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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意”克服“眾意”——自由的失落

　　盧梭的“公意”，是作為“眾意”的相對概念出現的。盧梭 “公意”的產生過程，就是“眾意”的克服過程。盧梭說：“眾意與公意之間經常總有很大的差別；⑨公意只著眼于公共的利益，而眾意則著眼于私人利益，眾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除掉這些個別意志間正相抵消的部分［１０］之外，則剩下的總和仍然是公意。”［１１］

　　 在同一本書另外一個地方，盧梭提到社會的產生類似于化合過程，也許有助于人們深入理解公意的產生就是克服“眾意”的結果：

　　 假如普遍社會存在于什么地方，而不是存在于哲學 家的體系里；那末，正如我所說過的，它就會是一個有道 德的生命，有著它自身固有的品質而與構成它的那些個 體生命的品質截然不同，有點像是化合物所具有的特性 并非得自構成化合物的任何一種混合物那樣。［１２］

　　 很顯然，盧梭推演“公意”的產生過程有兩步：從私意到眾意，是“一度聚合”，為物理變化；從眾意到公意，是“二度抽象”，為化學變化，從中化合產出一種新的物質——“公共人格”，或稱“道德共同體”。

　　 眾意從私意中聚合產生，洛克、伏爾泰都不會反對。這正是他們為之論證的資產階級近代自由社會與近代政黨的產生過程，也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共處于一個平面利益板塊，雙方不能凌駕對方的存在模式。洛克、伏爾泰之平庸，亦在于此。他們永遠只滿足于作一個世俗社會的物理學家，不敢奢望作一個世俗社會向道德社會化合飛躍的化學家。盧梭凌空蹈虛，向前再跨出一步——從眾意中化合產生公意，進行“二度抽象”，設計一種社會化學工程，這一化合新物就是洛克、伏爾泰所不敢想像的“道德理想國”了。

　　 正是這個“二度抽象”，向前再跨進的一步，把近代社會自由與政黨政治的兩個根基抽象凈盡。

　　 首先是個人存在空間。

　　 眾意社會是允許私意多元并存的聚合社會，公意社會卻只有一個“透明”的“道德同一”。盧梭并不是遺忘個體利益，而是處處感覺到個體利益存在的隱患，故而處處呈現出排斥個體利益的高度自覺。盧梭聲稱他已發現：“社會的進步會喚醒個人的利益而窒息內心里的人道”，［１３］反過來則是：“只有私人意愿與公共意志完全一致，每一個人才是道德的”。［１４］

　　 盧梭也曾考慮過對公意的限制，留出一些私人空間。那段話是這樣說的：“除了公共人格而外，我們還得考慮構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他們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獨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因此，問題就在于很好地區別與公民相應的權利和與主權者相應的權利，并區別前者以臣民的資格所應盡的義務和他們以人的資格所應享的自然權利”。［１５］西方一些新左派學者抓住這一限制，曾為盧梭作出大量辯解。但是，這樣的限制從兩方面看，最終是無力的、虛幻的。

　　 首先，誰能判斷這一“區別”？盧梭明言：“唯有主權者才是這種重要性的裁判人”。［１６］這是對限制的反限制。如果我們聯系本節前引盧梭的第一段論述——“創制者必須抽去人類本身固有的力量。這些天然力量消滅得越多，則所獲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我們就會看到彼一時的限制，完全被此一時的反限制取消了。

　　 然后，縱觀盧梭一生的理論脈絡，這樣的限制究竟是他始終堅持的觀點，還是偶然出現、空洞無物的“但辭”？１７４７年盧梭創作首篇論文時，即奠定了他一生追求道德救贖的基調。他以先知法布利希烏斯的口吻宣喻世人：羅馬最光輝的業績是征服并“創造了一個道德王國”。［１７］如果說，他這時尚未意識到私人空間與道德王國的沖突，以致到１７５９年創作《社會契約論》時，突然意識到似乎要留出一些私人空間，方出現上述“但辭”，那么到１７７１年他應波蘭威爾豪斯伯爵之請，寫作《對波蘭政府其及１７７２年４月改革計劃的考察》時，他就以更為明確的口氣把他一生的邏輯聯貫表述了出來。那段話是這樣講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實現嗎？那就使所有的個人意愿與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別的，就是個人意志與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樣的事情可以換句話說，那就是創造了一個道德王國”。［１８］

　　 這樣的“道德王國”對個人存在空間意味著什么？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論主權者”一節中說得更為明顯：

　　 為了使社會公約不致于成為一紙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著這樣一種規定，——唯有這一規定才能使其他規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１９］

朱學勤 2013-08-20 15:2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