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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公共哲學”作為21世紀的新哲學理念，是一種有關社會組織與制度共同體存續根基與合理性意蘊之新的理解與闡釋系統。它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場景與市場經濟背景下 多元文化與多極價值主體“共在”(或曰人類一體化生存與活動)的生存場景，它堅持認 為，文明時代的人類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存在立場，努力踐行一種以現代“社群”為本位的全新的生存文化與價值理念，把“和諧共生”作為理解生命宇宙的存在方式和法則，以此嶄新的理念為基礎，在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應自覺遵循“人我互利共贏”的原則，并最終實現人類在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基礎上，對自己所創造的社會文明與社會發展成果的“人群價值共享”，從而真正喚醒現代人類由于長期沉溺于一己盲目的狹隘的 功利性追求，而幾近遺忘和消亡了的公共責任信念和共同體本位的生存意識，在此基礎 上逐漸回復業已迷失了的本真的人性。
    1.“異質者共在”觀念的彰顯與“生存共同體”界域的合理拓展：現代公共哲學的“和諧—共生”信念。
    以全球化為根本特征的21世紀的文化精神與新哲學觀念的精髓，就是“共在”與“共生”。阿蘭·圖海納指出：“我們如今難道不是生活在一個世界化和全球化的大社會里，大多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不都遭到它的干預嗎?‘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來首先措辭要簡明，而且現在就要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已經共同生存了’。”(注：阿蘭·圖海納：《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狄玉明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頁。)20世紀的歷史上演至最后一幕，全球化終于成為現實——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現實，并以種種無可爭辯的世俗生活圖景受到了世人的關注。可以肯定地說，無論人們對于全球化的看法是多么不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球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人類社會生活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在全球范圍內展現的全方位溝通、聯系、相互影響的客觀歷史進程與趨勢。它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共在”與“共生”時代。用當代美國學者拉茲洛的話說：“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不再有任何共同體或國家能夠統治其他所有的共同體和國家；不再有任何國家能夠離開其他國家而生存下去。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共同體、每一個國家在經濟、生態乃至領土安全方面都要依賴其他共同體和國家。因此，共同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由內在的、具有相互構成關系的文化——即相互依存的文化——來貫穿，這一點已經變得非常重要。”(注：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李吟波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13頁。)
    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具有深刻的人文價值意蘊。一方面，它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了當今時代人類生存與活動的一個基本的現實境域——“公共世界”的圖景。對于“公共世 界”的學理意義，漢娜·阿倫特做了這樣的分析，“就對我們所有人都一樣而言，就不 同于我們在其中擁有的個人空間而言，‘公共’一詞表明了世界本身”。阿倫特指出， 這個作為人類活動的有限空間以及有機生命存在的一般環境的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 自然。它更多地與人造物品以及人類雙手的創造相連，與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類 事務相連(注：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竺乾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40頁。)。在阿倫特那里，“公共世界”作為一個理解人類存在可能境遇的分析性 概念，具有存在論哲學所慣有的抽象特點。這一概念意味著，類群性是人作為一種理性 存在的本體性特點；同時就這一概念的功能而言，它無疑僅僅帶有理念性與烏托邦意味 。但是，立足全球化來審視“公共世界”的理想，我們發現，全球化向我們展示的一切 ，在當代社會，人類在自己的生活中所實際感受和切身體驗到的一切，事實上在某種程 度上已經使阿倫特所描述的“公共世界”正在一步步地變成現實。另一方面，全球化的 出現，又從共時態的意義上不無深刻地昭示并凸顯了當今時代人類生存與活動所具有的 全新特質與性狀：“公共性”。對這種公共性，國內有學者從交往實踐的理論視域做出 了準確地把握和界定：“從交往實踐觀看來，所謂公共性就是指超越私人性個體存在的 一種交往關系，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多元交往主體的‘共在’。”(注：任平：《交往實 踐中的哲學——全球化語境中的哲學視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頁。)以 “共在”標識“公共性”，應該說把握到了問題的本質。從古至今，“共在”都是一種 理想追求，然而，真正作為一個哲學范疇，還只是現代的事情，它自海德格爾《存在與 時間》始。在這本書中，海德格爾從Dasein即個體主體性存在出發，通過“現成在手” 方法將客體世界Open(開顯)出來，為我地顯示周圍感性世界；通過“上手”來指向一個 他者，將某某在場性顯示出來。因此，此在就轉化為“共同此在”——共在。共在是存 在的共同體，其主體際關系是通過活動而相互關聯。透過海德格爾的這些抽象、晦澀和極富前瞻性與穿透力的深度思辨，從字里行間，我們還是不難 把捉到一代睿智哲人對人類存在之“共在”本性的深刻揭示，以及所表達出來的對人類 當下與可能的命運的深切關懷：即從一個本然與已然的存在論事實出發，分析人類多樣 性的生存情境與復雜性狀。在此基礎上，敏銳地體察到了人類未來所當有和可能有的應 然圖景。
    全球化、公共世界與“共在”呼喚著人類的“共生時代”的來臨。“共生”是人類的一種新的生存選擇，昭示了人類最文明、最具現代意味的合作關系和生存與生活方式。在當今世界，以人類的共生關系為紐帶的世界性生產方式，以及人內在的求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已經把全球的共同生存與發展凸顯到了第一位。各國利益的一致性、互聯性明顯增強，正在構成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互存在、共同發展的整體。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和合作，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或停滯，都會對全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就要求形成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理念：共生性理念。論及“共生”問題，不能不提到當代日本著名學者尾關周二的思想貢獻。依尾關周二之見，“共生”主要存在于兩個領域：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共生，即人類社會中的“共生”理想，這種“共生”帶有強烈的理念的、規范的色彩；二是生物世界中生物與生物之共生，與人類社會的共生比較，這種共生具有強烈的言明事實的品格。他認為，通常情況下，生物學的“共生”概念，有被原原本本地應用于社會，從而被觀念化的危險。尾關周二強調指出，與生物系統意義上的以“設定‘和諧’、‘協調’為內在特質的均衡的、封閉的共存共榮系統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共生”，“在本質上是向異質者開放的社會結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內部和睦的共存共榮，而是相互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之自由活動和參與的機會，積極地建立起相互關系的一種社會結合”(注：尾關周二：《共生的理想——現代交往與共生、共同的思想》，卞崇道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8頁。)。
    “共生”理念意味著，就建構全球社會共同體的理念而言，現時代人類需要的是“太空船道德”而非“救生艇道德”。后者是引導人們在遇到危急情況時把一部分人拋入海中，以挽救另一部分人的生命；前者則強調生死共存，即讓太空船中的所有成員都有一個強烈的意識——即使發生任何不測事件也絕不能撇下任何一個人。顯然，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全球化環境下的生存就如同在太空船上的生存情境。應當說，到目前為止，人類作為“世界公民”的共同生活領域還是很有限的，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生存困境問題的全球性蔓延，全人類的共同生活領域 也在延伸和擴大。諸多國際性或跨國性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的建立及其日趨 活躍的事實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無疑，對共生理論的實踐有助于我們建立一個平等、公正、和諧、穩定和健康的新世界。共生理論的本質是互依、互惠、協同與合作，共生體內的各共生單元之互惠互利之間正是在合作中得到優化、進化和發展。共生原理揭示了生命世界發展的動力源泉和發展機制。因此，倡導共生理念及其生存方式就意味著必須要對生活方式進行自我變革，承認種種異己者的生存權利，在激烈的競爭中兼顧弱者的利益，在個體本位的基礎上，建立體現自由、平等、公正精神的友愛和諧的人際互動。人類應該懷著同類意識互惠合 作、遵循共生的理念來重建協調的人類社會，才能過和平幸福的生活。
    2.同構—互動理想格局的追求與“群己關系”問題的實踐新思維：現代公共哲學的“ 人我互利共贏”信念。
    “共贏”是現代社會經濟與商業活動的核心理念，它以平等的交往主體間的契約共識與互利合作為基本前提，是處理個人和他人、個人和社會關系的一種公正態度。“‘共’表示要兼顧不同主體間利益；‘贏’表明要保證并促進利益主體各方的基本利益；共 贏，就是對和諧互動關系的最佳落實，表明了處理利益主體關系的一種態度”(注：李 德周、杜婕：《共贏——一種全球化進程中的建設性思維方式》，《人文雜志》2002年 第5期。)。
    作為一種新思維，“共贏”本質上是對長期以來西方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文化及其價值觀念深刻反思的結果。在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崇尚并力主個人的本位性原則，強調以理性為基礎的個人自由，主張維護個性發展。它堅持認為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都應以維護個人自由為目的，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無論是國家的、教會的，還是社會習俗的、輿論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公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公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享有廣泛的自由權，國家應當實行代議民主 制，國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國家為保護公民權應實行法制和分權。當代英國著名社會 學家吉登斯對自由主義在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的觀點做了如下概括：一是主張只有通 過分析個體的行為，才能解釋社會現象，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二是認為所有關于社會 現象的判斷，都可以被還原為對個人性質的描述，而不至于損失什么意義；三是強調只 有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似乎所有指涉集合體或社會系統的概念都是一些抽象的模型， 是理論家的主觀建構之物；四是宣稱社會科學不可能有什么法則，如果有也不過是個體 的心理傾向所具備的法則(注：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27— 328頁。)。
    顯然，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與實踐，不僅不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贏或共贏，而且還有可能導致個人與社會的深度分離，最終必然將個人利益凌駕于社會公共利益之上，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公共秩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現實的、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個人的具體活動出發，以實踐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對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做實踐思維理解。按照高清海先生的觀點，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實踐是人創造自己需要的生活資料即人的對象世界，和把自己創造為人即人的自我創造的一種活動方式，它是一個自覺的創造價值的目的性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一方面改造了外部世界，使它變成人的活動客體；同時也改造了人自身，人由此才成為自身活動的主體”(注：《高清海哲學文存》第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頁。)。在這種實踐思維方式下，實踐不再是一種單向度的主體對客體的征服、支配和占有關系，而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雙向的相互設定、相互制約的良性互動關系。同時，人的實踐活動本身既是造成主觀性和客觀性相互對立的一種分化世界的活動，又是消除主觀性和客觀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二者達到更高的統一的活動。在馬克思那里，正是物質生產活動將他人、個人和社會錯綜復雜地聯系起來，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會，每個現實的人生存所需的一切，只有通過社會才能取得，而人的才能、知識和經驗本身也是社會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產物。個人和社會不是抽象對立，而是相互聯通、彼此同構的。
    不難看出，實踐思維本質上是理解和闡釋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共贏”思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現實的、互動的、和諧的，而非本體論思維方式下的抽象的、對立的關系。在這一前提下，作為處理個人利益與社會共同體利益的原則必然具有公正的性質，其內含應是群己互利共贏。共贏表明了處理個人和他人、個人和社會關系的一種態度。在社會公共哲學領域，共贏作為正義原則，必須內含以下三點：其一，以共贏為目的的任何行為，都要保證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成正比。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多享權利少盡義務或與之相反的行為，都不符合正義意義上的共贏。其二，共贏的結果要有利于社會和人的基本利益的健康發展。其三，達到共贏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再分配對社會不平等進行調節。
    共贏原則的可行性，還可以從理論、事實、價值三個層面加以說明。(1)從理論上講，個人和社會的和諧、互動關系從根本上使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個人角度出發，第一，個人是具有能動性、創造性的實踐的人，實踐的人和人的實踐活動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基礎；第二，個人的需求是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因；第三，個人基本權益的內容和質量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從社會角度出發，第一，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可以為個人提供良好的物質生活環境；第二，社會各個領域制度的建立健全可以為個人提供良好的人文生存空間。個人和社會的這種和諧互動關系決定了處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原則。 (2)從事實層面講，國家從經濟、行政、司法、文教各個方面都體現了對共贏的支持： 即調節不平等，在保護并促進弱勢群體利益基礎之上謀求共同進步。在以個人利益為實 體的思維方式及其相應的文化下，這種“共贏”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個人和社會和諧互動 關系的基礎之上，相反，其實質只是一定條件下、一定領域內、一定程度上的個人和個 人之間的共贏。(3)從價值層面講，共贏是對個人和社會和諧互動關系的積極肯定，是 對個人和社會基本利益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持。雖然共贏不主張一方對另一方基本利益的 侵犯，但不排斥一方主動、自愿為另一方做出讓步甚至犧牲。
    3.形式公共性理念規導下制度安排與創新的價值訴求：現代公共哲學關于社會發展成果的“人群共享”信念。
    “共享”是現代公共哲學的基本理念之一，它是一個涵義豐富的概念。我們這個時代堪稱一個“共享的時代”：共享科技、共享信息、共享文化、共享資源、共享公共空間 、共享公共服務，等等。共享本質上是對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財富的 平等擁有權利的要求，是對特權與私人獨占的一種否定意識，是一種倡導人與人之間應 該相互關愛、共享美好生活的公共性情懷。
    在公共哲學的理論視野里，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就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其基本含義是，社會發展的成果對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應當具有共享的性質，即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推進，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當相應地更加得到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潛能應當相應地得到不斷開發，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應當相應地持續不斷地得以滿足，其 生活水準應當相應地不斷得以提高。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應當“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 來滿足另一些人需要的狀況”；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3頁。)。相反，如果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推進，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群體、社會成員一方，那么，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是為少數社會群體、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可能是真正的發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發展。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既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標志，也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需要。當一個社會尚不具備必要的條件，這時如果強調“人人共享”的事情，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的“大腦”出現了諸如過于理想化甚至幻覺化的問題。相反，如果一個社會具備了或部分具備了必要的條件，卻不將共享問題予以實施或部分地予以實施，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的運行機制出現了問題。因此，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事關社會穩定的問題，還對社會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這就要求：(1)提升社會的合作程度，增強社會的整合程度。個體人是無法生存和發展的。人們需要合作，每一個社會成員只有在社會合作中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正是通過建立在社會成員們的需要和潛在性基礎上的社會聯合，每一個人才能分享其他人表現出來的天賦才能的總和”(注：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頁。)。既然同屬一個社會，那么，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當對社會負有一定責任。同樣，社會對于每一位社會成員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惟有如此，才能有助于社會成員、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進而提升社會的相互合作、相互信賴的程度，增大社會的整合性。(2)開發社會成員的潛能，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對于一個社會來說，社會成員潛能開發得如何，將直接影響著這個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同時也事關這個社會整體發展的質量。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目標是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通過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可以為這個社會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創造必要的條件，并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3)實現社會的安全運行。一個沒有群體差別或群體差別過小的社會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然而，一個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界限過于分明、甚至嚴重對峙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雖然還不能說貧富差距小的社會就一定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社會安全對于社會及其每一個成員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否則一切就無從談起。而通過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可以建立起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政策體系，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大幅度地減少弱勢群體的人數，減少部分社會成員的“相對剝奪感”，從而將社會問題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社會處在一種安全的運行狀態之中。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社會的建立與健全過程中，迫切需要把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在此基礎上普遍的“價值共享”，作為社會組織制度創新與民主政治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目標選擇。所謂公共事務，就是伴隨社會發展過程發生的關系國家、集體、個人共同利益的社會性事務，包括公共物品的生產與供給和公共服務的設立與開展。從廣義上理解，國家事務也可列入公共事務的范疇，或者說它們之間有相互包含的關系。公共事務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公共事務的發生源自公共需求的變動；公共事務的承担是政府的責任，但它不排除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成果又可讓參與者(投資人)和非參與者(非投資人)共同享受，普遍獲益。公共事務的“公共”特性，決定了公共事務是無利可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是無法通過市場交易提供的 。所以，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企業“不愿管”公共事務，而勢單力薄的私人又“管不了 ”公共事務。那么，公共事務的責任理所當然地落在專門的公共管理機構——政府身上 (注：席恒：《公與私：公共事業運行機制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56頁。) 。
    從理論上講，中國社會并不缺少形式公共性理念，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公共事務與政治、經濟高度集中于一體。從社會公共生活主體——公眾的狀態看，民間缺乏公共契約的自律與他律的傳統習慣，而政府又沒有締造民眾參與、廣泛合作的制度進行有效的利益誘導，加之長期以來我國民眾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基本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處于較低層次，公共事務相對簡單。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舊的社會組織制度與管理模式受到沖擊和挑戰，政府担負公共管理職能的各種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諸如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相對固定的行政程序不適應日趨變動的公共事務的矛盾；政府機構膨脹、管理成本遞增、財政負担加劇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一切表明，以社會公共生活的合理化為宗旨的公共事務的改革與創新，勢必要在制度上和宏觀環境上創造“利益共享”的局面。
    總之，參與、合作、交往、互利、共享等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最重要的幾個特征所在，社會發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使更多的人走出私人生活的領域，真正樂于與他人合作交往，樂于以極大的熱情積極關注社會公共事務，勇于承担社會公共事務。不僅如此，在公共事務中，個人的權利、非政府組織的權利與政府的權利本質上應是平等的，待遇應是互惠的，利益應是共享的。只有這樣，社會公共利益才能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人人共享的資源才能越來越豐富，社會發展和個性發展的空間才能越來越天津社會科學呼和浩特28～32B1哲學原理袁祖社20052005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科學的發展觀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民富國強的宏偉目標，就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的發展觀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市場經濟與現代社會的公共理性探究——當代公共哲學的理論視角”(批準號 03BZX015)中期研究成果。陳波文華，男，1940年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譯審，10073Analysi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ume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Mao Shi-y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enyang 110031 ,Liaoning袁祖社　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后流動站工作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呼和浩特28～32B1哲學原理袁祖社20052005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科學的發展觀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民富國強的宏偉目標，就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的發展觀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市場經濟與現代社會的公共理性探究——當代公共哲學的理論視角”(批準號 03BZX015)中期研究成果。陳波

網載 2013-09-10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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