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視傳統：蔣介石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簡體傳統

蔣介石與宋美齡

　　中評社香港12月6日訊／新華澳報刊載周為筠文章，分析蔣介石在退居台灣的最後歲月里，仍舊發動了影響深遠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原因，全文如下。

　　台北北面有座陽明山，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與明儒王陽明毫無關係，但如此充溢著文化氣息的名稱從何而來？此乃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傑作。蔣介石退守台灣後選擇這里做官邸，卻忌諱草山有落草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陽明山”，這里的公園也改稱曰“陽明山公園”。

　　蔣介石對王陽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18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50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心向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

　　蔣介石在台灣除了煞費苦心地“造”了座陽明山，還將傳統文化平鋪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區幾條東西向的主幹道被他重新命名，從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典自四書五經的路名。

　　由此可知，蔣介石與中國傳統文化可謂有著不解之緣。蔣氏雖中年後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國道統為根源。終其一生，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倡導甚力，自詡以服膺和承繼儒家道統為己任。他時常以儒家道統的衛道者自居，為此不惜殫精思慮。在退居台灣的最後歲月里，仍舊發動了影響深遠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打政治牌作文化秀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因為有海洋天塹的屏障，得以有喘息的機會。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正式複任總統，島內混亂的局面得以稍稍安定。待到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國共隔海而治的局面塵埃落定。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的經濟社會已趨穩定。在1952年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上，蔣介石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為“光復大陸”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但國共內戰失敗的陰影長期困擾著蔣介石，他反思丟掉大陸的原因，認為不僅是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失敗，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慘重的失敗了，喪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圖修復反共思想體系。

　　此時島上特殊的社會文化狀況，也頗讓蔣介石寢食難安。因為台灣在1895年甲午戰敗後，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日本人從此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日本殖民文化對台灣民眾影響巨大，使得台灣民眾文化心理上猶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在長期孤懸海外的時代，很多台灣民眾連對國家認同都發生了疑惑。台灣早期作家李昂小說《迷園》就是寫主人公在國家認同問題上長期的迷惘失措，而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里描摹出台灣民眾淪為半個世紀歷史孤兒的困惑。

　　抗戰勝利後，備受異族蹂躪的台灣終於光復，可惜沒多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二八事件”，這深深刺傷了台灣民眾的情感。後來國民黨政權敗退後大遷徙，使台灣的人口自然地劃分為台灣人和外省人兩大塊。台灣人對外省人有著一定的敵意，極端的“台獨分子”挑戰著蔣介石的政權。

　　一些“台獨分子”將政治矛盾放大為文化乃至種族衝突，鼓吹“台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於中國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等等。就在“台獨”勢力叫囂不停時，島內出現了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西化派，一場“中西文化論戰”鬧的不可開交。而此時大陸長達十年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中華傳統文化被從歷史的記憶中拉出來“鞭屍”，“破四舊”和批孔鬥爭如火如荼。

海峽彼岸的國民黨有識之士，對大陸“文化大革命”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痛心疾首。蔣介石於辛亥革命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把“文革”與義和團運動相比附。為了保護傳統文化，1966年11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名發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的倡議，這得到了蔣介石的贊許。

　　1967年7月，蔣介石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全力推動傳統文化復興。蔣介石自言運動的目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為三民主義革命文化之建設運動，亦為憑藉我民族傳統之人本精神和倫理觀念，來喚醒這一代人的理性與良知，以建立反共鬥爭之堅強的心理基礎與精神動力……更為抑制世界赤禍，挽救世界文化危機之途徑。”

　　蔣介石還強調今天對共產黨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復民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著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係的調和。

　　“文復會”草創之初，蔣介石事必躬親，在他的督導下“文復會”創建了眾多專門機構和委員會，比如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中國科學與文明編譯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與發明獎助委員會、國劇推行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各司其職，執行文化復興的具體工作。

　　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像《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孟子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鑒》等。

　　負責倫理道德發揚工作的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則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1970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亡國必先亡其史，蔣介石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學校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政策。蔣介石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薰陶。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冀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

　　蔣介石還督使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自1969年始，台灣義務教育從6年延長至9年，這不僅提高了全民素質，有助於經濟騰飛，也為傳統文化在社會生根埋下種子。而與此同時，蔣介石還通過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進行民族精神教育。

　　蔣介石還炮製了一個中華道統的理論，三皇五帝至孫中山是一脈相傳的譜系，而他自己是當代道統的繼承人。一些清醒者逐漸敏銳地發覺，傳統文化成為蔣介石強化權威，實行獨裁統治的手段。

　　蔣介石這些做法雖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復興運動來禁錮島內異端思想，達到其“反共”和維護統治的目的，但無論如何在復興文化上確實做了不少善事。

　　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既是傳統道德的倡導者，亦是文化上的復古者。他在台灣推行的文化復興運動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即推行以“禮義廉恥”為內容的新生活運動。雖然運動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道德。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說：“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佈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在蔣介石的眼中，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沒有禮義，不知廉恥，自私自利，所以才會有亡國亡種的危機。

　　蔣介石從古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確定“禮義廉恥”作為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用以“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提出新生活運動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徹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從而使國民革命能夠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但這場新生活運動是虎頭蛇尾，成了一出場荒唐的鬧劇最後不了了之。抗戰勝利後國內旋即陷入內戰，蔣介石對新生活運動無力兼顧，這場歷時15年的運動因此面臨諸多困難，於1949年悄悄“暫停辦理”。然而蔣介石沒有忘記這場新生活運動，他晚年在台灣發動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蔣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國危亡求助於傳統文化，是由於其一貫的主張和信仰。蔣氏曾說對其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有三本書：第一本書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二本書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本書是黃梨州的《明夷待訪錄》。其中三分之二皆為道學舊說。他自青年時代讀新學諸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並常用舊學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從政治國、用兵打仗的軌範。

蔣介石很早就接觸宋明儒學，不僅篤信不疑還身體力行，常以“存天理，滅人欲去人欲，存天理”自律，果真能一日三省吾身。蔣氏年輕時私生活荒唐不堪，在其日記中他儘量一日三省吾身來克服常見自省之語，比如見女色心動本乃人之常情，可就是這麼一閃念，當天日記他就會檢討：“遇豔心不正，記過一次。”類似這樣的“狠鬥色欲一閃念”在他日記中，特別是認識宋美齡之前舉不勝舉。嚴格按照道學家的要求修身養性，致使傳統文化對蔣介石影響極大，他認為“中國的經書實為民族精神、民族德藝和民族哲理所寄託”。

　　1959年蔣介石在台北訂正《科學的學庸》，對《大學》、《中庸》進行解讀，認為“《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這頗能代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把一些典籍功用過於誇大的無所不能。。

　　不過中國哲學多為政治哲學，傳統文化亦為政治文化，在蔣介石所有關於傳統文化的論述中，無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我以為我們今日要復興民族、消滅共匪，亦就先要復興我們民族的文化。”

　　回溯蔣介石一生，他始終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推崇備至，其思想也是以儒家道統為根本。所以，這就不難理解蔣介石為何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了。

　　薪火相傳的傳統文化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其遺囑聲稱：“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志事……”蔣介石帶著他光復大陸的迷夢走了，復興民族文化大業的接力棒要交到了蔣經國之手。

　　蔣經國成長過程中受蔣介石影響極大，蔣介石一再指導蔣經國要讀好四書，尤其要讀好《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等。蔣經國因此著重傳統文化的研習，對自己過去在蘇聯所受的思想影響作清算。

　　蔣經國上台後，繼續了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他將父親去世的4月定為“教孝月”。禮義儀孝為先，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為愛人，以至於愛國愛民族，促進家庭的和睦與社會的和諧，“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為善”。

　　在蔣經國的推動下，文復會於1986年提出“現代國民生活綱要”，發動了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針對物質主義對人精神生活的侵蝕，重點推行孝悌、勤儉、禮節與秩序等諸傳統美德，希望借此使人們確立生活準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蔣經國去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終於告一段落。這場歷時20餘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然常被人認為是“食古不化”，鉗制了學術自由和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但是它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中華傳統文化。有了發達的傳統文化為精神資源，使得台灣後來以極小的代價完成了民主轉型。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台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文化土壤。在台灣不但每逢孔子誕辰島內孔廟要舉行慶典，其他一些節日社會名流均要舉辦詩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熱時還常常吟詩唱和。

　　也因為有這樣的氛圍，才有錢穆、徐複觀、牟宗三等這些國學大家在台灣開館收徒，帶出一批批國學傳人；才培養出林懷民和“雲門舞集”，演繹出《薪傳》、《九歌》、《水月》這樣現代和古典完美結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這樣的藝術大師，拍攝出《臥虎藏龍》這樣意蘊悠長的電影；才滋養出方文山等著名詞曲作者，創作出《東風破》、《菊花台》、《青花瓷》這樣宋詞小令般典雅淒豔的歌曲，引領華語樂壇的中國風。

　　然而，近年來台灣社會同樣也遭遇了現代化和全球化衝擊，傳統文化很大程度上被橫行而來的西方文化頂替掉，其殘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浪潮進一步侵蝕。李登輝、陳水扁上台後，大力推行“去中國化”與“去蔣化”，主張“非斷奶不可”。歷經浮沉後，傳統文化在台灣影響日漸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