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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是資產階級呀！他有什么資格居高臨下地以委婉的口氣教訓我呢？而且稱我為先生！在同一個地方，我稱他為先生，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今天他把球兒囫圇個兒的給扔回來了，我感覺他擲回來的球比我擲給他的那個球兒要重得多。（侯門將女）

    可事到如今，我有什么話好說呢？他還是資產階級分子，但他是和**站在同一立場的資產階級分子，屬于團結對象；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屬于打擊對象。

    我心里好一陣難受，說了一句話，即使是說了一句錯話，一句反動的話，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么？多么難以理解，我沒有資本，甚至和資產階級沒有任何血緣關系，能夠剝奪什么呢？當然是本來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了。

    何況我并不認為我說的那是一句錯話？角色的轉換怎么會這么容易，這么絕對，這么迅速，其反差又是這么大！？我的兒子出生于1959年冬天，那是繼大躍進之后的第一個饑餓的年份。

    兒子一剪斷臍帶就要吃奶，他的母親因病手術后沒有奶水，當時的牛奶早已屬于特權控百制的配給品了，有錢也訂不到。

    唯一一條路就是找奶媽，奶媽很容易找，上海周圍全是餓鄉，只要不帶口年糧，給飯吃，工錢都可以不要。

    奶媽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喝野菜湯。（廢太子重生記）

    為了保住大人的性命，就不一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孩子能否存活？實在很難設想！我們通過居民委員會找了個揚州奶媽，年齡在三十歲上下，很消瘦。

    她放下包袱正趕上吃中飯，第瞬一頓她不好意思，只吃了個半飽就是兩大碗。

    這頓飯之后，我和妻馬上舉行了一個秘密的緊急會議。

    兒子還不會說話，無從表態。

    奶媽的一頓飯足足吃了我們倆個人的定量，打破了我們的如意算盤——原以為每人每頓少吃半碗就夠她吃的了，誰知道……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糧。

    我當時在工廠當鉗工，我的一份糧要帶到工廠里去，家里只剩下妻的25斤定量。

    從奶媽的飯量看，即使25斤全給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頓飯。

    奶媽不吃飽，就沒有奶水，沒有奶水，兒子就長不大。

    怎么辦？即使有錢，沒糧票，連一根油條也買不來，糧票更不能買賣，買賣糧票是違法行為，實在是沒法辦。

    這時候，我才體會到家無余糧的難處。（重生之我為神獸）

    每頓飯我們的眼睛都注視著奶媽的嘴，那張嘴實在是可怕！開始的時候，奶媽還有些不好意思，三天過去，她就放開肚皮吃飯了！根本不把你們憂愁的目光和日漸消瘦的臉看在眼里。

    到了1960年，糧食更加緊俏了，多虧妻的同事們——當時活躍在銀幕上的電影演員們，經常把他們節約下來的糧票湊起來送給妻子。

    有一天路家的繼娘給我們剛剛出生的兒子送來一聽克寧奶粉，這無異于大旱時節從天上落下一滴甘露，沁人心脾，又無濟于事。

    當妻向繼娘道謝的時我候，繼娘嚇得兩只手搖個不停，小聲在妻的耳邊說：的可千萬別讓樓上知道！這是他們給我的。

    他們以為你們不知道海外有人給他們運東西……怎么可能不知道鄰呢？夜里往樓上搬東西總要經過樓下的呀！在這時，居她好像和我們更近些，因為我們和她都住在樓下。

    她說路的也的確是實話，就是繼娘不告訴我們，我們憑感先覺也會知道，用上海話來說：我們和路家到底是貼隔生壁鄰舍，什么事能瞞得住貼隔壁鄰舍呢？我們無需故意刺探，什么都一目了然。

    他們所顧忌的并不是政府，因為這恰恰是由于他們吸引外匯多，而且從來沒有暴露出任何不滿，才得到的優待。

    他們怕的是左鄰右舍的嫉妒心，飯都吃不飽的人如果看見身邊有人享用大魚大肉，妒火必然上升，盡人皆知，強烈的嫉妒心能驅使人們做出想象不到的事來。（超品相師）

    路家的整體形象就像我第一次看見的路先生那樣，在風風雨雨中披著一件**的雨披，至于他的面容，他的目光，他的皮膚，他的內心，你全都看不清。

    但作為他們的貼隔壁鄰居，可以想象得出：他們擁有螺殼里的自由、溫馨和幸福——如果在螺殼里也可以稱之為自由、溫馨和幸福的話……這種脆弱的穩定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螺殼終于被擊碎，出現了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

    事出在孩子們身上，路先生的長子達明在弄堂里有一個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學攻讀法國文學，所以自己給自己起了個法蘭西名字。

    據說當初考進大學的時候政審就不合格，由于一位副校長分數掛帥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了進來，成為學校招生工作中的一個極壞的例證和難題。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畢業前的一個月，學校以思想反百動為由，將他除名。

    無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達華的出身相通，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僅失去了父輩留下來的年工廠，也失去了面子。

    他的檔案跟著他也回到上海，檔案里給他定性為反動分子，交給里弄委員會的婆婆一媽媽們監督勞動。

    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課，那些婆婆媽媽嘴里盡是一知半解的報紙語言，驢唇不對馬嘴，唾沫星子噴在臉上，越引起他的不滿。

    而他的不滿——甚至瞬仇恨都一覽無余地掛在他那張瘦削的臉上。

    他和達明從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點爆竹，翻墻頭捉蟋蟀的玩伴兒，一拍即合。

    兩個人每天夜里在后門的門廊里詘詘詘，詘詘詘……談**和臺灣電臺廣播的消息，說里弄委員會領導的壞話，造反派的牢騷，訴被歧視的怨恨……不知道被哪個小赤佬聽見了，到街道造反派那里一檢舉揭，當天就把法朗索瓦專了政，一番武斗，打得他鼻青臉腫，不到半個鐘點就竹筒倒豆子，賣了自己，也賣了朋友，達明隨即被隔離。

    對于路先生來說，可以說是大禍臨頭。

    兒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嗎！不同的是老子守口如瓶，十余年如一日，兒子則認為法朗索瓦完全可以信賴，萬無一失，所以對他則信口開河。

    路先生隨即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首先向自己所屬工廠造反派請罪認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嚴，在堅決和兒子劃清界限的同時，保證動員兒子反戈一擊，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

    然后又向街道造反派請罪認罪……請求準許讓他見兒子一面，做兒子的思想工作。

    由于態度誠懇而且卑微，打動了街道造反派的一號勤務員，慷慨特許他和達明見面，讓他做分化瓦解工作。

    在造反派頭頭的監督下，路先生和兒子見了面，那是一間陰濕的地下室，兒子已經嚇得面無人色，我再來一次刑訊就有可能將自己以及全家的反黨言行和盤的托出了。

    路先生語重心長地規勸兒子無論如何要態度端正，實事求是地交待問題，沉痛深刻地認識錯誤……并鄰且充分指出問題性質的嚴重性。

    并且反復述說**毛居主席對路家天高地厚的恩……一席話說得路先生自己路淚如涌泉，達明跟著也涕淚交流，造反派頭頭大受感先動，認為他們的激動完全出于懺悔。

    而實際上路先生是生出于緊迫，達明是出于恐懼。

    路先生對兒子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語雙關。

    他用眼神、用語氣、用手式把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

    最后他一再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道理，但這句話達明完全明白是一句反話，因為，路先生在家里有幾條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秘密家訓中的第一條就是：牢記：坦白從嚴，牢底坐穿；抗拒從寬，無罪赦免。

    第二條是：牢記：一人招禍，一人承担；咬緊牙關，嚴防株連。

    所以達明在隔離中把自己擺在受了蒙蔽、受了欺騙、受了拉拢的地位，承認自己已經滑到反革命一邊。

    幸而在**革命路線光輝的指引下，懸崖勒馬，有了回頭是岸的機會，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觀，脫胎換骨，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如此這般地檢討一番……空洞的內容在痛心疾首的外表裝飾下順利得到造反派的首肯。

網載 2015-09-08 22: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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