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龍《寬容》二十一　斯賓諾莎

簡體傳統

二十一　斯賓諾莎

　　歷史中的一些事情我從來沒能弄明白，其中之一便是過去年代中一些藝術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現代寫作行會的成員有打字機、錄音機、秘書和自來水筆，每天能寫三四千字。莎士比亞有十多種工作分散精力，有個碎嘴瘋潑的老婆，蘸水筆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寫三十七個劇本呢？

　　“無故艦隊”的老兵洛浦·德·維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從哪兒弄來必要的墨水和紙張寫下一千八百個喜劇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個奇怪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樣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個孩子吵吵鬧鬧，而他卻有時間譜寫了五個清唱劇，一百九十個教堂大合唱，三個婚禮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外部，而不在其內部。否認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頓是代表人，六支莊嚴彌撒曲，三部小提琴協奏曲（僅一部雙小提琴協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載史冊〕，七部鋼琴管弦樂隊協奏曲，三部兩架鋼琴的協奏曲，兩部三架鋼琴的協奏曲，三十部管弦樂譜，還為長笛、豎琴、風琴、提琴、法國號管寫了曲子，足夠讓普通學生練一輩子的。

　　還有，倫勃朗和魯本斯在三十年中幾乎每個月都創作四幅畫或四幅蝕刻畫，他們是怎樣勤奮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東尼奧·斯特拉地瓦利怎樣在一生中做了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現在不是討論他們的頭腦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節，聽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樣的顏色和線條的組合，選擇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奇怪體力的一面。他們怎么能勝任呢？他們不睡覺嗎？他們也下打幾小時臺球嗎？他們從不疲倦嗎？他們聽說過“神經”這個東西嗎？

　　十六和十八世紀充滿了這種人。他們無視健康法則，大吃大喝有害的東西，根本不知道作為光榮的人類的一員所負有的崇高使命，但他們有的是時間，發泄起藝術的才智來煞是駭人。

　　藝術和科學的情形也出現在繁瑣和多番推敲的神學上。

　　如果你在二百年前去圖書館，就會發現天花板和頂樓上都塞滿了八開、十二開和十八開的宗教小冊子，布道書、討論集、駁論、文摘和評論，用皮革、羊皮紙和紙張裝幀，上面塵土堆集，早已被人忘卻了。不過這些書都包含著廣博而又無用的學識。

　　其中談論的題目和采用的許多詞匯在現代人看來已經喪失了意義。可是這些發了霉的匯編卻有著重要的目的。如果它們一事無成，至少還是清潔了空氣，因為它們或者解決了討論的問題，使有關人士滿意，或者使讀者相信那些問題并不是邏輯推理和辯論所能解決的，干脆隨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這聽來好象是諷刺挖苦式的恭維話。不過我希望將來三十世紀的批評家們在啃嚼我們殘留的文學和科學成就時也能這樣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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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魯克·德·斯賓諾莎是這一章的主角，他在數量上沒有追隨當時的時尚。他的全集不過是三四個小本子和幾捆信札。

　　但是，用正確的數學方法解決他的倫理學和哲學中的抽象問題所必需的大量學習，會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這個可憐的結核病人的死，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因為他試圖通過乘法口訣表來理解上帝。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不過那時的猶太人還沒有受過猶太隔離區的侮辱。他們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島定居的時候，那里還是摩爾人居住的一個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進了“西班牙屬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國家陷入崩潰，斯賓諾莎一家被迫離開了老家，他們走水路來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買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積攢錢財，很快就大名鼎鼎成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員。

　　如果說他們的兒子巴魯克意識到了他們猶太血統，那么除去鄰居小孩的譏諷外，更要歸結于在塔爾穆德學校受的訓練。由于荷蘭共和國被階層的偏見所窒息，無暇顧及種族偏見，所以外來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須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難所，過上平靜和諧的生活。這是荷蘭生活的一大特點，現代的旅行者在撰寫“游記”時絕下會遺忘這一點，這是有充足原因的。

　　在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當晚的時代，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關系還是極不理想。二者之間的爭吵簡直達到無可救藥的程度，因為雙方都正確也都錯了，都可以說是對方專橫和偏見的受害者。這本書里已經說過，寬容是自我保護的一種方法，按照這個理論，很明顯，只要基督徒和猶太人忠誠于各自的宗教，就會認為對方是敵人。首先雙方都堅持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它民族的其它上帝全是假的。其次，雙方是危險的商業對頭。猶太人象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樣來到西歐，是尋覓新家園的移民。當時的工會即“行會”不讓他們找到職業，所以他們甘愿開個當鋪和銀行作為經濟上的權宜之計。這兩種行當在中世紀很相近，在人們眼里，正派人不會去干這一行業。教會直到加爾文時期一直對金錢（稅收除外）深惡痛絕，把拿利息看成罪孽，這真難以理解。當然，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高利貸，早在四十個世紀以前，巴比倫人就通過一項嚴厲的法律，對付那些企圖從別人錢中謀利的金錢交易者。我們從兩千年前寫下的《舊的》的幾章中讀到，摩西曾經強力禁止追隨者以高利息借給別人錢，不過借給外國人除外。以后，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內的大希臘哲學家都表示不贊同從別人的錢中生出錢來，教會神父對這種事情的態度更明確。在整個中世紀中，放債人一直被人瞧不起。但丁在地獄里為他的金融界朋友們專門準備了一個小壁龕。

　　從理論上可以證明，開當鋪和開銀行的是不受歡迎的公民，世界要是沒有他們該多好啊。不過，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農業，那么不借助于信用貸款就連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放債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注定要下地獄的猶太人被迫從事人們需要的行當，但體面人絕不會問津。

　　這樣，不幸的出走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當，這使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富人和窮人的對頭。他們一發跡，對方便翻臉無情，詆毀謾罵，把他們鎖在城市最臟的地方，沖動之下還會把他們作為不信教的惡棍絞死或作為基督叛徒燒死。

　　真是愚蠢，而且無知。無休無止的攻擊和迫害并沒能使猶太人喜歡基督徒。直接的結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從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成千上萬天性聰明的年輕人本來可以在商業和科學中進取，卻把腦筋和精力浪費在了無用地研究那些深奧莫測的難題和吹毛求疵的詭辯的舊書上，數以百萬計無依無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發臭的小屋里過著畸形的生活，一面聽老人講他們是肯定會繼承大地和所有財富的上帝的選民，一面卻又聽到別人不停地罵他們是豬羅，只配上絞架或刑車，并為此嚇得魂不附體。

　　要讓在這種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誰）保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對基督徒同胞采取瘋狂行動，白熱化時還起來反抗壓迫者，于是他們又被稱為“叛徒”，“不知報恩的惡棍”，受到更嚴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這種限制只有一個結果，它使心懷怨恨的猶太人增多，使其他人意志頹喪，使猶太區成為受挫的雄心和積累的仇恨的可怕棲身地。

　　斯賓諾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沒有遭到大部分親戚生來就遭到的苦難。他首先被送進猶太教堂（合適的稱呼是“生命之樹”）掌管的學校，學會希伯萊文的動詞變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學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兒，攻讀拉丁文和科學。

　　弗朗西斯科博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傳聞他是盧萬大學畢業生，按照城中最為廣傅的教堂執事的說法，他是偽裝的耶穌會成員，是個危險人物。不過這是胡說。范·登·恩德年輕時確實在天主教學校呆過幾年，但他對功課心不在焉。離開家鄉安特衛普以后，他來到阿姆斯特丹，自己開辦了一所私立學校。

　　他有卓絕的鑒別能力，善于想辦法使學生們喜歡古文課，阿姆斯特丹的加爾文派自由民不顧他過去與天主教的關系，情愿把孩子托付給他，而且很自豪，因為這個學校的孩子在六韻步詩和變格上總比別的學校強。

　　范·登·恩德教小巴魯克拉丁文，但他熱情追求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對喬達諾·布魯諾崇拜得五體投地，因此毫無疑問教給了這孩子一些正統猶太家庭一般不應提及的事情。

　　小斯賓諾莎一反當時的習慣，沒有和其他學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學識很深，頗使家人驚奇，親戚們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嗇地給他零用錢。他沒把這錢浪費在煙草上，而是買了哲學書。

　　有一個作者最使他感興趣。

　　這就是笛卡爾。

　　雷內·笛卡爾是法國貴族，出生在圖爾和布瓦蒂耶交界處，查理曼的祖父曾在這里擋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歐洲。他不滿十歲就被送到耶穌會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討厭，因為他肯思考，沒經過證明的東西就拒不接受。耶穌會會士能調理這種難管的孩子，既不挫傷他們又訓練得很成功，他們也許是世界上唯一這樣的人。要檢驗布丁就要吃一吃。辦教育也是一樣。如果現代教育家學會了耶穌會羅耀拉兄弟的方法，我們也會有幾部自己的笛卡爾了。

　　笛卡爾二十歲時開始服兵役，他到了荷蘭，在那里，納索的莫里斯曾經徹底完善了他的軍事體系，使他的軍隊成為有志當將軍的年輕人的進修學校。笛卡爾并不經常去納索親王的司令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怎能當新教徒首領的仆人！這聽來就象叛國罪。不過笛卡爾憾興趣的是數學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蘭剛剛和西班牙休戰，他便辭了職，來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戰。

　　但是那場戰爭并不長，唯一一場至關重要的戰斗是在拉羅謝爾附近進行的，那時，胡格諾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爾回到法國，想學一點高級攻堅戰。可是軍營生活使他厭倦了。他決定告別戎馬生涯，致力于哲學和科學。

　　他自己有一筆小收入。他不想結婚，奢望也無幾，只想過安靜快樂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償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么選中荷蘭做為居住地。不過這個國家充滿印刷商、出版商和書店，只要不公開攻擊政府和宗教，出版檢查的法律就形同虛設。況且，他從未學會他所移居的國家的文字（這種文字對真正的法國人來說本來并不難），所以避開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沒用的談話，能夠把全部時間（每天差不多二十個小時）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對于當過兵的人來說，這種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爾有生活的目的，很滿足于這種自我折磨的背井離鄉生活。隨著光陰的流逝，他逐漸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測的無知籠罩著，被稱做“科學”的東西其實連真正科學的邊都不沾，陳舊的錯誤和荒謬不首先鏟平，總體的進步就不可能實現。這可不是小的命題。不過笛卡爾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歲，他開始向我們奉獻出了嶄新的哲學體系。他深為自己的工作所激勵，在最初的提綱里加進了幾何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爾文派，而加爾文派又駕他是無神論者。

　　這些喧鬧傳到他的耳朵里，絲毫不去干擾他。他平靜地繼續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爾摩同瑞典女王談論了哲學，最后安詳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紀的人們中，笛卡爾主義就如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引起了很大轟動。當一名笛卡爾主義者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會制度的敵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認不能與體面人同伍的下等人。這并沒能阻止知識界大部分人如饑似渴地接受笛卡爾主義，就象我們的前輩接受達爾文主義一樣。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統猶太人中，這類題目卻沒有人提及。在塔爾穆德和托拉赫也沒有人間津笛卡爾主義，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經表明它在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的頭腦里存在，結局就注定了，只要猶太教堂的權威人士一出面調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動，斯賓諾莎也會同樣不復存在。

　　那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剛剛度過一場嚴重的危機。小巴魯克十五歲的時候，來了一個名叫尤里爾·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斷然拋棄了在死亡威脅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輩的宗教。可是這個艾考斯塔不是等閑的猶太人，而是個紳士，慣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劍。那些在日耳曼和波蘭學校受過訓練的荷蘭猶太教士所表現出的自高自大使他驚訝和惱怒，他也很自傲，他從不屑掩飾自己的觀點。

　　在那種小的社會組織里，如此公開的蔑視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開始了，一方是清高的夢幻者，半先知半貴族，另一方是鐵面無情的法律護衛士。

　　結局是悲劇。

　　首先，在當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幾本否認靈魂不朽的瀆圣小冊子的作者。這使他與加爾文派教士發生摩擦。不過事實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猶太教會把這個犟頭的反叛逐出教會，剝奪了他的謀生之路。

　　在以后幾個月里，這個可憐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流浪，最后貧困和孤獨又驅使他回到教會。但是他要首先當眾認罪，任所有猶太人鞭抽腳踢，然后才能被批準重新入會。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買了一支手槍，把自己的腦袋打開了花。

　　自殺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議論。猶太團體覺得不能冒險再惹起另一場風波。當“生命之樹”中最有前途的學生已經無疑彼笛卡爾的新異端思想所污染的時候，猶太教會就立即行動起來，試圖加以遮掩。人們找巴布克談話，只要他答應聽話，去猶太教堂，不再發表或散布任何反對法律的言論，就可以給他一筆年金。

　　斯賓諾莎最厭惡妥協，三言兩語就回絕了這些事。結果，根據出名的古老《懲處準則》，他被逐出教會。那個準則毫不給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時代的詛咒謾罵的字眼。

　　面對五花八門的咒罵，他泰然坐在屋里，從報紙上了解前一天發生的事。甚至當一個《準則》的狂熱者想結果他的性命時，他也不肯離開城市。

　　這對猶太教士的威信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盡管乞靈于約書亞和伊萊沙，在短短的幾年里卻仍有人再次公開向他們挑戰。他們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廳提出訴訟，要和市長見面，告訴他這個剛被趕出教會的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的確是個危險分子，是不可知論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這樣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團中不應該容忍這種人。

　　那些大官人有個好習慣，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給基督教牧師的小組委員會去辦理。這個小組委員會研究之后。發現斯賓諾莎并沒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實向市政府的官老爺做了報告。不過他們又覺得一個教派的人能如此團結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長建議，請這個似乎獨立性很強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等風頭過了再回來。

　　從那以后，斯賓諾莎的生活一直平坦無波，就象他從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樣。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在萊頓附近的萊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間房子，白天修磨光學儀器的鏡頭，晚上抽著煙斗，根據自己的興致讀點什么或寫點什么。他一直沒有結婚。謠傳說他和拉丁文老師范·登·恩德的女兒有私情，可是斯賓諾莎離開阿姆斯特丹時那孩子才十歲，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幾個摯友，每年至少兩次提出要給他一點接濟，使他能用全部時間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說他感謝他們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獨立，除了一個有錢的笛卡爾主義者每年給他八十塊錢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錢，生活在真正哲學家應有的受尊敬的貧窮之中。

　　他曾經有機會去德國當教授，但他謝絕了。著名的普魯士國王給他寫信，愿意當他的資助人和保護人，他也給予了否定回答，繼續度過平靜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萊茵斯堡住了幾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體一直不好，半成品鏡頭上的玻璃沫感染了他的肺。

　　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獨地死去了。

　　使當地教士憤然的是，不下六輛宮廷豪門的私人馬車陪伴著這個“無神論者”直到墓地。兩百年后，當紀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時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動去保護參加這個隆重儀式的人，使他們不被成群的狂熱加爾文教徒的怒火所害。

　　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響呢？他難道只是把沒完沒了的理論塞進成摞的書里、使用的語言能把奧馬爾·卡雅姆氣得臉皮發育的勤奮哲學家嗎？

　　不。

　　他取得的成就絕不是靠發揮才智或靠用巧言善辯正確闡述自己的理論。他之所以偉大，主要靠他的勇氣。他屬于這樣一種人：他們只知道一種法則，它是在早已被忘卻的遙遠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規矩，這些規矩是為那些自命可以解釋圣理的職業教士創立的精神專制體系。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識自由的思想與政治上的無政府幾乎是同義詞。

　　他知道他的邏輯體系既會得罪猶太人，也會得罪非猶太人。

　　但他從來沒有動搖過。

　　他把所有問題都視為普遍問題，一無例外地看做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意志的體現，是純現實的表現，它將適用于最后審判日，就象適用于創世紀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