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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有眾生，聞此不驚、不怖、不畏，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聞此希有。——《金剛經》

（一） 文明的線索

       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其實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發明。但是由于發明和想象，與真實相互重疊的緣故，所以在今天構成了一個很復雜的投影。這個投影中間包括一部分真實，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們構成了混合體，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思路和邏輯。其實從本質上講這是無法認知而又必須認知的物自體。我之所以說，依靠史料的歷史是靠不住的，就是因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須在一個特定的體系中間加以排列組合，才會顯示出它的意義。而你排列和運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就已經決定了它的意義，否則如果你肯跳出你的體系，重新設計一個體系的話，將原有的史料打碎了重組一下的話，馬上就會顯出完全不同的意義。一般人是不會考慮這些的，因為他們終生都不會超出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點碎片史料的范圍，在那個小小的范圍之內，他不一定考慮這些事情，就像一個專門制作瓦片的人，他不會去考慮建筑整個結構一樣。但實際上他的瓦片和別人的磚石，同樣是那樣一堆，在不同的建筑師手里面會顯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問，什么是絕對真實的面貌？那么答案應該是，“真實的面貌”是不可信的。歷史是一個不斷重構的過程，或者說是，重構歷史的過程，本身就是制造歷史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它其中最微妙的東西。你可以用量子力學原理來看，就是說，觀察者本身會影響到觀察對象。由于你的觀察的存在，使原來的不確定性系統、存在著有多個可能性的系統發生坍縮，而坍縮以后的系統，將會確定到你事先沒有意料到的一個比較固定的態勢上面。每一次在接近歷史節點的時候，你認識歷史的方式，本身就會決定歷史本身。因此在這種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之間的反復循環之中，就形成了一個類似格式塔（Gestalt）式的巨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的區別逐步趨于消失。

       我們回顧所謂的華夏，或者說所謂的中國存在的過程，那么必須上溯到人類文明產生的真正歷程。漢語世界的大多數人——不僅包括大陸上的人，也包括南洋在六十年代以后重新推行普通話教育，用華文教育培養出來的這些人——基本上他們的體系是一個層累造成的結果。層累造成的結果中，最深一層是在晚清張之洞時代，在張之洞和梁啟超之間，形成的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創造了我們所謂的四大文明古國之類的說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當時強勢的西方基本上已經征服了世界的情況下，把中國放在印度、波蘭、猶太或者是其他古老文明之列，然后教育晚清的中學生和剛剛進入新教育的群體，告訴他們，波蘭、印度、猶太這些古老文明都已經滅亡了，而唯有大清還沒有滅亡，大清原有的地位其實跟印度這些是比較相近的。因為唯有我們沒有滅亡，所以我們是值得自豪和驕傲的，只有我們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再本著這個精神，產生了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類的說法。

       梁啟超把這種說法加以總結，于是就產生了后來的中國、新中國這一系列的概念連環體系。有了這套概念連環體系，然后才產生了所謂的建設新中國、不同類型的新中國、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諸如此類的敘事體系，國恥教育、反帝教育，或者說是中國和帝國主義、中國和世界體系的種種說法。其實這些說法有許多細節上的差別，例如，現在還有人吵得沒完沒了，什么抗戰、狼牙山五壯士之類的東西，其實它全都在這一個體系之內才有意義，你如果打碎了或者是超越了原有的、這個壽命本身才一百一十年的體系，你提出的這些問題本身就會失去意義。

       現在我們來回顧人類文明最初的起源。為什么我非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國這個體系？就是因為，一方面，它在實證方面的正確性跟非洲中心論是差不多的，它是為了挽救當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實的做法。你要明白，歷史解釋是有層次性的。首先，所有事實都是可以做不同解釋的，而且完全可以解釋到立意完全相反。但是，你不能夠抹殺或者是推翻已經知道的事實。而非洲中心論的學說或四大文明古國的學說，都是嚴重破壞了已知的無法推翻的考古學和遺傳學的事實。從現在我們發現的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沒有四大文明古國或者是非洲中心論所暗示的那種各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依據。文明明顯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個同心圓，從一個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國，或者說東亞這個地區，在這個蔓延的過程中是明顯落在后方的。這個落后性，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幾千年都沒有改變。

       具體說就是，最早的文明產生在現在以色列北部和敘利亞西部的那個地方，然后蔓延到兩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來蔓延到印度和希臘，最后才進入到中國、非洲和美洲。中國的地位明顯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達米亞要晚。中國比誰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點。論時間來說，比希臘稍微晚一點，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蘇美爾（即兩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徹底的多。在這個基本格局之下，談論四大文明古國基本上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國的標準，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現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類的那些地窯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話，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像中亞的謀夫（Merv）古城（位于土庫曼斯坦）那些地方，現在已經成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烏克蘭草原的斯基泰（史載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從東歐一直延伸到內蒙古和鄂爾多斯）那些地方，存在著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藝術造詣高得多的文明實體。

       如果抹去這些亂七八糟事后建構的說法，真實的次序——從各地以陶器出現為標志，文明不斷向東擴張的順序——大致上有兩條線索（見下圖）。一條線索從兩河流域越過中亞，從塔里木盆地漸漸向中原蔓延。這一條線索非常重要，因為它帶來了許多核心技術，例如戰車和祭祀的技術。殷商王國的戰車技術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戰車技術是極度相似的，而且這個王朝在它剛剛建立的初期，就是憑著它的戰車技術威震周圍的各邦，而各邦似乎沒有相應的技術，而到殷商王朝的晚期，至少周人已經掌握了大規模戰爭動員能力，從而打破了殷商的戰車壟斷。這些事實，如果按照技術擴散的一般規律來說，等于是暗示，要么殷商本身有西來的來源，要么它通過間接傳播的方式，優先于其他部族接受了來自于兩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更東方的和四周的各個文明群體占有了極大的優勢。這條線索的路線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難走，因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圍，比現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時代，地中海往東，里海、咸海這一系列咸水湖曾經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當時的喜馬拉雅山沒有像現在這樣高，中亞的氣候沒有像現在這么樣干旱，通過塔里木盆地這條路線也不像現在這樣難走。

       第二條路線，我們知道的具體情況要少得多，但是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大一些。材料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條線路所代表的文明線索走了一條可能是非國家化或者是非組織化的道路。它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缺乏大規模的武士團體和有效率的國家組織。這條線索始于印度，通過喜馬拉雅山南麓，通過緬甸，通過西南夷，通過紅河谷流域和南洋，延伸到巴蜀和長江以南的各山地。我們都知道，在古老文明中，現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帶實際上是瘴夷之地，是最不適合于居住的地方，因為排水很困難，洪水非常頻繁。最早的人類居住地，既不是在高地，也不是在低地，而是在相當于半山坡的地方。這些地方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沒有蚊子和疾疫，不需要有很高的技術就能開發。在文明技術進一步提升以后，組織性大大提高以后，他們才會從高地進入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的水，把這些地方變成肥沃的土地。所以在古代，江南、巴蜀這些地區的文明線索，基本上都是從山地向平原擴散，最早的部族實際是在山地的。

       最早開發的稻種，來自印度的稻種，基本上是旱稻。僅僅是稻種這一項，就足以使南方的各個群體比中原地區的各個群體享有極大的優勢。因為高古時代，也就是殷商時代，中原的各個群體基本上是依賴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屬(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時代大家還在吃的黍米，一種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這種植物的生產效率是很低的，它產生出的種子蛋白質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產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僅僅是這一項，南方的各個群體在經濟、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方面，南方的各個群體確實明顯落后。你從浙中地區出土的那些古跡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頭（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東泰安岱岳區大汶口鎮）的古跡、同時代的那些古跡要富裕得多，他們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階級分化不那么明顯。墓葬中間的財物如此豐富，而且雕琢精細，顯示出當地的工匠非常發達，而且有一種從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團不多，因為出土的戈矛之類的東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離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殘肢斷體非常少。你從他們留下來的那些不完整的尸體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邦國或者群落，規模是不大的，發生沖突的時候，似乎頂多就只有幾個人或者幾十個人死亡，缺乏進行長時期和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頭，物質生活實際上還不如南方，但是他們在同一時期就出現了極其可怕的階級分化：大的墓主擁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顯然是屬于窮人的，除了極少數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無所有。而且，不僅戈矛之類的東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經常出現大規模的，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體，而這些尸體明顯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些尸體中間甚至是不分性別的。像在陜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間，就包括十幾歲的少女，按現在的說法是少女，在當時肯定已經是壯年女子，是可以承擔最重的體力勞動的那種女人，明顯是死于暴力，是在戰爭中被釘頭錘之類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負傷多達幾十處，說明了戰爭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體，只有幾個人或者幾十人的尸體是不全的，而那些尸體骨骼上面留下的傷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兩種性別的武士，顯然是在極其激烈的戰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這個戰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輕傷不下火線，你必須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經變成一灘爛泥，爬都爬不動的時候，才能死在戰場上。根本就沒有像南方那種，只是偶然被一塊飛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動撤離戰場的情況存在。

       最后，在高古時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質生活上略占優勢的這種文明，在殷商時代及其以后，漸漸變成了北方獨占優勢的一種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顯就是北方這種野蠻的戰爭倫理和它提前產生的軍事、祭司、貴族團體。這個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團體使它能夠形成人口和資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組織，足以對物質生活比較繁盛，但是組織能力比較差勁兒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壓力。

       在南北方這種基本格局形成的過程中間，還有兩條線索從遠東跳出。我們剛才提到，東亞地區南北兩地的文明，其實都是西來的，歸根結底都是來自于兩河的：北方是直接通過兩河、中亞來的；南方是間接經過印度，然后從中南半島上的緬甸傳入的。然后傳入東亞以后，又有兩條線索從東亞伸出。一條線索，可能是陸上或者是近海的，首先形成一個環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一個環北太平洋的文化圈。也就是后來有些人說的是，瑪雅殷商的文化共同體。他們的祭祀儀式是極度相似的，把玉器當作一種巫術儀式，而且尤其接近的是有一個神權貴族武士集團，大規模地在祭祀和墓葬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戰爭中實行極其殘忍的屠殺。這是整個環渤海圈和環太平洋共同的特點。我們在殷商墓當中看到的那些特點，其實也適用于阿茲特克人，在美洲保存的時間，也許比在太平洋西岸還要保存得更久一些。

       另一條線索則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馬來—波利尼西亞人，他們從海路，漸漸遷移到太平洋各島。最后，今天這個語系的主要后代已經是位于從太平洋到馬來亞到馬達加斯加這一線，而在大陸留下的就很少了。他們遷移的動機到底是簡簡單單的生態學的原因，就是說一個群落會自動地向人口較少、資源較豐富的地方去自動遷移，無需有意識驅迫，還是因為在大陸上遭到其他族群壓迫，現在還不好說，也沒有充分證據。但可以肯定就是，當時東亞大陸上的族群結構，比現在要復雜得多，僅僅是殷商這一隅，現在發現的許多骨骼就包括很多按我們現在的標準來講不屬于黃種人的東西，有紅頭發的、身材很高的、像巨人一樣的種族，也有身材非常矮的種族。

       殷人，從他們的甲骨文造字法來看，似乎不大把這些體質上跟他們相差甚遠的部族當作人類。不要說別的，就是建立齊國的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是一個類似繪圖的文字，它不是像現在經過簡化以后，變成一個象征性的結構，它畫出來的圖像，就是一個怪物一樣的形象，像希臘人所描寫的半人半馬一樣，羌人就是一個半人半羊的形象。而他們在祭祀中，經常出現這樣可怕的記錄：今天的祭祀，殺了三十頭牛、二十頭羊和四十個羌人。考慮到祭祀以后的祭肉，大多數情況下是吃掉的，而原始人類也浪費不了那么多肉，幾十頭幾十頭的牛羊大概不可能祭祀完就直接扔掉，所以你可以合理地假設，那些羌人弄不好就是跟牛羊肉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了。這一點當然不可能有任何考古學證據，但是有一個側面證據是確鑿無疑的：殷人在他們的首都有大面積的手工業作坊，用人和動物的骨頭制作各種工具。如果人的骨頭和動物的骨頭一起被利用作了工業原料的話，那么骨頭上面附帶的肉的下場，恐怕也不會比動物骨頭上附帶的肉的下場要好多少。

       這種極其冷酷的對俘虜進行殘殺的做法，就可以暴露出當時東亞平原上的人口結構。當時的基因多樣性比現在要大得多。其中有許多種族，因為現在進化論的主流觀點解釋不了這些東西，經常把它予以忽略，實際上包含著很多種從生物學角度來講都很難解釋的特殊種族，以至于在神話中遺留下來許多關于什么防風氏（《國語•魯語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或者其他巨人或者矮人的傳說。至于說僅僅是紅頭發或者是膚色不同，那都是一個比較小的區別。這個巨大的基因多樣性是怎樣刪減的，怎樣形成一種比較接近于現在這樣一致性比較強的人種，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是依靠類似種族屠殺的方式來完成的。因為當時的部落規模不太大，而殷人田獵的方式是，對待失敗的部落、逃跑不太快的部落，就像是對待野獸一樣，把他們徹底消滅和利用。可以想象，有許多規模不太大的部落，在這個過程中間，實際上是遭到了滅族的。

       也許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東亞地區的人口結構的多樣性遭到了嚴重的損失。到孔子時代，當時的記載還有很多特殊的傳說，說是什么什么太行山境內或者現在大巴山境內的地方，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巨人族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種族，偶爾作為奇聞異事進入諸子百家的視野。到三國時代，還有些從血統上講好像應該是土庫曼族的特殊人群，有著特殊的膚色和面貌。但是越往后，這些記錄就越少。大概到魏晉以后，再出現膚色和面貌跟黃種人不同的那些人，一般來說都是從中亞、鮮卑或者是西域一帶重新闌入的蠻族。

(二) 殷周與隋唐

       開始的時候是蠻族部落；接下來是很廉價的封建騎士；在它的最高峰時期，是由官僚組織和常備軍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為負擔不斷增加，會把自己壓垮，在壓垮的過程中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和屠殺，導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帶、以首都為中心的這個地區十室九空，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結果很可能又使邊塞地區仍然有強有力部落組織和戰斗力的蠻族再度闌入，重演這個故事。

       殷商，按照他們的貴族武士結構形成的這個體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它建國的這一段時間內，使東亞地區的文明繁復性有了一個大幅度的削減。如果你按照正統的史觀來說，說殷商是一個文明的進步，但實際上從人口和其他方面來看，殷商時代比起以前文字還沒有產生出來的高古時代，大多數地區，特別是環繞殷商周圍那一個地區的大規模聚落面臨著一個極大的損失。可以說，本來是一大片難分伯仲的文明體，構成一個連續的東亞文明地帶，甚至超出了亞洲的范圍，一直延續到美洲，在殷商興起以后，變成了一個以殷商為中心的一個文明中心，在周圍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帶。在這個過程中間，周邊地區小部落的人口和文明的復雜程度都大大削減了。你可以合理地假定，由于戰爭酷烈程度的升級，那些來不及產生出強大武士團體的部族，在這個過程中遭到了毀滅，只有規模比較小、能夠逃避殷商打擊的部族，和另外一種，根據殷商的打擊重新調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蠻族部落，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生存下去。在這個過程結束以后，東亞大陸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都出現了永久性的分離。具體來說就是，組織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經濟中心所在的地方永久性地分離了。生產能力最強的族群，從此以后再也不是組織能力最強的族群，而組織能力最強的族群在生產和經濟利益上始終是掠奪者和征服者。

       蠻族的二度生成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們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時代其實是不存在的。所有部族，多多少少都是兼業幾種生活方式，其中可能包括獵取和馴化牲畜，但是很少有人專業這么做的。專業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經興起后幾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產生的，它的產生，很可能就是，拒絕接受書面文字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文明群體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滅的那些群體，重新改變了自己的生產結構。單純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需要從定居的民族引進許多生產物資，因此一開始就有戰爭和共生方式。戰爭就是世界秩序的支付方式。而他們重新組織，強化他們馴養牧群的技術，從而產生了另一種不同于定居民族的武士團體。這樣的武士團體能夠對抗中原地區的武士團體，構成長期戰爭的格局，而通過戰爭的方式讓雙方之間交流物資，凡是不能夠進行這種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調整的部族，或多或少，早晚都會被兩者之一吸收掉。

       殷商的體制，照我們現在看來，涸澤而漁的性質是相當強的。像紂王，照史書上的記載，所謂的俘虜億兆東夷人（《左傳•昭公十一年》：“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這種事情就隱含著許多不妙的線索。因為照殷人對四夷的劃分方法，只有東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么戎狄之類了，從他們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們當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當中是人的別稱，就是說，殷人是一個泛渤海圈文明的一個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東夷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蠻之類的不是一家。而最后的結果是，紂王俘虜了億兆東夷人，而因為紂伐東夷而隕其身，這說明什么問題呢，就說明殷商的人口開發結構，經過中后期的涸澤而漁以后，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了，已經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軍和依附對象當作人口掠奪的目標了。

       在這種情況下，它這個系統已經到了內循環無法維持下去的地步。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來臨之前的阿茲特克人，他們通過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斷地掠奪周圍各部落的人口，他們用幾十萬人幾十萬人的規模進行活人人殉和獻祭，以至于在西班牙人來的時候，墨西哥這個擁有數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孤獨地處在其中，而周圍只有許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經存在過的、文明程度比較高的瑪雅城邦已經徹底沒落，而周圍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當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當殷商滅亡，周人來臨的時候，殷商周圍的族群似乎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對于他們來說，殷商的滅亡，等于是擺脫了極度殘酷的戰爭和人口損失，使他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禮，盡管有很多是儒家學者后來的涂脂抹粉，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說，它確實很有效的收縮了戰斗范圍。周禮把戰爭嚴格的限制在極少數精英分子中，在整個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殷商時代經常出現過的那種女武士參加戰爭甚至在君王死后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況。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變得很少見了，變成遭到譴責的對象，像《詩經•秦風•黃鳥》就是描繪秦穆公因為違反了周王朝的禮法和游戲規則，在他身后按照野蠻的習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輿論的一致譴責（《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春秋時期的宋國，是殷人的直系后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燒毀、需要做一個大動作的時候，他也頂多是祭了一匹馬，而為了獻祭這一匹馬，還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級別就是獻祭一頭牛，比較次級的祭祀，也就是獻祭一頭羊。人殉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倫理中是遭到嚴厲譴責的，被儒家分子譴責為不人道的（《左傳•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杜預注：“……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你從《詩經•豳風•七月》這些詩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與殷商時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們只需要向領主交納一定的土特產之類的，就可以在領主的保護之下獲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擔什么軍事義務。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春秋末期，新的軍國主義國家崛起以后，才重新出現把全國領土投入戰場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時期，休養生息了幾百年，很可能是東亞歷史的又一個小陽春時代。在這幾百年積累的資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燦爛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聯合移民團向各地的土族傳遞信息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混合體制。在混合的初期，雙方的隔離還是很明顯的；到混合的后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后期，他們和當地土著文化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顯的各種文明，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齊楚秦晉各個文明群體。所謂的諸子百家時代，最輝煌的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長期積累和建設的基礎上才可以產生的。

       但是戰國末期的軍國主義戰爭和全民動員體制，又以預支的方法，破壞了這些文明群體的延續性。從戰國末年到西漢初期，可以說是物質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毀滅時期。從政治上來講，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官僚制度的發育和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在地方經濟和文化上的特點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來的這些地方文化共同體逐漸變得越來越單調，最后變得越來越統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晉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壞較少的東方——齊楚這些地方的殘余文化和他們的巫術方術體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漢中心地帶——關中。但是他們的征服也是曇花一現的，他們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漢末期，中原地區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亞和北印度引進的體系漸漸地替代。到東漢末年，可以說，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對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闌入，有一個側面的效果，就是中國古代的詩歌，由詩經時代的四言詩逐步變成了漢魏時代的五言詩，而且增添了很多韻腳的內容。如果沒有這次蠻族文化的闌入，這些東西都是不會出現的。

       漢魏時代等于是一個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趨于僵化和簡單化的時代。僵化和簡單化的結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樂趣都極度簡化了。東漢末年普遍出現田荒、人荒這樣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極大的努力來維持人口，但是賦稅人口仍然不斷減少。像楊震（楊震，東漢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漢安帝說：“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這些儒家學者在東漢末年已經公開談論田荒、人荒的問題。過去只是涼州（今甘肅一帶）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帶）這樣的邊區地帶人口減少，而現在冀州這樣的靠近京師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區也開始日益荒涼。邊界的蠻族不斷闌入，以至于西部地區找出一個能讀孝經和儒家經典的人都變得非常困難。東漢晚期的士大夫開始擔心，關西還能不能夠算是儒家文明的組成部分。但這個趨勢是無法逆轉的，從東漢晚期到三國魏晉，盡管朝廷上層表面上看仍然是東漢的殘余體系，但是整個過程一直是狄、羌、鮮卑人口不斷向核心地帶蔓延，最后通過永嘉之亂（311年，匈奴攻陷洛陽，晉懷帝被俘，開啟了“五胡亂華”局面）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亂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損失的情況是難以做精確統計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頓北方的人口的時候，原有的漢魏人口，照他們當時的統計，就是說，重新建立宗主督護制，統計華北地區的人口的時候，他們認為是，遷移來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兩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認為是漢魏時期原來的殘余，因為已經包括了石虎、苻堅經過多次遷移以后，多次摻雜過的后裔。

       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關中地區的墓葬群仍然充滿了四個字、五個字的鮮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長孫無忌這樣的上層——盡管出身其實也是鮮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為漢字。再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當中，關中地區的胡族人口才緩慢地把他們的名字改變成漢名。這樣給后來的人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是漢唐之間具有一定的連續性，隋唐又重新恢復了秦漢時期的古典文明。但從人口結構來說，顯然不是這樣。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經經歷了一次大換血。這個換血甚至充分體現在他們的骨骼結構上面。上古時代，從周到漢的人口是有延續性的，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關中華北地區的人口已經是被重新洗過一遍了。這個洗過一遍的徹底程度，大概至少相當于倫巴第（在意大利北部）這些地區，盡管他們仍然自稱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馬略和蘇拉時代的羅馬建設者，但是實際上，他們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滅當地土著居民的結果。隋唐時期，東亞的人口結構大致上也就是這個樣子。

       隋唐時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它代表了以后經常出現、一再出現、時間越來越快、周期越來越短的蠻族替代模式。這個替代模式，第一步是邊界之外的、組織力較強的胡人部落，闌入組織力較弱、瀕臨崩潰的中原社會；第二步是，他們在由游牧轉為定居的過程中，將他們原有的部落結構自動變為封建結構。這一步其實是很好走的。因為真正的封建，無論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實也是部落組織在進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轉換過程中的一個變形期現象。部落的長老和武士自動地就會變成封建體制下的領主，唯一的區別就是在于他們由游牧轉為定居了。在轉為定居的初期，他們仍然能夠部分地維持他們的部落組織和部落的軍事傳統，因此他們的戰斗力，雖然遠不如部落時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軟弱的帝國順民要強得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部族傳統作為社區核心也在不斷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將會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缽，掩蓋自己的蠻族出身，重新用官吏來統治順民。在這個過程中間，原先的武士，能夠加入官僚體制的，就會變成官僚系統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統的，就會被削弱，變得跟其他順民沒有什么區別。

       在北魏，這個過程就激起了嚴重的六鎮叛亂（524年）。六鎮叛亂的根本問題是什么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謂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實質就是，把鮮卑人和常見的部族組織改變成為漢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原先的鮮卑貴族只要跟著皇帝一起走、跟著皇帝做官的，都變成新的官僚體制的組成部分；原先鎮守邊塞和沒有跟著皇帝做官的人，也就喪失了原有的騎士身份，變得跟普通老百姓沒有什么區別。后者當然非常不滿，憑著他們的武力優勢掀起了叛亂。這就是所謂的六鎮之亂，導致了北周和北齊的建立和洛陽朝廷的瓦解。可以說北魏的失敗，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國家、拋棄封建傳統的過程中，因為步驟沒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毀滅的一個典范。但是它的毀滅并不能改變整個程序，實際上后來的北周和隋唐兩朝，走的也是同樣的路徑。

       唐代初年的戰斗力靠的什么？靠府兵。府兵是從何而來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繼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從哪兒來的？答案是，來自于武川鎮（位于今內蒙古武川縣西，北朝時防衛柔然的六個軍鎮之一，宇文泰、楊堅之父楊忠、李淵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鎮）的鮮卑雜胡士兵。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領之下，進入殘破的關中，然后宇文泰沒有能力征收貨幣稅收，沒有能力給他們支付官僚系統的常備軍常見的固定薪餉，只能用土地來代替薪餉，把他們分封到各地，他們在那里就自動構成了劫后農村的一個秩序中心。因為他們有最強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夠強的、沒有能力自己備馬上陣的殘余居民就會依附他們、團結在他們周圍。因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夠參加府兵是一個階級特權的表示：第一說明你原先是從龍入關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后代，就相當于是清朝跟著順治多爾袞一起入京的八旗后代，所以身份比較高；第二，你能夠參加軍隊，能夠立戰功，而戰功就是任官資格的一個主要考績，沒有這個資格，你很難擔任高級職位的。所以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于普通農戶的。

       但是隨著官僚化的日益強化，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了：府兵必須自費跟隨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農戶則可以逍遙地自己在家里面種田。而打仗的開支越來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關中一隅的情況下——這種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遠，每一個封國的騎士只需要自備武裝到離自己家不遠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國統一了以后，他們就必須裹糧做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遠征，到邊境地區去打仗，很可能就不會活著回來了。這樣的遠征，在經濟上是極大的負擔，很容易使人傾家蕩產。結果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現象：原先作為一種特權階級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征高麗、征突厥以后，卻變成了一種倒霉的象征，因為你需要自己帶著糧食去，一直到遼東那么遠的地方去，多半就沒有辦法活著回來了，那還不如不當府兵呢。朝廷給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還趕不上你自己因為傾家蕩產當兵受到的損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過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潰中，原先踴躍當兵的人不存在了。盡管朝廷給了很多優惠政策，愿意當兵的人還是越來越少。

       他沒有辦法扭轉這個局勢，最后結果是導致了武后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傭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傭兵和官僚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制度的特點是什么呢？它的開支是極小的。無論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實是不分的，都由貴族免費擔任，擔任官職是一種特權，非貴族階級沒有資格做官，也無需承擔這樣的負擔。而官僚機構的特點是什么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順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當兵。但是做官和當兵只是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祿，當兵可以得到餉銀。因此它的開支是極高的。這個巨大的開支必須由那些不當兵也不做官的順民來承擔。

       從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變，就意味著順民負擔的極大加重、財政的急劇膨脹和官僚機構與常備軍的迅速擴大。同時由于在封建主義下，因為出將入相，貴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軍隊叛亂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這些雇傭兵卻是很容易叛亂的。所以帝國官僚制度發展到后期的話，終歸會出現財政危機。一方面是朝廷無法支付軍餉，另一方面是雇傭來的軍隊早晚會發動叛亂。同時，順民因為是單方面支付財政壓力，負擔越來越重，逐步也會變成流民和難民。所以這個過程像是一個系統自動崩潰，是無法改變的。這個系統，開始的時候是蠻族部落；接下來是很廉價的封建騎士；在它的最高峰時期，是由官僚組織和常備軍建立的朝廷；最后這個朝廷因為負擔不斷增加，會把自己壓垮，在壓垮的過程中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和屠殺，導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帶、以首都為中心的這個地區十室九空，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結果很可能又使邊塞地區仍然有強有力部落組織和戰斗力的蠻族再度闌入，重演這個故事。

       唐代末期所謂的藩鎮之亂，骨子里面就是唐朝政府從中亞招募蠻族武士補充它原先已經喪失戰斗力的舊軍隊，這些蠻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難以控制的藩鎮，但是也延長了朝廷的壽命。這些藩鎮在內地日久，逐步也喪失了它的戰斗力，于是新一批蠻族又必須闌入。在安史之亂時期為朝廷平叛的朔方軍，后來在中原日久就漸漸地就失去戰斗力，在黃巢之亂的時候就已經抵擋不住了。于是朝廷又必須進一步招募更加野蠻的沙陀人，把他們安置在太原一帶。而這個太原軍事集團，就是后來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這個軍事集團在進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后，又漸漸地抵擋不住外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團。于是這個蠻族闌入的過程中，一波一波地進入。中原地區的居民，首先變得馴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環境中間創造出極大的繁榮以后，最后在戰爭中被消滅，然后又被新的蠻族所替代。這個替代的最后一步就是遼、金、元的相繼入侵。

(三) “天朝”的末路

       王朝在打破南方這些小族群的過程中，毀掉了東亞地區仍然保存著最后一批基因多樣性的寶庫，這一次最后的釋放得到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國度過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時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元代建立了一個世界帝國的體系，可以說是再一次重新洗過了自隋唐以來所建立的整個體系。從世界史的層面說，元代對東亞的意義就是重新打開了通向中東和中亞的道路，把中東和中亞地區比較先進的天文學和各種技術引進到東亞地區。從儒家士大夫的角度來看，元代是一個不規范的朝代，但這實際上恰好是它的力量所在。經過元代的震蕩以后，北方，甚至江淮一帶就變成一個馬賽克鑲嵌的路徑，嵌滿了遠及高加索、東歐和西亞闌入的各種族。而大汗在大都的朝廷中，則布滿了來自于中亞的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天文學家和其他學者。沒有這一次巨大的震蕩，那么晚近時期東亞的整個文明體系可能都建立不起來。像是元明時期，所謂郭守敬編制的歷法和整個明代編制的歷法，骨子里是元代從中亞穆斯林那兒引進的。在元代后期和明朝初期，逐步普及到東亞全地；后來變成蘇淞地區主要經濟基礎的棉紡業，也是在這個時期通過安南路線，從海道，從南方引進的。有一點可悲之處就在于，吏治國家龐大的官僚組織在技術創新這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們甚至在最貼近日常生活的飲食和醫療這一方面，都嚴重地依靠那些比它小得多、而且被貶稱為蠻族的小族群。像是棉紡品取代亞麻這件事情，明顯就是跟南方的百越部族和印度支那半島那些小邦有關。后來在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原有稻種和作物的占城稻、雙季稻和三季稻，其實也是從馬來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山越人那兒引進的。

       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對山越人的征服是一個很奇特的過程：一方面它是一個征服者通過建立男性家長制為核心的少數大家族的堡壘，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部族酋長，通過偽造歷史吸收南方山地各族群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這些族群在他們瓦解的過程中，把他們積累的技術成果向中原地區擴散的過程。可以說，這個過程是一個殺雞取卵的過程，王朝在打破南方這些小族群的過程中，毀掉了東亞地區仍然保存著最后一批基因多樣性的寶庫，這一次最后的釋放得到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國度過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時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以后的技術輸入，就要依靠更遠的——來自西方和日本的輸入。在明朝剛剛建立的時候，東亞上層社會在文化創立這方面的枯竭已經很明顯了。甚至明成祖的神機營這樣明顯的保衛皇帝的最核心部隊，他們所依賴的，都要依靠安南的火槍手。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發源地，而他們的火槍居然能夠比元明政府掌握的火槍更先進，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這就暗示著，在朝廷本身不重視的正史之外的秘密渠道，士大夫體制壓迫下的整個暗渠還有一個通向西方的技術輸入源。這條技術輸入源很可能是阿拉伯人開辟的那條南洋運輸線。

       技術落差的線路大概是從歐洲到奧斯曼帝國，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過中南半島到明朝。你從鄭和船的結構就可以看出，整個技術是近東地區模仿歐洲產生出來的先進技術；然后波斯地區再模仿近東地區產生相對先進的技術；這個技術傳到莫臥兒的時候，已經是不那么先進了，但對于印度各邦來說，來自于中亞和波斯的征服者仍然是可怕和難以抵擋的；但這些東西再進一步傳到東亞，相對于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那些技術來說，仍然是非常先進的。這個技術方面的歧視鏈，或者說是流通鏈，是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都沒有改變的。

       由于東亞帝國廣土眾民的性質，所以往往會給人一種誤解，就是說，如果你征服了大片土地或者殺戮了大量人口，造成傷亡數十萬人的重大戰役，就會給人一種印象：你的戰斗力仿佛非常強。但是真正比較起來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從明朝末年的戰爭你就可以看出，極少數的、來自澳門的黑人火槍手可以輕而易舉地抵擋為數數萬的清軍。鄭成功在對荷蘭的戰爭中培養出來的那些極少數藤甲兵，是清朝在對付北亞哥薩克人時唯一的憑據。清軍對明軍的優勢是很明顯的，但是康熙帝用了全國絕大部分大炮來包圍雅克薩那些為數只不過一百多人的哥薩克非正規軍，竟然經年累月攻不下這座城市，死亡的哥薩克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或物資缺乏造成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軍的進攻。而這些哥薩克人如果放到歐洲去的話，也只有資格當輔助部隊。俄羅斯帝國的部隊在面臨著波蘭和瑞典軍隊的情況下，經常是幾萬人打幾千人，而且還不一定打得贏。而波蘭和瑞典人呢，他們的部隊中間，最核心的部隊，也就是從德國引進的少量雇傭兵。而這些德國雇傭兵，在尼德蘭和西班牙戰爭中，明顯不是西班牙和法蘭西軍隊的對手。

       這條線路是很明顯的，就是說，在歐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蘭德（包括今天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和西佛蘭德省、法國的加來海峽省和北方省、荷蘭的澤蘭省）和倫巴第這兩個戰爭最密集、小邦最多、軍事金融革命來得最快的地方，軍事技術演化是最為迅速的。然后這個技術中心向周圍地區不斷地輸出技術。離核心地區越遠，輸入技術的時間越晚，輸入的技術就越落后；越是接近于這個中心，你就可以越早地得到比較先進的技術。從中心地區派出的少量的人馬，在邊緣地區都會給人以一種極其可怕、極為強大的印象；而邊緣地區的極為龐大的軍隊，實際上在技術上是非常落后的，差不多在中心地區的戰爭中只能充當觀眾的作用。

       帝國最核心的成員，像雍正皇帝這種人，在清朝中葉的時候，已經感到了危機的存在。他跟俄羅斯帝國打交道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俄羅斯人把伏爾加河上游的土爾扈特人放出來交給他。因為他在對準噶爾的長期戰爭中發現，原有的滿蒙騎兵已經不大中用了。在他看來，土爾扈特人這支武裝部隊在他的帝國武裝中仍然算是強者。但是在俄羅斯人看來，這些部隊其實在對土耳其蘇丹的戰爭中，頂多是當輔助軍隊的料。土爾扈特人在后來的乾隆朝當真向東方遷移的時候，他們面臨的主要敵人甚至不是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沒有費心去追他們，騷擾他們的都是一路上的巴什基爾人（主要生活在烏拉爾山脈南坡及附近的平原上）、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這些部族。但是他們在到達伊犁河流域的時候，仍然能夠發揮乾隆皇帝所希望的那種作用：他能夠有效地填補準噶爾敗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有效地壓制南方的穆斯林，有效地為日益衰退的滿蒙八旗看守西北邊境。

       等到接近林則徐時代，道光朝初期的時候，南方各地的安南海盜在福建和廣東附近的沿海橫行。他們的力量也就是通過越南內戰，能夠得到法國天主教士和法國殖民者給他們提供一部分仿制的火槍。而僅僅是這一部分仿制的火槍，已經足以使他們打敗廣東的水師部隊，使南方的貿易遭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夠鎮壓他們；而朝廷只能夠采取招安和收買的方法，用封官許爵的方法把他們納入自己的統治體系之內。廣東水師對付海盜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就預示了未來鴉片戰爭的結局。鴉片戰爭不是別的，就是海路重新打開以后，歐洲核心區的軍事技術突然越過了原先是逐步下降、坡度平緩下降的軍事技術衰退的鏈條，突然由軍事技術最先進的地區一下子直接接觸到軍事技術最落后的地區。以前，軍事技術衰退是經過一系列傳導鏈，每一級都只比上一級的技術稍微低一點。等到傳導到亞歐大陸的最東端，闌入的武士集團只是比當地非常衰弱的大軍稍微強那么一點點。現在海道打通以后，歐洲最核心地區的最先進軍事技術會赤裸裸地直接面對著東亞而來，這樣立刻就會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打擊。于是，遼金元清形成的整個天下帝國體系，在這樣的打擊之中陷入完全崩潰的狀態。

       此后的一百多年，東亞的問題就是，怎樣把西歐封建主義在幾百年中演化出來、通過殖民主義向全世界播種的這個世界秩序，和自己原有的以內亞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這個過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遼金元清以來長期在軍事上不利、因此處在被壓迫狀態的華夏士大夫得到一個解放自己的機會。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地位很像是緬甸南部的孟族人（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從今天中國西南地區遷徙到緬甸，逐漸建立起一系列王朝。但孟族王朝后來多次被緬族所滅，大部分孟族人被同化），或者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在西方殖民者帶著他們的世界秩序闖入以前，他們的地位越來越糟糕，被從內亞闌入的蠻族壓制得越來越徹底。遼金元清最初看起來跟鮮卑人建立的隋唐是沒有區別的，但是他們對于華夏傳統的尊重卻遠不如隋唐：隋唐還愿意改姓李姓，假裝自己是漢魏的后裔；而遼金元清呢，就要堅持自己的部族傳統，公開把南方人貶低到帝國等級地位的底端，變成純粹依賴性的奴隸勞工一樣的人，把政權壟斷在保留部族傳統的核心成員手中。

       這樣的發展趨勢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下去，在元清相繼滅亡以后，如果準噶爾人或者其他什么中亞游牧民族，順著原先的角度再一次入侵東亞的話，他們還會不會愿意延續儒家的文化就很成問題了。因為沒落文明發展到最后階段的時候，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最初他們還能夠以同化能力自居，指望進入自己境內的蠻族會接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但是這只限于剛開始的蠻族。波斯以前的努比亞人（生活在今埃及南部、蘇丹北部）和利比亞人還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就再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了。大清帝國建立的這個內亞雙重體系，很可能就是闌入部族愿意繼續延續儒家士大夫傳統的最后一代。

       如果大清衰弱的時候，西方秩序還沒有進入東亞的話，那么，軟弱的江東士大夫階級能不能夠維持自己的身份是很成問題的。但是，西方秩序一來，可以說是更高的文明壓制了原有的內亞體系，使得江東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機會。這跟印度帝國的情況是很相似的。印度教徒本來已經快要被穆斯林消滅干凈了，但是英國人趕走了穆斯林，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統統變成大英帝國的臣民。這種情況下，印度教徒可以憑借自己的人口優勢，重新奪回對穆斯林的主動權，把印度重新變成一個印度教徒的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趨勢的話，按照德里蘇丹國和莫臥兒帝國以來的發展趨勢的話，恐怕印度早晚會變成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江東士大夫在殖民主義體制之下的真實處境也就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為了自己的面子，就發明了一個神話，把大清當成一個純粹的中國，忽略了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內亞體系的事實，假定存在著一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而且在西方秩序闌入以前，這個中華文明仍然具有天下體系的威儀，可以跟西方的體系平起平坐；然后假定南方的士大夫，講漢語的士大夫，是這個文明的當然繼承人，他們可以在驅逐西方勢力以后，重新建立一個跟西方平起平坐的體系。這個神話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捏造出來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清政府的天下體系，主要就是中亞蠻族的體系。他們的主要語言，包括簽署尼布楚條約的官方語言，始終是滿語而不是漢語。明朝的十八省被拘束在禮部所管轄的這個狹小范圍內。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動是通過理藩院用滿語進行的。滿洲朝廷跟朝鮮、跟中亞各部族、跟俄羅斯人進行各方面交涉，并不受儒家那一套禮法的約束。而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外交，才為大清帝國贏得了它最后的輝煌。在這個體系中間，江東的士大夫發揮的僅僅是一個奶牛的作用。

       但是，這個體系只有在滿蒙的騎士能夠利用他們的中亞武士供應源維持東亞的秩序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在西方秩序來臨以后，維持秩序的主要力量很明顯就變成大英皇家海軍了。于是在僧格林沁敗死以后，滿蒙貴族自己變成了這個體系的多余人。而南方的士大夫階級開始考慮，像法納爾人（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大多數居住在法納爾及加拉達區，被稱為法納爾人，他們往往充當文官，為奧斯曼蘇丹效力）企圖繼承奧斯曼帝國和印度教徒企圖繼承英印帝國一樣，準備根據西方殖民主義引進的新技術重新發明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用這個中華民族的概念頂替遼金元清以來的內亞世界帝國的概念，把這個新造的發明安置在東亞世界殘余上，借用西方的力量驅逐滿蒙內亞的勢力，然后再反過來把西方驅逐出去，建立他的新體系。

       我們所知道的近代史，大體上是按照這種史觀編寫的。由于它實際上跟江東士大夫的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并不相稱，所以他們執行這個計劃，到半成品狀態的時候就出了大毛病。南方士大夫確實通過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國的天下體系，但是解散的結果并不能使他自動繼承天下體系，而是導致了滿蒙藏的邊疆危機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因為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多元體系，多元體系解散了以后，原先的關外各個族群并不愿意自動地接受既成體系。最后在列強的壓力之下，中華民國以一種非常類似神圣羅馬帝國或者是日耳曼邦聯的方式，繼承了大清在條約體系中的位置。但是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就是，它雖然繼承了大清的位置，但是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必須服從大清在其結束之前簽署的條約體系所構成的這個構架，也就是說，國內的憲法結構必須服從條約體系的需要。中華民國名義上繼承了關外的各個領土，但是它繼承的方式使它必須把自己的內部結構改造成條約體系能夠允許的聯邦或邦聯形式。允許這種政治實體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自己原有的政治個性，而且同時又要允許列強在這些特殊地區保留特殊的條約權利。

       這種復雜而微妙的格局是很難長期維持的。這樣做等于是在東亞造成了一個類似于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位于德國北部。荷爾斯泰因公國在中世紀屬于神圣羅馬帝國，1815年后屬于德意志同盟，但丹麥國王是其君主；石勒蘇益格公國北部居住的主要是丹麥人，而南部居住的主要是德意志人。1864年的普丹戰爭就是為此糾紛而爆發的。1920年，北石勒蘇益格進行公民投票，決定與丹麥合并。1955年德國與丹麥之間再次簽署條約）這樣的復雜的多元邦國。這樣的邦國，你很難說它是應該屬于丹麥王國還是應該屬于日耳曼邦國的，因為所有各邦都對它享有一定的條約權利和歷史權利。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以后，建立的這個新體系，也就留下了像東北、西藏這樣類似荷爾斯泰因的這種邦國。許多列強和當地的族群都有各式各樣相互沖突的地方性權利、歷史權利和條約權利。要想同時滿足各方的要求，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只是在列強調停之下達成了一個臨時的維持現狀的協定，希望時間能夠解決問題。但是時間并不能解決問題。最終解決問題仍然只能是依靠戰爭。戰爭的主要后果就是證明，南方的士大夫無論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制造神話的本領多么高明，憑他們自己的資源和力量，他們無法完成建構現代國家的使命。真正能夠建構現代國家的組織力量，仍然要依靠從蘇聯輸入的列寧主義政黨。

(四) 抉擇時刻

       一位東德的科幻小說家曾經描繪過一個特殊的外星文明：這個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內部——這個星球像一個空心的球體一樣。他們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樣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鑿穿了他們的星球。結果內部的空氣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個文明就滅亡了。

       北洋政府統治的最后十年，不僅是關外的其他的民族實體，而且關內的各個實體也明顯處在解體的過程之中。像孫傳芳、吳佩孚這種人，等于是漸漸地開始越過北京的外交部，跟蘇聯和日本推動事實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間開始相互達成具有準條約性質的攻守同盟和其他體系。北京的政府漸漸地被架空了，越來越依靠列強的海關支持和外交支持，維持一種空洞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蘇聯和日本沒有積極干涉，國共兩黨沒有從蘇聯取得它的列寧主義組織機器的話，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斷，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獨立后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或者是墨西哥帝國一樣，最后的結果還是進一步解體成為更加散碎的小邦。

       無論是北京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強人，雖然可以取得局部勝利，但是誰都沒有表現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這個體系的要求。能夠完成這個體系重新整合任務的，也就是國共兩黨。而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和組織資源并不是中華民國內部所能產生的，仍然要依靠蘇聯來輸入。它能夠建國成功，仍然要依靠蘇聯、日本沖突造成的國際體系的演變。最后的結果，造成了一種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托勒密式的體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實行相當極端的國家壟斷制，礦業、鹽、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國家專營，對外貿易、錢莊等商業活動也由國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卻不是保存在華夏社會內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須依靠外來的列寧主義政黨，而列寧主義政黨汲取資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華夏社會原有的社會組織。

       我們都知道，從孔子時代到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門第取代貴族的過程；從唐代到宋明時代，又是一個士紳取代門第的過程。每一次取代過程都包含了兩層：第一是原有居民的滅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在組織力和動員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組織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晉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門第相比，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這些門第跟孔子時代的貴族相比，又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連這個極其軟弱的存在——士紳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長起來的鄉紳階級，也徹底打碎了。把它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和資源全部整合到列寧主義的集權主義國家之中。在完成了這次整合之后，列寧主義政黨才有足夠的資源建立它的新的國家體制。

       于是這個國家自己就變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國家和社會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維持這個國家，那么你必須容許這個國家行使法外的權力粉碎社會，在粉碎社會的過程中間汲取資源來維持自身。這樣一個國家，它能夠實現社會原先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愿望，但它卻要毀滅社會自身。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國家對你進行這個法外的榨取和破壞，那么，驅逐掉這個外來的組織因素以后，你原有社會產生出來的最強大的組織資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來，你頂多能夠制造一些小團體，一些宗族團體，一些地方紳商搞出來的軍紳政權，但是你沒有辦法把整個東亞大陸整合在一起的。沒有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你面臨的就是一個破碎的多國體系。你要推翻這個多國體系，重新恢復帝國的版圖，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個本身社會所不能勝任的巨大的組織力量。

       盡管蘇聯的干涉和列寧主義政黨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這個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實以后，你就很難用一連串來自于西歐的政治語言的遁詞去把它打發掉。因為歐洲的情況根本上是不一樣的。列寧主義組織在東歐產生本身就是西歐秩序向東延伸的結果，它能夠粉碎俄羅斯原有的社會結構，但卻沒有辦法粉碎歐洲本身的社會結構；但是它進一步向東延伸，卻能夠粉碎東亞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會結構。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因為社會組織結構的頑強程度和自我維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個秩序輸出和輸入的問題。很明顯，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碰壁和輸出的整個過程，就已經體現了世界秩序的實質問題。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歐美和西方，他們的社會組織不但有能力產生秩序維持自身，而且有能力產生秩序向外輸出。因此在這個區間內，共產黨主義的滲透是失敗的。但是在外圍地區，它的社會組織就要軟弱得多，要單薄得多，因此共產主義滲透就能夠成功了。對于歐洲，共產黨主義是一個解構的力量，所以波蘭或者東歐這種地方能夠把列寧主義驅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會組織去，重新加入歐洲。但是在東方，像是在中國和朝鮮這樣的地方，列寧主義組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盡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擁有西方組織力量的一種秩序輸入。列寧主義的輸入，強化了東方原來已經渙散而接近潰敗的社會組織，使它能夠在表面上捏合起來，變得像一個國家一樣，盡管它的實質并不是國家。

       這樣就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問題。你可以冒充這個實體是一個國家，但是它不具備國家的性質，它是外來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來組織對本土社會的征服。如果你用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它，就會許多很多荒誕的、不合理的理論，例如說它是專制主義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義，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個國家，是由社會本身產生出來的，只是在社會產生政治組織的過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糾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糾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糾正了它在這方面的錯誤，或者說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這些糾正，那你就等于是殺了它。因為它正是依靠這些武斷的做法才能夠維持。一個外來的寄生性的組織，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斷權力、榨取資源的能力，它很快就會死亡。而在它死亡的過程中間，也會使沒有能力自己組織現代國家的這個社會露出它自己應有的本相：一個破碎而潰敗的社會。你不能夠假想自己的社會跟波蘭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樣，原先是完整的，只不過是暫時被外來征服者掩蓋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來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經是處在注定要產生張獻忠或者諸如此類人物的那種狀態中，一旦失去了這個外來的組織輸入以后，舊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體即將出現的那種場面，愈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緩慢和自發生長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個新社會，那么你真正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夠在巨大的汲取壓力日益上升的情況下，保護這些新的小團體，不讓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階段遭到掠奪而喪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這個答案應該就是，你不能讓這個實體承擔一個真正國家的使命，不能讓它去加入西方國際體系所習慣的那種列強爭霸的游戲，因為它沒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負擔。如果承擔這樣的負擔的話，無論直接和間接采取什么樣的技術手段，它最終仍然不得不加強它對社會的榨取程度。而這個汲取的過程，又將重新破壞你勉勉強強生長起來的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體。然后留下的是一個更加散碎的社會，這個社會比原先更加無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這里面整個的問題，其實從最根本上就是這一點。你用神話來替代歷史，誤解自己的真實地位，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情。我記得有一位東德的科幻小說家曾經描繪過一個特殊的外星文明，這個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內部。這個星球只有薄薄的層，像一個空心的球體一樣。他們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樣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鑿穿了他們的星球。鑿穿星球的結果就是，星球內部的空氣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個文明遭到滅亡了。之所以他們會這么做，是因為在他們的科學體系中，他們不肯承認自己這個體系的特殊性，堅持要把他們這個體系當成一個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樣的普通星球來對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錯誤定位的結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據你自己的錯誤定位作出錯誤決策，最后把自己毀掉。

       我們回顧最近這一百年的歷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據這個秩序，重建東亞文明體系這個過程中，每一次的毀滅都是由于誤解了自身的實際地位所造成的。國民黨如果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依靠列寧主義秩序重新整合東亞各地的一種工具，那么它絕不會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絕不會認為自己有力量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占據獨立的地位，能夠既抗擊蘇聯又抗擊西方帝國主義。如果它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蘇聯勢力集團和西方勢力集團之間，能夠作出一個明智的決斷的話，能夠安于依附地位的話，也許它現在還不會毀滅。

       然而，這一點卻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既然已經制造了這個神話，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復興、建設新中國這一類的說辭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擔自己的組織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這個巨大任務。承擔這個巨大任務的結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產黨在它執政的最初階段，承認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蘇聯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這個地位對于它來說是不體面的，很難為它自己在奪取政權中采取的各種手段做辯護。如果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得到這個地位的話，那么它奪取政權的種種手段就顯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須為自己安置一個更大的使命，就是國民政府曾經為自己安置的那個偉大的民族復興的使命。而這個使命實際上是要求改變從近代以來，東亞社會在世界體系中的整體地位。這樣一個巨大的震蕩，從性質上來講，實際上不僅是超出了清末以來遠東國際體系的整個震蕩，而且已經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國解體以來，整個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許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夠整體上調整一下自己的認知結構，把東亞作為一個文明體系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順一下，我想，在不算太遠的未來，我們就會面臨著極為嚴重的沖突和非常危險的結局。有一個笑話是，有很多問題是翻譯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譯、資本主義的翻譯，都是因為當初引進西學的時候翻譯不用心，給它一個錯誤的定義，于是后來人必須根據這個錯誤的定義重造自己，結果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現在的情況其實就是，表面上看起來跟大多數人沒有什么關系、只跟極少數學者有關系的歷史理論，已經變得不再是無關緊要的東西了。歷史必須負責為中國完成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重新解釋一下中國是什么東西，而且這個解釋必須符合東亞在過去兩千年時間內形成的文明演變，和它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這個任務并不輕松。因為如果你的建構是錯誤的，或者說你以為這個建構需要在遙遠的未來才能實現，你就完全可以在現在吹一個大牛，等到遙遠的將來你的子孫后代去承擔后果，那么你會發現，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時候，國際體系會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個極度危險的位置上去，使你面臨著：要么你承認你過去的神話必須整個修改；要么你必須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的前景。

       現在我們就處在這個情況。我們現在的歷史體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產主義的革命體系，也就是說，全世界都是錯誤的，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正確的這個體系；另一半呢，則是由梁啟超時代發明出來的這個大中華體系，就是說，我們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一部延續的歷史和延續的種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實現民族統一的。現在的歷史體系是根據這兩種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體的研究和具體的考據都是像瓦片一樣，無論你搞成什么樣子，都要嵌合到這個原有的體系之中才能發揮作用。這些實際上是于事無補的。如果你不打算從根本上，把上述的這兩種神話體系加以破壞的話，那么我們未來，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的東亞，就要面臨著極大的考驗了。我很有把握的說，它是經不住這個考驗的。

       至于說要想避免這個考驗，重構歷史體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錯誤的虛榮心，要承認，即使是在非常遙遠的時代、在文明初創的那個時代、在孔子時代、在華夏曾經處在它最佳狀態的時代，它比起較早產生、更加核心地區、在東地中海的文明中心來說，它的地位也是比較邊緣的。在以后的長期演變之中，我們曾經認為是非常自豪的漢唐文明，實際上它大多數時候是處在文明輸入的、而不是輸出的狀態。中亞、外伊朗地區和印度對東亞地區的文明輸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輸出要多得多。正如東亞地區對朝鮮和日本的文明輸出，比起日本、朝鮮對中原的文明輸出要多得多。雖然交流是雙方面的，但是你給我的東西和我給你的東西是不對等的。中心地區，在最近六千年來，始終是輸出得更多，輸入得更少；而邊緣地區始終是輸入得更多，輸出得更少。

       這個格局不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后才臨時形成的，也不是鴉片戰爭以后形成的。不是說帝國主義名義上撤出東亞以后，你就能夠獲得原有的地位。實際上恰好相反。帝國主義撤出東亞的直接結果，就是切斷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歷史核心區對邊緣地區的輸出。這樣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這個過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開始。大家可以回顧一下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會議是怎么樣造成的，它就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和中華民國的精英階級在錯誤的歷史理論指導之下，以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戰勝國資格這個機會，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然后中國就可以獲得跟歐洲國家相匹敵的地位。它造成的結果是什么呢？中華民國盡管自身沒有力量，但是依靠著美國的支持和威爾遜主義的理想，實現了它的目的：強迫英國人和日本人，盡管有實力，但還是從東亞大陸撤退。撤退的直接結果就是放進了蘇聯的勢力。在英國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蘇聯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國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結果，就是導致條約體系在遠東的全線解體和國民黨、中共制造的長期革命。

       這樣的長期革命從秩序輸出的角度上講是什么呢？就是說，帝國主義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華民國的憲法體制自身就無法維持了。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沒有殖民主義的狀況下，大清解體會發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爾袞這樣的人來，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張獻忠這種人來，也許兩種人會一起來。無論如何你是不會有什么憲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憲法都不可能有。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還是名義上的共和國和象征性的憲法，靠的就是殖民主義在東亞的余威還在，能夠遏制內外惡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動把這種秩序趕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內部秩序來得及生長以前，比殖民主義秩序更加危險、更加糟糕的列寧主義秩序，就迅速地滲透到東亞，最后把你自己帶入到毀滅的邊緣。

       秩序，像大自然一樣，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個秩序之后，到來的絕對不是什么理想王國或者幾千年盛世，你一定會使另外一種秩序繼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慮選擇什么秩序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著哪幾種秩序？有可能產生哪幾種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經足夠強大，足以擊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虛榮心，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沒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賴的情況下，強行驅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會發現，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會議以后，在中華民國領土上出現的情況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說，中國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觀來說，是民族主義者驅逐帝國主義的歷史，是無產階級推翻壓迫者的歷史。但是如果從秩序輸出和文明輸出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殖民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了嚴重削弱以后，撤出了遠東。遠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驅逐殖民主義，而是依靠殖民主義秩序輸出，通過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義的撤退，打亂了這個模仿和學習的過程，這樣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產主義之手。而現在我們的情況，其實不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限制了我們獨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們自身的原因和國際社會的原因的雙重作用，使得殖民主義的秩序輸出受到了嚴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邊緣難以產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義籠罩之下，這一點本來是不成問題的。

       如果我們堅持所謂殖民主義邪惡、必須驅逐諸如此類的話，那么我們就得承認，在中國以及不限于中國的這種自身秩序還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臨類似伊斯蘭國之類的惡秩序的威脅了。秩序是不能承認真空的。威爾遜主義世界體系有一個弱點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發秩序都已經足以維持自由的憲法了，然后形成一個共同體，可以通過集體安全體制維持在一起。但是在自發秩序本身不夠強的地方，如果沒有外來的強有力的秩序輸入的話，那它很可能會出現連最起碼的國家門面和象征性的文明體系都沒有辦法維持的那種狼狽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國，實際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這樣的局面。你企圖驅逐殖民主義的結果，實際上是切斷了整個輸入源。輸入源切斷以后，自己產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真空狀態。真空狀態，要么是惡變產生出自己的破壞者，要么是會吸引其他的破壞者進行征服。

       現在看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夠自發產生出自由和憲政的條件還存在嗎？西方產生出自由和憲政的條件是什么呢？是它在歷史的早期，在相當于中國的孔子時代或者封建時代的時候，通過多國體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國之間和各邦國內部的各階級之間，幸運地形成了權力平衡，然后這個權力平衡體制不斷地演變和擴大的結果。中國的問題，不是說是它太落后了而沒有發展到自由和憲政階段，而是它太先進，它已經越過了這個階段，或者說錯過了機會窗口，已經進入了各階級和各邦國都被大一統權力結構整體毀滅的狀態。在這種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組織的情況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產生者只能來自于外部。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樣的社會是一袋馬鈴薯，它沒有自組織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這種管制是武斷的，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聽任社會解體，聽任無政府狀態出現，然后聽任各種暴力團伙相互之間進行殘殺。

       所以我們現在陷入了一個非常矛盾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話語體系，我們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在的處境，那么我們就必須違心地接受話語體系為我們指出的那個前途。但這個前途，實際上是只適用于跟我們情況完全不同的其他社會。而我們使用錯誤的話語體系，就會給自己吃下毒藥。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好像還沒有幾個人愿意真正承認自己的話語體系在根本上是錯誤的。盡管所有人都已經感覺到了，在你運用這個話語體系的過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種越來越矛盾的情況，不得不采取修正詞語含義、不斷地打各種補丁的方法，勉勉強強自圓其說。對于制造理論的人來說，這種情況就像是托勒密體系的本輪和均輪（托勒密的宇宙論中用來解釋太陽、月球和行星在視運動中的速度和方向變化的幾何模型）一樣，把你的任務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困難了。而你所在的社會，因為得不到適當的解釋體系，人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都會用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積累的資源都會漸漸引入到毀滅自身的途徑上去。

       過去的幾十年內，大家都采取拖延問題、等待以后發展自行解決的方式來考慮這個問題。但是，在可以預想的未來，這個拖延是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了。如果繼續拖延的話，你能夠指望的最好結局，頂多也就是賴過去，錯過時機，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連這一點都不能指望。能夠通過不影響整個話語體系、通過局部修正、通過用錢、通過非正式的潛規則交易解決的問題，在過去十幾年內已經解決得差不多了。今后的問題，你實際上面臨著：要么整個推翻話語體系，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定義自己，重新定義自己的使命和任務；要么呢，你就要順著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腳的那個話語體系，把自己引向絕對危險的境地。

       這就是你為什么必須重新認識歷史的原因，也是為什么考據式的歷史、僅僅拼湊史料的歷史對你沒有什么幫助的原因。這就好像說是，一個房子，在最初本來是只能承受一個小茅屋的，在建立的過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墻已經支持不住了，而你卻在討論制造房子的磚塊或者瓦塊的質量問題。其實問題不在于磚塊或瓦塊，而在于你設計的這個建筑的基本結構，在設計的時候出了嚴重的問題。按照它設計的藍圖，它是不能承擔現在即將承擔的這個巨大重量，而你又處在停不下來的狀態中。所以你必須坦率承認，枝枝節節地去討論磚塊本身的質量問題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你必須把整個歷史整合起來，把東亞地區的局部歷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應有的問題，在自己的社會內部重新發掘產生秩序和維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謝謝。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