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元代，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不僅對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也加強了與蒙古王室的聯系。探討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對于了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歷史不無稗益。
　　從藏傳佛教首次傳入蒙古地區的情形看，蒙古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南戰時期，為取得對異族的統治、排除阻力，曾對各宗教采取普遍接納的政策。當時，中國的西北地區以及中亞諸國，既流傳著大乘佛教，又有伊斯蘭教、景教（即盛行于中世紀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等。成吉思汗對各教一律平等對待，不分彼此。正如志費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中寫道：成吉思汗“因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義，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他一面優禮相待穆斯林，一面極為敬重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按：即佛教徒）。他的子孫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選擇一種宗教：有皈依伊斯蘭教的，有歸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輩、祖先的舊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他們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熱，不違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說，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注：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漢），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頁。）《多桑蒙古史》中也記載：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各宗派之教師教士貧民醫師以及其他學者，悉皆豁免賦役。”（注：《多桑蒙古史》（漢），第一卷第十章，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版。）樊保良先生認為，“成吉思汗的這些訓令和習慣法，為后來的諸位繼承者立下了規矩，奠定了政策基礎，也給予了各種宗教長期共存及向蒙古人傳教的合法權利。”（注：樊保良著《蒙藏關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頁。）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們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闊端、忽必烈皈依藏傳佛教，并將其引進蒙古王室即是明證。
　　史學界一般認為，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是從窩闊臺汗之子闊端諾顏與西藏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會晤開始的。其實，藏傳佛教在成吉思汗時期就已經傳入蒙古地區。第一，成吉思汗吞滅蒙古高原諸多政敵后，降畏兀兒、滅西遼、攻金朝及西征花刺子模、亡西夏等，都發生在一度由吐蕃統治下的甘、青一帶。在蒙古鐵騎所向披靡的形勢下，甘、青諸蕃部，甚而西藏的僧俗封建首領出于畏威與自保的心情，遣使向蒙古軍“納款服臣”，則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與甘青乃至西藏的接觸為成吉思汗了解藏傳佛教提供了條件和方便。第二，成吉思汗時期，被征服的畏兀兒、西遼、西夏等都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尤其西夏王室曾聘請西藏佛教僧人担任國師或上師。在西夏，不少藏傳佛教僧人還到過蒙古地區。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時，有的西夏高僧對成吉思汗說法，使成吉思汗下令免除僧人的賦稅役。 （注：陳慶英著《八思巴》，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頁。）西藏各教派有可能通過西夏僧人了解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安多政教史》說，在薩迦學經多年的西納格西在成吉思汗駐軍上都時前去會見，并被汗王留在身邊。（注：《安多政教史》，甘肅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頁。 ）這表明當時薩迦派就有人前去蒙古探測情況，這應是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的開始。
　　藏傳佛教正式傳入蒙古社會，是窩闊臺汗時期的事情。1227年，蒙古滅西夏。1234年亡金之后，窩闊臺將原來的西夏轄區及吐蕃屬地（即現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區）劃為闊端的份地。為了加強蒙古勢力在西夏故地的統治，保障蒙古軍隊南下進攻南寧時側翼的安全，將西藏統一到蒙元的治理之下，1240年（又有記載說1239年），闊端派部將多達那波率軍攻入西藏腹地。不僅打開了蒙古王室與西藏地方勢力和平談判的大門，而且也揭開了蒙藏關系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談判代表是薩迦派首領貢噶堅贊，他在1247年受闊端的邀請，前來涼州會晤。這次會談既是政治談判，主要內容為西藏歸順蒙古汗廷和闊端扶植薩迦派代理西藏事務；同時又是宗教談判，把藏傳佛教引入蒙古王室。從闊端邀請薩班的情形和會談后的發展局勢看，闊端對當時西藏的歷史、政治局勢、宗教勢力的影響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了解，同時我們還可從闊端對西藏采取的策略中判定，闊端從西夏人（特別是西夏僧侶）那里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在他給薩班的邀請詔書中顯示得十分清楚。雖然這份詔書中仍有“長生天氣力里”等薩滿教的言辭，但總的內容是從佛教思想的需要出發的。如詔書第一句就提出：“我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師，在選擇時選中了你。”顯然，闊端選擇薩迦，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勢之大小、情而之厚薄為條件和標準，而以教法之精通與否為標準。（注：多達那波給闊端的推薦書說：“在邊遠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當派的最大，達垅法王最會講情面，止貢京俄的威勢最大，薩迦班智達對教法最精通，迎請何人請明白指示。”）闊端的這份邀請書包含兩層內涵；一是邀請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為自己的上師；二是通過有威望的上層喇嘛來降服西藏。會談后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兩點。會談后闊端把薩班留在自己身旁，予以極為優厚的待遇。對此薩迦班智達自內心感恩謝德。（注：見《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轉引自陳慶英著《八思巴傳》第38—42頁。）
　　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薩班是西藏的談判代表，而不是人質。那么在雙方談判順利結束、各項協議圓滿達成之后，薩班為何沒有返回西藏？他從西藏出發時帶了兩位年幼的侄子來涼州，這又出于什么意圖呢？對此我們不能不作深入考慮。從時間上考慮，談判結束后薩班有充足的時間返回薩迦；從談判代表的角度考慮，薩班也沒必要帶兩位幼童，而應帶高僧或政界要人才對。我們現在尚不知闊端與薩班的信使交往的內幕和具體內容，但從他們的行為及具體結果中可以判斷出薩班是肩負兩重使命（即政治談判和傳播佛法）前往涼州的。薩班從拉薩出發時，薩班已決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勢力歸附蒙古汗國。同時，薩班也知道闊端已皈依佛教。這樣，薩迦派可以與強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長期的密切關系。同時他也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薩滿教占居統治地位的蒙古人當中傳播佛教，并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歲月里實現。因此，他攜帶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備繼承他的事業。果然，后來的情況亦完全靈驗了這位深謀遠慮的老法主的判斷。而闊端也確實兌現了他給薩班的詔書中的承諾。這實際上是封薩班為自己的上師。闊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圣地的領主，依照祖制尊奉“上師”也是情理中的事。闊端視薩班為自己的宗教導師，開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為“上師”的先河。并且也為蒙古社會輸入藏傳佛教打開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門。當時只是由于闊端的地位和身份所限，不能公開封稱“國師”、“上師”等法號而已。
　　闊端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如此的熱心和積極的態度，并非出于對宗教的狂熱。很多跡象表明，闊端雖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熱的信教徒。他的行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體體現，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其統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務。只不過闊端的做法更為高明些，更適合于西藏當時的世俗社會和宗教勢力的現實情況和時代要求而已。
　　繼闊端與薩迦班智達建立的政治宗教聯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繼承和貫徹了闊端制定的對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進一步加強了對吐蕃的經營治理，使蒙藏關系推向新的階段。
　　蒙哥汗繼汗位后，一邊派人到西藏清查戶口、劃定地界，實行分封制；一邊又頒發詔書宣布免除僧人賦稅、兵差、勞役，保護僧人們的利益。詔書中還承認薩迦派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的領先地位。蒙哥汗與薩迦派保持正式關系外，同時也與其他教派發生關系。蒙哥汗在西藏的封地就是止貢派的勢力范圍，而且他與噶瑪噶舉派也有密切的關系。該派領袖噶瑪拔希于1256年投奔蒙哥汗，蒙哥汗除賜授他金印、白銀外，還有一頂金邊黑帽，從此開始了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的轉世。可見，蒙哥汗統治時期，對藏傳佛教各教派采取的是平等對待、兼容并蓄的保護政策，這亦是按照蒙古汗國的制度統治西藏的比較可行的辦法。從此以后，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優勢地位，就必須注意加緊與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員，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聯系，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扶植。總之，蒙哥汗時期對西藏的經營，無論是派軍隊鎮守、清查戶口，還是以各種手法拢絡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層人士等，其目的是為了把西藏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
　　藏傳佛教進入蒙古宮廷，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過忽必烈汗與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為薩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繼承了他叔父的衣缽，使佛法在蒙古統治階層中得到發揚光大。而作為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顯然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歲時來到蒙古，在蒙古王室里成長。他不僅學習和掌握了蒙古語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角斗，加上他叔父薩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聰明穎悟，使他學到了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培養了敏銳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內部錯綜復雜的政權斗爭的漩渦中，八思巴始終正確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為于天下”的忽必烈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給忽必烈產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勢，為其傳教說法鋪平了道路。同時，他還憑借謙遜平和的品行、勤懇好學的精神、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愛和敬重，并使忽必烈接受了藏傳佛教。
　　忽必烈在“潛邸”時，就已結識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漢地的情況，接受了中原漢人的文化。在他的王府中，招徠了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作幕僚，并十分重用他們。大凡吏治、用兵、理財、屯田等事宜，乃至奪取汗位，“立國規模”等，多出自這些人的計謀。他們還給忽必烈的講解漢族文化經典《大學衍義》、《孝經》、《尚書》、《易經》及儒家的政治學和歷史等。在這些幕僚當中，漢地僧人劉秉忠對忽必烈的影響最深。由于他博學多能、善于出謀劃策，深受忽必烈的重視。他的安邦、定國、治吏、用兵等主張，對忽必烈采用“漢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從此他就更加緊密地與漢族的政治及文化結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中國內地的佛教文化無疑會對忽必烈的思想信仰產生重大影響。但雖然如此，忽必烈及其他諸王貴族最后還是選擇了藏傳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內向、保守、封閉等基本特性。然而藏傳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區的宗教舞臺，這對靠劍與火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蒙古統治階級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對忽必烈這樣一位勵精圖治、大有所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傳佛教的現象加以探究，筆者認為這種現象不僅與其實用主義心理有關，同時也與藏傳佛教對這種實用主義心理的滿足有著密切聯系。
　　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實用主義心理，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傳佛教，不僅僅是為了利用它，而是還企圖在佛教中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方法。《元史·釋老傳》記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乃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則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從這段記載中，清楚地看出忽必烈推崇藏傳佛教，并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統治西藏。重用一個八思巴，勝過動用千軍萬馬去征伐“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斗”的西藏，這是根據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雖然教派林立，但是由于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過確立薩迦派的領導地位，帶來了整個西藏的歸順。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對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來說，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這種“懷柔”的策略，在漢地是行不通的。在漢地，東晉南北朝時代，統治者對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當時許多有名的僧人受貴族王室崇信，被稱為“家師”、“門師”、“國師”的稱號。到了唐朝和遼、金時代，國師等僧人兼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但是沒有一個朝代的宗教勢力象藏傳佛教那樣介入到政權領域。特別是到了宋朝，隨著專制集權制度的強化，佛教完全被控制在世俗政權統治之下。正是在中央政權的限制下，佛教逐步走向大眾化、通俗化、喪失了自身獨特的價值，而作為佛教的精英——高僧，則脫離大眾化需要，逐漸地與佛教溶為一體。佛教在宋朝已經呈現出衰微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不會不意識到漢地佛教難以成為強化自己統治的武器。
　　忽必烈推崇藏傳佛教，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蒙藏兩個民族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默契，蒙古統治者需要通過宗教來降服和治理西藏，而西藏僧人也需要通過強大的政治靠山來鞏固和加強其地位。早在1242年，忽必烈召見海云法師時就問道：“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從這段問話中可以看出忽必烈首先關心的是從佛法中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方法。海云法師也從為政的角度予以解答，說明了信奉佛法的必要。正是這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才使胸懷大志的忽必烈萌發了信仰的念頭。如果說忽必烈的這種念頭開始時顯得較為模糊混沌的話，1251年和1253年與八思巴的兩次會見，以及在青、甘、川地區接觸到藏族社會后，便不斷得到增強和激發。他認識到藏傳佛教僧人在統治西藏方面的極端重要性。當時西藏社會狀況正如杜齊所說：“在這時教派得到很大的權力，成為一個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新勢力，并逐漸代替了貴族，寺院擁有了特權，壟斷土地和財富，不僅依靠武裝、專門打仗的僧人和其他世俗權力的源泉以取得人們的尊敬，”（注：見杜齊著《西藏中世紀史》，李有義等譯，第16頁。）而且他們也握有那些看不見的、更使人敬畏的武器，即統治人們精神的宗教。因此，對于這樣的地區只能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策略，這也是最適合藏族地區的政治宗教情形的有效統治辦法。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無論推崇或信仰哪一個宗教，都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實用主義心理。所以說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而不信奉漢地佛法，這是正常的，同時也是必然的。誠然，忽必烈雖然沒有接受漢地的佛法，但他在政治上接受了“漢法”，思想上接受了儒教。這也是由他有效地統治漢地的政治目的所決定的。
　　由于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歸屬蒙古汗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杰出貢獻，以及八思巴與忽必烈的親密無間的友好關系，大大提高了藏傳佛教的地位。藏傳佛教從忽必烈汗的個人信仰，很快變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終忠實地貫徹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并沒有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時并存、自由信仰。這是藏傳佛教只在蒙古王室達官貴族中間受到信仰，而在下層的蒙古族人民中間沒有得到傳播的主要原因。從藏傳佛教方面看，薩迦派由于受到優厚的政治待遇和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滿足于現狀，不求擴張教派勢力。從其他教派方面來看，由于元朝實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斗爭難以激化。八思巴作為統領全國釋教的帝師，對待各教派基本采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態度。因而對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時，薩迦派由于受到朝廷的格外寵愛，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脹勢頭。八思巴和忽必烈之后，元朝歷代皇帝在繼續支持扶植薩迦派的同時，與其他教派也不斷接觸，給以賞賜，進行拢絡，這不僅在客觀上鼓勵各教派為爭取寵愛而與中央保持親近，同時也限止了各教派因內部沖突而擴大其勢力范圍的態勢。
　　另外，元朝政府牢牢地控制著西藏宗教勢力和地方政權，作為地方世俗勢力，不能（也不能）插手宗教事務，使得教派之間政治斗爭得以緩和，教派勢力向外擴張的需求也逐漸地淡薄了。同時元朝歷代皇帝的帝師們無論出身于哪一個教派，都沒有在皇室以外的地方擴大其勢力范圍。藏傳佛教在傳入蒙古后的百余年間，主要在皇宮從事宗教活動傳播，而廣大的蒙古族百姓并沒有皈依佛門，他們依然信奉原有的薩滿教。隨著元朝的覆滅，蒙古統治者撤出中原，退回塞外草原，藏傳佛教一度在蒙古社會中聲銷跡滅，歷經2個世紀以后，才開始再度弘傳。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西寧6～10B9宗教ｔáｎｇ＠①吉思19991999文章著重就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關系問題作了探討。認為藏傳佛教之所以傳入蒙古王室，是與蒙古統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著密切聯系；同時蒙古王室接受藏傳佛教，客觀上強化了元代對西藏地區的統治。元代/蒙古王室/藏傳佛教ｔáｎｇ＠①吉思，西北民族學院　教授 作者：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西寧6～10B9宗教ｔáｎｇ＠①吉思19991999文章著重就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關系問題作了探討。認為藏傳佛教之所以傳入蒙古王室，是與蒙古統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著密切聯系；同時蒙古王室接受藏傳佛教，客觀上強化了元代對西藏地區的統治。元代/蒙古王室/藏傳佛教

網載 2013-09-10 20:46:0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