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2003年，吳思的《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與他那本著名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相同，保持了深挖歷史、細密分析，特別是制造新概念的傳統。

　　他每每制造的這些新概念，總能成為一時的熱點話題。
 
　　孤云：從一般介紹得知，你插過隊，當過編輯記者，后來興趣怎么轉向了讀史寫史？

　　吳思：放棄鐵飯碗之后我失業了，于是借機靜心讀史。本來也有興趣讀史，但讀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較靜，大概是折騰夠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孤云：上山下鄉是你們這代人的獨特經歷，對你日后的人生選擇也有獨特的影響。能否談談那階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為這一類事情，引發你對歷史的興趣？

　　吳思：對我來說，那段時間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強烈沖擊構成的。當學生的時候，我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是，到農村接觸實際之后，這幅觀念中的圖景立刻遭遇重創。用我熟悉的教條竟然無法分析甚至無法表達這種重創。過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經濟學里找到描述這種情況的邏輯和語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樣板大寨大隊有80戶人家，你每刨80鎬，才有一鎬是自己的。如果偷懶少刨80鎬，自己的損失只有一鎬，其余79鎬可以轉嫁給同隊的社員。于是，從經濟角度看來，人民公社體制所提供的激勵，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懾力不能長期穩定地補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敗于大包干。

　　這些事實的沖擊，這些觀念和理論上的失敗，迫使我尋找可以解釋中國社會及其歷史的新理論和新說法。我找了很久，總想找到可以替我解決疑惑的新教條，找來找去都不夠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氣。

　　孤云：也就是說，你極力尋找能夠解釋當時所面對的社會現實的一套方法，這使你一路尋覓到如今？

　　吳思：是這樣。除了尋找解釋社會現實的社會理論之外，我還在尋覓對人心和人性的解釋。我對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強烈沖擊。19歲那年，我當了生產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個生產隊57戶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要由我負責安排。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我勉強勝任了，但是感覺很痛苦，清楚地意識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識到人民公社體制造成的惰性，對中國農業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觀。

　　同時，我在艱難困苦中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面，原來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個樣子，原來我身上有許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處，原來我的本性與想象中的樣子相去甚遠。這些看法也影響了我對別人的看法，對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論的無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補或重建的。從上大學到現在，我覺得自己一直在做這類事情。我關注的與其說是中國歷史，不如說是對中國社會及其歷史的解釋。我在應對自己的失敗，努力在失敗和崩潰后重新站起來，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實世界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插隊生活對我影響非常深遠，直到現在，我仍在應對二十多年前的失敗，仍在對這個失敗做出反應。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這不是我的個人問題，我的特殊性中，高濃度地包含著普遍性。

　　孤云：這樣的經歷，在你們這代人里并不罕見，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吳思：自我感覺就是大開眼界，有了理解重大歷史變革的感性基礎，形成了對重大問題的直覺，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氣。看看那些表達我們經歷的老詞語，就不能不對時代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感到驚訝。從“紅衛兵”到“插隊落戶”，從“人民公社”到“生產隊指導員”，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幾乎全部消失了，每個概念都需要解釋，還要有許多制度性介紹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滄海桑田般的歷史變遷，就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發生了，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為什么寫成了非驢非馬的東西

　　孤云：《潛規則》及剛出版的《血酬定律》，正是你多年來對所關注的問題，往中國歷史傳統探尋的結果嗎？你是否認為，中國歷史猶如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我們身處的社會的影子，并可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吳思：我獨立完成的第一本書是《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那本書直接探討了學大寨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失敗的原因。如果滿足于追究這種失敗，對我來說，一本書就夠了。但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又遇到了大量新問題，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需要一個更深廣、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需要重新建立一個解釋力更強的框架，《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種說法并不錯，但是還不夠準確。鏡子是身外之物，而歷史是我們的昨天。昨天沒睡覺，對今天是有影響的。小時候沒上學，對成年后的生活和處境是有影響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對游泳的態度便與常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關注的歷史是這樣的歷史。

　　孤云：“潛規則”一詞的貢獻在于，它提供了解讀中國社會的新視角，也是一種新工具。通過這么一個高度概括的詞語，歷史上那些上不得臺面的官場運作規則，有了“明白”的解釋，從而形成一套有別于“正史”的新話語模式。這很重要，因為，“潛規則”所指的那些東西，一直不為正統歷史學家所重視，或者是有意忽視。你覺得呢？

　　吳思：確實有“話語模式”的問題。中國的史家前輩對潛規則運行的記錄并不少，也做過表達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說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這種東西。但是，中國傳統的歷史理論或社會理論并沒有展開這方面的分析。不僅這方面沒有展開，比起上個世紀西方傳入中國的各種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來，儒家的許多見解都處于混沌未開的階段，許多萌芽沒有長大，許多枝條沒有抽出。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也和中國差不多。在這方面，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我們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話語體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有可能發現一些前人忽視的東西，并給出更透徹的解釋。

　　孤云：那么，何謂“血酬定律”？它體現了你在歷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吳思：人類在拿命換錢的時候，或者在以錢買命的關頭，如何評估盈虧得失？這是一個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問題。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沒有看到前輩學人提出并解答這個問題。血酬定律就想揭開潛藏在人們心底的計算方式，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勞動換取的收益叫工資，土地換取的收益叫地租，資本換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換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稱之為“血酬”。血酬的價值，取決于拼爭對象的價值。如果拼搶的對象是人本身，譬如綁票，“票”價取決于當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么程度？

　　孤云：有哪些書對你分析歷史的方法產生影響？是否因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經濟學等新方法，所以作品顯得那么獨樹一幟？

　　吳思：微觀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我有影響，博弈論和進化論也有影響。生物學、行為學、生態學中的許多觀點對我也有影響。中國古代的圣賢，譬如韓非子和孫子，很擅長利害計算，他們對害的計算也對我有很大影響。不過，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最熟悉的，是學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寫作時，一定要處理與歷史唯物論的關系問題，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調整，則需要想出道理來。在這個意義上，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唯物論。

　　獨樹一幟大概是不倫不類造成的。說文學不是文學，說史學也不是史學，說社會理論又不是社會理論。《潛規則》第一版的分類號是隨筆散文，屬于文學類，第二版分類，改為社會問題。但是到國家圖書館去查，又擺在歷史通論的架子上。我不靠體制化的學術吃飯，敢由著性子寫，根據我的興趣和我對讀者興趣的了解寫，于是就有了這種非驢非馬的東西。

　　孤云：你認為，你所做的這項工作的意義在哪里？

　　吳思：重新理解中國歷史，重建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過去的解釋不足以回答當代人的疑問，結果，中國人面對自己的歷史陷入了失語的境地。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不容易說清楚自己是從哪里來的，現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們就不容易說明白自己是誰。對一個民族來說，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說不清楚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輸掉一場官司

　　孤云：據說寫陳永貴的那本書后來還惹了一場官司，陳永貴的后人告你侵害名譽權？

　　吳思：是啊，2002年4月《北京青年報》連載那本書，其中提到陳永貴參加過日偽特務外圍組織“興亞會”，當過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陳永貴的夫人和兒子告我們無中生有，杜撰情節。2003年4月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我們侵權事實成立。我們不服，向中級法院上訴。中級人民法院又判我們輸了。

　　孤云：你認為，輸掉這場官司的原因在哪里？

　　吳思：一審法庭認為，我提交的四條證據權威性不足，不足以證明陳永貴參加過興亞會、當過偽代表是事實。當然我認為我的證據是很強的，而且幾個證據之間互相支持。例如當時山西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謝振華，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在審查九大代表資格期間，陳永貴曾經向他哭訴，說自己參加過興亞會，當過偽代表，等等。陳永貴的長子在《我的父親陳永貴》的文章里也寫道，他的父親當過偽代表，他說，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這種行為客觀上保護了大家。證據還包括新華社著名記者的文章。

　　一審敗訴后，我請了名律師莫少平，補充了新證據，其中有縣志的材料，還有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轉發中組部的文件，《關于陳永貴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結尾處有陳永貴自己的簽名同意。我書里面提到的陳永貴的歷史問題，這份文件里都有，而且講得更具體。但是，一中院不提縣志材料，對中央文件也不予評論，堅持認為我在引用當事人回憶的時候缺乏考證，堅持判我敗訴。我也鬧不明白，幾個當事人寫下親見親聞的事情，并且彼此支持而無矛盾，還要讓后人如何考證，還能找誰去考證。如果引用新華社記者或前人回憶的文章都要先考證，報刊還怎么辦？

　　孤云：對此你有何觸動？你認為，這對一個研究歷史“潛規則”的學者意味著什么？

　　吳思：輸了官司當然不是好事，損失兩萬元，頂我一年的工資了。但我也另有所得。最大的收獲，就是對司法系統的了解，對敗訴者的心境的真切體驗。平常說起來，好多事情我都懂，在道理上懂，對古往今來的潛規則也挺熟悉，但是認識與體驗畢竟不一樣。當真發生在自己身上，才能體會到非常飽滿的情緒、涌動的情感、微妙的心境。

　　另外，寫一件事，歷史和新聞寫作究竟需要多強的證據才算合法？法律對證據的要求很苛刻，歷史和新聞寫作對證據要求的強度如果是六分、七分，法律要求的強度就是九分、十分，這是很不一樣的。報道遠遠弱于法律判決。如果按照法律要求的強度去寫作，新聞和歷史行業恐怕就要被卡死了。

　　如果我的案例對他人也適用，中國的記者和學者面對的職業風險將大幅度提高，這是一個全行業性的標準問題，這本身也是很有意義的。總要有一個人出頭替本行業討個公道，這個責任砸到我頭上了，我既不能逃脫，也不想逃脫。

吳思 2013-08-19 1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