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寧波的“百年淵源”

簡體傳統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是２０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在日前舉行的我市社科界紀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座談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辛亥革命與寧波”的主題，從多個層面解讀辛亥革命中的“寧波元素”，研討寧波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辛亥革命對寧波近代化進程的深遠影響。
　　寧波作為辛亥革命的前沿城市，在辛亥革命的歷史上書寫了怎樣的光輝一頁？辛亥革命又給寧波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且聽專家言。
　　寧波的辛亥光復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寧波與省城杭州同日發動起義并成立革命政權。寧波光復對于推動和發展全國尤其是東南地區的革命形勢，以及援助南京的光復，意義重大。　　
　　與眾不同的是，寧波的光復可謂是水到渠成，波瀾不驚。就如英國的《字林西報》當年１１月８日電訊所言：“星期天（１１月５日）的中午，寧波被革命黨人平靜地占領。城里沒有任何反抗和騷動的跡象。很明顯地，所有的事情都經過了最最精心的策劃。……市民中普遍懷著極其良好的心情，保持著良好的秩序。”
　　寧波大學王慕民教授認為，寧波能夠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平穩有序地光復，并維持良好秩序，原因很多，但士紳和工商資產階級的同情、參與顯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清末寧波是全國對外最為開放、資本主義最為發達和資產階級力量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民族資產階級和與之有著血肉聯系的士紳在寧波傳統社會具有很高的聲望和影響力。作為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港口城市，寧波的紳商較早就感受到歐風美雨的浸潤，思想開明，而且自明末以來就有反清傳統。隨著清政府“立憲”騙局的日漸破產和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同情、傾向甚至參加革命。比如，許多在滬的甬籍工商業人士，著名的如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李云書、李薇莊、李征五等，就曾參加或支持同盟會的革命活動。他們不僅從財力上贊助革命，為革命黨人的活動提供掩護，而且直接參與了上海光復之役。
　　１９１１年７月３１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與會的３３名各省代表中就有周淡游等３名寧波人，其后，陳其美派趙家藝回寧波，成立同盟會寧波支部，趙任支部會長，陳訓正任副會長。然后相繼在寧屬各縣成立分支部。被公認為對寧波光復具有開創之功的趙家藝和其兄趙家藩，祖籍慈溪，后遷寧波城內，父親系工商業家。陳訓正出身慈溪工商之家，本人于１９０２年中舉，后任浙江省咨議局議員、寧波府教育會副會長，為地方著名士紳。
　　正是上述諸人利用他們的地位、身份和廣泛的社會影響，積極在寧波上層人士中活動，并先后控制了教育會、地方自治會、商會、國民尚武分會、保安會等組織和民團武裝，迅速擴大了革命影響，并漸次將政、軍、紳、商、學各界團結爭取到革命旗幟之下。正是這種氣勢，逼走了道臺文溥。而光復前夕成立的保安會，實際上已成為控制在革命黨人手中的臨時性過渡政權，表明革命光復已成為寧波上層社會的共識。唯其如此，１１月５日寧波神奇般地平靜光復，也就不足為奇了。
　　寧波人在南京臨時政府組建中的作用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市委黨校樂承耀教授提出，寧波人在臨時政府組建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南北和談所起作用。為建立全國統一的民國政府，出現了南北和談局面。但議和地點在上海還是武昌，雙方有分歧。同盟會會員、奉化人王正廷為此做了工作。他認為南北和談在上海好。上海不僅交通便利，為中外耳目所寄，易造影響，而且能和已經光復的蘇浙地區聯成一氣。同時，對唐紹儀做了工作。并以胡瑛、王正廷名義發了《致各省代表團函》：“瑛等與唐即日赴滬，寧會選舉，務乞稍緩俟唐、伍會商后再舉，必得美滿結果。”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王正廷等陪同唐紹儀等前往上海。１５日，南北和談在上海舉行，王正廷以中央政府名義參加。１２月２５日，隨著孫中山歸國，南方代表出現了變化，汪兆銘（精衛）成了首席參贊，王正廷也成為“參贊”之一。
　　其次是起草立國文獻。辛亥革命目的是推翻清朝，結束帝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政權。為此，必須仿照西方政治制度，重建中國的國體和政體，起草政府的組織大綱和憲法。王正廷根據孫中山的一貫主張，決定仿照美國政治制度，起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與雷奮、馬君武一起成為三人起草小組成員，而王正廷為第一執筆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９日，立法機構臨時參議院在南京成立。王正廷當選為臨時參議院副議長，兼任參議院法律審查委員會委員長。為適應形勢，孫中山決定把《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改為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任務又落到了王正廷身上，他與宋教仁、王寵惠、馬君武等人密切合作，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為參考，僅用１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工作。
　　再次，參與臨時大總統選舉。參與南京臨時政府組織的１７省代表為４５人，其中３個為寧波人，他們是浙江代表、鄞縣人陳時夏，湖北代表奉化人王正廷及原籍鄞縣的江蘇代表袁希洛。
　　孫中山與寧波
　　浙江和寧波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從宣傳革命到建立革命團體，從資助革命到投身革命，從策動起義到蘇浙皖光復，浙江和寧波的革命志士和人民群眾作出了重要貢獻。浙江萬里學院呂育浩副教授論述了寧波與孫中山的淵源。
　　孫中山曾三次來浙江，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２日到２４日，孫中山親臨寧波，以“地方自治”為題，發表演講。首先，他對旅居海外甬商給予很高的評價，說“且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孫中山又對寧波寄予極大希望。他說“寧波人之實業，非不發達，然其發達者，多在外埠。鄙見以發達實業，在內地應更為重要。試觀外人，具商業發展于外者，無不先謀發展于母地。蓋根本堅固而后枝葉自茂也。寧波人對于工商業之經驗，本非薄弱，而甬江有此良港，運輸便利，不可獨運銷于國內沿海各埠，且可直接運輸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擴充，則母地實業，既日臻發達，因之而甬人之營業于外者，自無不隨址地而益形發展矣”。“故兄弟今日只所望于寧波者，以寧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資力，茍能積極經營，發奮自強，即不難成為中國第二之上海，為中國自己經營模范之上海。是在諸君子勉為之耳”。
　　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對于寧波人，實在太刻骨銘心了，寧波至今還留有諸多紀念的印記。如中山東路和中山西路，中山廣場、中山公園及園內的逸仙樓和總理遺囑碑，東恩中學內“孫中山先生演講處”碑，奉化中山公園和總理紀念堂，慈城鎮的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三民路等。
　　辛亥革命志士陳季衡
　　市民革原主委袁元龍表述了辛亥革命志士陳季衡先生事略。
　　陳季衡（１８７６－１９２８），字時夏，以字行。鄞縣人。他在浙江光復、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和反對軍閥分裂的斗爭中，功不可沒。
　　陳季衡又是中國法學界先驅者之一。他接受西方思想較早，贊成平等、自由、博愛、民主和法治，因此拒絕走科舉道路，選擇留學東瀛，入東京法政大學。早年加入同盟會。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爆發。浙江是最早響應省份之一。１１月５日，亦即與上海光復的同一天，在浙江省會杭州也宣告起義，成立浙江省都督府。陳季衡任秘書長，后有短暫時間（約一星期）代理過省主席。當時軍餉極度困難，陳季衡慷慨捐銀元一萬，濟燃眉之急。他還担任過浙省司法長、政法學校校長，較長時間担任著浙江省參議會副議長。
　　１９２３年，曹錕賄選，甬籍議員陳季衡、張申之均毅然拒賄，與浙籍其他議員褚輔成、沈鈞儒、陳黻宸等一起拂袖返浙。不久南下廣州，担任非常時期國民政府的參議會議員。后因積勞成疾，返回故里，未幾病逝，享年五十又二。
　　先生是我岳父李子諾的胞妹夫，關于他參加辛亥革命浙江光復這段歷史，岳父生前對我說起過：“省城光復，公推呂公望代督軍兼省政府主席，但也有人要推湯壽潛為主席。湯原是立憲派，并非同盟會員會員，既是大家有這個意思，呂公望也沒有什么意見，就派秘書長季衡先生去滬邀請。季衡原與壽潛相識，說服了他，沒幾天，就陪同湯壽潛來杭。此后有很短的一段時間，呂公望離職了，湯的蒞職尚未完成選舉立法手續，這時由季衡代理過極短暫時間的督軍和省政府主席。”這個說法，是其它史料中所未見的。
　　寧波幫與辛亥革命
　　寧波大學孫善根教授論述了寧波幫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辛亥革命期間，寧波商人在上海等地是十分活躍的，可以說，他們不僅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寧波商人進而直接參與這場革命活動，為辛亥革命特別是上海及江浙地區辛亥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寧波商人參與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兩個階段。即在武昌起義前支持孫中山、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從事革命活動與反清武裝起義：武昌起義后，則幫助革命黨人奪取和鞏固政權。支持的方式多以經濟為主，政治軍事為輔。
　　辛亥革命后，盡管孫中山的政治生涯時沉時浮，但他與寧波商人的關系一直相當密切。正是由于這種密切的交往和寧波商人對革命的支持態度，使以振興中華、發展民族工商業為己任的孫中山對寧波幫寄予厚望。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２日，孫中山在趙家藝陪同下考察寧波。在省立四中舉行的寧波各界歡迎會上，他對寧波商人予以高度評價。
　　辛亥革命前夕《四明日報》的輿論宣傳
　　市委黨校馮曉霞副研究館員提出，１９１０年６月創刊的《四明日報》，是寧波志士進行輿論宣傳的重要陣地。他們抨擊清政府的腐敗，重視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活動報導，為喚醒寧波民眾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寧波志士利用《四明日報》，對清朝統治者的腐朽統治進行揭露和批判。寧波志士還以革命的輿論來沖破封建輿論一統天下，主張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隨著寧波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以及革命化步伐的加快，寧波志士的各種政治活動越來越活躍。他們為向寧波民眾輸入新知識和新思想，在政治、法律等欄目中介紹西方政治學說和國內革命的活動情況。尤其是利用《四明日報》對于國內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革命活動作了較多介紹。諸如，革命黨人的口號，中國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孫中山“三民主義”內容，《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及革命黨人活動等，《四明日報》均作了介紹。
　　“蛻變”的教育面貌和“裂變”的文化傳承
　　辛亥革命帶給寧波最大的社會變化是什么？市文廣局徐建成副處長認為，是教育和文化。
　　教育面貌發生了“蛻變”。革命最根本的動力來源于思想，思想的先進性來源于學堂。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封建君主帝制，寧波也廢除了府制。舊體制的教育和新體制的教育，根本區別在于普通百姓從“子民”、“臣民”一下子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它在整個社會生活和人們頭腦中的洗禮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在１９１１年，清翰林院編修盛炳緯等將募集的經費銀元三萬余元作基金，在梓蔭山南麓總持寺舊址創建鎮海縣中學堂。這一年，寧波府中學堂也發生了質變，更名為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堂，就是級別由府級提高到省級管轄。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私立效實中學創辦，陳訓正、錢保杭、陳夏常等人的辦學思想，追隨孫中山民主自由。寧波女子中學也同時建立。公立寧波中等工業學校也創設，附設工廠，培育專才。同年，孕育中科院院士搖籃的石碶寧波第四高等小學也得到創辦和籌辦。原建立于１９０６（光緒三十二年）的寧波法政學堂，于１９１２年改為公立四明法政專門學校，是寧波高等專科教育的發端。
　　寧波的教育面貌煥然一新之后，由此帶來的是文化的裂變。這時候，具有先進思想的在外埠奔波的寧波知識分子和在本埠的知識分子鑄造了一系列文化育人工程。１９１２年比利時地質學博士翁文灝學成回國，任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主任、所長。“浙江名儒”陳漢章于１９０９年在北京大學任教，鐘觀光任北大生物系教授。鄞縣“五馬”（馬裕藻、馬衡、馬鑒、馬準和馬廉）北上，尤其是馬裕藻任北大國文系主任，提出了“書同文、語同音”文化革命。與此同時寧波人在上海“海派文化”的建設也發揮了出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