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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后現代哲學，無論哪一種形式或學派，都貫穿了共同的反傳統哲學本體論的傾向，這決不是偶然的。它意味著當今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刻危機，也反映了西方社會現時代文明的空前沖突，從直接的意義來看，它也是西方古往今來的哲學本體論、認識論不斷流變過程中學理論辯疑難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現象。在后現代哲學家反本體論傾向中，似乎顯現了經驗理性、相對主義的膨脹、辯證理性式微，最終在本體論問題上，還是不自覺地倒向唯心主義。
　　　　　　一、本體論的流變及其在當代的歷史命運
　　“本體論”和英語中的“ontology”相對應、亦稱“存在論”，在遠古時期屬于形而上學的一部分。大概自從人類學會營建家園、開始定居生活之時，人類也就萌發了對世間萬物本原或本體的沉思，正像田間耕作的實踐產生了丈量土地的幾何學、把握農時的二十四節氣歌一樣，人類安身立命也需要尋覓萬物萬事動變之中的本體確定性。幾千年來，人類關于本體問題的沉思與索解確實是一往情深，絞盡腦汁。
　　歷史上的人類之所以在各個文明階段都重視對哲學本體論的研究，乃是由于本體論始終都是人類哲學體系的立論基石，是最能體現哲學高度抽象概括性和遠大普遍性、最富于哲學意味的理論思維形態。本體論作為世界觀的理論體系的基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以不同的內容和不同的形式充當了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化藝術、宗教信仰及科學等何以持存的理論論證的邏輯構架，并提供辨析真假、善惡、美丑的理性尺度。
　　在西方，關于本體問題的概念式運思源于古希臘時期智者學派的始基說。作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志者亞里士多德把本體論歸結為第一哲學。第一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作為存在的存在”。西方哲學本體論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論辯形式多種多樣、立論基點各不相同，大體上經歷了古代唯物素樸本體論與古代唯心玄想理念本體論、中世紀經院哲學本體論、近代唯物直觀本體論和唯心思辯本體論及現代人文生存本體論和現代科學物質本體論這些相繼流變的形態。總體上來看，古往今來不同形式的哲學本體論，就其根本性質來說，不是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就是唯心主義的本體論。
　　本體論在古希臘很受推崇，但到了近代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戰，無論西方近代直觀本體論，還是唯心思辯本體論都難逃無情解體之命運。一方面，由費爾巴哈經尼采再經胡塞爾、海德格爾等人在批判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過程中，開始了人與世界彼此不分，渾然一體的本體論重構工作，其中有些人企圖拯救西方人類的價值淪喪，竭力推崇東方中國古典的“天人合一”命題及其義理，便是一種在現代重構人文生存本體論的感悟。另一方面，由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現代唯物主義哲學與現代世界科學界，拋棄了傳統哲學的思辯玄想的模式，則致力立足于人類社會實踐經驗尤其是科學實驗的頑強事實，創建并維系著現代科學形態的物質本體論，總體上闡明了人與世界、自然的歷史與歷史的自然之辯證的物質統一性，強調人、自然、社會的統一只能是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然而，在人類世界歷史的文化合流空前寬廣、日漸高深的態勢下，生活對于意識的挑戰亦愈演愈烈。無論是西方現代人文生存本體論，還是現代唯物主義哲學與現代世界科學界所維系的物質本體論，都由于時代人文境況的重大變遷而顯出了各自本體論理論的缺憾，而不能切實地給西方當今人類與世界的依存狀況以適宜的解釋和導致有效變革的實踐理性之啟動。恰當西方世界人文生存與精神生活面臨困擾，而哲學本體論反應貧乏困惑、進展遲緩、陷入危機之際，才發生了西方后現代哲學的異軍突起。這一哲學思潮集中對西方傳統本體論運思定式及其在現代的殘余形態發起了輪番發難和抨擊，大有將本體論掃個蕩然無存的勢頭。后現代哲學中持反本體論取向的哲學派別主要有后結構主義、新解釋學和新實用主義等等。
　　　　　　二、后現代哲學的反本體論傾向及其激進形式
　　后現代哲學中所貫穿的反本體論傾向，多帶有樸朔迷離、難以捉摸的特點，不同的哲學派別反本體論傾向是以不同的論辯形式表現出來的。這里主要對幾種激進形式加以述評。
　　（一）德里達在“解構”中削平本體論。與海德格爾對于傳統本體論的“解析”、批判地克服相比較，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對于傳統哲學本體論表現了更為激進的態度。他極力主張以解構的“戰略”顛覆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固有的二元對立，否定決定論思維模式，削平傳統本體論。正是為了給實現這一宗旨提供依據，德里達才繼承并含蓄地發揮了海德格爾后期哲學中用“在場——不在場”的差異或“二重性”取代“在場——不在場”的二元根本對立的思想原則，同時他又批判地吸取和發展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約定俗成原則和差異原則，即能指與所指的聯結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而不是必然的和固定的；語言符號的意義并不是固定的，而總是在與其他符號的差異比較中才得以顯示。在德里達看來，由于語言符號的意義是由符號在差異系統中的位置所構成，而這種位置又不穩定，常出現基于差異的游移變動，因而意義也總是處于不斷的漂移、滑動之中，所以并沒有什么優先地位。由此德里達為削平傳統本體論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石——語言（本文）的差異游戲蹤跡說，斷言語言（本文）的本性是“延異”的，即在空間方面，語言（本文）是一個差異系統；在時間上，差異系統中的在場總是系于不在場，本文、符號的意義并不是現時在場的，而總是被推遲、延宕，總是滯后的和待定的。延異就是在語言本文時空中的擴散、傳播。正如德里達所言，延異“是一種不能根據在場——不在場的對立來看的結構和運動。延異（Différance）是差異的系統游戲， 是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那種使諸因素相互聯系的間隙的系統游戲。”（注：德里達：《位置》，27頁，芝加哥英文版，1981。）
　　由此可見，德里達倡導“解構主義”，訴諸語言的“延異本性”，其實質就在于，德里達否認人類的思想可以憑藉語言獲得在場世界的本原實在性與確定性。他的哲學解構之肯定性的落腳點是，斷定由語言世界所透露的差異系統的游戲特征，延異的蹤跡化表明了人所面對的現實世界是一個帶有無限開放性和無限可能性的巨系統，它是沒有最終的本原和可靠的確定性的，是非決定論的。
　　（二）伽達默爾在“解釋”中模糊本體論。本世紀6、70 年代以來，傳統解釋學實現了向后現代新解釋學的嬗變，伽達默爾首當其沖。他所代表的后現代新解釋學既不是認識論的釋義規則體系，又不是傳統本體論的溯源立論范式，而是步海德格爾生存本體論之后塵的新解釋學的語言本體論。從伽達默爾關于理解和解釋者、解釋要素、解釋條件、解釋文本、解釋方式的論述來看，他的哲學解釋學對世界萬事萬物不作物質和精神劃分，更不涉及物質與精神、心與物何為本原及其關系如何的問題。由于他所談論的解釋學的一切要素，都淹沒于人的語言之中，所以，他所言說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物質與精神融合一體的存在物，他眼里的世界同樣也是一個物質與精神融合一體的世界，似乎他的哲學的使命，就是揭示進入人類語言中的無數樣式的物質精神融合物如何通過人類的理解和解釋創造性地展示其歷史性的存在和意義的。因此，這是一個在理論表述形式上企圖超越唯物與唯心的哲學變革的嘗試，而在實質上，是溫和地回避了終極地回答世界的本原及統一性的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的，他的語言解釋學生存本體論、只是一種人類生存的直接本體論，而不是人類與世界的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本體論。
　　海德格爾曾提出“語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題，與此相呼應，伽達默爾引發了“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的哲學論題。這就是說，真正的存在無不具有語言的性質，無不進入語言的王國。正是語言問題的哲學本體論定位方導致了伽達默爾在哲學解釋學上的重大突破：他揭示了人的語言與傳統、歷史的統一，強調文化傳統和歷史都在語言中存身，成為解釋活動的本體要素，他以非凡的膽識給解釋者所處的歷史情境和既有偏見以重要的歷史地位，指出它們對于人的創造性和人的歷史開放性的獨特價值；他看到了理解和解釋的歷史實踐作用，指出了理解和解釋不僅僅是對于過去文本的恢復或重構的主觀性活動，而是導致過去和當前不斷交互調解、彼此轉換的活動；他合理地引出了“視域融合說”，指出當前視域與歷史視域，或新的視域與舊的視域，總是連續不斷地匯合于活的價值之中，人為地將二者加以割斷是不可能的；他更加強調，理解與解釋并非一種復制的過程，由于日新月異的理解和解釋必然導致日新月異的創造；他突破了傳統解釋學文本界定的狹隘性，使新解釋學的文本涵蓋人類世界的一切領域和方面。
　　因而，伽達默爾所推崇的“語言所導致的解釋學本體論”轉換，雖然是一種富于積極創新意義的理論突破，但不能否認其哲學解釋學同時也意味著哲學本體論將蛻化變質為一種模糊或混沌的本體論。他和海德格爾、薩特等人一樣，都是借古老的本體論之題加以發揮，但卻不及哲學本體論應有的維度和本真性。因為，我們知道，伽達默爾的“理解和解釋”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普遍的客觀性和確定性，換句話說，沒有了關于理解和解釋的真理性及其檢驗的普適的確證尺度，而且，理解和解釋與社會實際創造的實踐是原則同位的，彼此之間不是指導與被指導、確證與被確證的關系，而是一種耦合構成的協同一體化關系。因此，伽達默爾的“理解”和解釋是帶有明顯的隨機性和隨意性的，人的當下視域與歷史視域的融合及其結局狀況，全由彼此既定緣份，遭遇調解、拋射落點而定。尤其是伽達默爾確也流露過理解和解釋乃個人心靈的展示之類的論調。這就不難明白，在伽達默爾那里，不同的理解者會得出不同的存在本體論。表面上看，伽達默爾十分注重本體論的作用，但由于他過分強調本體論的主觀性、語言性，因而事實上動搖了哲學上本體論作為認識基礎的地位，模糊了本體論與非本體論之間的關系。
　　（三）奎因在“許諾”中懸置本體論。奎因作為邏輯實用主義者，是采取語言邏輯的分析方法同實用主義原則相結合的方式，切入本體論問題的。他所提出的一些觀點曾在西方哲學界引起過長期而反復的論爭，其影響甚大。尤其是他的“本體論許諾”之說，表現了對于哲學本體論問題的一種復雜的態度，值得我們加以分析研究。
　　奎因認為，本體論問題雖然內容是簡單的，但要被區分為兩個領域里的問題：一個是何物實際存在問題，即實際存在領域有無本體的問題。另一個是理論上言說何物存在問題，即理論領域言說本體問題。這就是所謂“本體論的事實”問題與“本體論的許諾”的問題。
　　在奎因看來，科學家的理論學說，無不具有理論形態的本體論言說，都必會對于某種事物的肯定性言說或否定性言說，這就是某種本體論的前提，正如他所說“一個人的本體論對于他解釋一切經驗乃至最平常經驗的概念結構來說是基本的”。（注：奎因：《從邏輯的觀點看》，1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本體論的許諾”，大致意味著“一個理論的本體論許諾問題，就是按照那個理論有何物存在的問題。”概而言之，“本體論許諾”說之內涵及其立論基點在于：1、 理論言說中邏輯地肯定某種事物（包括世界的本體、本原）的存在，但事實上尚未給定、確證，即某物（包括世界的本體、本原）存在與否的問題在事實上是懸置尚未有確證性答案的。2、實際上要采取什么本體論為正當符實的問題仍未解決和定論。 為此而應當采取的態度，只能是寬容和實驗精神。所謂“寬容原則”，即卡爾納普哲學所主張的“在邏輯上，無道德可言。每人都有隨意建立他自己的邏輯即他自己的語言形式的自由。”（注：卡爾納普：《語言的邏輯句法》，51～52頁，倫敦英文版，1937。）所謂“實驗精神”，就是實用主義精神，即選擇哪一種概念系統或語言構架，視其能否更好地更有效地作為“根據過去經驗來預測未來經驗的工具”而定。3、 在《論何物存在》和《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與“本體論許諾”說一致，奎因本人選擇的現象主義本體論傾向。4、奎因的實用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語言及其概念構架不是世界實在性的反映，它作為工具雖能使人和世界發生應付性的聯系，但卻又作為屏障將人與世界的實在性隔離，即人之使用語言和概念，如同有色眼鏡，永遠不能看到客觀實在本身。由此可見，奎因的“本體論許諾”說等于永遠懸置了“本體論事實”的確證性問題，永遠排除了一切本體論的客觀真理性檢驗的任何可能性。
　　綜上所述，“本體論許諾”說本質上就是實用主義的實在本體不可知論，選擇認可一種本體論不過是為了科學理論家自己理論的語言邏輯上運思方便、有益于操作以致建構實用的概念體系或結構而已，但外界世界的實在本體問題，甚至經驗之內的事實問題，都是懸置的。說到底，在奎因看來，人類的科學界與理論界可自由地建構本體論，選擇認可某種本體論，但卻永遠無能自由認識和確證實物、本體的客觀實在性。因而歷史上一切傳統哲學本體論都是沒有任何客觀實在性的，更沒有任何一種本體論理論是真正地映現外間世界的實在本體性狀的。
　　另外，羅蒂的新實用主義也是后現代哲學中反本體論的激進形式，由于文章篇幅所限，這里不作分析。
　　　　　　三、后現代哲學反本體論傾向評價
　　我們不能不看到，西方學人與東方學人相比，確實顯出勇于學說突破、善于學思拋射的一種精神上的遒勁。西方后現代哲學家正是這樣展現其在當代世界哲學中的造反精神傾向的。作為世紀之交的東方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人，隨著意味“東方睡獅猛醒”的中華民族改革開放大潮的涌動與推進，我們的人文精神自然是空前覺醒，膽識也日益壯大，面對西方后現代哲學反本體論的激進傾向，我們雖不能盲目拒斥，但也不能盲目迎合之。
　　既然肯定后現代哲學是西方近現代哲學發展演進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那么就難以否認其反本體論傾向的一定合理性所在。德里達、羅蒂等后現代哲學代表確實看到了傳統哲學本體論在遭到馬克思等人的毀滅性批判之后，雖然喪失了其理論上的統治地位，但其殘余形態的存在乃至其新的變體的出現，仍然發揮著不良的人文精神導向作用，即傳統哲學本體論僵化、思辯空洞的思維定式繼續在束縛西方人類的心理思維和精神。尤其是他們對于西方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給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上造成的利弊二重性的深刻反思，似乎表明他們已把這種二重性效應當作傳統本體論固有精神意義的體證。在他們看來，西方科學技術在超脫對人文生存境況的深遠關注的情況下片面地獲得空前發展，是與傳統本體論過分強調世界本體追尋，凡事必以實在決定力量為依據的片面導向作用分不開的。當今西方世界所呈現的一方面高新科技日新月異、突飛猛進，一方面人文生存狀態每況愈下、社會價值淪喪，預示了傳統本體論對于人類價值終極關注和承諾的徹底落空，預示了傳統本體論最后危機或破產的到來。他們由此而對傳統本體論的消極方面大加批駁，盡管形式激進，但確實有助于當今人類心理思維解放，放棄對傳統陳腐的終極決定論的信仰，反對思想精神僵化，倡導多維度的自然觀、歷史觀和人生觀，鼓勵多樣性選擇的生存模式（當然這種精神解放作用又為其不自覺的一定程度的唯心主義思想路線所局限）。就其積極性而論，這確實表現了后現代哲學已具有了相當自覺的系統開放性思維品格，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當今邊緣科學最新科學原則的有效堅持和應用，因而是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西方世界重新振作的。同時，這對我們東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人在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本體論的理論工作中破除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學風也頗有啟迪意義。但是，問題在于后現代哲學原則上明言是反對一切本體論的，因而盡管他們沒人公開著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自然觀和歷史觀——物質本體論，而是大加贊賞馬克思對傳統哲學本體論毀滅性批判的重大思想貢獻。但是，他們畢竟已不自覺地在理論實質上構成了對科學物質本體論的拒斥和反動。而且，這些激進的后現代哲學派別共同具有的致命錯誤就是，或拋棄或否定或不理解徹底的辯證法，所以，最終都不自覺地以形式離奇的唯心主義本體論為歸宿，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后現代哲學家只看到了傳統哲學本體論對于近現代科學技術及人文科學發展的誤導作用，在預測、避免科學技術帶給自然、社會的負效應方面表現出了無能與失職，而沒有看到當今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的負面社會效應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關系。經濟狀況自來就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政治是影響社會科技及哲學人文精神狀況最直接的重要力量。后現代哲學有心拯救當今人類的不幸、卻沒有膽識理論地實踐地組織社會革命力量批判這種不幸的總根源——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的頑固體系。
　　其次，后現代哲學家竭力反叛傳統哲學本體論，雖然揭露批判了其虛枉空洞、主觀臆造玄想和思維封閉僵化等嚴重弊病這一陰暗面，但是，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看待傳統哲學本體論，畢竟有失偏頗。幾千年來，哲學本體論是隨著人類社會實在的變化發展而展現其流變過程的。正像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既有其輝煌時段又難免受有陷入暫時危機的時期，呈波浪式前進一樣，哲學本體論也有其漫漫發展歷程中的幾多輝煌燦爛和幾多危機困惑，而且這兩個演進過程在客觀上表現了大體的一致性。如果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未曾因有過無數次的沖突和危機而滅絕的話，那么有什么充足理由因哲學本體論落后于現時代文明的發展而在當今陷入暫時的危機和困惑，就高聲吶喊讓人類永遠拋棄哲學本體論呢？恐怕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文明的沖突與危機的解決，都離不開哲學本體論的創意先導作用。因此，當代西方哲學本體論的危機并不意味著哲學本體論的行將滅亡，而是意味著哲學本體論必須基于全部人類文明成果之上綜合創新，才能得以高居于當代文明之巔，為新世紀的人類精神世界再顯其導航明星的輝光。總之，古往今來，既沒有十全十美的哲學本體論，也沒有任何一無是處的哲學本體論，每一種形態的哲學本體論，都有其不同程度的真理性所在，對待歷史上一切哲學本體論的正確態度唯有進行實事求是的辯證分析。
　　再次，后現代哲學家多在各自的學說中采納了新解釋學的立場，對人類世界不作嚴明的矛盾分析，不分物質與精神，不講社會實在與社會意識，特別是不講它們何者為源，何者為流；不講矛盾的主次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把一切自然、社會、人生、歷史和傳統等存在界都消融于語言之中；理解與解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一杠桿，過去視界與當下視界融合創新一致成了唯一的存在和意義，矛盾差異的斗爭性被取消了。后現代哲學這種高揚理解、融合和創新的原則，淡化尋根、溯源和本真的精神固然與當今時代的和平與發展的主題相呼應，但是，即使在這種背景下，矛盾在不平衡的斗爭中求得統一和發展，仍然是客觀真理的必要原則，把和平、融合、統一的原則不適當地提到至高無上的地步，可謂是后現代哲學某些派別的極為顯著的弱點。
　　最后，后現代哲學在反本體論中訴諸語言差異游戲蹤跡說或語言游戲學、語言工具說、思想觀念工具說等等，從根本上否認人的認識觀念具有任何客觀實在性，并借口“自我中心困境”、“語言屏障說”否認人的認識之真理性檢驗的客觀可能性，最終在人的精神認識與外界客觀本體及其實在性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其要害就在于：他們是以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為認知的唯一合法尺度，對思想觀念和外部對象進行外在形式上的對比，最終以沒有可比性為根據，得出外部實在不可知，世界本體問題只可懸置的消極哲學結論，甚至認為人類根本不要有關外部世界的實在說、本體論，也照樣能夠很好地應付或協同于世界的變化。這表明，后現代哲學家們已完全拋棄了在認識論中只能以辯證思維方式解決主客觀統一這一高難問題的有效原則，而可悲地后退到了膚淺的感性經驗主義的直觀方法。因而難怪他們在客觀真理問題上，世界萬事萬物之本體問題上往往表現為只是笨拙地直線地演繹推論之低等思維方式。這正如恩格斯所言：“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罚的。根據一個老早就為大家所熟知的辯證法律，錯誤的思維一旦貫徹到底，就必然走到和它的出發點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82頁。）“恰好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66頁。）總之，后現代哲學離開辯證思維，盡管它們都以反本體論為哲學宗旨，但最終都不自覺地陷入主觀唯心主義或主觀經驗論的認識論，進而又不自覺地陷入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本體論。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40～44B6外國哲學劉宏勛19991999后現代哲學盡管具有不同的流派，但在反本體論問題上都是共同的。后現代哲學反本體論的激進傾向，雖然對當代西方社會人的心理思維解放具有某種引發作用，但是，由于后現代哲學皆以不確定性、反客觀性為第一原理，最終還是不自覺地在本體論問題上跌入唯心主義的樊籬之內。本體論/反本體論/物質本體論/唯心本體論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100871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40～44B6外國哲學劉宏勛19991999后現代哲學盡管具有不同的流派，但在反本體論問題上都是共同的。后現代哲學反本體論的激進傾向，雖然對當代西方社會人的心理思維解放具有某種引發作用，但是，由于后現代哲學皆以不確定性、反客觀性為第一原理，最終還是不自覺地在本體論問題上跌入唯心主義的樊籬之內。本體論/反本體論/物質本體論/唯心本體論

網載 2013-09-10 2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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