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一個臺灣前輩說我晚生了幾年，這不是個寫評論的時代。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這話只說對了一半。

上世紀八零年代后期到九零年代中期，我從中學到大學畢業的時期，正是臺灣評論的黃金時代。彼時臺灣剛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一方面媒體開放并獲得更多自由，另一方面人們亟欲尋求更多的新知識與思潮，以理解或者批判那個仍然龐大的黨國體制以及各種壓迫的社會關系，并尋找臺灣轉型的出路。一時之間，百花齊放。

1986年，《當代》雜志創刊，成為八零年代以后最重要一份思想性刊物。兩年后，一群具有學運經驗的年輕人創辦《南方》雜志，成為當時最具激進色彩的評論刊物。九零年代初，另一群宣稱邊緣、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成立了《島嶼邊緣》，提出“假臺灣人”、“酷兒專題”等新議題。有趣的是，《當代》創刊號人物是法國思想家傅柯，《島嶼邊緣》創刊號是意大利左翼知識分子葛蘭西。顯然，那個時代，人們仍然借用西方左翼思想做為批判的武器。

在那個新歷史出現的黎明時光，臺灣出現一種新的文類：“文化評論”。和過往多為意見性的評論性文章或者政治評論不同，這類文化評論更以學術性理論（尤其是左翼批判理論或者文化研究理論）為基底，去揭開政治、文化或社會關系背后的權力機制與意識形態。這些文章的戰場除了上述那些雜志，也出現在部分報紙版面，如當時屬于新銳力量的自立早報。

于是，剛出道不久的楊照把他的評論結集叫做“流離觀點”，另一位在學院任教但經常在媒體上寫文化評論的學者傅大為結集出書叫做《基進筆記》。這是那個時代的姿態：邊緣、游離、激進、反體制。

我是在1991年進入臺北的大學，這些文化評論成為我進入學術世界，或者分析正在劇烈變動的臺灣，最重要的渠道。

作為一個知識青年、文藝青年，我們也搞起自己的刊物，并在上面寫滿我們剛認識的世界，剛學到的理論：從抽象的民主理論，到學生運動的前景，到搖滾樂與政治。這份我們自己辦的校園刊物，《萌芽》，僅此一期，卻為我打開寫作生涯的大門。

1995年我大學畢業，一位在《新新聞周刊》工作的前輩約了我和一起搞《萌芽》的女同學喝咖啡。《新新聞周刊》屬于解嚴的時代產物，當歷史剛剛從威權跨向民主，而主流媒體動作尚未能徹底掌握新時代氣氛時，這份在1987年由幾位新聞界的重要人士（現在都是巨人）創辦的《新新聞周刊》，深入報導街頭運動和政治幕后，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但是到九零年代中期，隨著媒體越來越多、禁忌越來越少，周刊越來越難和報紙競爭，新新聞因此遇到了瓶頸，而希望吸引年輕一代的讀者。因為看到了我們在大學時代的刊物，他們邀請我和我的伙伴在這份當時最重要的周刊上開一個年輕人看世界的專欄，名稱叫做“X世代說話”。于是，就在我開始讀政治學碩士研究生的第一年，1995年秋天，我也開始了我人生第一個媒體專欄。

那確實是一個青年文化正在爆發的時代。例如就是在1995年，想要作為臺灣Village Voice（紐約知名另類媒體）的《破周報》創刊了；帶著女性主義色彩、后來成為臺北live house重鎮的餐廳“女巫店”出現了。我們的專欄沒有持續多久（因為私人原因），后來改成不定期幫《新新聞》寫一些國際思想動態（他們那時還對方面議題有興趣）。在這過程中，從小是搖滾樂迷但從來沒想過寫樂評的我，看到一些國際新聞是關于西方搖滾樂手如何介入現實政治的議題，引起了我巨大興趣，并且在這樣一個新聞周刊上發表。

同一時間，正在讀政治學研究所的我，學到了許多政治經濟理論，思考著如何把這些理論用在對臺灣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彼時的臺灣正被族群政治、金權民主，憲政改革等種種問題所糾纏。畢竟，我之所以繼續研讀政治學，就是希望知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并且找到一條改革的明路。尤其做為一個大學參與過學運，并一直希望可以介入社會變遷的熱血青年來說，深信的是知識不應該被閉鎖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展現力量。

我投出第一篇政治評論給當時比較支持反對運動的《自立早報》，談核能電廠的決策過程應納入公民參與。第二篇文章登在《中國時報》，寫臺灣的政治轉型強調忘卻悲情時，不應真正遺忘過去的人權侵害事件（用后來流行的語言叫做“轉型正義”）。幸運地，在那些通常只給著名專家學者或政治人物的論述版面，竟然篇幅不小地注銷我一個年輕研究生的文章。這給了我很大信心，此后開始陸續不定期投稿政治評論。

但時代正在退潮。隨著臺灣的形式民主慢慢落實，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反抗轉為黨派對抗，隨著全球化與市場化成為時代精神，媒體開始追求瑣碎化與八卦化的新聞，并渴望更多吵雜的聲音－－電視上開始出現名嘴談話秀，放佛他們真的是意見領袖、民間喉舌。于是臺灣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中期剛開始壯大的公共論述領域逐漸萎縮。 在這個輕盈的時代，媒體追求更迅速的報導、更瘋狂的聲音，深度評論與報道仿佛成為毒藥。

一切尚未堅固的事物，很快就煙消云散。

九零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初期，我雖然偶爾給報紙寫文章，但只能算是非常業余的寫作者，心力主要還是在學術研究。2002年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前兩年自然是如修道般潛心讀書，只是偶爾看到新聞不吐不快時，給臺灣報紙寫文章 。

2004年五月，我考完博士資格考，在臺灣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討論搖滾樂如何從誕生起，影響不同世代的青年，如何介入具體的政治社會斗爭，議題涉及反戰、同性戀、環保、第三世界貧窮、死刑、英國新工黨等等。出版社和一些朋友都不太看好這本書的市場，他們認為這是好書，但是冷門。他們說，這不是八零年代末的臺灣。

書出版的第二個月，我同時接到臺灣兩大報紙的專欄邀約，一個是《中國時報》時評版，另外是《聯合報》文化副刊。同時，《聲音與憤怒》竟然很快再版，成為熱烈討論的書。從這里，我才真正開始寫作生涯。

但時代確實不同了。

在大陸的朋友很難想象到，在臺灣的報紙要寫一千五百字長度的評論文章，是幾乎沒有這個空間。曾經在九十年代影響我們這代青年的所謂“文化評論”文類，此時幾乎已經消失了，因為沒有空間，也不能孕育新一代的評論者。因此，我的那位前輩幫我發出了前述喟嘆。但關鍵的問題不是我是否生不逢時，而是整個臺灣的危機：民主化辛苦地前行二十年，但我們的公共論述領域卻在成熟之前就已經蒼白了。

我成為這個貧瘠時代的幸存者。

然而，那位前輩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歷史很快來到新的轉折點。

好像是在2007年，樂評人郝舫因為看過繁體版的《聲音與憤怒》，邀我開始在當時他担任主編的還是《滾石》(Rolling Stone)中文版的《音樂時空》寫文章；也好像是08年左右，我開始在廣州的《城市畫報》寫文章；也是那一年下半年，通過詩人貝嶺介紹，開始在“南方周末”副刊寫不定期專欄。

此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如我都很難想象我們會有機會在大陸出版、寫作，我們對大陸媒體公共領域（如誰是活躍的評論人）也十分陌生。此前我自己買大陸書多半是西方理論翻譯，或者關于中國研究，或者是《讀書》雜志。但當我在那時看到南都、新京報、東早的周日書評，看到南方周末，簡直感動的要落淚：有這么多的版面是關于書評，有這么多思想性內容可以登在報紙上。這是臺灣讀者太難想象的事。

2008年，《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在北京貝貝特/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接著，我在許許多多中國重要刊物上寫從政治到書評到音樂專欄：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南都周刊、鳳凰周刊、讀庫、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新世紀、Q音樂雜志、周末畫報iWeekly版，以及現在的騰訊大家。

不知道是否是時代的巧合，也正是我開始在大陸寫作后的這幾年，大陸文化圈興起所謂的港臺熱，出版界出版更多臺灣作者的書，更多臺灣作者在大陸寫專欄（但時評類倒是幾乎沒有別人）。

去年又到了新的轉折點。年初，臺灣的中國時報因為媒體壟斷、老板發言不當，報紙追殺批評者等爭議，臺灣許多學者發動罷寫中時運動。五月，因為他們惡性辭退時評版編輯，我辭去這個寫了將近十年專欄、且是唯一可以讓重要專欄作者撰寫一千五百字長文的版面。在大陸那邊，因為想緩緩腳步，也因為從去年十月開始担任香港《號外》雜志主編，我開始減少專欄寫作。今年初在大陸出版的新書《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文化的想象》，算是對過去這幾年的思索，尤其是臺灣民主轉型問題的一個總結。

這是2013年的夏天。臺灣媒體的墜落速度讓人難以想象，而大陸媒體的言論空間似乎更為緊縮，網絡和社交媒體則不斷對寫作的風格、規范提出新的挑戰。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們無論如何不愿、也不敢放棄對于寫作的信念：讓書寫去對抗時代的衰微，打開思維的邊界，并為這個世界的蒼白增添一份深刻的力量。

（責任編輯：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