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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鈴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名19歲黑人青年的意外死亡在美國巴爾的摩市乃至全美引發了強烈抗議，“騷亂”一詞吸引全世界的眼光。這些抗議的現場到底發生了什么？在美國游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本文作者親歷紐約游行，因對要求她退到人行道的警察說了一句“No”而被捕，或許是因為她華人女性的身份，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女權之聲”。】

作者在紐約反警察游行中被拘捕，美聯社圖片

A、一聲“No”讓我戴上手銬

紐約4月29日下午6點，人們從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聯合廣場集結，一場聲援巴爾的摩、抗議警察暴力的集會即將開始，對正越來越認同社會運動的我來說，這樣的活動當然不能錯過。

晚7點左右，聯合廣場北側已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結嚴防。各種組織、小組和個人在隊伍中打著橫幅，舉著牌子，拿著擴音喇叭，聲討種族主義、國家和警察暴力、資本主義、表達對巴爾的摩的支持，以及對黑人青年弗萊迪·格雷的悼念。集會在眾人齊聲一遍遍重復“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們會為格雷戰斗不息）的口號聲中達到高潮。

7點20分左右，人群決定轉向游行，浩浩蕩蕩從百老匯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墻和車墻封鎖了前進的道路，一名警察提著廣播喇叭，反復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離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則就以擾亂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備而來，非常強勢，多輛押送人員的大車已經等在周圍。與警方一起做好準備的，還有各路媒體，成群的記者舉著照相、攝像機等待著，天空中還盤旋著4架拍攝用的直升飛機。

大規模的逮捕很快開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體沖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從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綁和扭送進警車，還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陸續銬起和扭走。本只是來“打醬油”的我，沒想到自己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員。

在4月29日這場游行中，約有100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15分鐘以后，警察成功將大部分人趕上人行道，并步步緊逼。在百老匯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員要求我們“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態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說了一句“No”，沒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銬了起來！一切發生得太突然，我與其說是受到驚嚇，不如說是震驚于此刻的荒唐，還來不及反應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車的方向。事后從媒體發布的照片看到，我當時是被3名警察牢牢鉗住戴上手銬的。

我的第一反應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會很担心。又開始怕被導師和學院領導知道，他們肯定會想：這么個弱勢的國際學生，不好好讀書寫論文，主動找什么亂子。作為一個從小特別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們失望的神情，我就壓力山大。

穿過長長的街道，快走到警車時，路邊的記者大聲問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應不應該說，這會不會加重我的罪名？“說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為無名氏，他們希望別人看不到你們為正義做的這些！”警車旁一位黑人兄弟對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級警官的白老男人走過來把我的手機從褲兜里拿出。我喊：“你們要怎么處理我的手機？”他很溫和地說：“別担心，我們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說手銬太緊，逮捕我的警員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銬。他們的態度極大地減輕了我的恐懼，我感覺他們無意也不敢對我們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終止我們的“搗亂”。

警車上已經有3名戴著手銬的女孩，隨后陸續又送進一些人，最終，我們這個車上載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顏色皮膚的都有，都是年輕人。聊天中得知車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紐約各學校的本科生，她們一致認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會把我們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們的淡定也減輕了我的不安，我們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著對方的肩膀，把飄在臉上的頭發抹到一邊。

警車晃晃悠悠地啟動，很快到了市政廳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邊停了大約40分鐘。我們逐漸變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個女孩，大著膽子，我也偷偷用銬著的雙手從背后掏出手機，給男友發了簡短的消息。

B、號子里疲憊饑渴6小時

漫長的等待之后，我們終于被一個個卸了下來。逮捕我的警察弗蘭克認領了我。他解開我的手銬，帶我上繳了所有物品，領我報了道，還拍了照片，那是一張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負責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問他為什么要抓我，他說：“讓你們退回人行道，誰讓你們不退。”隨后安慰：“沒什么大問題，不會錄你們的指紋，應該是過一些手續，就會放了你們。”

我上繳了鞋帶，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個關押間。與其它已經幾乎填滿了的號子不同，這間一個人都沒有，我被發配過來或許是因為我一直在要求上廁所。其實，后來隨著這間號子里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只好當眾排便了。

號子又小又陰冷，有一個長形的鐵凳，冰涼。很快，曾與我同車的一個女孩也被分來了。她叫尼可，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讀書，是個激進分子。她說自己16歲時被抓過一次，但是因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輕，她說，美國人有一種迷思，認為白人女性總是無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鏈成人墻抵擋警察，最終被捉住推倒在地，臉上還有輕微劃傷。她說一個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惡的警察還用腳踩了他的頭。

一個半小時后，我們迎來了活潑開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當時站在人行道上，聽到一聲“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著長發，銬上了雙手。她12歲的兒子在旁邊嚇哭了。好在警官允許她把鑰匙給了孩子，并答應護送他到地鐵站。我問她：“你什么也沒做，為什么不反抗？”她說，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總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對待甚至槍擊，向兒子示范被逮捕時應如何反應，這就是最好的機會。阿什利性格開朗，愛大笑，愛說話，號子里立即熱鬧起來，沒那么無聊了。據說我們有權要求撥打一個家庭電話，她向每一個路過的警察要求打電話給兒子，一再被敷衍，最終也沒有打成。

號子里沒有鐘，我們只能偶爾向路過的警察問一下時間。大約1點的時候，新學院（編注：New School，一所有左派傾向的大學）20歲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進來了，新的話題和故事讓我們一起又打發了一些時間。莉莉說她第二天10點有課，不過被捕是一個很好的缺課理由。我很震驚，問她新學院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嗎？這在哥倫比亞大學是無法想象的。她說當然，新學院是個很激進的學校。

2點左右，一個也叫阿什利的20歲的白人女孩進來了。她顯然是所有人中最激進的，染著彩虹七色的短發，滿口“fucking”、“fuck up”。她是1點鐘被捕的，原來集會還在繼續，我們驚嘆于人們的堅持。她當時有和警察對抗，而且破口大罵，結果頭被抵到了墻上，不僅脖子被扭傷，手背也擦傷了三塊皮。

實在是一望無際地無聊，沒有任何可看的東西、可做的事。或許應該找一些平常困惑的問題來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費時間，但等待的焦急讓人無法靜下心來，我們常常趴在號子的鐵欄桿邊，緊貼著，斜著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壓扁了，看是不是還有人進來或離開。每來個警員，我們都要興奮一下，希望打聽些消息，順便打發點時間。

號子里的飲水機壞了，5個小時里我們始終沒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沒有人理。弗蘭克來找過我兩次，問一些補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說“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說“幾分鐘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諾都變成了兩個小時，我開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長得有點像我姐夫，我感覺自己簡直把他當成了親人，感激又親切。我很快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為什么要去感激一個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機關供職的人呢？

兩點半，我終于困倦疲憊得不行了。這時，警察開始發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們覺得不妙，發吃的說明我們一時半會走不了。5個人中只有二號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說：“我吃這么難吃的東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過去了，但我不想昏過去。”

C、釋放也要排隊

3點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獄友告訴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為自己第二天還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渾渾噩噩間和她道別，但同時開始担外國人身份會給我帶來麻煩，對釋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號阿什利姐姐大聲安慰我，不允許我悲觀。過了十多分鐘，弗蘭克警官來釋放我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個姐妹一一道別，因為沒有紙筆，也沒辦法留聯系方式。

出來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銬，這次是鐵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墻站了一大會兒，說是因為規定一次只能釋放一個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蘭克在我旁邊，他身后是一長隊拿著材料的警察。我這才明白為什么辦手續花了那么長時間，因為每到一處都是無盡的排隊。我意識到，犯人釋放之前警察也無法離開，看著他們困倦、無聊、無力的臉，突然覺得他們就像奴工被這個龐大復雜的官僚體系折磨，我們只在這里一天，而他們是天天都在這里經歷這些。

終于，快4點的時候，我被押到門口，解下了手銬。看到大廳前臺那兩臺破舊的電腦，和拿著材料趴在前臺在排隊的警員，我明白為什么處理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這對我們和警察都是極大折磨的程序要進行到何時，在我后面還有至少100多人，前臺旁邊的一個大號子里還關著二三十個男人。排隊領取物品時，前面的女孩問弗蘭克他手臂上的兩道杠什么意思，他說一道杠代表工齡五年。想到他已經在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無奈，在這里待一晚我都覺得窒息。

領到背包和鞋帶，我正式被釋放了。弗蘭克說，只要我在接下來的6個月不再犯事，這次逮捕就不會記錄在案。我說我從來沒犯過事，他說：“很好，繼續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經歷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來，來自一個服務抗議者的公益法律服務機構。他們準備了水和食物，還給我一張寫著聯系方式紙條，說他們會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天很冷，看到他們守在那里迎接一個個被釋放的人，覺得他們真讓人敬佩。

我向地鐵走去，手機里滿滿的是朋友們的郵件、短信、電話和信息，凌晨5點，我回到家。

D、反思：國家暴力就是要讓人“長記性”

雖然負責我的警官比較和善，也沒有遭受審訊和虐待，但我還是真切體會到了國家暴力的威懾。國家以管理公共空間為名限制集會和游行的范圍，但與改變幾百年的系統性種族暴力相比，妨礙幾條街道的交通算得了什么？但是，僅僅以妨礙交通的名義，警察就可以荷槍實彈地逮捕甚至毆打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被捕后我們完全失去自由，被限制在陰冷冰涼的小鐵屋里，沒有人理，沒有水喝，沒有食物，沒地方睡覺，無聊、困倦、饑餓、口渴，即便我們什么罪也沒有犯，即便我們恰恰是最合格的公民。

在經歷這些折磨的過程中，最強烈的想法是：我再也不要坐牢了，后悔當時忤逆警察，讓自己落到這個地步。這個權力體系是如此強勢，而公民是那么渺小，意識到這個現實，真讓人沮喪。然后，我開始明白抓捕和監禁的用意：用折磨讓你長記性，讓你膽怯變乖，再也不敢挑戰這個體系，于是，符合國家意愿的秩序得以確立鞏固。

因為太渴望自由，我急于洗白自己，對警察一再強調說“No”只是開玩笑，我什么都沒做。同被關押的尼可有直接沖撞警察，當負責我的警官說我會很快出去，而尼可那邊毫無消息時，我慶幸自己“罪行較輕”，并且竟然有了一絲得意。這種想法一出，我特別警惕：我這是在慶幸自己仍是一個不正義體系中的“良民”嗎？不敢挑戰這個體系為何值得得意？

E、反思：去政治化“關心”消解正義

被釋放后，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同學們正在互相傳看。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恥感。因為平日里一副高潔正直、對弱勢群體權益熱情執著的樣子，我在中國學生群體中是另類，視頻中的我驚嚇、絕望、臉色蒼白，想到他們獵奇和幸災樂禍的評論，我真想躲起來。

果然各種“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担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怎么辦”……恰恰是這些夸張的担憂讓我充滿心理壓力，好像我真的犯了罪。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后立即寫郵件問候，聽說我沒事又說：“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并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與此同時，一個全國性工會的朋友和律師積極幫助我確保不會留下任何案底。這些理解、肯定和幫助，讓我感覺安全又安心。

幾天來，美國同學和老師重復的是：發生在那個黑人男孩身上的事太可惡了，我很高興看到你也參加了抗議。而中國同學除了強調抗議的危險性，暗示我逞能差點闖禍之外沒有別的，既不談事件的重點——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也不對是否應該參加游行表態。

一個朋友評論說：“這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將事件變成純個人問題，和對你摔了一跤、丟了個錢包的慰問差不多。”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面對中國同學的慰問，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將抗議“去意義化”。我仿佛被這樣一種價值審判：唯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闖了禍，讓自己陷于危險，你就犯了錯，和真犯了罪的人沒有分別。以安全的名義，一切正義之事的意義都可以被名正言順地抹殺。

F、反思：政治冷漠沒有未來

這讓我想到游行人群的大致構成：黑人白人占大部分，拉美人和其他棕色皮膚的人也有不少，唯獨缺少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想必這也是在那么多被捕者中，我被選中為媒體特寫的原因：一個黃皮膚的青年學生，而且還是女性。

5月1日國際勞動節，紐約人再次走上街頭為同一主題游行，因為是法定節日，這次游行是合法批準的。隊伍經過中國城，吸引了很多中國移民看熱鬧，在他們不解的眼光中，游行者大概像耍猴的一樣。最戲劇性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向眾人破口大罵，因為妨礙了她過馬路。這些反應不禁讓人痛心。美國之所以成為移民的理想之地，是因為相對而言它尊重人權尊重以及相對民主和平等，而這些對弱勢群體尤其生死攸關的制度特征，正是一波波社會運動的結果。可悲的是，遠離政治依然是許多受益于正義斗爭的中國移民篤信的人生準則，而不遠離政治的人，要么被視做神經病、搗亂分子，要么被譏笑“太天真”。

不參與抗議對黑人暴力的社會運動，還與流行在中國人中的種族主義有關。華裔在美國屬于“模范移民”，是模仿白人中產階級最成功的移民群體，他們往往對處于最底層的黑人充滿優越感，“黑人窮是因為他們又懶又笨”是很多人對美國黑人“失敗”的自信解釋。“安全第一”的人生信條將黑人區妖魔化成不能踏入一步的雷區，擁有3000多名華人學生學者的哥大，正好與黑人區哈萊姆毗鄰，在中國學生學者中，流傳著這樣一條找房的黃金準則：125街以南，同等條件分別位于125街南北的房間，月租可以相差400到700美元。恰巧我就住在125街以北，于是常會被問候同情。

在中國居住過多年、也有很多中國朋友的同學萊尼曾對我說：“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中國人特別種族主義？”作為每天在哥大這種精英富人俱樂部和哈萊姆之間往返的人，我怎能沒有發現？

在過去三年中，我在美國學習社會工作專業，同時被這里的社會運動洗禮。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浪潮過去了三十多年，成果正在逐漸被磨滅，基于種族、階級、性別等等級制的不公在加劇，美國社會急需變革，我和同學都預感到，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在醞釀。

“五一”那天，再次走在游行的隊伍中，喊著口號，有那么一刻，我萬分希望這發生在中國。如果繼續污名政治參與、嘲笑為正義吶喊的人，我們中國人還能不能有生活在公義社會的一天？

綜合 2022-01-09 18:5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