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高考一年題
2005-07-27人物周刊?? 朱學勤
最近參加了一次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的訪談節目,談1977年的高考。欄目編導事先從網上搜索并下載了1977年以來全國高考作文命題的資料,我拿到手發現,這份東西有史料價值,用來反映最近30年意識形態如何從社會生活撤離,很有意思。
文革是必須結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這就出現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陰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題,當時還不是全國統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選題: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陜西、山東和寧夏:“難忘的一天”。這是大陸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做過無數遍乃至做濫了的題目,想不到會被三個省的“學政”同時看中,再次命題。可憐1977年插隊落戶那一輩多半三十開外,有些人拖兒帶女,更多人滿臉皺紋,為了爭取上大學的機會,只能重返童年,再一次“裝嫩”。
與此類似的命題還有:“在抓綱治國的日子里”(上海)、“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北京)、“偉大的勝利——難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吉林)、“在沸騰的日子里”(遼寧)、“難忘的時刻”(江西,理科),以及“難忘的日子”(廣西)。
重復率最高的是關于雷鋒叔叔的命題。這份資料收集1977年的試題并不完全,只有25個省市。但以雷鋒命題的就有3個省市:天津,“他像雷鋒同志那樣”;江西,“當我想起雷鋒的時候”(文科);湖北,“學雷鋒的故事”。
繼續鼓吹個人崇拜的有兩個省份,一個是黑龍江:“每當我唱起東方紅”,另一個是河南:“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其肉麻程度創全國之最。順便說一句,我當時在河南,不幸拿到的就是后一份試卷,可以想象猛然看到這一題目是什么心情。此后我離開河南,對來自河南的新聞總是多一份關心,既痛心又痛恨。“祖國山河處處好,貧下中農個個親”,老百姓沒什么兩樣,但是那里的官場與文場卻分外虛假,一個信陽事件會餓死20萬人。
1978年始,全國統一試卷,情況發生變化。這一年不是命題作文,而是縮寫,將一段將近2000字的會議講話,縮寫為500至600字的短文。那份材料顯然是一個中央級首長講話,題目為“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通篇乃文革遺風,卻也反映當時的決策水準:一是要快,越快越好;二是意識形態領先,即使談經濟,也要提高到政治層面。這一講話,到了經濟學家手里,也可以當經濟史史料來讀。
但有一個新的因素出現了:材料是政治性的,對考生的要求卻是技術性的,而且是以技術性手段給前者縮水,縮回三分之一。你可以保留對這一類假話、空話、套話乃至傻話的反對,甚至蔑視,只要你縮寫合格,縮小到600字以內,客觀歸納,也不妨礙你得高分。
我不認為當時的出卷者有什么微言大義,估計是順著當時的普遍思路走?也沒有看出那一段首長講話有多么愚蠢。但是無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材料是舊的,手法是新的,以技術手段縮水政治話語。如此新舊雜陳,恰好反映那一年整個社會面臨轉折的集體無意識。此后27年一波三折,影響最大的是“左”的意識形態,但是撤離得最多、最快的也是它。它是怎么撤離的?撤離時不知不覺,驚回首,才發現那一片烏云已經離得那么遠。可以從這份史料看出端倪。
此后1980到1999年的作文命題就養眼多了。有“父輩”、有“街頭小店”、還有“機遇”、“嘗試”等,剔出了意識形態,開始有了正形。如1999年的全國卷,材料作文:請以“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為作文內容的范圍,寫一篇文章,題目自擬。這樣的題目能調動學生多么豐富的想象?大陸學生缺少的就是想象。
1993年的全國卷也很“民主”:有說明文和記敘文任選。說明文指定對象是“圓規”,寫出其功能、構造和使用方法。通常高考作文只對文科學生有利:感情豐盛、詞藻豐沛,但缺少更為重要的邏輯思維。那一次以圓規命題,不僅使理工科學生感到親切,而且能使他們的作文從弱項變為強項 :層次分明,邏輯清晰,沒有一句廢話。
轉眼間1996年,又是一代人,兒子要上考場。他作文不錯,數學也不錯,我苦口婆心,勸他選理棄文,怎么也勸不回頭。最后急不擇言,以臺灣新儒家徐復觀為例:徐有4個兒女,全是選理棄文,原因在于為父者對他們說得沉痛:“選擇文科不是受罪,就是犯罪!”
不料兒子勸不回頭,堅持報文科,而且還是哲學系。那一年上海市作文命題是“我的財富”,他居然把為父者言寫進了作文,就把這個算作“我的財富”!第一場就考作文,我一聽他這么寫,心里暗叫不好,卻又不能說,怕影響他后面幾場考試。發榜后,作文成績比我預想的好,居然高中。再一打聽,原來那一年是復旦等高校教師下來批卷,不定撞上了哪位校友,見此兒少不更事,動了惻隱之心,也就含笑放過?總之,社會在進步,意識形態在撤離,他還算幸運。比比20年前我遭遇河南試卷那份嘔心,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得好: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朱學勤 2013-08-22 21: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