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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序    余英時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是費正清生平最后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親自將這部書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他的心臟病復作，兩天后便逝世了。
　　從五○年代開始，費正清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關于這一方面，我已在〈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收在傅偉勛、周陽山主編的《西方漢學家論中國》一書，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一文中有較詳細的分析，讀者可以參閱。在這篇短序中，我祇準備略談費氏晚年寫此書的背景，以為中譯本讀者之一助。
　　費氏的史學專業限于中國近代史的對外關系方面；他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也以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史為斷。那么他為什么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寫出了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呢?這里必須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與日本史權威賴世和（Edwin O．Reischauer）合寫了一部兩厚冊的東亞文明史——偉大傳統與現代轉變。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后來又單獨合為單行本。這是他們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東亞文明概論一課的結晶。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書，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賴世和執筆的，費正清則負責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現代部分。這一背景大概也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契機。
　　其次，費正清的專業雖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認中國文化不但連續不斷而且自成一獨立系統；如果不對中國的傳統有所認識，便不能清理它的現代變遷。因此他對近代以前的中國史確有求了解的意愿。
　　最后，這部書是他接受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邀請而撰寫的，按其時間，則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之后。「六四」對于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幾乎在一夜之間動搖了他們對于中國大陸的認識，美國人一向信任專家，他們對中共政權的理解是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解釋而得來的。一般而言，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天安門前的槍聲徹底驚破了這種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國人感到十分困惑，因此而有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約請費正清撰寫新史便適應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殺對于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原是一當頭棒喝。不少以前相當同情中共政權的人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政的譴責者和人權的維護者，費正清也不例外。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歷史論斷。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楬橥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見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憶錄：《Chinabound．A Fifty-HearMemoir》，頁二八六）。但在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了。他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了（見本書英文原本，頁三一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以前他對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導致的災難都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修訂本中，對于「大躍進」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災害，祇說：「營養不良廣泛流行，也有些餓死的人。」（頁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專章（第十九章）討論「大躍進」，而且開宗明義即說：「由于中國共產黨所強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兩千萬到三千萬人民死于營養不良與饑餓。」（頁三八六）這也是「覺今是而昨非」的一個顯例。最有趣的是他公開表白過去為中國諱飾的心理。他說，西方漢學家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于「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他特別在附注中加上一條「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 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說：「毛澤東的革命」對于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頁一七六）。這樣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
　　這本新史既有中譯本行世，其得失，中國的讀者可以自作判斷。序文不應該是書評，因此我不想說得太多，以致使全書為我個人的偏見所籠罩，對于作者和讀者都有失公平。但是在結束之前，我愿意再補充幾句話，說明此書的性質，以釋中文讀者可能發生的疑惑。
　　本書雖起自舊石器時代而終于天安門屠殺，但嚴格地說，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所謂中國通史，從全書的詳略取舍上看，費正清似乎也無意把它寫成一部通史教本。他的敘述大體遵守著三條主線，即詳近而略遠，重政治而輕文化，取統一而舍分裂。最明顯的是春秋戰國和南北朝這兩大分裂時期在本書中祇有一兩句話提到而已。這當然不是寫通史的態度。所以本書的主旨事實上仍在于闡釋近代中國的發展及其未來的演變。至于其近代的部分則是作為歷史背景來處理的。讀者著眼于此，自可分辨全書的得失所在。但讀者又必須參考他以前的著作如《美國與中國》和《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九八六年出版），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論」之所在。
　　費正清在本書中提出了不少有關中國史的論斷，頗近于中國史學史上所謂「欲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并非憑空發議論，而是以最近三十年來西方漢學的研究成果為根據的。全書正文中明引近人之說極多，這也不是一般歷史教本的寫法。本書之所以稱為「新史」，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為它如實地反映了中國史專題研究在美國的新方向和新收獲。例如本書第三卷（Part Three）用「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便是日前一部分史學家討論得很熱烈的新問題。
　　中國或日本的讀者也許會對本書提出下面的批評：作者既未直接運用原始史料，也未參考中、日史學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論斷的有效性是相當有限的。這個批評雖然有道理，但是卻與本書的主旨不相干，因而是有欠公允的。費正清寫這部書主要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全面總結中國史研究并不在此書的設計之中。總之，費正清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孜孜不息地融會了近二三十年來無數西方研究的成果，寫出一部條理清楚的大綱，直到死前兩天才完稿，這種精神無論如何是值得欽佩的。對于東方的讀者而言，這正是一冊簡明的現代漢學提要，其價值也是不可否認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序于普林斯頓

費正清 2013-08-22 10: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