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閱讀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1)
其實,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關門,并不是中國私塾教育的終結。這個終結原本要早得多,大體是在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時裝入棺材;1922年白話文被定為官方教材之后,釘上棺蓋;及到新中國成立后,基本上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發現的東西,嚴格來說,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環境下的殘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生物體上的意義,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已經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雖然比我的預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洶涌到來的現代化浪潮中,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平江的山鄉也是正在消亡中的農村。在我調查的當時,就已經感覺到,平江農村使私塾賴以殘存的文化環境正在逐步被破壞,成年人長年到廣東打工的越來越多,當年的一位受訪者在贈給我幾首詩之后,就來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與此同時,人們的禮俗需要也在向時尚“進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沒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壓制的態度,私塾也不可能長久地生存下去。
盡管如此,平江私塾的發現,對于中國的學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實上揭示了西方所謂的大渠道教育(學校教育)跟農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環境的關系。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雖然理論上有官學和私學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學。官學設在城里不說,而且基本上沒有什么教學活動,官學對于農村社會的意義只是通過其學生(生員)體現的。對于農民來說,進了官學就等于跨進了科舉的門檻,官學實際上等于是古代社會選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是由各種名目的私學實現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見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觸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認為,由于戲曲說唱等小渠道教育,農民喜聞樂見,有寓教于娛的作用,所以理應是農村社會教育的主角;農民的意識構成,主要來源于這些說說唱唱的東西;所以,對于農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價值理應更重要。因此,在我論述傳統農村教育的時候,給了小渠道更多的筆墨,對于鄉村的學校,只是一帶而過。然而,平江的私塾糾正了我的偏頗。
中國的農村,事實上是個禮俗的社會,以養生和送死為核心的人生禮儀活動,實際上構成了農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對于局外人來說,婚喪嫁娶、拜壽上墳、年節祭祀,無非是些繁復的儀式和吃喝熱鬧。但處在傳統農村環境中的人,如果離開了這種儀式,日常生活就沒有了靈魂,甚至可以說生活就沒有了意義。一方面,傳統社會的農民離不開禮儀活動,可另一方面,在那個時代,這些禮儀活動程序之繁復,講究之復雜,又是普通農民所無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識的傳授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授禮儀,即平江人所謂的“學應酬”。學生不僅要跟老師學習各種禮儀活動的儀式程序,還要跟隨老師摻和婚喪嫁娶,現場實習主持儀式(主禮)。所以,傳統的禮儀從內容到形式的傳承,事實上是通過私塾來實現的。在所有具有傳授禮儀職能的私塾中,少數能夠完成學業的人,無論能否進入官學,踏上科舉的階梯,都成為事實上的鄉村之“儒”(儒的本義就是主禮者)。能夠熟悉和主持禮儀,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當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禮儀的資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舉人老爺,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過過手,比如“點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真正的主持者還是那些沒有身份的“儒”和窮秀才)。而多數只識了幾個字就半途而廢的農民,也因多少了解一點禮儀知識,而成為禮儀活動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據統計,在傳統時代,農村中男性成員,上過私塾的人比率是相當高的,可以達到50%左右(參見E.S.羅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漢的定縣調查)。有這樣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復雜的禮儀活動都可以順利地展開。我在許多地方收羅舊書時,都收集到了一些線裝和手抄的“禮儀書”和“稱謂錄”之類的東西。禮儀書上把婚喪嫁娶各種禮儀形式的程序、步驟都講得十分清楚,關于喪禮,不僅有儀式程序,還有各種挽聯的寫法;甚至我還見到過一本手抄的《寫包本子》,是專門介紹如何寫上墳的“紅包”(紙錢袋)的,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寫法。這些東西,據說已經傳了幾輩、十幾輩子(從其破舊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來,農民很早就把禮儀從儒家典籍的《三禮》中簡化出來,變為切實可行的教程。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2)
顯然,清末新政以來的教育改革,對農村社會產生的影響,事實上超過了學者們所能給出的估量。傳統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鄉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農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禮俗秩序的紊亂。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導致鄉村暴力化傾向的泛濫,對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向產生了導向性的影響。當然,任何后發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總要付出代價。也許有人會說,鄉村的衰敗,就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來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沒有在鄉村的迅速敗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謂新舊教育嬗變所蘊涵的文化尷尬,實際上一直折磨著國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來,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日益凸顯。傳統就意味著舊,意味著落后,現代則代表著新,代表著進步,體現著進化的方向。只要是現代的,就意味著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和行動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為被西方逼上現代化路徑的中國人,我們幾乎忘記了在所謂的傳統和現代的二元話語中,事實上隱藏著的是中西文化沖突的命題。西方的傳統和現代命題,和我們的并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傳統與現代是一個脈絡里的延續,現代里也包含傳統的東西,現代對于傳統,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揚棄,甚至現代性的啟蒙,也可以借復古的名義進行。但是,到了中國的語境里,事情則發生了變化,傳統意味著中國,而現代則等于是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不管我們有無自覺,事實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國的意義。以漢語教學為例,在基本上放棄了拉丁化的嘗試后,絕大多數教和被教的人,其實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教學實際上還是一個“以夷變夏”的過程。自《馬氏文通》以來,漢語一直在被主謂賓、定補狀的語法體系所閹割著,被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分別肢解著。從小老師就告訴我們,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把形容詞“綠”當作動詞用。長大了才知道,其實漢語原來根本就沒有這種動詞形容詞的分別。所有的語法概念,不過是人們借來切割,不,凌遲漢語的西方語言學的手術刀。當然,跟所有的手術刀一樣,凡是叫這個名字的東西,都意味著“科學”,因此具有無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從白話文的改革到漢語拉丁化的嘗試,主導者莫不以平民主義為圭臬。據說把“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引入書面文字,不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變活,而且還可以提高平民的識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實踐中,真正落實到紙面上的文字,則流為各種形式的歐化語式,長句子加倒裝只是比較露骨的一種,而較為活潑的散文體則比較隱蔽。而落到教育層面(白話文的提倡,沒有經過幾場像樣的戰役,就在提倡尊孔讀經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國中小學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廢除所有的文言文語文教材,代之以白話文),白話文的教學,并沒有獲得提倡者預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語言學習更加便捷容易,書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說,他在私塾的時候已經讀了《文選》和《通鑒》這樣的大部頭,轉入小學卻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雞”、“喔喔喔,白月照黑屋”。這種“喔喔喔”的語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學和心理學的支撐,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為學者,吃文字飯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寫作的功夫,估計十有八九不來自這些“喔喔喔”。今天,語文教學效率低下的問題,已經成為教育界和網上議論的話柄,九年甚至十幾二十年教不出能寫流暢母語文字學生的現象,并不是個別的事例。然而,我們的教育部門,其實對此并不真的在意。因為,說到底,現在衡量國家教育的現代化程度的指標,跟學生漢語程度的高低沒有多少關系。
盡管私塾因師資和生源的差異,教學效果不一,但在漢語教育上的功效,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說明,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應該有其合乎漢語規律的成分,盡管它很土,很不現代。不僅如此,私塾還告訴我們,對于中國人來說,語言的學習,并不只是個文字的識別、掌握和訓練的問題,漢語教育,原本就和中國文化的母體息息相關。當中國文化的命運淪落到被逐漸邊緣化地步的時候,學生對漢語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對漢語本身都不會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語已經和漢語語文一樣,達到150分的水平,意味著在中國的中小學里,英語的學習時間和力度都要超過漢語。在此之前,大學生學習英語的時間,已經占到大學期間所學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語教學正在成為時髦,中國的現代化終于迎來了它的雙語時代(其實是英語偏重的時代)。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像香港一樣,學生會寫的漢字不多了,人人說話都夾雜著一個又一個的英語單詞。西方人說,所謂的中國人,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這個說法,到那時候,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沒有?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3)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黑洞。
張鳴 2013-08-22 16:39:02
稱謂: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