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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想的教育制度應該是要在小孩很小的時候，記憶力特別強的時候，在理解之前就能牢牢記住極少量的經典著作，盡管不解其意。

但是這樣未來成年以后就會自己發掘其中的意義，而這樣的著作必須少之又少。

哪一些少而精的西方經典，是適合小孩來從小背誦的？

從最低級知識分子到最高級貴族都要學的，就是圣經和西塞羅，這是基本的。

圣經和西塞羅代表了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不同，就是一般人只會說方言，知識分子還要懂點拉丁文。

本來西塞羅的影響是很大的，誠的牧師會認為愛西塞羅超過愛圣經是一種罪行，但是還是忍不住，因為西塞羅的講解和文章太美了。

這都是像受過中文古典教育的人熟讀二十四史和唐詩宋詞才有的現象，就是十幾個世紀以前的東西讀得非常順口。

保守派呢？十幾歲的小孩就知道育兒知識和婚姻教育。

我們要注意的是，科舉社會的優秀的做題家往往是隔絕性教育，而且很少有異性交誼。

異性交誼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什么？運動場。

自古美人愛英雄，放在現在就是高中女生最愛運動員，但是經常搞運動或者是搞社會活動的人做不了最頂級的做題家。

像我剛才描繪的保守區那樣的地方，就是一般白人家長的意思就是，不要讓孩子做題，他的青春期只有一次。

但是中國人和印度人這么干，那是他們的特殊文化，隨他們去吧。

內部的深層國家多得是，大圈小圈是極其復雜的，不是有一個名號教會，就是像黨支部書記領導一批群眾那樣單調簡單的結構。

它是一個不斷動態生成和發展的，波紋狀漣漪狀展開的結構，一個動態的結構。

這些人，十幾歲的小孩，在他們其實還并不能真正結婚或者什么事情的時候，他們其實會做優秀做題家不會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說照顧嬰兒，他們知道懷孕的婦女的各種需求。

一般來說，優秀做題家是缺少性教育，缺少運動經驗，不太擅長跟異性社交，也不會英雄救美，但是憑他的做題能力和優秀學歷。

這個做法是對的，因為男人和女人碰到這種情況下，他們要么是自己去盲動，要么是在有引導，有模仿對象的情況下互動，后一種情況顯然是要安全得多。

十五六歲的小孩，對于男生來說，恐怕這個時候是他性欲最強的時候，已經很會跟女孩打交道。

按照羅伯特李將軍那個時代的說法，就是很會做一個基督徒紳士了。

他不會說是像優秀的科舉知識分子一樣，在拿到大house以后跟女人結婚的時候，其實對懷孕生產和女人的脾氣性格都是極少有了解的。

而女人也多半也是沖著他的社會地位來的。

而維持婚姻穩定性，相對而言跟婚姻家庭穩定性基本上是同步和延伸的社會關系，大多數都是細節性的東西，生活細節方面的東西。

我敢說，這些地方的十五六歲的小孩，可能比非常自豪的油膩中年——認為自己玩過很多女人，而且以我的社會地位，我要搞婚外戀或者搞一些年輕姑娘的跟我玩，還有什么不容易的？我沒有跟老婆離婚，全是大慈大悲的體現，其實我要玩多少都能夠玩得到的中國的油膩中年，其實我要玩多少都能夠玩得到的中國的油膩中年，要了解女人了解得更多。

我們要注意，這種橫向展開的教育是有一定危險性的。

就像你們拆除了校園的圍墻，讓自己的學生跟社會接觸一樣。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十五六歲以前，人還處在柔軟狀態的情況之下，通過反饋而贏得了很多能力。

如果你錯過這個窗口期，就像是你在４０歲以后再學外語一樣，你是怎么也學不會的。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一個男生在１６歲以前普遍會自己組織球隊、自己搞聯賽，同時也會自己參加志愿者組織，去照顧嬰兒或者婦女之類的。

這樣的社區將來就是能夠執行主的社區，或者說能夠產生自發秩序的社區。

優等生在成年以前關在家里和學校里面讀書，不運動，也不去從事志愿者活動的學生，將來只能執行士大夫官僚統治，無論如何也不能實行民主。

即使是憲法上實行了民主，實際上也必須實行強勢的官僚統治，否則沒有辦法穩固。

１６歲以后就沒有用了，最遲是１６歲，有些東西甚至可能就是在七八歲、小學那個年齡段就已經開始了，因為它是一個連續的整體。

我認為實際上真正發生就是這個樣子：在引起嚴重家庭沖突的時候，小孩跑掉了，跑到某一個庇護所，自由派所支持，法律上予以支持，甚至用志愿者和金錢家庭支持的庇護所，然后在這些庇護所里面，他以原生家庭濫用監護權為理由，懸置了原生家庭監護權，就像是一個被丈夫打的老婆或者被父親打的小孩跑出去那樣。

不成熟的理由，閉著眼睛說這是在搞學術，但其實搞的全是政治操作。

資本太小的情況之下貿然投入兇多吉少，效果不好，所以要在模糊地帶停留足夠長的時間，使相應的資本一一到位以后。

實際上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就是你能夠輕輕松松地搞獵奇的時代，不是始終存在或者是永久存在的。

華盛頓和杰斐遜這樣的大地主紳士，在英美矛盾開始升級的時候，本著統治階級的預見能力知道，早晚會卷入歷史漩渦。

與其晚一點被卷入還不如早一點可以采取主動，主動比被動好。

我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預防性的，就是針對未來五六年之后會發生的事情提出的預防性的方案，也就是為了避免在事到臨頭時陷于被動，然后提前做。

在軍閥混戰的時代，你必須做兩種事情之一，要么你自己要做一個軍閥，要么你自己要做得了軍閥的師爺。

事實證明，如果你只有理論自信，就是說，我覺得按照一切客觀標準，我的理論都比你的高明得多的話，其實你是搞不定任何人的。

認知戰頂多達到這個成就，就是說，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被你一炒一熱就變成一個問題了。

制造出來的這些泡沫，和大家看到的這些泡沫能不能產生什么后果，基本上全靠金錢和武器。

自以為能夠做到一定不會做的事情，到最后都做出來了，因為形勢就是這個樣子，形勢發展的方向不是你完全能夠預知的。

至于在野的所有人、所有輿論政治家所做出的各種承諾和分析，到關鍵時刻在形勢的逼迫下多半也是一文不值。

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個現象就是，產出完全是相等的情況之下，投入越低越廉價就越有競爭優勢，就越能在演化場中博弈產出。

所以政治斗爭搞到最后，都是層次最低的人，喊著最下等的人都能夠理解的口號的人勝出。

學術理論，它的市場也是極其狹窄的，競爭激烈，只有極少數資格足夠的、運氣甚好的人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所以大多數人都會不可避免地墮落為文宣人員。

如果我的預測錯了的話，臨時要改也很容易，但是如果我的預測是對的，事先沒有準備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然后這個搬運的過程中，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信息庫、可以產生出各種不同的變異版本，這些變異版本在演化的意義上來講可能比原始版本更有生命力，將來我肯定會選取最有生命力的版本，而不是選取最符合我自己愿望的版本。

你就算是把一個人宣傳過來了洗了腦、變成是相應理論的信徒的話，在他的生活和政治斗爭當中，他還是會根據他的現實中博弈的利益最后重新選擇，明面上的意識形態還是全都不管用的。

當然你可能并不真的打算做足球運動員，但是在淪陷區那種糟糕的社會環境當中，沒有能夠置身事外的狀態，其實遲早所有人都會被迫下場的。

像曾國藩當時面臨的動亂比現在要溫和得多，但是他也覺得他在粵軍已經越過武漢的情況之下，他是沒有別的選擇的；即使他原先是只想做翰林的，現在他也非得去做軍閥不可了，不做軍閥，在大清或者太平天國兩方面他都不會有任何出路。

拿著自己原有的優勢去跟貧下中農作斗爭，那就像是吳宓教授（1894-1978）在臨死的時候，聲嘶力竭地說「我是教授」一樣的極其可笑，這時候誰還管你是教授呢？

那么反過來，如果我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軍閥世界中去混，那么結果肯定是：A，餓死；B，被張獻忠吃掉；C，因為對所有軍閥都心懷不滿，像三國時期的孔融禰衡這些人一樣，就直截了當地被軍閥槍斃了。

所以結論是很清楚的，千萬不能做這種人。 你把自己代入其他可能角色的大腦里面，就可以推論出他自己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會做什么。

所以大多數人會干出什么事情來、會冒多少的風險，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可以精確計算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當別人的粉絲，那是不劃算的事情。

時間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對于淪陷區缺乏貴族階級和世代遺傳的人來說的話，所有人的資源，或者幾乎所有人資源都是靠自己在最近這幾年攢下來的，一旦沒有了從頭開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基本上你就整個完蛋了，你是經歷不起犯錯誤的，所以基本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邊界是本能地制造出來的，就是說你可能在比較太平盛世的時候沒有意識到邊界在哪里，但是危機來臨了你突然意識到，有些人其實是死是活你并不在乎，有些人如果他死了的話，你會活著就沒有意思，然后這個邊界你就自然而然地劃出來了。

所有的或親或疏的共同體都是這樣間接產生出來的。 政治經驗我是有的，因為每個人都有政治經驗，包括那些家庭主婦對付丈夫或者是婆家、或者對付其他人的手段，其實都是一種低級的政治，但是他們跟大的政治家處理更多資源的政治手段其實是沒有什么不同。

但是你真正要想要成為什么人，實際上是一個韋伯所謂的「意圖倫理」（Max Weber, ethics of conviction），對于年輕人來說可以原諒，他甚至可能以為自己非常高尚、在追求高尚的東西；但實際上撇開表象看實質，是一個極其自私的做法，像小孩子鬧著要這要那、不管他所要的東西對家庭來說能不能負擔得起是差不多的事情。

為什么宋明的知識分子不如唐人的知識分子呢？ 因為唐人的知識分子基本上、以及春秋時代的知識分子，孔子本人就是殷商貴族的后代對不對？

他們是貴族的后裔，這些知識分子先天地就比范進中舉這樣從貧下中農中出來的知識分子要強。

所謂「每一個男爵都有他的幻想」，前提條件是你爺爺是個男爵。 你們為什么沒有搞好，給我打好這樣的基礎？

但是我自己有很多集郵愛好者的偏好，所以實際上是更加適合于做希爾頓那種不特別鉆研某種專業，而是到處都涉獵一點的那種游學性的知識分子。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的家族是有矛盾的，矛盾就是他們希望我掙更多的錢讓他們搭便車，而我心想我搭不到你們的便車，你還想搭我的便車？

真正貴族的專業是什么？ 花錢的專業，你不需要靠它掙錢。

像韋伯說的那樣，不是依靠它維生，而是為此而維生。 所以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夠公正地看待問題，需要掙錢，那么你的判斷就要受到扭曲。

老老實實說，你就別這么費拉了，嗯，不要指望通過學術水平高就能夠返回自己的階級地位。

你還是干部手下任人擺布的玩物。

你在為你的敵人而工作，你創造出來的利潤大部分歸了你的敵人，而且你的敵人想像過去收拾一樣收拾你，將來有得是機會。

因為，怎么說呢，無論如何要搬回四川老家這件事情，就相當于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樣，是貧下中農所不能理解的。

用這樣一步一步引導的方式，希望歷史能夠走向我希望的方向。而我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問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所以未來的事情是，后面這一部分，真正重要的部分還處在不可知狀態。

能夠做到成功到什么程度，那只能看哪條路線，哪種前景會符合上帝的意志，我沒有辦法絕對有把握地預見哪種情況會發生。

這一切都是可能的，未來仍然是開放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講，沒有歷史決定論。

按照福爾摩斯那個理論來說，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無論看似多么不可能，都是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我對世界歷史是足夠了解的，這一次可以大膽下注，就是別人敢不敢下注可以置之不理了，因為我認為他們如果不及時下注是會吃虧的。

直截了當說就是，依靠美聯儲輸出美元在１９９０年以后維持的三十年繁榮已經到了盡頭了，危機一定會發生。

世界歷史的邊緣地帶沖突一定會更加激烈，而且一定是需要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才能維持。

以色列國之所以像現在這樣，就是因為他們在歐洲的邊緣，領略了這樣的幻想破滅，突然發現盡管他們一度以為是自己人，但他們不可能是真正的自己人，除了拿起武器自尋出路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只不過大多數人意識到這一點都太晚了，所以你越早意識到這一點，對將來越有利。

某些讀者既喜歡《東周列國志》的英雄人物，又喜歡《三國演義》的精彩場面。

《１４５３》就是為他們準備的，周朝和漢朝之間的政治經濟演變并不影響場面的壯麗。

文武之道，今夜盡矣——《１４５３：君士坦丁堡之戰》書評

羅馬和正教會都意味著普世、獨立和永恒。

瑰麗的文學修辭不一定會妨礙深度分析，除非作者本來就沒有這方面的意圖。

帝國的衰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明的沖突是一個深刻的挑戰，正統的末日是一個戲劇性的主題。

三者當中，克勞利其實只能勝任或只想承擔最后一項任務。

末代皇帝的英雄氣概和絕望掙扎令人聯想到梁元帝在江陵的決別辭：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漢魏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東渡偏安政權曾經體現、保護和壓制了古典文明的殘余爝火，如今終于走到了盡頭。

吉本太息羅馬典章不可思義的偉大，跟東方專制主義的簡單粗暴形成鮮明對比。

麥考萊恩感謝蠻族粉碎了越來越壓抑的大一統鐵屋，重新解放了歐洲混亂而自由的生機。

作者關心的目標比他們次要得多：他要塑造一位臨危赴難的末日英雄。

君士坦丁十一世搭乘的快船離開暫時可保無虞的愛琴海隅，偷渡不再屬于帝國的色雷斯海岸，越過金角灣的橫海鐵索，迎接不再屬于自己的命運。

暮色降臨，拜占庭的黃昏將漫長的陰影投向西方大地。

知識分子的職業就是假裝比所有人都聰明，實際上因為游士沒有固定的利益鏈接，總是最看不清形勢的。

思想的背后永遠都是利益結構，沒有利益結構支持的思想注定會泡沫化。

民族發明學開發歷史，不是為了真相，而是尋找適當的認同符號，凝聚共同體成員的愛與恨。

民族發明學沒有完全準確的，但一般的誤差也就是身份證與藝術照的范圍。

華盛頓將軍雖然不曾砍過櫻桃樹，但他的性格確實跟故事主人公差不多。

依靠單位分房的階級，從階級心理上講就只能做非法戰斗人員。

朝鮮的“小中華”性質凌駕于大清的“蠻夷”性質之上。

朝鮮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

東海君子國的優美形象就此樹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鄰邦。

這種邊界意識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禮樂文教為標準，不能視為近代以來的國族建構。

但無疑已經具備了某些共同體的性質。

共同體意識萌發的特征之一就是內外有別。

《燕行錄》是朝鮮使節講給自己人聽的心里話，跟他們對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辭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站在朝鮮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從１６４４年開始。

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奪走了天朝上國的光環，為朝鮮承載的文明正統送來了死亡恐懼、獨特感和使命感。

“卑賤的清國”奪走了朝鮮人的天真時代，教會他們熟悉地表達違心的忠誠。

迫使他們承認，暴力篡奪不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長期成功。

這意味著先王之道也許并不像他們原先想象的那樣普世，中國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會有這種感受。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什么在甲午戰爭中運用反清復明的語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為什么會變成“文明開化”的一進會，

朝鮮志士為什么將“維新”和“反清”融為一體。

從朝鮮人的“中國觀”和“華夷觀”看，無論清朝想象的“忠順典型”，還是革命黨想象的“亡國哀民”，都是一種一廂情愿的自戀。

……

這一切不過剛剛開始，此刻預言未來的發展實在過于魯莽。

但我們不要忘記高斯的名言：節氣一到，報春花就會處處盛開。

《史記》是我第一部“根底”書，冥實中若有神意。

時代的大幕徐徐展開，歷史的節點若隱若現。

誰會敲響中國的暮鼓，誰會撞開諸夏的晨鐘。

吳越之命運，何人主宰？

吳越之同舟，何以為戰？

搭便車的結果是，低別人一級。

建立自己真正的共同體，難度要高得多，才有大的收獲。

否則以色列為什么非要建立以色列國呢？就是這個道理。

只有上帝才能無中生有。

不要拿自己的尺度來否定別人，不要忽略了，自由的終極奧義，那就是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

價值觀導向和行為導向，把國人框得非常死。

那是一種非常善良的邪惡，很融洽的融合在了一個族群身上。

小心華人，他幫你的時候真想幫你，害你的時候真想害你。

他沒有一個行為底線。

基督佛教有底線，而金錢教唯一標準是掙不掙錢。

不跟你們玩了，換塊地圖打打。

我一直覺得，我是世界公民，認同的是天賦人權。

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蝗蟲過境，精致利己。

掙錢是為了吃飯，吃飯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吃飯。

因為攝影的關系，從第三視角看待一片土地。

先去觀察，然后感受。

那個是緣分的事，有這個心就好。

我想跟她結婚，或者她想嫁給我，有這個心就好。

但是究竟到底能做到哪一步，不強求。

文藝青年，對一片土地已經失望，那片土壤不太適合文藝青年了。

朝九晚五只是一種生活狀態。

骨子里面肯定不是那個樣子的。

這位佳賓的思考能力異於常人，基本上是無法融入世俗的，曲高和寡型的人格，即便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國度，沒遇見相知者，也會是孤獨的，但至少可以繼續保存不羈的靈魂，依他想要的型態，快樂的生活著，祝福他！

有思想又不頹廢，清醒又有趣，真是一個有意思的人. 祝你過上想要的生活。

這是一個很典型藝術家性格的人，不受限自己，接受所有的突變，所以他不循規蹈矩，他也不是你認為沒有想法的，只是他的世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世界，他自有自己的一片晴空與彩虹。

軍事財政集團才是核心。

你必須強大才能行善。

要穩定特殊利益集團。

孔子所說“興滅國，繼絕世”。

你如果披肝瀝膽地論證自身道德合理性，而使自己在財政軍事上站不住腳。

使參加你的政治圈得不到可持續的好處和希望的話，那么這個政治圈建立不起來。

你想要建立的國家，想要糾正的無法糾正。

馬沒有隱退的余地，這就是事情的可悲之處。

要能隱退必須要有一定的階級基礎。

亡國奴性質的體現，無論撈到多少錢多少好處。

吳越是人文薈萃之地。

任何政權都是負責進行資源再分配的，如果不進行資源再分配，就沒有國家政權存在的意義。

那么你就是資源分配的對象，你要避免變成資源再分配對象的話，你就必須做統治者。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所以，利益集團和利益的流向是重要問題，其他任何問題都是次要的。

關注誰是真心誰是假意，尤其是沒有意義的。

所有人都有自己本來想要做，但時常做不到的事情。

而搞到最后，至少在政治家這一行，所有人都做了形勢所迫必須做的事情。

那么知識分子是干什么的？知識分子是政治市場上的女性。 我們要注意，知識分子有一種定義，就是純學術的研究者。他們跟醫生和建筑師一樣，不屬于我這種定義的知識分子，但是經常被算進來。

在他們看來，你跟明太祖和蔣經國一樣，都是歷史人物。雖然明太祖比蔣經國要古老得多，但是好像在黃捷那個年齡的小姑娘眼里面確實是沒什么區別的人物。

像拉封丹的寓言詩上所說的那樣，馬車夫趕著馬車往前走，蒼蠅在上面嗡嗡嗡地飛，指揮馬車夫說：“你走錯了，該往左轉，該往右轉，快聽我的。”

所以傳統的說法就是，政治煽動家是毫無道德感的，至少在奧蘭治親王那個時代是卑鄙小人才干的，是上流貴族所不齒的。為什么？因為你是一個始亂終棄的人。

男人如果上了女人、讓女人生出他的孩子以后又宣布說我不管你了，這個男人怎么說都是壞人。

當然，知識分子當中，這種人是很多的。你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信徒，怎么能讓那些落后的婚姻形式把我自己捆住呢？但是說完以后，實際情況是，你還是一個人渣。

倒退五年，我根本就不會管這些事情的。管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就是，也許有朝一日，五到十年以后，我自己可能用得著這些。出于某種預見性，我必須開始關注這些了。

孤立游士的背后必有保護者。像盧梭在普魯士國王的宮廷，那是明著的保護者。暗中，你背后是有社會支持力量的，是有可以投靠的力量的。他們把正在成長的支田耶當作自己可以指望的保護力量。

這就跟金兵入汴以后抵抗派的宋軍將領一定要劫持宋欽宗逃往長安的道理一樣，因為皇帝處在敵人的劫持之下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同樣，只要你的人身安全還在敵人的劫持之下，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反過來說，如果你自己建立不起自己的安全保衛力量，那么你就要選擇假定的保護人。假定的保護人是誰，是直接決定你自己的各種立場的。

文人自稱他們的宣傳有多重要，但是蘇聯出的軍官，武器，錢財這些海量的資源才是重要的。

既得利益決定路徑，路徑造成沉沒成本，而源自於志氣的，心理上的成本和物質上的沉沒成本共同決定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2023-11-24 11: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