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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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從舊石器時代算起，人類的歷史已達三百萬年，這三百萬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人類還處在真正的飲毛茹血的野蠻時代，只有到了這三百萬年的最后一萬年，才出現了新石器，又過了幾千年，到了五、六千年前，人類才有了真正的歷史。與漫長的三百萬年的史前時代相比，史后的年代還處在童年。人類仍很幼稚。你沒看見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有增無減？戰爭狂人和喪失理性的狂徒甚至在偷運原子彈。據說“冷戰”已經過去，但互相瞄準的能毀滅人類幾千次的核武器仍然存在。在最發達的西方國家美國，每分鐘遭強奸的婦女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地區。而由于人類自身的軟弱造成的吸毒和艾滋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理性的毀滅象病毒那樣也在中國擴展，市場經濟象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給這塊沉睡的土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又象打開了的希臘神話中的潘多拉盒子，魔鬼被解除了禁錮獲得了它的自由。于是，我們看到了圍觀者對溺水兒童的冷漠和“觀賞死亡”的這種世紀末的場景；我們看到了為了一點小事而亂殺無辜的瘋狂；我們看到了在公共汽車上強暴婦女而無人敢挺身而出的懦怯和徹里徹外的自私……
　　戴厚英說：“人啊！人……，”這種智者的感嘆包含著多少歷史性的內涵。人而為人，究竟屬于什么樣的物類？人這樣發問，意味著人的理性在提升。歷史就是這樣昭示我們的。古希臘和先秦時代的賢哲就在試圖回答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東方和西方關于人性的探討綿延不斷，并形成了人的理性自覺的一種歷史傳統。
　　然而，理性也以一種惡的歷史形式出現。封建中國形成的一整套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以及與此相配套的唯圣思維方式，也是以理性的名目進入了歷史并構成了有幾千年歷史的社會生活的內容。人在這種精神桎梏中生存，一方面人只能歷史地如此生存，另一方面，這種現實構成了人的生存狀態的真正異化境況。所以，當文藝復興的大將們用人性的旗幟向這種“理性”發起歷史的攻擊時，它們被宗教裁判所的教主們斥責為“異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藝復興以后的二百多年，是人類歷史上真正的一次高揚理性的時代，在理性的旗幟下，一整套以人、人的歷史性確立為標志的價值體系與社會性行為標準被確立起來，我們可以想像那時以人來代替神，以人的利益代替上帝的利益的時候的解放心態。科學與哲學的發展使人的理性力量得以鞏固和加強。
　　相對于沉重的專制制度下的“理性”而言，中國文化史上的建設新理性的行程是本世紀初開始的。我們都看到了這建設的歷程由于特殊的國情和歷史條件，顯得特別的艱苦和曲折。直到今天，也不能說路向已特別明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人作為理性的動物，確立科學理性的價值無疑具有不可動搖的合法性，正是這個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昭示出的信念，使我們今天執著地排除任何可能出現的精神障礙，朝著追求新理性的方向前進。
　　　　（二）
　　八十年代的中國精神歷程，是以反叛為標記的。舊理性的沉重使中國的精神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倒退，甚至是荒謬。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非理性時代，一個對人類任何理性價值進行懷疑和反叛的時代，一個確立以瘋狂和文明的顛復為精神座標的時代。“文革”最終企圖確立的“理性”準則，是封建專制及原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混合體。于是，歷史必然地，而且是合乎邏輯地對其進行了“顛復”——１９７８年以來的精神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文化尋求新理性的自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對理性的懷疑和否棄曾以最激烈的面目出現——進行非理性的破壞式的“革命”。劉曉波在文化上所進行的工作就是這樣。但是，即使開放改革的十幾年中都是劉曉波這樣的聲音，從歷史的發展看，也只是極短暫的時間性現象，對一群并不成熟的知識主體來講，這算得了什么呢？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它不斷地被“試錯”，并在不斷的糾錯過程中，鐘擺式地朝前發展。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歷史特性給我們懲罚，也同時是給我們的教訓。從現實的社會狀況來講，十幾年中，思潮與文化取向的極端傾向總是來回擺動，意識形態態勢的“左”和“右”總是飄忽不定，這是新理性分娩前的陣痛和難產的抽搐，這是新理性的嬰兒呱呱落地前的生命律動，這是中國文化建設的好兆頭。
　　終于，在深刻的斷裂式的歷史發展中，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似乎開始冷靜了。從社會發展取向上，激烈的反傳統傾向（即文化激進主義傾向）得到了扼制，西化主義即使不說消聲匿跡，也是偃旗息鼓。而同時，文化保守主義的復古傾向也沒有什么市場，人們開始在認可中國社會必須以開放的態勢穩步發展的這個現實的同時，對文化建設的策略采取了一種更為明智、更為務實的態度：文化漸進主義立場，一種吸納各方，綜合大家的寬容而又穩健的立場，一種既不同傳統中的保守與教條認同，又不脫離傳統；既不采取“西方的月亮比東方亮”的心態，又不拒絕吸收西方文化的不走極端的第三種立場，這是文化建設的第三條道路，是在新的歷史循環中的建設新理性的道路。
　　對這樣的選擇，八十年代的激進主義者會斥責這種選擇“保守”。同樣，一些持保守立場的理論家對這種新理性建設的要求也會提出異議，他們看到的是這種理論建設的“離經叛道”的一面，是不守常規，無前人之鑒的原創性的一面。也由此，在各種極端傾向的多元選擇和多元發展之中，在種種宣稱多元主義而其實是“無元”主義的文化迷惘中，這種建設新理性的要求成了一種歷史的呼喚，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呼喚。
　　　　（三）
　　新的理性將在這種背景下呼之欲出。它是一種什么新理性呢？說到底，它是一種在新的高度，對中國傳統、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綜合，是對當代中國的現實的生活進程的一種深層開掘。
　　過去的十幾年，這種綜合要求還沒有提到歷史的臺面上來。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仿佛被突然喚醒似的，在九十年代上半葉才被知識界所廣泛重視，西方文化的廣泛吸收與引進變得有點令人厭倦，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當代發展，在中國知識界還沒有被再一次真正的被重視——這是無庸諱言的。
　　對知識界的接受狀況而言，我們敞開大門吸納西方歷史上與當代文化的最新成果，使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舞臺絢麗多彩，這是歷史進步的標志。九十年代，我們終于痛切地感到，在西方中心論的強大陰影下，西方的眼光無法準確地估量中國的現實，于是，我們回過頭去尋找傳統，于是一方面，高層次的學術探討在不斷發展，另一方面，陰陽八卦、命相風水，也作為“傳統”被挖掘開來。學西就全盤西化，學中就徹底繼承，方法上的搖擺和走極端，仍是接受主體不成熟的表現。而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被冷落了。而我在這里講的新理性，就是以發展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方法論、社會觀所構成的新的意識形態建構，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生存的需要和精神發展的支柱。
　　建設新理性的困難在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已有一整套的價值與思想體系，它在相當層面上的確可以成為今天的我們學習的榜樣。如它的法制精神，它的觀念上的對人的價值體系的肯定，以及在技術層面上制衡社會均勻發展的手段以及從中演化出來的技術理性精神。但這一切又都全部建筑在私有制的合法基礎之上的。當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的所有制基礎時，所有這些理性精神的合法性還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呢？顯然，這不僅僅是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而且還在于體制本質的差異，才提出這樣嚴峻的問題。當代中國學者在考慮文化發展的大背景時，我們沒有辦法回避這一點，而目前的態勢是：回避這一點仿佛成了一種不言之實。
　　也就是說，在考慮建設新理性時，既要考慮人類發展的統一性的因素，又要考慮文化與社會體制的特殊性因素，我們面臨的是今日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理性精神的建設，它的獨特性使我們面對的不是現成的結論，而是一大堆矛盾和問題。當然，這也更富于挑戰性。任務本身的獨特性應當使今日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無法回避現實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是主流歷史的現實，是億萬人正在實踐著的現實，這個現實已經而且正在給中國帶來了進步和光明，所以，融進這個現實之中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回答問題，這是當前人文研究的真正的現實的合理性。
　　但是，人文滯后現象是一種客觀事實。這個事實之一就是，人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幾乎全是泊來的而不是我們自己提出的。今日流行的話題是“后殖民主義”“新東方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熱門的人物是哈貝瑪斯、薩義德、哈桑……這個獨特的人文景觀只不過說明了，我們今日的狀況落后于類似宋明理學這樣出大家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輝煌時代，也落后于其他領域（如經濟學、社會學），落后于可以類比的俄羅斯的世界文學時代（十九世紀中下葉），從根本上講，落后于當代中國的現實需要。什么叫人文科學？當一門科學遠離現實的真正需要時，它的生命力是值得懷疑的。
　　我們盡管還不能清楚地描繪我們所追求的“是什么”，但我們十分清楚我們追求的“不是什么”。建設新理性的思考就是建立在后者提問的基礎上，我們不能人云亦云無視當代中國的實際了，新理性的建設只能從面對生活中產生。
　　
　　
　　
作家報濟南002J1文藝理論許明19951995 作者：作家報濟南002J1文藝理論許明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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