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

朱學勤

　　中國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場機制，而自由主義呼吁政治體制改革，關鍵是必須建立權力監督機制。

　　朱學勤，復旦大學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書齋里的革命》等。在近日中國思想界論戰中，被視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中國思想界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學術分歧，已經引起海內外關注。到目前為止，雙方分歧究竟何在？

　　第一，對基本國情的判斷。新左派朋友認為中國已經卷進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泛濫成災，主要的抵制對象應該是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入侵，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論中對資本主義的丑惡描繪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必須批判這一現實。而自由主義一方則認為，中國并沒有進入後現代，也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階段，更遠沒有卷進全球化，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不是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而是內在的陳舊體制與意識形態，必須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對外開放。

　　第二，對社會弊病的判斷。新左派認為，今天的社會弊病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已出現過，是「西方病」、「市場病」，中國不能重演。自由主義認為，所謂「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國文史教育對世界近現代史的歪曲與丑化，以及五四以來左傾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片面影響，這些負面因素整整一個世紀都沒有得到有效清理，九十年代以來改革在意識形態領域受挫，這些因素進一步放大影響；至於當下的中國社會弊病，更不能簡單比附為外來的「西方病」、「市場病」，而是陳舊的權力機制與市場機制并存，前者寄生於後者、扭曲後者、甚至壓制後者所產生的「中國病」、「權力病」。

　　說到社會公正，在時間上，自由主義比新左派更早提出問題；在認識根源上，他們也挖掘得更深，指出這一問題在毛澤東時代就已存在，如那時的特權階層對私有財產的無償掠奪，對社會公共財富的無償占有，以及對不同意見的政治高壓，都是這一體制在早期就已經產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澤東平均主義的虛幻意識形態所遮蔽；引進市場機制後，權力機制并沒有變，而是借市場機制放大特權，尋找到更大范圍的尋租空間，由此造成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腐敗，以及社會公正問題的空前尖銳。我們不能把權力機制的賬算到市場機制的頭上，更不能以理論上的不公正掩蓋現實生活中的不公正。

　　第三，如何解決社會弊病？新左派朋友認為，近代歷史上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群眾性大民主沒有錯，甚至文革中毛澤東的一些做法也沒有錯，應該挖掘其中的「制度創新」，撥轉中國進入全球化的錯誤態勢。而自由主義則認為，從法國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經過俄國傳播到中國，逐漸被發展為登峰造極的文革實踐，這是一條歷史的岔道，在這條岔道上，犧牲最多的恰恰是最初被動員的社會底層民眾。改革提出徹底否定文革，引進市場機制，是向著世界主流文明艱難回歸。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體制，在制度層面建設種種權力監督機制，憲政治國，才能既解決社會公正，又盡可能避免中國歷史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以上諸端，關鍵在於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場機制，自由主義呼吁政治體制改革，其它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一九九九年年五月以來發生的種種事件，令話語空間對自由主義更為不利，甚至一度變得險惡。我個人希望雙方能互相尊重，在爭論中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要隨政治風向轉變而轉變，堅持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以維護理論探討的嚴肅性。

　　對國內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新左派朋友，我認為在說理討論的同時，對他們的經歷局限也應該予以一種同情性理解。文革是必須否定的，但萬萬不能在否定以後立刻封閉，不許研究，不許反思。現在的情境是，改革表面上以否定文革起步，但是每走一步都要遭遇文革幽靈的羈絆。今日新左派思潮的出現，是對文革簡單否定的報應，甚至是懲罚。

　　一些年輕的新左派朋友沒有真正經歷過文革卻對文革產生「懷舊」心理，確實應該糾正；但更應該批評的，是當年否定文革卻又不許研究的禁令。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打開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徹底反省在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為，這樣的民族一定是不會長進的民族。它在自己的發展道路上會不斷遭到各種左傾思潮的沖擊，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許會變成「新新左派」。

　　這樣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贏得尊重，也不會超過日本這樣的民族，因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時，對本民族的內部陰暗卻采取了與日本同樣的封閉態度。在新世紀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確有可能走進世界前列，但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卻可能是個令人担心的不可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