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我與顧準的交往 ——吳敬璉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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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顧準的交往
——吳敬璉訪談錄
邢小群
邢：您與顧準是好朋友，想請您談談和顧準交往的前前后后。
吳：顧準1956年和1962年兩次進經濟研究所。其實只是在他第二次來所，特別是1968年在河南明港干校，我們才相熟而且相知起來。
顧準第一次來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陽工程局和部財務司担任幾年行政領導工作以后，想退出實際工作，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就趁當時“充實文教戰線” 的機會，調到經濟所做研究工作。初來的時候，担任我所在的財政組的組長，所以是我的直接領導。但他并不管組里的行政事務，從早到晚都鉆在經濟所圖書館的書庫里讀書。他留下的經濟學文章都是那個時期寫的。當時，他已經意識到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對勁了，因此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他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雖然曾經有一批經濟學家提出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卓炯）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達到了顧準那樣的水平。甚至像孫冶方這樣杰出的經濟學家，雖然提出了“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的口號，但他還是再三說明，自己所講的“價值規律”是“第二號價值，規律”，而不是聽任價格自發漲落的市場規律。只有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的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我當時研究的課題是企業改革。我的思想還停留在“利用價值規律”、“加強經濟核算” 的水平上，所以可以說對顧準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就在這期間，所里爆發了一場青年人和黨支部領導之間關于“向科學進軍” 問題的爭論。同時，當時經濟所的一位領導人在審干中被懷疑有什么“歷史關節問題”。于是，上面考慮更換經濟所的領導，有意讓顧準當副所長，代理所長。但是，當時將被取代的一位領導成員，恰好是顧準參加革命時的直接領導。顧準覺得由他來取代老領導，不符合中國人做人的準則，便要求調離經濟所。中國科學院領導同意了顧準的要求，把他調到了科學院所屬的綜合考察委員會任副主任（主任是由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兼任的）。顧準在綜考會大概就辦了一件事，即與蘇聯科學院生產力配置委員會聯合進行的黑龍江流域綜合考察。可是就在這項工作中惹出了麻煩。
在黑龍江考察期間，幾位蘇方人員態度相當蠻橫，凡是開發的好處都想留給蘇方，而造成的損失卻讓中方承担。顧準看不慣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作風，采取了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的態度。考察組有的中方領導成員認為，對“老大哥”應當恭謹從命，就把顧準的有關言論記下來，報到北京去。正趕上“反右派”，由于顧準的這些言行違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 中的第六條：“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時也因為“嚴重右傾” 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顧準的具體過程，只知道在科學院范圍內印發了輯錄他的“反黨言行”的專題材料（他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言論當然也被輯錄進去了），開過好幾次批判會，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后來對我說：1957年那次當“右派”純屬“誤會”，戴上“右派”帽子促使他重新思考，思想發生不少變化，對“左” 的那一套開始有了認識，所以第二次在1964年因為批評對毛主席的個人迷信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倒不是誤會了。
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由于他的老友孫冶方的安排，回到經濟研究所，分配在政治經濟學組工作。這時顧準的思想已經變得很成熟。他后來說過，1952年在上海被免職時，思想還是相當正統的，只認為是被個別人挾嫌報復，并沒有想到在制度上有什么問題。后來當了“右派” 下放勞動，接觸了農民，看到他們與城里官員過的天差地別的生活，聯系到黨內生活中出現的種種不正常的現象，才有了認真的反思，逐漸意識到奪取政權、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存在一個“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樣” 的問題。
邢：顧準第二次來經濟所以后你們的關系怎樣？
吳：我那時自認為屬于力求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行自我改造的知識分子，根本不理解他的想法。他那時主要搞自己的翻譯，跟我們也不太往來。
邢：當時“摘帽右派”不能搞研究，只能搞資料嗎？
吳：那倒不是。據我觀察，他和孫冶方是生死之交，孫冶方對他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只要孫當所長，還能保護他。這段時間顧準主要的興趣是讀書，搞翻譯。他翻譯了好些書，比如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這本書就是那時翻譯的。不過這種狀況只持續了一年多時間。1964年夏天批判孫冶方一開始，首先就拿孫的老朋友們開刀，一個是駱耕漠，一個就是顧準。拿他們開刀的目的，是想說明孫的朋友都是叛徒、修正主義分子。當時顧準的一位外甥在清華大學辦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被打成反動小集團。外甥交代了顧準平時談到的一些想法，于是就說顧準是這個“反動小集團”的“黑后臺”，給他第二次戴上“右派” 帽子。在那個年代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例如，在孫冶方的罪狀里有一條叫做“里通外國”，根據是1958年大躍進時，原來國家統計局的蘇聯專家、蘇聯國家統計局平衡司司長索波里訪問中國，問起當時中國的經濟情況，孫冶方用俄語講了一句“頭腦發熱”，后來被人揭發，就成了孫冶方“里通外國” 的證據。至于我，當時積極參加運動，不但對顧準很“左”，還批判過自己的老師孫冶方。雖然孫冶方對我們這些積極參加運動的年輕人很寬容，當1975年他從監獄出來，我去看望他，并代表周叔蓮向他道歉的時候，冶方說，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這事你們不要再提了。不過對于我們來說，卻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從而在政治運動中采取的錯誤態度，引為終身的教訓。
邢：那么，后來你和顧準是怎么接近起來的呢？
吳：我開始比較理解他，是1969年以后的事情。那時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河南信陽專區的息縣干校被定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 的“反革命分子”，到勞改隊勞動，開始和他朝夕相處。“文化大革命”以后，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群眾分成了三派，一派叫“聯隊”，一派叫“總隊”，還有一派叫“大批判指揮部”，我自己屬于第三派。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這三派之間一直打來打去。
邢：那時顧準干什么呢？
吳：顧準因為是“死老虎”，不在矛盾的中心，就有可能在旁邊看。在林彪死了以后，管制大大放松了，他對經濟所幾派的頭頭都講過，你們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奪你的權，自認為在搞革命，光榮得很，其實不過是給人家當棋子擺弄，有什么意思，不如安下心來讀一點書，做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據我所知，有的同志聽從了他的話，后來在學術上真有進步。
軍宣隊來了以后，開展清查“五一六” 的運動，先是依靠“總隊”并聯合“大批判指揮部” 的一些人把“聯隊” 徹底打跨。把“聯隊”的幾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開始整“大批判指揮部” 的人。
邢：把你打成“五一六”分子了嗎？
吳：是的。他們抓住我曾經議論過康生這一點，說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證據確鑿，完全可以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過“帽子先拿在人民手中”，放到勞改隊去勞動。這時，顧準是勞改隊里的一名老勞改犯，實際上帶領大家勞動。我在沒進勞改隊以前就干過農活，也做過瓦工、電工，都還能夠勝任。進了勞改隊干的第一件活是在豬圈里起圈。這活我實在干不了。圈里墊的土黏性很大，和豬糞便混合以后，一鏟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來了。這時顧準過來幫我。他說，你哪能干得了這個活，我來。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這勞改隊里。當時我38歲，他已經50多歲，而且已經開始痰里帶血了，但勞動很認真，對我也非常照顧。那時我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目的產生懷疑，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那幾個人更是覺得他們心懷叵測。顧準總是說，這不只是那幾個人的問題，對于中國為什么在20世紀都已過了一半的時候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怪事，需要放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背景下去觀察。那時的勞動很重，也沒有很多機會深談。到了1971年春天，整個學部干校搬到了京廣鐵路邊上的明港鎮部隊的空營房，就不再勞動了，集中搞“清隊運動”。在“革命群眾”開會搞運動的時候，我們這些人在臨時搭起的席棚里聽候傳斗。不挨斗的時候，我們可以做自己的事。到了這一年的廬山會議以后，說華北地區是陳伯達的反革命基地，從華北調來的軍宣隊變得六神無主，對我們這些“反革命分子”也就管得更松了。顧準對我說，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過頭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和探索人類的未來發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們決定利用這個有充分空閑時間的機會，從希臘史開始我們的歷史漫游。吸收新知識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顧準的鼓勵下決定恢復我在中學時學過、但學得不好的英語。當時在干校，除了“小紅書”、《林副主席語》和六本輔導《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經典著作的小冊子，嚴禁看別的書，更不用說英文書了。但是我們利用顧準巧妙爭得的讀書“特權”，凡能找到的書，有什么看什么。原來事情是這樣的：一次一位軍宣隊的參謀發現顧準正在看中英文對照的《圣經》，便批評他說，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何況還是英文的！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左派”幼稚病》輔導材料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這是什么意思。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準就把他狠狠地教訓了一頓。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不讀《圣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從此，軍宣隊有意識地避開顧準，以免再出現這樣的尷尬局面。我也就沾了他的光，能讀我們想讀的中文書和英文書了。我們從希臘史入手，一面看，一面議論。除了希臘史，我們也看一點有關中國史的書。當時，已經傳出關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崇法批儒” 的“最高指示”。為了自己來判斷是非和探索“文革”領導人深層的思想，我們讀了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以及《荀子》、《韓非子》等書。對于《十批判書》用批判法家學說來影射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做法，我并不十分喜歡。但是，對于當時的領導人怎么會對法家推崇備至，更感到不可理解。宣揚施行專制統治可以不擇手段的韓非自不必說，像被尊為圣人的荀況也公然主張“才行反時者殺無赦”，實在使人吃驚。從這里，我看到了所謂“儒表法里” 的專制主義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多么源遠流長。這樣，對于探索希臘城邦民主制的源頭的興趣也就更大。
過去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書籍總是說，希臘、羅馬的公民民主制度是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公社民主制直接繼承過來的，似乎公有制度總是與民主制度相聯系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外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復歸，但是，這種說法與歷史事實明顯不符。事實上，在原始社會與古代民主政體中間隔著王政時代和寡頭專制。既然希臘城邦民主制不是從原始公社直接演化來的，它是從哪產生的呢？為了求解，我們反復討論，進行“思想試驗”來證實或證否有關這個問題的各種假說。后來我從希臘的小亞細亞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實，以及這些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與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很有類似之處得到啟發，提出了這樣一種假說：當初小亞細亞殖民地的希臘人多半是為逃債，或者被放逐，而到那里去的。他們的原有的等級從屬關系的羈絆已經被切斷了。面對著強大的異族勢力，他們只能以獨立平等的成員的身份組成共同體。城邦民主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這種制度移植過去。顧準很欣賞這種解釋。我當時沒有考慮到，古代地中海地區的航海貿易和市場制度，也為城邦民主制提供了經濟基礎。我們還用當時初步形成的一些思想來分析時事，議論諸如重印《天演論》的用意是什么、評法反儒的實質在哪里之類的問題。顧準后來對別人說，與吳敬璉聊天是一種享受，也許就是指這一段時期我們之間的討論說的。我自己也是這樣。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參與這種能夠啟發人的思想的自由討論了。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真是一種奇緣。
邢：他后來給陳敏之的信也是說的這些。
吳：1972年整個學部從明港回到北京，我們這些“反革命”都被禁止隨便出學部大院的大門。我沒有理它，徑自回家了，也沒有人來抓我。顧準無家可歸，只能住在學部大院里。從那以后，我們見面就比較少了。只能一兩個月見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見聞和學習情況。我們都在繼續自己的“漫游”：顧準拖著痰中帶血的病體天天跑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回來挑燈夜戰，加緊把在干校醞釀成熟的關于希臘城邦制度的著作寫出來；我則正在通讀古朋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并把我對西方經濟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延伸到中世紀。同時，我們也關注西方世界的經濟學的發展。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在館長宗井滔的主持下，繼續訂閱國外期刊雜志，所以我們能夠看到《美國經濟評論》一類西方學術刊物。我在顧準的幫助下，翻譯過喬·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他也翻譯過《喬·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這時學部的軍事管制已經松懈下來，顧準也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經濟研究所已故的張純音女士。張純音是上海人，父親是老一代心理學家張耀翔。她并不關心政治，但是為人正直，對“左”的那一套很看不慣。她的丈夫是電力部門的一位資深工程師。她們全家都和顧準很談得來，在生活上也給予他很多照顧。此外，顧準同經濟研究所的趙人偉、周叔蓮、林青松、張曙光也有不少的交流。
到了1974年10月，他的肺疾愈發加重，痰中的血點愈來愈多。那天我陪他到“反帝醫院”（協和）看痰液培養的結果。大夫在看了檢驗報告后認為有問題，但顧準是戴著帽子的“右派”，不敢收他住院，就把他放在急診室外的走廊里。顧準的老戰友駱耕漠聽到這個消息十分著急，不顧自己帶著“叛徒”帽子，拄著拐棍去求新四軍時的戰友，當時在衛生部門担任領導職務的楊純。楊純派了一位秘書去打招呼，才把顧準收下住院。
因為大夫在查房時用英語說明顧準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癥。在這以后，他把我叫到醫院去，非常冷靜地告訴我，他將不久于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還能說話時作一次長談，以后就不用再來了。他說，我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 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么時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邢：他所說的研究是指希臘問題還是經濟學？
吳：都不完全是。他不管是研究希臘還是研究西方其他國家，目的都是要從與中國的比較中得出對中國有用的大結論來。我曾對他說，你的著作不應該叫希臘城邦研究，而應該叫東西文化異同論。在當時，這種研究肯定會看作“崇洋媚外”，大逆不道。我問他，你不怕人家發現你的意圖？他笑了笑說，可惜他們（指“四人幫”及其爪牙）沒有那么聰明。他認為振興中國的機會是會到來的。為了抓住這樣的機會，中國人需要有自己的理論思維。而這種思維決不能憑空得來，必須為此付出艱辛的努力。
顧準同孫冶方不只是生死之交，而且心心相印。他們不僅在氣質、品德和人生追求上非常相像，而且社會觀點也十分接近。只不過孫冶方從青年時代起在蘇聯讀書，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計劃經濟的影響。所以在那次最后的談話中，顧準談到孫冶方時說，現在別人說他是“蘇修特務”，我深知孫冶方的為人，他決不會當漢奸！所以只要不被折磨死，他總有一天會出來，只可惜我見不到他了。你見到他，一定要代我致意。
邢：后來的情況呢？
吳：后來不出顧準所料，他很快就因為癌腫堵住了氣管而說不出話來。入院才一個多月，已告病危。也許是預感到自己行將離開人世，有一天，顧準讓人帶話給我，說白天有親朋好友陪伴，晚上來陪他的人是經濟所領導派來的，與其中有的人單獨共處，使自己感到很不愉快，希望我能去陪他。當天下午我去醫院，這時的顧準已經處在臨危狀態，癌腫幾乎把氣管完全堵死，他只靠用全部力氣從高壓氧氣瓶中抽進的一點氧氣維持著一縷如絲的生命。他的兄弟陳敏之等為他梳洗安頓以后離去，我獨自坐在他的床前，握著他的手，希望他能夠入睡。大約到了11點鐘，他掙扎著用完全聽不見的聲音和手勢，示意我打開行軍床休息。我剛剛迷糊過去，就被前來搶救的醫生和護士的腳步聲所驚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電話通知的，是陳敏之和顧準的妹妹陳楓。后來，我們和一位年輕的護士一起送顧準去太平間。在推車去太平間的路上，顧準臨終的一幕始終浮現在我的面前。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寂滅消逝。而這次眼看著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嫉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