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送別錢鐘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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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送別錢鐘書先生
　　錢鐘書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經整整四年又三個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沒有出來，而且也沒有下過床。上個月剛過88歲的生日，如此高齡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卻總覺得想不到。
　　我自從一年半以前中風后，不良于行，這期間一共也只去看過他兩次。他人實在是消瘦得厲害，但是眼光卻還像以前一樣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說話，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長期的折磨，連開口的氣力也沒有了。眼看年關將到，我正尋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傳來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沒有想到。
　　沒有能趕上見最后一面，總算趕上了第三天在八寶山舉行的火化儀式。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叫做儀式，因為遺體只是在八寶山的第二告別室停放了20多分鐘，在場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輩子的楊絳先生和幾個親屬，社科院的一兩個領導和幾個辦事人員，一共只有十來個人。偌大的告別室，空蕩蕩的，沒有松柏，沒有鮮花，更沒有花圈和挽聯，甚至沒有照片。楊絳先生領著大家鞠了三個躬，遺體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遺體一直蓋著白布，上面灑著玫瑰花瓣，連頭都蒙著，我還是沒有能見到最后一面。
　　事情來得匆忙，我什么都沒有準備，一直到了八寶山，才買了一個裝著白菊花的花籃。想寫一副挽聯別在上面，臨時想不出詞兒來，湊了兩句"萬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師"，可能是陳三立詩里的句子，雖然文字拙直，但是錢先生是當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為《胡繩全書》出版，我應邀參加發行式，那可真是冠蓋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車給塞滿了。而且因為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從大門、二門到三門，都設了崗衛，我不知怎么忽然對昨天的告別有一種凄涼的感覺，但是馬上又覺得我的想法實在有點褻瀆錢先生。錢先生一生寂寞，現在"質本潔來還潔去"。最后連骨灰都不留，任憑火葬場去處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選擇是他一生邏輯發展的自然結論。何況錢先生本來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錢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從小就能聽到夸他讀書如何穎悟，小小年紀就能代父親司筆札、做應酬詩這些話。子泉先生是我們家鄉的文豪，我們上初中時就讀過他的《無錫公園記》。因此每當聽父親說"你們應當學鐘書"的時候，心里充滿了驚異欽羨之感。但是我真正認識他，已在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了。那時他同他的雙胞胎叔父孫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鐘漢、鐘毅、鐘魯、鐘彭，或是我的中學老師，或是我的中學同學，關系十分親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時往往可以在客廳里看到一位戴黑邊眼鏡，穿著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儼然的人，他們告訴我這就是大哥鐘書，我當然是不敢通問的。30年后在北京熟識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十分隨和而且極富于幽默感的人。不過，如果說"學習"，那么，以我之魯鈍，不但辦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從重慶到上海，參與始終沒有能開張的新華日報總社的籌備工作，這時從《清明》雜志上讀到《圍城》，說實在的，并沒有給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書名起得十分謙虛的《管錐編》。如此一部百萬言的巨著，開始寫的時候，錢先生夫婦雖然已經從干校回來了，但是還沒有住處，只好住在學部的辦公室里，白天寫作的桌子，晚上打開鋪蓋就是床。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寫這樣博學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難得的是，這書是在仍然險惡的政治空氣下寫的。當時，文革還未結束，錢先生就敢寫那些與"三忠于，四無限"毫無關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寫得出來的書。不但膽識驚人，而且遠見洞察實非常人可及。雖然還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他已經算定嚴冬即將過去，春天不久就要來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錐編》后，就去向他祝賀，特別欽佩他"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一個字都不理30年來統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他只是淡淡一笑，搖搖手說"天機不可泄漏"。
　　錢先生在為楊絳的《干校六記》寫的小引里自稱是個"懦怯鬼"，但是世人現在欽佩《管錐編》是含英咀華的經典之作之余，也不應該忘了它曾是一朵預告寒盡春來的報春花。多少封筆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紙濡筆，重理舊業的。
　　《管錐編》出版以后，錢先生這才"聲名從茲大，汩沒一朝伸"。但是他還是守素抱樸，閉門著述。在80年代又增補了他40年代的舊作《談藝錄》。同青年時期一樣旁征博引，闡幽發微，使篇幅擴大了一倍。
　　據為《管錐編》和《談藝錄》查對材料的同志們告訴我，該書征引書籍多達2000余種，還不包括許多現在中國無處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內，引文幾乎沒有什么錯誤。錢先生的記憶力真是不可思議。我有幸熟識他的好幾位清華同學，都是當代中國的一時之選，對錢先生的才氣都是交口稱譽無異辭。喬冠華就不止一次對我說過："鐘書的腦袋也不知怎么生的，過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ry。"胡喬木則說，"同鐘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但是他一忽兒法文，一忽兒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實在聽不懂。"其實，我也是一樣，可是他還時不時說"你當然知道……"，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說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狀。費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還曾跟我說他父親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親是中國第一個幼稚園的園長，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傳統古籍，就像打開自來水龍頭一樣自然流出來。而他這一代，要引一句詩云子曰，就要翻半天書，還找不著。我說你們這一代還有一個錢鐘書，他說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們這代人的代表。事實上，記誦廣博如錢先生，家里卻幾乎沒有藏書。他看過的書盈千累萬，都是記在腦子里的。
　　我曾問過錢先生，我也讀過不少詩，可是除了《長恨歌》、《琵琶行》這樣的能記得住題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滾瓜爛熟，題目也總是記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奧僻冗長的題目都記住呢？他告訴我，他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就是教過宣統皇帝的莊士敦，曾對他的論文提出過批評，說是引據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說"我以前那里懂得這個，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說實在話，像我這樣的人就是注意了，也無論怎么樣都學不會的。
　　從八寶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國，甚至世界，又要過多少年才能出這么一個博聞強記的頭腦，這么一個聰明智慧的頭腦呢？
　　錢先生性格開朗，有時也是口沒遮攔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論，出版在60年代的《宋詩選注》，就可以說是一個特出的例子。當時，我是頭上戴著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語里偶爾爆發的"奇談怪論"，真是有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據喬冠華告訴我，他認為那是那年頭唯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我也一直懷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論"在社會上流傳的鐘書，何以竟能躲過1957年的大劫。有一次，我問他，他又不信佛教，為何對宗門語錄如此熟悉。他說，那是為了破執，破我執，破人執，破法執。他后來又說："I never commit myself "我想也許這就是對我心中的問題的答復了。
　　錢先生的詩，我最愛的是"凋疏親故添情重，落寞聲名免謗增"一聯。據在清華低他一班的同學施谷告訴我，鐘書當年在清華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如此少年高名，出國回來就破格當上了西南聯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謙抑，遠避名利。30年間，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道錢鐘書的名字。同學少年當了大官的，他從來不去串門，到了晚年都是別人去看他，他則只是到別人彌留之際才去醫院探望一下，以盡年輕時的交情。
　　改革開放以后，他的書能夠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憑他一級研究員的工資實在也談不上富裕，他卻總是暗地里資助一些生活困難的同事或者學生。不但施不望報，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和陳寅恪先生一樣，錢先生雖然躲過了1957年這一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卻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頂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有一次，學部猛斗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唯獨錢先生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闊步，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這只有"有恃于內，無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時也有過被斗的經驗，然而卻決沒有這樣的氣度。錢先生為楊絳的《干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鐘書先生典籍精熟，許多人都以為他非三墳五典不觀，這又是一大誤會。其實他十分關心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學，而且及于哲學，甚至史學。倫敦《泰晤士報》的每周文學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細，所以什么時新玩意兒，都逃不過他的視線。
　　80年代初，中國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經，實踐學派正在走紅，我去請教錢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問題，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幾年中國興起了解釋學。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學大百科全書，竟然沒有hermaneu tics這個辭條。他又告訴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這就是解釋學"，使我茅塞頓開。
　　關于后現代主義，我看他知道的也不會比別人少，不過他總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說的地方看出其實前賢早有成說，花樣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還甚至窒礙不通。
　　順便說一句，現在的時髦青年老愛掛在嘴邊的"解構"(deconstruct)一辭原來還是錢先生應別人之請翻譯的。他的知識之新鮮一如其淵博。
　　我這個人是思想懶，筆頭更懶。與錢先生對話，雖然他咳吐珠玉，我卻未能追記，一任其隨風飄落，現在已追悔無及了。自從海通以還，中國知識分子就以學貫中西競高爭勝，確也出了一批大師。但是三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就同我慨嘆，真正學貫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經沒有了。有之，錢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錢先生有一次曾對我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環顧域中，今日還有誰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來，學術界有一股奇怪的風氣，就是貶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漢之天聲而后快。在這中間，錢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靜的一個。他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關于世界文化的話后先輝映，實際上是未來的文化全球化的先聲。
　　因為錢先生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在熬煎著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干凈，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后灰。
　　對癥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后來收在《槐聚詩存》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
　　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么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么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對癥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抗戰勝利以后50多年的知識分子，論數量是幾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們的教育總是缺了一點什么，因此，從總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水平而論，似乎總不如30年代和那時以前的幾代。也許是世運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總有趕上來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錢先生是達人，該想到的當然都想到了，不過他唯一的女兒阿元，錢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還常來侍奉湯藥的，卻竟因為骨癌而先他兩年去世，還不到60歲。錢先生心里應該不能無傷痛。然而修短壽夭，終期于盡。誰又能逃得脫這條規律呢？
　　寫到這里，有人打電話告訴我，清華大學的學生在聽到錢先生的噩耗后，紛紛折紙鶴來追悼他們的老學長，給鐘書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會滅的。知識的生命不熄，錢先生也就可以無憾了。
　　1998年12月24日(錢先生逝后第五日)
　　(轉自《東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