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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蔣友柏：R.J. Rummel教授寫的20世紀全世界十大政府殺人資料，我曾祖父1921年到1948年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1000萬中國人，排名第四；你可以說這個數字不準確，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萬。”

蔣友柏

蔣介石先生也許永遠無法想象自己苦心制訂的“反攻大陸計劃”會以這種方式來實現他的曾孫蔣友柏今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為“常橙”的設計公司。

這是蔣友柏在臺北的公司里向《南方人物周刊》透露的。

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能看到蔣介石的曾孫出現在上海的時尚圈中。這個說法會讓蔣友柏感到相當不舒服，他堅信：“今天做為一個后代，如果還要用前輩幫你種的樹來納，你就沒資格姓這個姓。”

蔣家兩代長期執政臺灣，不論功過，也和臺灣當下政治人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連戰是蔣友柏大伯蔣孝文的“伴讀”；他的堂姐蔣友梅結婚時，代表女方家長的就是連戰；不論是蔣友柏生女孩還是出書，連戰都親自站臺；每逢蔣經國的忌日，馬英九都會去墳前長跪哀思，馬的紅包也是蔣方良生前惟一肯接受的…… 甚至令宋楚瑜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落敗最重要的“興票案”（編者按：1999年12月9日，已逐漸露出臺獨面目的李登輝拋出“興票案”，全力清剿宋楚瑜。受該事件影響，原先民調顯示一直處于上風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宋楚瑜選情急轉直下，“清廉形象”崩塌，最終以微弱劣勢敗北），都是因為蔣家國民黨專門批出一筆錢來照顧蔣家后人。 蔣友柏卻似乎無視這些交往，他的表態是我不藍不綠，為什么“蔣”這個姓就一定要被歸到藍營；假如可以這樣歸類，那是不是姓“朱”的，還要堅持反清復明；而姓“鄭”的可以堅持說臺灣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臺灣國，而是東寧王國。 2004年，他幫助無黨籍立委候選人吳祥輝設計競選產品，而吳素以臺獨色彩和批蔣言論著稱。 蔣友柏的解釋是：“他想用設計來提升選舉文化，這個概念立即吸

歷史總是充滿了各種吊詭，蔣友柏常說“人在人情在”。在他的成長歲月中，當然有祖蔭可蒙，可也有從天上降落凡間、從權力高峰墜入人生低谷的失落感。

1975年，蔣介石先生去世。第二年，他出生。直到12歲匆忙離臺之前，所有人對他的曾祖父只有一個稱呼蔣公。

剛去加拿大蒙特利爾讀書時，因為語言不通，蔣友柏無法打入“主流團體”。第二年，班上來了一個大陸的同學，兩個人立刻成為朋友。然而沒過多久，他的朋友就跑過來說奉父親指示和你蔣友柏斷交，因為你是“蔣匪”、“蔣賊”的后代。

往事與現實的對比總是讓人唏噓不止，當年的朋友、部屬都可能會背叛你，而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今天也可能會把酒言歡。曾經身處最高峰的蔣友柏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體會到了人世間的無奈

“2001年我回到臺灣到現在，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屬于那種‘我無法與他溝通的人’之外，我再也沒有聽過有人稱我曾祖父為‘蔣公’；就連那一些當年靠高喊‘蔣總統萬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通關密語而升官占位，后來轉型當媒體政論名嘴的愛國愛黨中堅分子，大部分的時候，我聽到他們稱呼我曾祖父與祖父的名號也只是‘老蔣’與‘小蔣’。‘經國先生’這個稱呼偶爾有出現過，但‘蔣公’我是真的沒再聽過了。但是，自從部落格(博客)開張以來，來自中國大陸的網友，在他們的留言里卻幾乎都尊稱我曾祖父為‘蔣公’，而且還稱他為中國近代史與毛澤東一樣偉大的‘偉人’；所以當我20年后再次聽到‘蔣公’這個稱呼，是來自一群當年曾喊他為‘蔣匪’、‘蔣賊’的人的后代嘴里時，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這個世界瘋了，還是這個世界想讓我發瘋。”

蔣友柏也有讓人發瘋的時候，他直言“兩蔣也有做錯的時候”、“連戰輸不起”、“陳水扁‘總統’應該被樹立塑像”……

他有很多綠色的朋友，藍營的人甚至會罵他要好好學習“四維八德”，要對得起祖宗。母親因為他批評連戰而請辭國民黨中常委。

在此之前，在并不情愿的情況下他踏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他母親的強烈要求下，他以“生意人”身份開講選舉策略。

針對國民黨提出的“他，馬的，就是愛臺灣”文宣，蔣友柏評價是“點子不錯，手法很差”，他有三十幾個可以讓國民黨“品牌”翻轉的策略，“但你們要出錢來買我的創意”。

本錢才能做事。我是下午兩點鐘下班的商人 他看臺灣人喜歡穿名牌，連一件T恤都要名牌，其實這是一種無聊的想法。一般人會想“穿什么樣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而蔣友柏認為“當你在意外表時，穿什么都沒用”。 創業之初，蔣友柏兄弟的“橙果”就吸引了臺灣人眼球蔣氏兄弟“不從政從商”、做的又是流行的“設計”，又加上當時有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大師Michael Young加入，這樣的多國籍鐵三角的組合，儼然使得“橙果”一成立就好像是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公司，其實這家公司注冊資本才500萬新臺幣。媒體的夸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臉面和經驗，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風光，無論什么公司，蔣友柏的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具有決策權的高層”談設計、談合作、談合約，而且也真的簽下一些著名公司的設計合約。但是，光簽了合約，卻交不出客戶認為有價值的成果，是拿不到真金白銀的。蔣友柏開始頭大，因為他開始夾在“付錢的客戶”和偉大的“藝術設計指導”之間 “付錢的客戶”在沒有辦法交工的時候會狠狠地K他，他永遠是那一個得去面對客戶抱怨的人；而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后，得到的答案永遠是“客戶不懂所以才要我們的設計服務”，公司提出的設計概念又永遠是一套“紐約”式的、一套“倫敦”式的，這兩個城市又永遠互爭“設計”與“藝術”的詮釋權。 “更糟糕的是，這兩套歐美式的設計，永遠沒有辦法在‘臺灣式’的工廠里，順利地把產品設計從圖樣轉化到模具再轉化到大量生產，這樣的結果就是永遠都收不到客戶的付款費用。” 在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后，蔣友柏開始采取主動，把整個公司的經營主導權重新拿回：既然認清理想客戶只是不可多求的好夢，為了公司的生存，那就什么樣的客戶都接。“美”、“藝術”、“得設計大獎”不是標準，“客戶的獲利”以及“能讓客戶的品牌與產品增加附加價值和提升賣相”，才是衡量設計投資報酬率的唯一檢驗標準。 外表的風光并不能掩飾公司內部營運的失敗。在很長的時間里，公司的財務完全不能平衡。蔣友柏的手下拿著財務報表建議必須開掉Michael Young這位設計大佬，這讓蔣友柏立刻抓狂。公司創辦時，他連續打了6個月的國際長途電話，才從英國請來這位大師。 揮淚斬Michael之后的2006年底，手下又很嚴肅地來說必須大幅地砍掉一半的員工人數，否則公司剩下的營運資金撐不了3個月，假如再加上農歷過年的年終獎金的話，橙果已經是瀕臨倒閉了。

從50人直接砍到22人，提出裁員方案的人都把自己列入應當被裁的名單當中。蔣友柏經歷了經商以來最大的危機。他暴怒，大發脾氣，曾經的朋友兼手下被他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冷靜下來他不得不采納了對方的建議裁員、不發年終獎。 如何讓公司擺脫困境，蔣友柏想了很多辦法，最后不得不想到要“走合并這條路”。但正在和對方談判價格的過程中，奇跡出現了。2007年公司找到了前進的方向，而且業績大幅提升，一舉走出困境。 現在的蔣友柏要求手下不單要有好的創意，更要有理性的數字觀念。他手下的設計人才中4成是有MBA背景的。 他要求公司的設計不只是要有天馬行空的創意，更要有幫客戶賺錢的執行力，于是他接單之前要先看客戶的財報，從報表上知道公司的獲利情況、客戶結構和經營方向，然后再決定如何應對。大學時學金融的他甚至在公司里創立了一套timesheet system（工時系統），能精確算出哪個產品在哪一分鐘賺錢或賠錢，為什么賺或賠。 臺灣知名財經作家張殿文對蔣友柏有著近距離的觀察，他說：“過去5年我曾經采訪過臺灣科技界的領導者，張忠謀的縝密、曹與城的謀略、郭臺銘的霸氣、許文龍的柔軟度、施振榮的遠見，皆非蔣友柏所能及，但以他30年經歷的人生落差，對環境變動的理解、歷史循環的定見、商業邏輯的判斷，一出手就是一個產業可以力圖跳躍的方向，這是最令我興奮之處。” 本刊對他的采訪約在中午，當指針指向下午兩點時，蔣友柏站起身，“抱歉，各位，我要下班回家看小孩了。”

1976年出生的他娶了一個曾出演偶像劇的模特老婆，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兒女雙全，曾經泡妞無數的蔣友柏現在很乖地兩點下班收工回家。 只是，他會早上6點上班，而且晚上等妻兒上床后，他還會打開電腦進行投資銀行業務。 他帶兒子去過中正紀念堂（現臺灣民主紀念館），卻笑稱是帶兒子去喂鴿子（廣場有大量鴿子）。他也常買一杯咖啡，到中正紀念堂臺階坐下，“有時坐兩三個小時去想祖先當年的故事”。 他說：“我不喜歡人家稱我是‘蔣家第四代’，我喜歡當我自己的‘蔣家第一代’。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寧愿拋棄那‘第四代’殘留的政治貴族利益，從零開始去開創屬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攝影師在給他拍照的時候，我向他求證了一個細節，有媒體說現在臺灣的兩蔣公仔是他設計的。嘻嘻哈哈的蔣友柏突然間嚴肅起來：“他們是我的先人，我怎么可能這樣做！” 這一刻，我們相信，蔣氏的血液不只在他身體流動。

他還曾與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聊過，可以提供20種勝選的文宣方案，比“三·一九”槍擊案還要逼真，且更正面，但一樣要出價才可以。

他坦言，藍營的人看他是綠色的人，綠營因為他的身份，認定他是藍的，但他只是一個生意人，不論哪一黨執政，對他而言都是一樣。

畢竟，除了他是蔣氏后人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家設計公司的負責人。

在他看來這只是生意上的合作，無關站臺。 但是他也要向媽媽解釋：我沒有借用“蔣”這個姓來接生意，同樣也不會因為這個姓而去推掉生意。 有一次他與一位堅定的臺獨信仰者聊天，對方和他說：“友柏，“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60年了，時間也已經撫平了大部分的傷痕，對于那個事件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而言，也都已經慢慢能夠接受了，還欠缺的只是一個誠心的道歉，假如你能做那件事情當然對他們的情緒會很有幫助；但是假如你真的要做什么事去彌補你曾祖父所犯的錯的話，最需要你幫忙的是那一批跟著你曾祖父避難到臺灣，回不了家，在臺灣孤身一人沒有結婚也沒有后代的那一些老兵們。”并介紹他去看一個相關的網站。 看著當年追隨自己先輩來臺的老兵的凄慘故事，蔣友柏在電腦前“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陪伴他的是“淚水”。 他追問：“這是歷史的悲劇，就像上帝創造一顆他自己都搬不動的石頭一樣，我那五星上將的曾祖父在那個歷史當口也無能為力，我作為后代除了表達一絲歉意，我又能做什么？我曾祖父把他們從大陸帶到臺灣，答應他們‘反攻大陸’，但是我曾祖父與祖父相繼過世之后，這個‘回家’的夢也只能用‘開放返鄉探親’來彌補，而喚不回的是這一群人花在‘空等待’上的青春；如今，他們的靈魂飄不回去他們的原鄉，又感覺到被這塊‘新故鄉’的土地排斥而無法落土為安，那一個一個的孤單的靈魂還繼續飄浮在臺灣的上空。我曾祖父、祖父的‘暫厝’，好像是他們自己事先就安排好的，這樣他們兩個才能在臺灣的半空中陪伴他們，一起飄浮。” 在加拿大讀書時，老師教歷史不像臺灣那樣會灌輸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而是要讓學生在一個大歷史的角度去想問題，比如，“美國南北戰爭中，如果南軍獲勝，那今天美國經濟會是什么樣子？”

今天的蔣友柏看臺灣政治經常會有“宏論”面世，很多藍營的死忠支持者會罵他把一切都當成生意來做，只是一個“小生意人”。他也會去“義賣‘國’旗”，但因為那是母親讓他那樣去做而已。回顧“兩蔣”歷史，他有著和別人不一樣的痛苦而清醒的視角 “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給鎖死，否則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來、耳朵掩起來，在這個Web 2.0的時代，你不主動去尋找這些信息，這些信息也會在你無意識中映入你的眼簾；假如你對“二二八”事件在經過那么多人的研究后，還有存疑，那就先不談“二二八”；但就已經被公開了的那么多的我曾祖父親筆批示的‘死刑可也’的檔案；還有一個與我們族群無關的外國人，夏威夷大學R.J. Rummel教授寫的‘Death By Government’里的那份20世紀全世界十大政府殺人的資料里，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1000萬中國人，排名第四；你當然可以說這個統計數字不公正、不準確，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萬；你當然也可以說那是那個時代的背景因素，有它不得不然的原因（我自己個人也深深地相信這個論點）；但是當時的政府就是殺了那么多人，雖然殺人并不是我曾祖父親手扣的扳機，但畢竟他在當時代表的是那個執行的政府。” “在我祖父執政時代里的1984年，發生在美國的江南案，一個美籍華人因為他寫了一本《蔣經國傳》而在自家車庫被暗殺，他的遺孀崔蓉芝在美國控告我們‘政府’；當時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也因為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而被我‘國’的司法單位依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前一陣子才開放給民眾參觀的‘臺灣人權景美園區’，我從新聞報導里清楚地看到‘汪希苓牢房特區’不但有套房、會客室與書房，甚至還有廚房，據說他的家人還可以隨時前往與他同住。假如汪希苓當時的這個暗殺行為完全與國民黨政府無關，那為什么他在監獄里可以享受這個特權？而當時的‘政府’為什么又要給崔蓉芝145萬美元人道補償金以求在美國法庭上的和解？除了這個江南案，幾乎就在同一段時間，還發生了尚未偵破的陳文成命案與林宅血案，還有讓日后的辯護律師群上臺主政的轟動一時的美麗島事件。”

當先輩漸漸開始褪去“神”的外衣，蔣友柏對歷史也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你以為我知道這些事情后很高興嗎？當我看這些資料的時候，做為一個后代子孫，我心中也是充滿著不愿意面對事實的否認與直覺上的排斥；當我看過這些事實的報導，逐漸地在自己心中做出‘兩蔣也有做錯事’這個結論時，這已經狠狠地推翻了我從小被教導的根深蒂固的價值；從自己在心中做出這樣的結論，到能夠坦然地與他人談論這樣的話題，這中間，我花了很長的一段‘內心掙扎與困擾的歲月’。事實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認并不會就使這些事件從歷史記錄里消失。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態正面地面對這些歷史事實，并盡量做出補償；即使我個人因為無能為力而只能以口頭方式表達來自隔代的歉意。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自己也一直在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明確告訴我，我祖父在他晚年為何會做出一連串‘解禁’的決策（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如果他真的是‘獨裁’，為什么會在最后放棄‘權威獨裁’的舞臺？卻做了一連串的動作，并直接與間接地促成了今天臺灣民主制度的可能。 “我只是很單純地覺得兩蔣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會犯錯；我們不需要用‘一代偉人、民族救星’這樣的‘神格化’贊詞去神化他們；我作為一個他們的后代子孫也懇求曾經受過傷害的人，沒有必要再用‘獨裁殺人魔王’這樣的詞去宣泄對他們的恨意。他們跟你我一樣，都只是凡人，只要把他們繼續留在神壇上，就會傷害一批當時的受難者后代的心；另一方面，只要去對他們做鞭尸（即使只是言語上的），那也會對一批當時效忠他們的人及其后代帶來心痛的感覺；這充滿矛盾，但這卻就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歷史事實。”

他甚至會說“50年后，我們的子孫很可能會為這位被現在的部分民眾批評為貪腐的‘總統’蓋一個民主紀念碑”。因為陳水扁是“歷史上華人世界里第一個沒有辦法保護家人免于被訴的‘國家’在位領導人”。 當然在他看來，綠營也不是什么好角色。國民黨固然存在黨產問題，民進黨又何嘗不是呢民進黨的黨產卻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盡的無形的“人民對專制戒嚴時代的恐懼”，和他們“沖撞威權體制后得到的一張沒有填上數字和日期的支票”。“國民黨的黨產要不追討回來的話，永遠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陰影。而假如我們不把民進黨的這張支票，拿回來充公或撕掉的話，那我們將永遠生活在每逢選舉就嘶聲吶喊的無奈與恐懼中。” 開設計公司的蔣友柏把營銷理念也引入到了對臺灣政治的批評當中“我最近幾年的觀察，民進黨與國民黨不習慣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來操作競選策略，每次到了選舉，這兩個黨用的都是負面的策略；他們沒辦法帶給選民“hope”（希望），卻很會操作“fear”（恐懼）；綠營總是不斷地提醒民眾以前國民黨時代做的一些錯事，國民黨政權如何在中國大陸戰敗、如何在臺灣實施獨裁統治、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一連串抗爭、犧牲追求民主的歷史過程，不斷地重復向選民提醒那一段歲月，勾起他們不愉快的回憶，再把這一段不愉快的回憶跟國民黨畫上等號。而藍營的選舉策略也是一樣，不斷地提醒他們的選民，說什么民進黨選贏了就會“去蔣”、“去中國化”、把外省人趕走、把軍方眷村和公務員的福利取消……，兩黨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來恐嚇選民把票投給他們。”

新華網 張歡 2015-08-31 21: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