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太政治的“花業”

簡體傳統

太政治的“花業”(1)
　　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現在關于“花”的捐稅都沒有了，但花業還在。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于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決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過的、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于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面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更像是給男人找的尋樂的借口。在這么大的中國，一回到歷史那里，理論總是要觸霉頭。反正不管怎么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擾。
　　人說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任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制”原則，從業人員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時廢除了官妓制度，不過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欲火，結果是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了起來。花業民營了，游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準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并肉帛相見之余，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自打晚清鬧“長毛”之后，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陡然之間就膨脹了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一方面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里；關鍵的是這里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陜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嘆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然里面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頂帶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么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而且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幺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后者走武舉的路子。
　　進入民國以后，由于科舉早就廢除了，大家對狀元、榜眼什么的也膩了，新鮮的是總統、總理和督軍。所以花榜的頭銜變了，改成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推舉方式也跟著民國一塊兒進步，從原來的文人寫信推薦，改為開大會投票選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在政壇，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體現。有選舉就有競爭，跟從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評比不同，現在她們要登臺競選，表演才藝；有后臺、財力充足的，還要散發傳單，甚至在報上打競選廣告。在選舉中，連“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名目都出來了，有人真的提議讓野雞（沒有執照的街頭低等妓女）以“在野黨”的身份參加競選。花界選舉惟一跟政壇選舉有點區別的，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限制，由于舉辦單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國選舉，我搞香國選舉，反正上海的花界從業人員是越來越多，不愁沒有人參加。政壇上有賄選，花界選舉也一樣。曹錕選民國的總統要買選票，上海的嫖客們選花國的總統也要買選票，只是曹錕每張選票花3000到5000不等的袁大頭，花界選舉時冤大頭們買下幾萬張選票也花不了那么多。妓女們不僅樂意頂著民國所有威嚴的官銜招搖過市，而且還喜歡穿印有國旗（五色旗）圖案的褲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來，總統、總長的頭銜和國旗的圖案，對妓女們招徠客人都有莫大的好處。
　　民初的文人們煞費心思在花界弄名堂，從操練模擬科舉到操練西方民主，其實就是些玩女人別出心裁的花樣。而被玩弄的對象，則乘機花熟客的錢為自己的生意做點廣告，雙方兩廂情愿。很可能舊時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所謂抱負，本來就是自己騙自己的鳥話，政壇與青樓在人們心目中，本是一樣臟的所在，所以逛窯子之余拿政治開開涮，也算不上是什么褻瀆。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也沒有聽說過總統和總長們對妓女分享他們的頭銜有過不滿的表示，很可能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會加入到評選花榜的行列。
太政治的“花業”(2)
　　從選花國總統到動員花國愛國，時髦的事情上海人總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聲音似乎沒有那么響，但對政治的參與，卻相當地深。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打了進來，滿清朝廷作鳥獸散，沒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煙就是跳井，奉命議和的李鴻章又遲遲不肯進京；這時候據說實際上是一位石頭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經做過狀元如夫人的賽金花。賽金花出身蘇州妓家，陪著狀元公洪鈞出過國，會幾句洋涇浜的德語。人們都說她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睡過覺，吹枕邊風，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禍害。其實，在賽金花故事之前，義和團就曾經捧出過一個船妓出身的林黑兒，說她是黃蓮圣母，指望她可以閉住洋人的槍炮。那時候，林黑兒乘八抬大轎，幾十個團民護衛，招搖過市，任你是科門高第還是朝廷命官，都得對她行禮如儀。林黑兒本人也經常從袖里拿出一包螺絲釘，說是昨夜夢里元神出竅，從洋人大炮上拆下來的。事實上，這兩個妓女的事跡都是人們編的故事，賽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謀編出，水平比較高，而且不太好驗證，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黃蓮圣母的神話當時就露了餡，加上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文化不高，故事編得不圓，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兒只好屈尊于賽二爺（北京當時對賽金花的稱呼）之下。其實，林黑兒至少真的在義和團里干過，算是參與過政治的最高形式——戰爭，而賽金花原本什么都沒有做，只是趁亂做了幾單外國生意。
　　可不管怎么說，至少在人們心目中，北方的花界總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臉，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同樣的大手筆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們，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鬧得最熱鬧的時候，袁世凱在新華門里故作姿態，扭捏著不肯出來穿龍袍。于是黨羽們鼓動各地派遣各種名目的“請愿團”進京，有商界請愿團、婦女請愿團、農民請愿團、乞丐請愿團，等等，一起擁到新華門，要求袁大總統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們，不失時機地沖出胡同，組織妓女請愿團，跟大伙一塊起哄。領頭的一說是小阿鳳，一說是花元春，都是民國史上大大有名的紅倌人。妓女請愿團雖說人數不多，但由于顏色靚麗，身段婀娜，特會招搖，所以引來圍觀者甚眾，如果從造聲勢的角度來看，的確給洪憲帝制添了若許聲色。
　　洪憲帝制雖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對聲中銷聲匿跡，一世之雄的袁世凱也翹了辮子，但八大胡同可從此跟民國政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現任的高官關系更密切。其實，還在袁世凱的時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窯子已經是家常便飯，被后世傳為佳話的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在京高官的一項業余活動。只是袁世凱死了以后，高官們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辦去了。馮玉祥回憶說，當年他上京辦公事，卻被拉去吃花酒，人還沒坐定，呼啦啦來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總長（中央政府的部長）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總長還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馮玉祥少見多怪，其實民國的政務，多半是在胡同里決定的。政壇風云，戰場煙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點關系。政府官員如此，國會議員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們除了在國會開會的時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國第二屆國會，被人稱為“安福國會”，安福者，八大胡同之一的胡同之名也。說起來，畢竟北京是首都，當上海的妓女還滿足于花國政府官員的虛名時，這里的姐妹們已經把政府帶國會一起給操縱了。
　　自清末民初以來，妓女一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特殊就在于，這些妓女在家為平民女的時候，做夢都見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見到了；不僅見到了，而且還見識到了這些人的滿腹“經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