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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力提升，“超美”，開始成為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的夢。提出“超過美國”的目標和理想并不錯，但關鍵在于，要明白美國的價值在哪里？美國的標準是什么？然后才談得上怎樣“超過”。否則像五十年代毛澤東的以全民大煉鋼鐵、群體主義的方式“超英趕美”，不僅是笑料，更可能給中國帶來災難。

一般中國人說“超美”，主要因為美國是大國，是強國；因此強調中國也要富國強兵，大國崛起，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禮。不錯，美國是強國，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其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以上，年度軍事預算七千億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國的總和還多。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或者說是美國價值的結果。如果中國人不能了解和實踐美國的根本價值，那所謂“超美”還會是毛式大煉鋼鐵的幻想，甚至災難一場。

美國的根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文件，一是獨立宣言，一是美國憲法。前者確立了個體（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價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權利是天賦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而美國憲法的全部條款，其實質則都是強調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滿”

美國人在政治辯論中，動不動就強調“建國先賢”怎么說，就是強調《獨立宣言》和《憲法》確立的這些根本價值和立國之本。美國的自由、繁榮、富有、強大，都是由于保護了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只有個人權利被保障，人，才會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創造力，才能成為強大的個人。而眾多強大的個人，才能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美國文明的核心。

中國文化強調“大河無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國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沒有了國家（更具體是指政府）和社會，個人就什么都不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是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所謂中國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國文明的核心。

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可謂用視覺藝術詮釋群體主義意像的經典。那種千萬人的整齊劃一，那種機器人般的震天吶喊，那種把國家民族抬到至高無上地步的極力渲染，使那些具體的個人，在龐大的群陣中，只是一個個的小黑點。它展示的是：群體是偉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應主宰一切；沒有了群陣，沒有了群體，沒有了國家這個大河，你們這些小黑點般的“小河”，就會干涸，就會板結。

而美國文化認為“小河有水大河滿”，重視的是個人、個體主義、個人自由的能量。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哈佛教授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專著中明確指出，“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

把這種哲學語言轉成大白話就是：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哪段人類歷史上，國家都是虛的，社會也是虛的，它們既沒有生命，也不是實體；只有個人，才是實體的存在。

只有個人是實體，而且是唯一的實體，那當然就有“絕對的價值”。在價值份量和順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的社會和國家。所以，個體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社會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導出，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

在該書自序中，諾奇克開篇就提出“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問題，第一句話就斷言：“個人擁有權利”，隨后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諾奇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余地，而是：個人權利為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就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個人是根本，國家（社會）次之。不是國家社會有絕對權利支配個人，而是個人決定國家有多大的權力和支配余地。誰是主體，誰是附屬，一目了然。

因此，美國文化是個人至上，個體權利要絕對保護，個人自由要絕對捍衛。事實上自然界也如此，沒有眾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匯集，哪有“大河”的波濤滾滾？

而如果不了解美國這種建立在個體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根本價值，只是一味做強國夢，甚至強調和美國價值相反的群體主義，中國不僅無法超美，還會“超”到岔道上。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不要說官方學者多強調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而不是重個人自由），有些自視自由派的學者，還有什么所謂“民間思想家”，近年強調“俄羅斯精神、俄羅斯道路、俄羅斯啟示”，更是一個危險方向。因為俄國歷史已展示，所謂俄羅斯精神，就是用群體主義扼殺個人的精神；俄羅斯道路，就是東正教加馬克思主義；而俄羅斯的啟示，恰恰是人類應怎樣避免俄羅斯式的災難。

用棍棒“把人們趕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甚至不關心政治，但俄國在歷史轉型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則是大知識分子們都特別關心國事，紛紛開出“救國藥方”。那種對“大事”的關注當然沒錯，也是知識分子的職責，但幾乎所有俄國知識分子開的“藥方”都錯了，不僅沒把“俄國病”治好，卻是把俄羅斯帶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擴散到世界，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俄國思想界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怎么辦》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無神論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包括后來的索爾仁尼琴）等信奉東正教的復古派。

革新派也被稱為“親西方派”，但他們“親”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復古派，則“親”的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兩者雖勢不兩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樣的，都是群體主義、國家民族至上；是一條與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相反的道路。

激進的革命者別林斯基、巴枯寧，包括被美國評論家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的赫爾岑等的錯誤更加明顯，因為他們致力傳播的要平等、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群體主義等，為后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鋪設了道路。兩者的思路，沒有本質區別。

例如別林斯基曾主張，“俄國是嬰兒，需要保姆；幼兒頑皮，就要處罚。讓孩子完全自由，會毀了他；給俄國人一部憲法，會毀掉俄國。在我們俄國，自由，只是為所欲為的意思。”

別林斯基甚至明說，必須用暴力把俄國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會成為一名為正義而奮斗的暴君。后來列寧、斯大林就是這樣，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用槍桿子“把人們趕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被監禁、謀殺、拷打，如昆德拉所說，在通往共產天堂的路邊，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別林斯基的戰友中，赫爾岑是最獨特的一位，他曾重視個體自由，察覺到“巴枯寧有一種地道的非人的性質”，俄國知識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爾岑仍回到斯拉夫主義。

在俄國出生、后在英國任教的以賽亞。伯林在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中說，“在俄國，赫爾岑幾乎單槍匹馬創造了有系統地鼓動革命的傳統和意識形態，他是革命運動的先驅。”編輯了該書、并寫了導論的英國學者艾莉。凱利（Aileen Kelly）則說，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致一種比西方和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

赫爾岑這句對俄國農民的歌頌，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無論革新派還是復古派）的整體傾向：對農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國農民視為最純正、最敦厚、最原始（沒被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羅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沒落”的西方文明）。正是這種對俄國農民的民粹主義的高歌，為后來列寧高舉均貧富大旗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所以后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專文中贊美說，赫爾岑“在俄國革命的準備期起了偉大作用，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并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太多得益于民粹主義。因為前者的群體主義，為后者的極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復古派，對別林斯基等左翼極為反感。托爾斯泰把他們稱為“方向錯誤，智力薄弱，而妄圖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赫爾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幾乎一無是處”。

但復古派開出的藥方，卻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認為只有俄國的東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沒落文明。在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辭說，普希金代表俄國的民族特征、俄國靈魂、俄國人最有能力實現人類一體的理想；斥責西方資本主義是“壓榨”，西方的自然科學不足取，西方社會根基脆弱，崩潰在即；只有俄羅斯才是最偉大的，“靈魂圓融、精神統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跟后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優秀、德國才能拯救世界，沒有本質不同。

索爾仁尼琴是“最邪門的魔鬼”

當時俄國的這兩大派知識分子，互相敵視，但根本點卻很一致，不僅都崇拜農民，認為俄羅斯至上，視平等高于一切，同時都反對西方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甚至拒絕議會制民主，向往社會主義，要建成以農民為代表的強大俄羅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來親身體驗共一產暴政的索爾仁尼琴也完全是這種思路。索氏寫出《古一拉 格群島》揭露共 產一鐵幕，并堅定反一共。但他開出的藥方，仍是萬變不離斯拉夫、俄羅斯至上。這位狂熱的東正教徒在1973年《致蘇一共領導人信》中，痛斥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西方科技是“罪惡之源”，流行音樂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絕境”；提出俄國應該“實行比共一產一主義更為民主的專一制政治”。

同樣在俄國出生，后到美國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痛斥說，索爾仁尼琴“反西方，詆毀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義回響——斯拉夫主義。”索爾仁尼琴想要的，“是用東正教取代馬一克思主義，把俄國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狀態”。“索爾仁尼琴是極一權主義的集體主義者”，“從意識形態角度，他比蘇聯的當政者還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

但即使對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蘭德，也不會想像到，一生致力反一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爾一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國后，竟寫小說歌頌斯大林是“偉人”，因為那個獨裁者曾建立“使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與西方抗衡的“強大俄國”。

應不計代價，避免俄國覆轍

以安蘭德在《致新知識分子》中的分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等，都是誤人子弟、傷人害命的“巫醫”。別林斯基雖然在中國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別氏“默默無聞”。不要說對別林斯基，對那個時代的整體俄國知識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認為，因為俄國知識分子沒有向世界提供什么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安蘭德甚至對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國是一個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強國，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應是借鑒英美式的重視個人、保護個體權利的思想價值和經驗，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主義”價值為核心！而最不應該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甚至東正教專制的所謂“俄羅斯道路”。正如艾琳。凱利在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導論“復雜的慧見”中所說，“俄國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訓，那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免其覆轍”。

2015年6月9日改寫

綜合 2022-01-09 19: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