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束星北來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學是他輝煌的座標，此后，他每況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個高點上。換句話說，他是一條大河，源頭曾經波濤洶涌激流澎湃，可是隨著百曲千折，一路而下，這條大河卻日趨萎縮干涸，到最后以致讓人很難想象他輝煌與偉岸的當初。關注他的人有諸多的解釋，有人認為是他的家庭與歷史造成了他的命運，有人認為是他對共產黨的“成見”導致了他的霉運。有一篇文章更是直接將他的不幸歸結為來到山東大學后與華崗的沖突與矛盾。種種解釋各執一辭，卻都失之偏頗。　　縱觀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運有其更為廣闊的背景，就個人而言，他的命運的源頭無疑是他的個性和早期經歷。因而，他的命運走向早在浙江大學或邗江開沙念四圩江堤上就開始了。因而可以說，是個性和意識形態鑄就了束星北的命運。　　束星北的個性鮮明如刃，在一代知識分子中極為罕見。這肯定與母親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經歷有關。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師生眼里，個性和才華一樣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簡直就是造物主創造出來的奇跡：“他是個彪形大漢、身高體寬、獷武魁偉，大概只要用一個手指就能把人提起來；他又是個生活在沉思中的人，無論上課、走路都在沉思，說的話又那么發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與哲學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學術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數老一代科學家和教育學家一樣，嚴謹認真，從不曖昧茍且，只要發現問題，不管對方是誰，一定要當面指出。與他打交道，若是沒有實力底氣，是架不住幾個回合的。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多大，學問多深，一旦發現下面坐著束星北都禁不住心驚膽戰。他會提很多問題，常常會將報告人問得張口結舌，驚慌失措。當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書上或某人這樣說的，用引經據典的方法來回答問題。對這樣的回答束先生從不放過，總要問報告人自己是怎樣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觀點，就可以用講道理來回答。否則，某某人某某書的說法，不能代替回答問題……”②　　于良（青島海洋大學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山東大學助教、束星北的學生）：　　在學術上，束先生的作派與眾不同，他身上有一種“霸氣”，這當然與他深厚的專業基礎和出眾的才華有關。他不分場合，不講方式，也不分對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臺。我曾聽束先生當年在浙江大學的同事說，束先生即使對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學，兩人在物理學術報告會上，常常為一個學術問題爭吵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怒目相向，面紅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將對方揪起來。但是這樣的“爭吵”，并不影響兩人的關系，他們過后即忘，友誼隨著“爭吵”而越加深入。他的這種不講情面、不講方式的“脾氣”，讓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名家）尷尬不安，有人婉轉地提出批評，他當面也認賬，可過后仍我行我素。　　束先生是１９５２年下半年來山東大學的，他剛到學校，就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們徹底認識了這個早聞其名，而未見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學時，同事贈給他的外號）。這年年底，在學校大眾禮堂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學術報告會，主講人是中國最著名的熱力學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三十年代初就在清華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論，以后留學英國，從師于劍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狄拉克的老師，王竹溪在跟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時，與狄拉克來往密切，成為好友。王竹溪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便被西南聯大聘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２７歲。院系調整后，王竹溪成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１９５５年），王竹溪當選為數理化學部（后為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　　當時，教育部要求南北重點大學相互交流學習，王竹溪作為北方的代表專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學作了講學和交流，返程途中，被華崗專門請了來。那天，大眾禮堂座無虛席。物理系、數學系的教師、教授們大都到場了，華崗校長和一些校領導也來了。這樣的場合，我屬“小字輩”，因而在最后一排撿了個座坐下來。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學術報告內容廣泛，涉及卡諾熱機運行，平衡狀態下的壓縮氣體，熱的氣體運動等，也不時穿插一些國際上有關熱力學最新動態和爭論。他一邊講著一邊隨手在黑板上寫出一些流暢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時現代物理的底子較薄，量子力學也好，熱力學也好，雖也知道個一星半點，但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學習，對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圇吞棗。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筆記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學術報告大約進行了將近五十分鐘時，坐在前排的會議主持問：用不用休息一會兒。興意昂然王先生說不用。他正準備繼續講下去的時候，一個身穿藍色長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講臺，他也不做任何解釋或開場白，在人們疑惑的目光里，他將雙手撐在講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幾乎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著叉，一邊解釋錯在那里。沒人說得清這是怎么回事，大廳上空沉寂了好一陣子后，我聽有人小聲嘀咕說：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卻一直未緣得見，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里認識了他。    

 

最難受的應該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臺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會場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勁地瞅華崗和其他領導。會場發出了一陣騷動。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沒有看到別人情緒和反應，也不在乎別人是什么樣的感覺，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見華崗沒有反應，會場漸漸平靜下來，束先生一口氣講了大約有四十分鐘，也可以說，是對王竹溪“清算”了近四十分鐘，這期間，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幾次讓他坐下來，他都未從。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據說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訴。大學的有關領導也認為此事有損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損山東大學的名聲，專門找束先生談話，束先生卻說，有些東西他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大學都是怎么做的。堵得領導沒脾氣。③　　束星北同人們早已習慣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不同。他是個棱型復合體，身上的每一個棱角都異常的鋒利鮮明。與那些外圓內方、以柔克剛、“從善如水”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束星北更多的品質是黑白分明、剛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見不得不公與黑暗。在學術上，他實事求是、錙銖必較，毫無客氣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說他腦子不會打彎，將學術作風帶到生活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為了真理或正義，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質，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歷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這樣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會回避或沉默，因而，學校發生的一些大事，總能與他掛上鉤。如最初發生在浙江大學校史上的兩件大事：“驅郭事件”和“于子三事件”，他不但參與其中，還都是主角。“驅郭運動”和“于子三事件”，與浙江大學的民主與科學的傳統有關系，也可以說，是科學與民主同專制與集權的政治斗爭。　　“驅郭運動”發生在１９３６年。矛盾焦點是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郭任遠是１９２７年浙江第三大學中山大學成立以來（后為浙江大學）的第四任校長。曾任大學文理學院心理學教授的郭任遠為了嚴格教育原則一上臺就在大學設立軍事管理處，對大學進行軍事化管理，引起了學生的反感。在隨后不久爆發的北京“一二九”運動中，郭任遠又聯合警察憲兵對呼應北京大學生，上街舉行抗日救亡游行的浙大學生進行阻撓鎮壓，逮捕了學生自治會的１２名學生代表，由此導致學生與郭任遠的矛盾激化，展開了“驅郭運動”。束星北和浙江大學的一大批教授，本來就對郭任遠的“統治”心存不滿，特別是他得知郭任遠將中華基金會撥給學校物理系的實驗設備的專款挪作它用時，也加入到學生的運動中。據原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朱福稱，束星北曾作為理工學院教授的代表到校方責問交涉，當他找到郭任遠時，發現他正在酒店里設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說，都什么時候了，你們還在這里交杯把盞，上去就掀翻了桌子。　　束星北是浙江大學第一個帶頭辭職的，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陳建功、蘇步青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憤而辭職。國民黨行政院迫于壓力，終于在第二五七次例會上免去了郭任遠浙江大學校長職務。　　“于子三事件”發生在１９４７年。這一年，對于國民黨政府來說，日子是非常不好過的，戰場上，他們已由全面進攻轉入全面防御。戰爭的主動權不斷地喪失，經濟和政治危機也日甚一日，生產萎縮，通貨膨脹，使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因而，這一年也是學生運動最為頻繁與高漲的一年。如１９４６年底１９４７年初的抗議美國軍隊在北平暴行的反賣國、爭獨立的“抗暴運動”；５月２０日以“反饑餓、反內戰”為主題的“五月運動”，１０—１１月的“于子三運動”等。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危機日甚一日，因而鎮壓控制也日甚一日，為了維護政權和社會穩定，國民黨采取了許多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臨時條例，如嚴禁十人以上的請愿和一切罷工、罷課、游行示威，還授權各地方政府，對“違法”行為，可斷然采取緊急措施。于子三是浙江大學自治會主席，他是在一次外出訪友時被國民黨當做共產黨逮捕的，得到消息，竺可楨校長曾全力營救，可是在獄里，于子三僅被審訊了三天就殺害了。　　消息傳到學校，束星北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殺害學生而提出了罷教。這在當時風險是很大的。曾担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的許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回顧：　　盡管束先生對共產黨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但由于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在１９４７年“于子三運動”中，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大全體教授罷教，以抗議國民黨當局殺害學生的暴行。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浙江大學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國民黨逮捕，三天后慘遭殺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會，在聽取了竺可楨校長、校醫和學生代表的情況匯報后，束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向來不贊成學生搞政治活動，但是，政府如此殘酷〈地〉摧殘我們苦心培育的學生，如此踐踏人權，我們無法容忍。教授會應該以罷教來抗議政府的暴行。”他還憤慨地說：“我就不相信，我們不敢罷教！”在場的７０多位教授都贊成他的意見，于是以浙大教授會名義作出決議：為抗議于子三被殺，全體教授罷教一天，并發表宣言，譴責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權。全體教授的罷教，在浙大歷史上從未有過，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學生和竺校長的正義行動，推進了全國反迫害運動。這次運動隨后就命名為“于子三運動”，（它）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當時我正担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于子三運動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員會委員），對束星北仗義支持我們的斗爭，我無限感激。④    

 

有一點需要強調，束星北的品格或骨性異常堅強持久，最初一個歷史分階段，他抱定的思想與信念從沒有因環境和時代變化而變化，無論解放前還是解放后。　　于明遠（某大學黨委副書記、四十年代浙江大學物理系學生）：　　四十年代的學界，束星北的大名無人不曉，他身材高大，操著一口蘇北口音，嗓門洪亮如鐘，腰板筆挺，像軍人一樣。（時時低頭思考問題時，那腰板也是筆直的）。他是浙江大學體態特征最為明顯的教授，聽說過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見到他，不用介紹就能對上號。我進校之初，最先知道的兩個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兩位都是學生們崇拜的大師，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響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傳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為了實驗設備材料竟與學校總務主任動手過招，饗以老拳，打腫了總務主任的臉；看到缺衣少棉的學生在課堂上凍得發抖，會毫不猶豫地脫下自己的棉衣給他穿上。　　這些事都是聽說的，親眼所見的是入校不久發生的“挑戰書事件”。那天早上，我和同學去食堂吃飯，見一些師生圍在食堂門口爭睹貼在門口上的什么東西，本以為是學校通知，湊過去才發現是束星北用毛筆書寫的“挑戰書”，字寫得很大，像“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后期的小字報，大意我還記得：陳某某教授，你向領導揭發檢舉我利用供給緊缺，囤積倒賣大米面粉一事，皆屬污蔑不實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點（挑戰書顯然是頭一天貼上的）在師生食堂門口當眾向我作出道歉或與我進行辯論。我們正在議論著，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經出現了。他站在食堂門口，一言不發，等著他的對手踐約。　　顯然是個誤會。抗戰時期，特別是抗戰勝利的后期，大學的生活極為貧困，師生們衣不敝體、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貧窮和學校的良好風氣，使大學變成了團結友愛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親去世后，繼承了部分財產，與其他教授比較起來，手頭屬于寬裕的。可是在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財產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從大城市買些大米面粉，不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濟一些最貧困的師生。那個期間，王淦昌、蘇步青、陳建功等，都享用過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個陳教授卻揭發他囤積倒賣，他能不光火。束星北對總務主任饗以老拳，是因為那個主任常常在實驗設備和實驗材料上設障刁難，束星北也是忍無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錯，便主動向竺可楨認錯，也當面向總務主任賠了不是。可是對捏造污蔑之舉，他卻不能原諒，他一定要那個教授當面作出解釋或與他辯論，那個教授自然不敢應戰，很快就應聘到別的大學去了。　　在浙江大學，束星北的故事很多，不過就我個人而言，他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徐名冠事件”和“蘇步青事件”。（我所說的“事件”，是不在史的“事件”，也就是在個別人的檔案上有那么一兩筆，浙江大學校志或校史是不會將它當做“事件”的。）　　先說“徐名冠事件”。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學生，１９４４年國民黨軍令部請束先生去研究軍工武器，束先生帶了幾個教授和學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們在軍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發報機、雷達等。抗戰勝利后，軍令部為了留住這批骨干，要求他們“請委”，并聲明“請委”之后才可發勝利獎金，“請委”就是填表加入國民黨。束星北自己不“請委”，也不允許他的學生“請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為了那筆就要到手的獎金，沒有聽束先生的話，“請委”了。“鎮反”時，凡是“請委”的人都受到審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當時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據說是參加了中統。束星北認為徐名冠“請委”是事實，但絕不是特務，中統的“罪名”要么是誤會，要么是個別人的誣陷。當時政府有個劃線，抗戰期間為國民黨做事的，只要沒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憑著這一點來替徐名冠游說、“請命”的。　　“鎮反”是鞏固政權的第一場運動，大潮之下，其勢洶洶，其浪滔滔，無人可擋。大家都被“大勢”鼓動著，都身在其中，都不想被時代甩下來。這個時候站出來“伸張正義”，難免有同政府作對之嫌，更何況束先生在一些進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凈（一些進步學生或地下黨曾將他劃為反動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讓，他就是這樣的人，認定的事誰也別想阻攔。他不斷地找領導、找民主人士為徐名冠“鳴冤叫屈”。后來，徐名冠被捕，有些曾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勢已去便適時剎車，只閃下束星北一個人在那里“抗拒”，他像歷史上仗劍行俠的英雄一樣，寧可傷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難。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擊和壓力，精神幾乎崩潰，獨自一人跑回了老家，閃下還未入學的女兒流落街頭，知道的只恐連累其身，佯裝未見，是束星北用一張毛毯將她抱回自己家里撫養起來；獄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著風險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漢（那時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廳廳長，不久之后當了浙江大學校長），在沙文漢的過問下，徐名冠才得到無罪釋放。　　“鎮反”受其牽累的不只是徐名冠一個，凡是束星北認為屬于“誤會”或“屈打成招”的，他都會站出來。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說話，有一些被“擴大化”網進“反革命”名單里的，一發現不好，就會向束星北求救。那時候，我有一種感覺：“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號，像現在的Ｓ０Ｓ呼救信號一樣，因為也只有束星北聽到呼救聲音后會奮不顧身地站出來。    

 

“蘇步青事件”發生在知識分子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本來是上面實行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的政治運動，按說，這個決定與知識分子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自然要把知識分子包括進來。在北京，清華大學成立了專門機構“節約檢查委員會”。在上海，復旦大學成立的類似專門機構“精簡節約及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這些機構和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　　“三反”的第一項就是反貪污，所有的教授們都得參加，都得從自己查起。這確實讓人非常尷尬，不說吧，顯然不行，因為是運動，誰也不能回避。要說呢，又沒的可說，一些教授（絕大多數教授）只能把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件當做貪污來說。如誰借了圖書館一本書忘了還，誰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記登記，誰用了學校的一些紙張或書釘等等。　　最初，大家都沒太在意，認為挖了雞毛蒜皮就過關完事，可是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始背對背揭發，有些人的歷史問題被陸續揭發出來，教授們才感到運動的壓力了。蘇步青也就是這個時候，被人參了一本，成為“重點”的。　　蘇步青是中國最優秀的數學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過理工學院院長、教務長。蘇步青三十年代初就獲得東北帝國大學研究院理學博士，從此成為中國在日本獲得這個學位的第二人（第一個是浙江大學數學大師陳建功）。畢業回國后，北大、清華、廈大和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都給他發了聘書，可是他卻選擇了浙大，據說是他的好友陳建功與他有約在先。在竺可楨主持浙大期間，蘇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線概論》一書，震撼了學壇。世界著名的德國數學家布拉須凱稱他是“東方第一幾何學家”。蘇步青的人品也深為人們稱道，他待人誠懇，為人和善，遇事能讓則讓，在生活和工作上，從不與人爭長論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歷史上沒有任何問題，是浙大公認的大好人。誰也沒想到這樣的大好人會絆在“三反”運動上。　　節約檢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找蘇步青談話，告訴他有事情沒交待，向黨打了埋伏。蘇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認為自己清白無瑕，奉公廉潔，絕不做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當人家讓他仔細想想，浙大南遷時，他是不是保管過一些儀器，他才如夢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戰爆發，浙大在竺可楨率領西遷時，也開始了有史以來大搬家，大的設備儀器由學校委派專人負責，部分小的儀器和設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數學系的東西由蘇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歸還儀器時，有幾把長條凳子落下了（與學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做出了他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沒有典型，蘇步青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遷是個了不起的事情，儀器、圖書、設備多得不可勝數，可是近萬里戰火行程，沒一件（本）損壞也沒一件（本）遺失，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上面還專門表彰過這事。按說，這事無人不知，可是卻沒有人站出來為蘇步青講話。　　有人說，經過“知識分子改造”之后，知識分子才發生了變化，學會了乖巧，學會趨炎附勢、見風使舵，其實不然，趨利避害、趨炎附勢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早在打著小旗走上街頭時就喪失了。因而，這個時候，束先生站出來時就顯得很孤單。　　束先生一開始就對“運動”很有抵觸，他認為讓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雞毛蒜皮”，實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聯了一些人，去學校提意見，為蘇步青講話。可是一到動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義憤填膺的教授便開始支支吾吾，王顧左右而言他。蘇步青一向把名譽看得和生命一樣，思來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節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當時與蘇步青住鄰居，消息是其妻子蘇松本告訴他的），先去穩定了蘇步青的情緒，而后就闖進了設在院辦的運動核心小組辦公室。據稱，當他怒氣沖沖地闖進辦公室時，節約委員會主任正在和人談話，他沖著那人說，你知道蘇步青是什么人嗎？你們算個什么東西。還沒等那主任醒過神來，揪雞似的，上去就把他從椅子上揪起來，一拳打過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躥血，摔出好幾米開外。　　蘇步青解脫了，束先生卻因毆打革命干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斗爭批判的罪魁。⑤　　與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識分子一樣，束星北對政治（官場）尚抱著戒心與距離。在他眼里，政黨，無非是為集團利益服務的。因而從本質上講，任何政黨都是一樣的，所謂區別不過是好壞高低的區別。“以為（他們綱領）只是政客想抓權的‘漂亮話’，全是些‘狗皮膏藥’”⑥　　對于知識分子同黨的關系，他認為是“朋友”或者“主與客”的關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黨是主人”；如此，他與政府的關系便是“東家”和“雇主”的關系。他認為自己是“被黨聘來的教授”，學校是“聘老師的東家”。這樣從心態上講，他便將個人與黨的關系放在一個對等的關系水平上：“你們主人是請我來教書的，我并不是白吃你們的飯”。⑦    

 

浙大期間，師生們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態度”，他從不掩飾對這個“灰色物質”的反感。他最厭惡的就那些熱衷于政治、黨派的學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學生，他一定要嚴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會與同他們疏遠。束星北認為，政治就是政治，學術就是學術，它們是兩個完全不能相碰的“專業”，一旦摻和在一起，勢必要出問題。在他的眼里，人的標準也被簡化為“好人”與“壞人”：“‘好人’是‘公正無私’、‘沒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誠不虛偽’，反之就是‘壞人’……肯為別人犧牲自己的人是‘好人’，為自己而犧牲別人的是‘壞人’……”，⑧而政治或立場，往往會將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東西。　　抗日戰爭期間，受強烈的愛國心的驅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斷自己前沿的課題研究，專門研究軍工武器，如無人駕駛飛機、無人駕駛艦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國民黨軍令部借調到軍令部專門研究雷達等軍工武器。在軍令部，束星北可謂一路順風，薪水高達一萬余元（在當時相當于兩個上將的薪水），并委任他為技術室副主任（虛職）。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軍令部為了留住束星北，對他加官晉爵，想正式委任他為軍令部技術室主任，束星北以從不與任何政治政黨相涉為由拒絕。軍令部為此而頗為惱火，以不“請委”（填表加入國民黨組織）就不發勝利獎金為名要挾，束星北不但自己不“請委”，也不讓他的學生和助教們“請委”，并讓學生拆掉已安裝完成的雷達，從而激怒了軍令部，遭到囚禁。　　在束星北的眼里，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會與“政治”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第三種人”，因而，他認為，在革命與非革命之間還有一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風暴雨時期，所有的人都必須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間作出惟一選擇的時候，他仍堅持“第三條道路”的觀點：“我不認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路，第三條道路。”⑨　　束星北既不相信共產主義也不同情支持“進步學生”的政治運動。對此他也從不避諱。束星北與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傳統知識分子不同，甚至和那些雖有參與意識，卻知道如何規避風險，順應潮流的知識分子也不同，骨子里有著強烈的民主意識和獨立意識的束星北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當做一種獨立的力量、一個階層、一個有別于政治的獨立群體（浙江大學在早期有這個傳統）。一旦遇到事情，良知、正義感和獨立意識就會將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讓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面敘述過的“于子三事件”、“徐名冠事件”和“蘇步青事件”。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束星北這個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了杭州市，浙江大學的領導和師生們打著小旗紛紛上街與居民夾道迎接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的朋友王淦昌正埋頭實驗室安裝他從美國帶回來的直徑３０厘米的大云霧室。⑩而他卻將自己關在家里，研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解放軍有關入城條例。　　束星北對環境的系數要求很高，如同對實驗室的要求一樣，客觀環境必須符合實驗要求，否則就要對實驗室進行改造。因而，他的這種個性與品質，很難心平氣和地與外界合上拍節，特別是當一個不破不立，推倒一切另起爐灶的時代到來時，沖突便成為必然。　　束星北的個性和思想，注定了他步履踉蹌、命運多舛的人生道路。他一生中，多次遭遇不測，卻都挺了過來，（他的扭曲與變化也正是在一次次不測與災難中積累而成的）如果不是他的學生許良英的著意保護，他恐怕連新中國第一道門檻：“鎮反”也過不了。許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對當時的情形作了回憶：　　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了，我離開浙大，到中共杭州市青委（青年工作委員會）工作。鑒于束先生曾在國民黨中央軍校和軍令部工作過，對共產黨很不了解，而且敢于直言，對他的處境，我是比較担心的。解放初“反動黨團登記”時，聽說他主動交出了一支手槍，交代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和任何反對組織，我為他感到寬慰。　　解放后半年，杭州各校中共黨支部陸續公開，這項工作從浙大開始。在浙大支部公開的大會上，當支部書記作了工作報告后，束先生和物理系另一位教授丁緒寶先生相繼上臺發言。束先生對黨組織在浙大工作的缺點和錯誤，提了不少意見，特別是對浙大軍事接管小組的一個秘書（學生黨員）作風提出很尖銳的批評，認為他是“官僚”。當時坐在我旁邊的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學校保衛科科長聽了很不滿意，會后對我說，此人很反動。我告訴他：這是一位學術水平很高的教授，秉性耿直，能主動向黨組織提批評意見，總是好的，應該是黨的團結對象。　　一年以后，全國開展勢頭很猛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杭州市學校系統的逮捕名單的審查和確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學校黨委會負責。當時我是學校黨委會的宣傳委員，上述那位學校保衛科長是保衛委員。開會時，他拿出了一沓準備逮捕對象的檔案材料，我意外〈地〉發現，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檔案。要逮捕束先生，我當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沒有參加國民黨和特務組織（在軍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參加了軍統），他的問題是思想認識問題，不屬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學上的造詣很深，是國家難得的人才，應該受到重用。主持會議的學校黨委會書記（市委宣傳部長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見。這樣，束先生總算被保了下來，在這次運動中沒有受到沖擊。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    

 

束星北解放初的檔案資料：《復雜分子登記表》也佐證了許良英的回憶錄：　　復雜份＜分＞子登記表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公安局制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２　　姓名束星北、別名Ｈｓｉｎ Ｐ．ＳＯＮ、年齡４５、性別男、籍貫 江蘇南通、住址 浙大龍泉館、成份 大地主 、職業教授、文化程度 留學英美德。家庭關系姓名年齡及職業、詳細社會經歷〈略〉　　解放前的犯罪事實：〈略〉　　解放后的罪惡事實　　解放后曾主動交出手槍一支，（由其侄交雷達研究所軍事代表）軍代表曾在收據上寫＜到＞：“繳獲”。很不滿意此二字，說我是人民又不是敵人。　　雷達研究所徐名冠曾住其家中。　　解放初期游行時說，“國民黨以前游行也有這樣〈的〉規模。”匪特胡步青＜被＞捕后，曾為胡辯護，說胡不可能是特務。其弟逃＜往＞香港，所留之南通面粉廠由其管理，蘇北當局對他很好。暑假回校后反映很好，后個人的政治學習參加較多，整風文獻上（劃得）滿是圈圈，口頭上說，佩服毛主席，“共產黨真的要能照毛主席的辦那中國就好了”，“人民政府再也不能壞下去了，如果再壞下去，中國就要完了。”　　登記時在蘇北工廠工作，故未登記，回來后，胡濟民要他登記，后他說登記條例〈有規定〉：解放戰爭以前離開〈國民黨有關部門〉的不必登記，未登記。　　在中蘇簽定友好協定時曾說，“我們的礦產兩國平分，太不〈公〉平了，蘇聯還不是〈和〉帝國主義一樣。”隨后胡濟民說他，他說，那我沒有弄清楚？反蘇思想嚴重。　　抗美援朝運動時說，“不要出兵，屯兵百萬在鴨綠江邊就好了。”后出兵了，又說，“決不要打過三八線。”思想非常恐懼帝國主義。曾哭過說，大戰又要來了。自稱曾寫信給毛主席要他慎重，不能過三八線。他說沒有靠山只有靠毛主席。　　參干運動時，曾鼓勵他兒子參軍，＜其子＞現在空軍干部學校。在一次會上曾說以前，他認為共產黨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現在科學院要其著一本磁學書，寫得很努力，常在實驗室內。最近曾告訴李文鑄同志匪特徐名冠地址（已交公安局）他曾說徐恐怕不會是匪特。　　其思想甚反動，曾說開會不想到，因為有些話不講自己痛苦，講了又怕別人誤會。　　未登記過有反動活動。　　主管單位的分析與處理意見　　希上級黨委研究此情況，是否需＜要＞登記，最好登記后進行揭露。　　李某某　　　　該犯歷史復雜，曾在軍統局電訓班畢葉〈業〉，國防部二廳任職，試制小型收報機（自稱不是特務，在二廳任職是抗日戰爭時候，不須辦理登記）而該犯在學校一向言語反動（但有時表現進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四款第十條第三款，應予逮捕管訓。　　伍某　　　　機關負責人意見　　基本上認為必須處理，但暫時不動，繼續偵察，再作處理。　　其實，束星北并非與誰過不去，起初，他也曾想適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人已經落到了河里，如果不順著水勢而行，就會淹死的。因而很想作一番新的認識和調整，以期同別人一樣，跟上時代。可是嘴上雖然這么說，心似乎也明白，只是走起來，那雙腿卻難與時代和運動合拍，而他這人又不能同他認為不對的事情妥協，因而一切便早早地鑄定了。他與時代的矛盾漸次累進，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后，對立情緒開始突出起來。　　注釋：　　①周志成：《難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記一級教授束星北》邗　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　年》第３７－３８頁。　　②胡濟民：《懷念敬愛的束星北老師》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　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５頁。胡濟民，北京　大學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四十年代為束星北的學生。　　③于良采訪錄，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　　④許良英《憶束師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　－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０－２１頁。　　⑤于明遠采訪錄，１９９５年５月９日到１４日。　　⑥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五卷第１１頁。　　⑦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三卷第１５頁。　　⑧同上第１５－１６頁。　　⑨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三卷第６６頁　　⑩１９４７年９月，全國選派十二名教授和研究員以美國聯合國對華資助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的研究補助金（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赴美研究。浙　大的兩名教授為數學家陳建功（１８３７－１９７１）和王淦昌。陳建功去　普林斯頓，王淦昌赴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　　由于王淦昌關于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給美國物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羅德教授和弗雷透教授的幫助下，王淦昌和他的合作者瓊斯爭取到了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ＯＮＲ）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ＡＥＣ）的部分資助。王淦昌完成在美國的研究后，用自己節余資金購買了許多科研用的電子元器件，并帶回來一個直徑為３０厘米的大云霧室。回國以后，他就帶著兩個助教開始安裝這個云霧室。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了杭州市。此時此刻，王淦昌正在實驗室里埋頭做實驗哩！據《王淦昌傳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學貢獻》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頁。    

 

紜{1}許良英：《憶束師星北先生》揚州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２頁。　　紝{1}束星北檔案資料第一卷第２７－３１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