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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占領區內的治安問題成了日軍最為頭疼的問題之一，而制造這些麻煩的正是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及其敵后抗日根據地。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的抗日游擊，八路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120師主力調入冀中，129師主力調入冀南、冀魯豫等平原地區，115師則挺進山東，與地方抗日部隊相配合，大力發展中共在各地的影響，鞏固、擴大抗日根據地。此后，在八路軍的活動區域內，日軍的掃蕩和八路軍的反掃蕩就成了大陸教科書內最熱門的詞匯。在反掃蕩戰爭中，八路軍曾擊斃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旅長阿部規秀中將，這是抗戰期間八路軍擊斃的最高級別的日軍指揮官。到1940年底，中共的晉察冀根據地已發展成擁有1500萬人口的華北最大的抗日根據地，其余如晉冀豫根據地、晉西北根據地等也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在南方敵后，中共領導的新四軍也確定了向南鞏固、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開辟了皖東根據地、鄂豫邊根據地，擴大了蘇南根據地。

為了挫敗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從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軍調集了105個團，約20萬兵力，在副總司令彭德懷的指揮下，對華北日軍占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此即“百團大戰”。在三個半月的作戰中，八路軍和日軍總共進行大小戰斗1800多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日偽軍1.8萬余人，攻克數千日軍據點，破壞鐵路近500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其它橋梁、車站、隧道等更不必說，從而粉碎了日軍的“囚籠政策”。蔣介石雖然派遣國軍配合了中共的百團大戰，但當他獲悉共產黨竟能集結100多個團的兵力時，還是為中共在抗戰三年間的迅速發展大吃一驚，從這個角度講，八路軍搞百團大戰，實際上是暴露了自己的實力，使國民政府對其愈發提防，以致兩黨摩擦逐步升級，矛盾日益激化。

“百團大戰”后不久，八路軍就為此付出了代價。為報復中國軍隊并鞏固在華占領區，日軍從1941年到1942年對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瘋狂的“掃蕩”、“清鄉”、“蠶食”，著名的“三光政策”就源于此時。在這兩年間，僅對華北根據地的進攻，日軍就動用了80多萬人，共產黨勢力受到了較大的打擊；同時，國共在此間又摩擦不斷，加上華北、華中地區自然災害，八路軍、新四軍總兵力減少了約10萬人，根據地也縮小了六分之一，財政十分緊張，中共由是進入了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為了度過這一艱難時期，共產黨做了兩件最主要的事情，一件是發起“大生產運動”，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由此產生了諸如359旅、南泥灣等一系列大陸教科書上的關鍵詞；另一件是進行“延安整風”，名為反對黨內不良風氣，實則和同時期的蘇聯一樣，是搞黨內的大清洗。

面對日軍的掃蕩，各地八路軍、新四軍都進行了奮勇抵抗，并且創造了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聯防戰、交通破擊戰、水上游擊戰等經典戰例。在晉察冀、魯中、冀中、蘇中、蘇南、鄂東、鄂中、珠江和瓊崖等地，中共敵后武裝都給予了日軍一定的打擊，頑強的生存了下去。

在東北，東北抗日聯軍也遭到了日軍的殘酷攻擊。1939年10月，30萬日軍討伐東北抗日聯軍，將第1路軍困于原始森林中，楊靖宇與敵周旋數月，終于在1940年2月23日壯烈殉國，抗聯其余各部隊也在當年遭受了嚴重損失，形勢日趨惡化。1941年12月太平戰爭爆發后，日軍為解除后顧之憂，穩其東北基地，并策應德國對蘇聯作戰，形成對蘇東部的威脅，在中國東北增兵百萬，意圖將抗聯力量根除，東北抗聯由此進入了最艱難的階段，只得將一部撤至蘇聯境內，其余則留在東北堅持戰斗。抗戰末期，抗聯參與了對日反攻作戰，日本投降后，他們被合編進八路軍和新四軍。

1939年1月下旬，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新的“溶共”政策出臺。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的1938年12月，汪精衛叛逃，走上了媚日賣國的漢奸路線（這些內容我在以后會詳細講），這使蔣介石認為可以趁機推動國共兩黨的合并，并在1939年1月20日，即五屆五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向中共周恩來提出了此事。但是，共產黨方面明確拒絕了兩黨合并案，國民黨也鄭重聲明不接受跨黨方案，國共合作由此出現危機，國民黨內反共情緒高漲。對于如何對付共產黨，蔣介石明確表示：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于是，“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被確定下來，國民黨防共委員會也隨之成立，國府雖然表面上維系抗日統一戰線不分裂，但暗中卻制定了許多旨在限制共產黨發展的秘密文件，并對中共力量處處提防、封鎖、打擊。

整個1939年，蔣介石不斷向華北、華中地區敵后部署國軍，一方面擴大游擊戰的規模和實力，一方面加強國軍在這些地區的武力，以監視、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從而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共之間在1939年發生了一系列軍事摩擦和沖突，如4月的山東博山事件，6月的河北深縣事件、湖南平江事件，11月的河南確山事件，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及家屬被殺1500余人。

1939年9月歐戰爆發后，蔣介石覺得世界大戰開始了，中國問題已經成為了世界問題，中國的抗戰必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因此對于取得抗戰勝利的問題，蔣介石將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了美英等國際力量身上，這等于是在告訴國軍將領：今后可消極抗戰，等待美英的出手，國軍實力應主要用于解決中共問題。

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把“政治限共”政策改變為“軍事限共”政策，并發出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密令。12月，胡宗南率國軍進攻陜甘寧邊區，襲占八路軍所據的五個縣，并準備進攻延安，八路軍緊急從晉西北調兵回援，配合留守軍隊擊退胡宗南部，收復隴東大部地區使陜甘寧邊區和晉西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在晉西南，閻錫山調集6個軍發動“十二月事變”，從12月3日起，先后襲擊了受中共影響的抗日武裝決死隊（山西新軍）、抗日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以及各縣城的中共抗日政權，也稱“晉西事變”。山西新軍在八路軍的支援下進行了反擊，后退入晉西北和太岳區抗日根據地，并編入八路軍序列。由于共產黨軍隊的頑強反擊，閻錫山的軍事力量遭到削弱，蔣介石嫡系勢力趁虛而入，閻錫山權衡利害后，決定與共產黨停戰講和，劃分防區。

1939年11月，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石友三不斷在冀南制造反共摩擦，不過勝少敗多，損失了萬余人，打亂了蔣介石圍攻冀南的計劃。1940年2月，蔣介石令朱懷冰、石友三向太行山區和冀南地區的八路軍發起進攻。面對國軍的進攻，八路軍發起冀南反頑戰役，將石友三部驅逐至衛河以東地區；3月初，八路軍又發起衛東戰役和磁武涉林戰役，驅逐了朱懷冰和石友三；此后，八路軍主動后撤至平順一線，提出停戰。3月中旬，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與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議定國共防區，從而結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日本為盡早結束侵華戰爭，用盡一切手段，謀求重慶政府的妥協，促成蔣介石與南京汪精衛的合作，而美英也加緊了對中國的援助，希望中國繼續抗日，牽制日本使其不能策應納粹德國。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蔣介石的地位陡然提高，同時也感到，如果趁此良機打擊中共勢力，應當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蔣介石把反共的中心從華北轉移到華中，開始打擊新四軍的力量。對于當時已經發展到近10萬人的新四軍，蔣介石一方面克扣其軍費、補給，一方面想法設法割斷其與八路軍的連系。1940年3月，蔣介石命令江北新四軍一律開赴長江以南，使其遠離江北八路軍，并派兵進攻新四軍支隊。中共方面在拒絕蔣介石命令的同時，還提出了調江南部隊到江北的相反要求，而同時新四軍也挫敗了國軍的襲擊。

1940年7月初，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七中全會，會議討論了進一步反共的問題，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強令中共取消陜甘寧邊區，改稱“陜北行政區”，隸屬行政院，歸陜西省政府領導；重新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防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兩省、山東省黃河以北地區劃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司令長官；八路軍和新四軍縮編到10萬人，并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之冀察地區。不久，國軍開始封鎖中共根據地，還停止了對八路軍的一切供給。對此，中共方面強烈反對，蔣介石遂決定武力解決。

1940年9月30日，蔣介石派韓德勤率兵進攻蘇北新四軍，結果被新四軍打敗，蔣介石由是決定將軍事進攻的重點轉向皖南。 

三鑒齋 2010-08-07 03: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