說，這一切變化歸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殘余的封建制以及農民階層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業農業、農業商業以及農場工人。

那么時間去哪了？它在我們瞬間擁擠的手機電話和短信發射中，在西雅圖、勝利廣場和威斯康辛的群眾游行人群里。這樣的時間，正如我的朋友邁克·哈特和托尼·奈格里所說的，標志著烏合之眾的出現。這已不是延綿時間里的政治，而就是此刻和現在的政治。奈格里讓我們看到這種時間乃是一種構成性力量而不是被構成的力量。總而言之，這種新的此刻已成為后現代性的標識，一切都停留在此刻和身體里。在這新的無處不在的空間和短暫此刻的辯證法里，歷史、歷史性和對歷史的感覺都成為失敗者。過去已經不在，未來卻無法憧憬。很顯然，歷史的消亡為我們的政治和政治實踐罩上了陰沉的暗影。

上海大學文學院朱羽、北京大學中文系蔣暉 譯

來源: 財經微信號

鳳凰讀書 杰姆遜 2015-08-23 08: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