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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過他們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墾荒，說話不多，留下來的文字更少-也許只有幾首詩、一兩個仙方什么的。他們與時代脫節，卻并不與季節脫節；他們棄平原之塵埃而取高山之煙霞；他們歷史悠久，而又默默無聞-他們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社會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作出過解釋，也沒有人要求解釋。隱士就那么存在著：在城墻外，在大山里，雪后飄著幾縷孤獨的炊煙。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起，中國就已經有了隱士。

    中國人說，他們的歷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黃帝是目前人們所知的最早的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后來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稱為中國人。但黃帝是從兩個隱士那里，學會了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從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統治了一百年。大約與此同時，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黃帝乘龍回歸了仙班。此后，中國新生文明的領導權又經歷了幾代人。大約在公元前2300年的時候，傳到了堯的手中。兩千年以后，孔夫子稱贊堯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略過了自己家族的成員而選擇了一位隱士作為繼承人。公元3世紀，皇甫謐在他的著作《高士傳》中，記述了這件事情：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許由沒有接受堯的建議，為了清除這席談話可能殘留的影響，他到河邊洗了耳朵。但是堯決意要找到一個品德優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隱士。舜接受了堯的禪讓，后來他也去找了一位隱士來做自己的繼承人。《高士傳》又一次記載了這一事件：

    （及堯受終之后，）舜又以天下讓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皇甫謐所記載的這兩個故事，是從《莊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紀或更早的著作中擇取的。看起來，中國人似乎從開始記錄中國文明早期領導者的軼事時起，就已經同時記載了隱士的故事。在過去的兩千年里，他們一直重復著這些隱士統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話，那么他們就將其視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當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會像人這樣做的。但是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隱士社會-姑且假定這是可能的-它們是針對那些行使權力的人的。它們所傳達的信息是，權力的傳遞應該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裙帶關系。

    這些故事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政治批評。但是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正是世界各地隱士傳統的基礎。而中國隱士傳統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隱士在他們所遺棄的那個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開始了解中國的隱士傳統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美國，搬到了中國的島省臺灣。臺灣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與福建海岸遙遙相望。到了之后沒幾天，我就開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廟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來誦經，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對禪墊感到"深惡痛絕"的時候，我就讀書。

    除了佛經之外，我也讀儒家和道家的書。那些書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國古代隱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愛這些故事。我能夠理解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數株茶樹，一籬菊花，風雨晦暝之時的片刻小憩。從黃帝時代算起到現在，中國一定有上百萬隱士了。但是，讀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存在于20世紀。每當我問起臺灣的和尚，他們都向我保證說，中國隱士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和壓迫之后，他們怎么還能夠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懷疑問。

    三年后，我結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隱居在一個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從那里可以俯瞰臺北盆地。與此同時，我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寒山、拾得、豐干、石屋和菩提達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國大陸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島上的人民紛紛開始探望他們長達四十年沒有見過面的親友。

    1989年春，我決定加入這股人流，不是為了探親，而是為了尋找隱士。當一位和藹的贊助人愿意為這趟考察旅行提供費用時，我給在美國的史蒂芬·約翰遜打了電話。早在兩年前，他曾經向我表示，如果這樣的旅行能夠成行的話，他愿意作為攝影師跟我一起去。他沒有改變主意，于是我們約好兩星期后在香港碰頭。我找出自己的舊森林服務背包，讓人釘上了新帶子。同時我也開始仔細研究地圖，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圖。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隱士，但是我猜想，如果還有隱士，那么他們一定會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們碰巧找對了那座山，我們又怎么能找到正確的路徑，更何談那隱士的茅屋呢？而且他們會歡迎來訪者嗎，尤其是兩個揮舞著錄音機和照相機的外國人？還有，當局會不會試圖阻止我們？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

第一部分 2.隐士的天堂（2）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①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第一部分 3.隐士的天堂（3）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十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四十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①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①。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东北部。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五十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六个星期后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比爾·波特 2013-08-20 15: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