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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編輯推薦

　　本書以充滿激情的筆墨，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研究“文人論政”的傳統及中國百年言論史。言論自由，乃文明社會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類進步的象征。
　　早在上個世紀之初，自由、民主、憲政就已成為中國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標。為了這一理想，宋教仁、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楊杏佛等奉獻了寶貴的生命，梁啟超、張季鸞、胡政之、成舍我、陳銘德、徐鑄成等奉獻了智慧、心血和畢生的精力。本書不是一般的敘述歷史人物的遭遇，而是從歷史人物的經歷中看一個時代的言論空間，看在那樣的空間里，一個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經做出的是什么。
　　本書言近意遠，尺幅千里。

內容簡介

　　歷史的塵埃終究掩蓋不了前輩的聲音和足跡
　　[文人論政]——值得珍視的傳統
　　文章自古多奇獄,思想從來要自由。
　　本書以充滿激情的筆墨,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研究“文人論政”的傳統及中國百年言論史。言論自由,乃文明社會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類進步的象征。
　　早在上個世紀之初,自由、民主、憲政就已成為中國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標。為了這一理想,宋教仁、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楊杏佛等奉獻了寶貴的生命,梁啟超、張季鸞、胡政之、成舍我、陳銘德、徐鑄成等奉獻了智慧、心血和畢生的精力。本書不是一般的敘述歷史人物的遭遇,而是從歷史人物的經歷中看一個時代的言論空間,看在那樣的空間里,一個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經做出的是什么。
　　本書言近意遠,尺幅千里。

作者簡介

　　傅國涌，1967年出生于浙江樂清，現居杭州。自由撰稿人。著有《金庸傳》、《百年尋夢》等，其寫作以歷史隨筆為主，曾在《書屋》、《隨筆》、《東方》、《讀書》、《南方周末》等報刊發表文章。是為理想寫作的人。

目錄

序
第一輯
風雨百年“蘇報案”
秋謹被殺害之后
“還有—點人味兒”
——1919：陳獨秀被捕之后
《現代評論》：在“三·一人’之后
文網恢恢說魯迅
1947年：博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南京《新民報》被封殺之后
第二輯
宋教仁之死
毋忘宋教仁
黃遠生：劃過夜空的流星
“鐵肩辣尹’
——邵飄萍之死
“說人話”和“說真話”
——林白水之死
“報有報格”
——史量才之死
為人權流血第一人
——楊杏佛之死
“石不能言月渺茫”
——費鞏之死
“一士頭顱索不還”
——再說費鞏之死
第三輯
王韜：中國報紙“文人論政”第一人
“梁啟超時代”
民呼·民吁·民立
張秀鸞：“文人論政的典型”
胡政之：開創百年報業“新路徑”
王蕓生：“文章報國之志”
成舍我：“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
《生活》周刊與鄒韜奮的道路
徐鑄成與《文匯報》的“黃金時代”
俞頌華：無黨無派一報人
往事如夢
——中國言論史上的王造時
范長江離開《大公報》
“文人論政”：一個中斷的傳統（代后記）

　　單看書名就不免先入為主，以為不過是又一位當代知識分子對混沌年代的追思。翻開目錄，放眼望去都是一個“死”字，可見近代言論抗爭之慘烈，暴力鉗制之毒辣。看完了更加肯定，確實是徹頭徹尾的要借古論今，卻算不得“另一種新聞史”。中國知識分子有沒有論政傳統尚不好說，自戀傳統到是一直繼承不怠的。
　　
　　前大半部分感覺很好。史料詳實，羅列有序，敘述冷靜克制而理性，感情只暗藏其中。可是一講到《大公報》，傅先生就忍不住了。從張季鸞、胡政之到王蕓生，作者的追思在這里達到了高潮。
　　《大公報》與“四不”方針，終究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即便沒有《大公報》與張、胡，“四不”的精神也一樣有人來書寫。若不是當時新聞統制之野蠻和殘酷，紅色勢力尚在西北黃土鞭長莫及；若不是當時外族入侵泥沙俱下，須有人頂起“明恥教戰”之旗幟，又哪會有這段神話的出現。
　　而作者前前后后對《大公報》的回憶，都是只提陽面不提陰面，提到陰暗面也當光明面來處理。一個密蘇里的獎章又如何，那是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肯定不錯，卻不見榮譽里一樣包含恥辱的成分。張季鸞臨終前“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的囑托，難道不是情感上對“四不”的背叛么？若沒有蔣多年的推祟和尊重，張季鸞哪能“常得風氣之先”，進而立于言論界之翹楚。說到底，骨頭再堅冷的文人，也經不住當權者一番番地“禮下賢士”。好比武俠小說里的女杰，再怎么刀光劍影不讓須眉，最終還是免不了被溫柔地收服。沒有專制與暴力，哪顯言論可貴；沒有開明當局的青睞和橄欖枝，哪有文人不衰不滅的熱情。
　　
　　我相信言論報國之志，卻從來不信“四不”或者其他各種各樣形式的“中立”。《大公報》或許是踐行此精神的先驅和典范，卻怕更是過去與未來的唯一一例。“四不”只是個神話，也就只能追思追思，無法復制了。
　　歷史教科書里說，中國的近代報業是打著“啟蒙”與“救亡”的旗號而得先聲，與西方報業萌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教科書有再多不是，這一點還是無可批駁的。因此才有了始自王韜的文人論政“傳統”，迪民智，雪國恥，主持清議，監督當局；因此才有了輝煌的近代言論史，多少金光燦燦又飽蘸悲情的名字令我們念念不忘。可這上下一百年的風雨，與其說是“傳統”，不如說是個歷史的必然巧合。對不起，中國哪有什么文人論政的“傳統”，古時候的士大夫干什么吃的大家都知道，至于現在么，讀書人的兩句口水見報不叫論政，抒發時事針砭不叫論政。當下的知識分子文人墨客們，過過干癮好了，政是“執”出來，不是“論”出來的。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文學史。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處于這樣一種心境：孤獨時偶爾的自怨自艾與獨處時所特有的獨立和自由的狀態相互交織。
　　 我斷斷續續地閱讀這本書——《追尋失去的傳統》，而那種看似久遠的卻讓我與之心心相印那個傳統傳來的聲音一直都在震撼著我的心靈，并時常讓我陷入一種自覺無知的羞愧當中：那段原本并不久遠的歷史卻讓我感到如此陌生，我們原本自以為是的觀點經過歷史的對照之后竟然讓人如此羞愧不已。
　　 由于知識與思考能力的有限，我想談這本書的時候我可以盡量不談政治，或者如果可能，至少兩年之內不愿意談這方面內容。但我們可以談思想，談《追尋失去的傳統》當中，從秋瑾被殺、“蘇報案”開始的知識分子依靠現代媒體——報紙這一平臺而發展起來的對于知識分子表達傳統。
　　 書中簡潔的筆墨將歷史資料的吉光片羽編織成一塊美麗的紗，而這塊紗便是那已然斷裂了的文人論政的傳統，便是西方現代思想食量滋養下覺醒和頓悟了的自由意識與思想傳統。
　　 明末清初，社會激蕩，一切都處于一種微明微暗的狀態，而這也為活躍的思想提供了一個較為自由的表達平臺——頗具現代意義的報紙引入中國具有留洋背景或者在國內深受西方思想浸淫的現代知識分子有感于當時的社會環境而希望藉此實現中國士大夫傳統下的“愛國之夢”；也許，這不單單是一種對上古傳統的發展，也包括了現代西方意識影響下的那種啟蒙與監督的雙重夢想。沿著這個雙重夢想，我也于在斷斷續續的閱讀體驗與始終如一的心靈交流當中，深刻理解了新聞媒體所追加于思想深處的刻骨影響。
　　 啟蒙與監督，知識傳播與現實干預，記錄與影響——新聞媒體所承担的責任在那個歷史階段獲得了一種有節制地發揚，盡管很多報人為此而付出了生命和自由的慘重代價。通讀全書之后，便不難這樣歸納該書——它在民國的時間外延之內，沿著一條知識分子論政的思想主線，歷數曾經在筆界、報界叱咤風雨，觀照乾坤的報紙精英們。其文更在紀事寫人之外，讓讀者體驗到那些曾經鮮活的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構成時間的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我不得不在讀后有這樣的感想。
　　 由書及人，筆墨背后的作者亦在書中若隱若現，不知不覺當中賦予讀者一種道德和思想的勇氣、力量，引人沉思往昔，反思當下。或許這便是“筆端常帶感情”而給讀者帶來的體驗吧。由此，傅先生在用樸實的筆墨，節制且理性地為我們講述思想者的驚世文采與高尚人格，期中當中透著無法抗拒的人格誘惑，逼人靠近，讓人景仰。
　　 如果說，傅國涌先生僅僅是一個掉書袋式的學者，所做的僅僅是將民國時期的那些報人的軼事稍加整理而成書的話，我想我們應該稱之為一個中規中矩的歷史學家，或曰新聞歷史學家。但書讀至深處，作者的筆墨卻恍然在為我與那社會動蕩，風雨際會當中的筆底波瀾的文人思想家們建立了一種歷史場景，讓我們始終處于單項的心靈對話狀態，而我則處于聆聽者的位置。其背后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更高層次的思想表達，即論寓于事、于史，而非空發議論，并在敘事的過程當中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對于主人公的評價，以及對于當下思想及表達環境的感想。
　　 讀罷此書，我突然覺得傅先生應該還有本書的一個姊妹篇，盡管其在本書當中亦有所提及。比如，本書當中提到了胡政之等的經營與張季鸞的言論等共同構成了《大公報》的鼎盛。我想，傅先生是否可以系統地整理和論述一下清末及民國時期，中國報館是如何經營的，報紙是如何發行運轉的，當中涌現出了哪些偉大的報館經營人才？
　　 當然，在“民國史熱”的當下，該書并非完美無瑕的作品。我以為，《追尋失去的傳統》在講述清末民初的一代代精英報人的或者完美的才華或者完美人格的同時也留下了這樣一個缺憾。我一直以為構成歷史的不僅僅是那些高大而完美的人們，在那段風雨飄搖的歲月里，更多下層的并不為人所熟知的普通報館工作者究竟以一種怎樣的狀態工作著？在社會動蕩、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背景下，這些較早從事現代傳媒工作的普通人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或許，在報館精英之外，還有更多的普通報人值得我們的關注——他們以草芥般的身份，在強大的傳統與世俗面前選擇進入報館的動因為何？工作當中的他們究竟以一種怎樣的心態和方式從事新聞工作？使之在強大的工作、社會及思想壓力下維持自己與家人生存的薪水究竟多少？49年之后，他們或者留在大陸，或者去了臺灣，亦或者出國，他們之后的生存狀態如何？
　　

　《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副題是：「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歷史塵埃終究掩蓋不了前輩聲音和足跡。
　　此書由：風雨百年「蘇報」案，作為開首一篇，舉重若輕，突顯出言論自由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制度起碼保障言論者的人身安全。「蘇報」案發生於1903年，說來簡單，但影響卻是深遠。堂堂清朝一國，在上海租界內，不能以中國既有的任意定罪方法去除異已，而必需「屈服」於西方的法律程序，對「蘇報」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進行法律審訊。以後的中國言論界、出版界，多數集中於上海租界，跟「蘇報」案，以一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一報﹙一法定言論自由組識﹚對抗整個國家機械的成功，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其實，港英時期，跟上海租界也類似，以民族尊嚴﹙華人與狗並列﹚，換取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等價值。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長久以來，港英之地總是作為中國容納異己的一戶對外窗口。
　　《追尋失去的傳統》作者傅國涌，極陳「文人論政」或「文人辦報」的基本立場是在民間、民意、民情，而這份民胞物與的中國文人特有情懷，也是「文人辦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各異的報系：《大公》、《文匯》、《世界》、《新民報》等，不同的報人：張季鸞、成捨我、徐鑄成等等，雖然行事有別，但都均以「文人辦報」自居。誠如作者一再引用張季鸞於1945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發獎章的演辭：「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業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這所謂的「中國落後」，許多時被稱為「書生氣」，而正是這「中國落後」的特長，讓張季鸞贏得這一世界性榮譽，為《大公報》易手之前，聲譽達到了中國報業的頂峰。
　　撫今追昔，追尋的動力，來自今不如昔，所以傅國涌每於篇終之際，不期然留下隱晦的「時評」：「時光流逝，我們越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與民間報刊，懷念由他們構成的言論界。」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是專制時代，文人濟物舒懷，非不得已的手段，乃至於成為一種傳統，可是讓人悲哀的是，需要撥開歷史塵埃，去追尋這些「文人論政」的失去傳統，竟是去古未遠，從「蘇報」案算起，也只是百年前的事。有留意近來中國大陸出版關於上海的書籍，無論是老照片、舊電影，學術研究等，大都均以1945到1949年為界線，鮮少逾越，在出版審查之下，禁區在前，其理自明。《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的論述時間也在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被查禁，而無奈告終。

傅國涌《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是我近期計劃內要讀的書，圖書館里的那本不在架上，心有不甘，就先借來他的一個文集《追尋失去的傳統》隨手翻翻。
　　發點小牢騷：住在通州，人少樹多，好吃好睡，環境優越得真是沒話說。只是少了一點兒自由，少了一座圖書館。圖書館的最大妙處不在于有你要讀的書，而在于穿梭其間，總會無心瞥幾眼閑書，時日一長，眼界見識都大不一樣。這樣的機會算是離我而去了……
　　說中國的“傳統”會很有意思，它是只有一條延綿五千年至今呢？還是至近代而分岔，生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子？然后在1949之后，歷經十年浩劫，均被隔斷，潛入地下了？近年活躍的謝泳、傅國涌等人苦心追尋的正是后一路“傳統”。
　　“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沖擊震撼，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國色彩斑斕，五味俱全，人物掌故都精彩絕倫，引人深思。傅國涌考察百年中國言論史，讓我們看見言論自由、輿論監督離這個古老的國度似乎并非那么遙遠，但又如何得步履維艱。
　　秋瑾被殺害以后，各大報紙的強烈譴責，使得殺人的主謀浙江巡撫張曾揚想調任江蘇，遭到當地反對，離浙不久抑郁而死；紹興知府貴福想調任衢州不成，調安徽又被當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換姓；會稽知縣李瑞年后來被委為蕭山縣知事，沈定一通電反對，指他為“秋案”禍首，終于也沒當成。這大約是我們在“那個黑暗歲月所看到的一線亮色，或許稍可告慰英靈于九泉之下”。
　　1919年陳獨秀被捕之后，全國輿論一片嘩然，在各方壓力之下，陳恢復了自由之身。當我讀到胡適六年后寫給陳獨秀的一封信時，頗為感動：“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稱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兒人味兒。”
　　三一八慘案之后，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等在《語絲》周刊上發表了一批憂憤深廣、親切感人，至今仍打動人心的文章。同一時期的《現代評論》，以北大法學教授王世杰為代表，注重法律性，他們追根溯源，希望發起群眾運動的人也能反省，從中接受教訓，他們都是站在譴責殺人政府的立場上，并沒有背離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傅國涌由此引發的議論，深得我心：“對群眾運動有不同看法，其實屬于正常的不同見解。一個黨同伐異的民族，才容不得半點不同的聲音。一個只有《語絲》的民族是不夠的，只停留在感性層面也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語絲》，我們同樣需要《現代評論》。當慘案發生之后，不幸的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負責的聲音。”
　　1947年，傅斯年直截了當地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要奮斗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這是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為‘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
　　書中有兩篇文章談到了宋教仁，一個我熟悉卻不甚知曉的名字。他執著地想通過政黨內閣來限制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他贊成向孫中山提出解散同盟會，因為他認為，革命黨和政黨，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的手段謀破壞，后者以和平手段謀建設。這是何等卓絕的見識！只是國民黨選舉的勝利敲響了他生命的喪鐘，1913年3月20日，上海閘北火車站一聲槍響，這位偉大的憲政民主實踐者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殷紅的血跡背后是袁世凱美麗而殘酷的微笑。是的，“舊軍閥、舊官僚如袁世凱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權思想，革命黨人如陳其美、陳炯明們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權的觀念，這才是中國的現實。”孫中山、宋教仁是百年滄桑里的異數，而袁世凱、蔣介石們才是中國的常數……

網載 2015-09-05 22: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