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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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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侖翻越阿爾卑斯山》，這幅巨大的油畫突然跳到了我的眼前。這個春節，回到故鄉小城，我去赴一場久違的同學聚會。地點是一家咖啡館，內部裝飾是對歐式風格的粗劣模仿，巨大的褐色家具和座椅包圍成陰暗的卡座，里面則是被香煙煙霧遮蓋了的臉；我來到最里面的編號為“888”的包箱，一進門就看到了這巨幅的肖像畫，射燈的燈光突出了這位英雄人物俊俏、堅毅的臉龐，還有他如炬的目光，逼視著餐桌旁每一個準備大塊朵頤的食客——“他是我的男神”，昔日同窗、如今已是咖啡廳的女主人向我解釋道。

一個去世已經快200年的人物，今天能被冠以“男神”的名號，而且肖像被鄭重其事的放在一個神壇似的位置展示著，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把人類的歷史比作是浩瀚的星河的話，拿破侖·波拿巴似乎是一顆“夜空中最亮的星”——在西方，關于他的傳記超過了所有其他歷史人物。到19世紀末，就已經有超過十萬種他的傳記出版；到上世紀60年代末，據歷史學家A.J.P. Taylor粗疏的估計，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25萬種。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人一輩子能讀的書的數目，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略略檢索一下西方主要出版社2014年的歷史和傳記類數目，很容易能發現超過10本關于拿破侖和他的帝國的新作，其中半數以上是嚴肅作品。這是關于拿破侖的作品的通例，他不僅僅是一個被炒作了兩百年的偶像男神，大部分關于他書其實是由飽學之士寫作的兼具熱情和知識深度的作品。對于拿破侖，我們真的有那么多要說的嗎？何以從凡夫俗子到象牙塔里讀圣賢書的人，都對他懷有如此持久和熱烈的興趣?

對于這位如今開始經營咖啡廳的我的老同學而言，喜歡拿破侖的原因很簡單：他不但長得很帥，還是一位“創業英雄”。拿破侖·波拿巴出身平凡，沒有貴族的姓氏或顯赫的背景，在學校里還因為科西嘉口音受同學的愚弄和嘲笑；畢業之后，他在革命中的巴黎彷徨、苦悶，創作了很多不大著調的文學作品，還曾抑郁地想過自殺；但是他最終抓住了時代給他的機會，成為了不可一世的歐洲之王，要不是因為運氣不好，敵人太狡猾，甚至可能成為成吉思汗的一樣的世界之王。這個版本的拿破侖故事比武俠小說還要勵志，還要更加不可思議。“從窮小子到百萬富翁” - 這樣的故事原型雖然有點俗氣，但永遠不會過時。

對于知識趣味更高一些的人而言，拿破侖還是一位“文化英雄”。他帶領了第一個知識分子遠征軍團，為歐洲重新發現了古代埃及燦爛的文明；他在軍隊和國家的管理中一反傳統的貴族文化，強調任人唯賢，并將其制度化；最重要的是，作為法國大革命的革命之子，他頒布了拿破侖法典。這套成文法典措辭簡單易懂，可以供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閱讀理解，從而使得法律事務不再為律師和官員所壟斷；這部法典最大程度的把世俗生活從宗教中解脫出來，奠定了普通婚姻的基礎，從此，一對新人的結合不再需要神的祝福；這部法典還確認了私人產權的不可侵犯，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制基石。拿破侖帝國雖然很快瓦解了，但是這部法典和它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卻存留了下來，成為歐洲近代化的根基之一，而且之后被帶到了北美的魁北克和路易斯安娜，整個拉丁美洲，法屬非洲，還有亞洲的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在歷史上，除了幾位宗教領袖之外，很難能夠找到如拿破侖這樣深刻而全面影響過全球文明進程的人物。

當然，從人的內心的訴求看來，拿破侖還是一位“悲劇英雄”，這就注定使得他比那些勝利者們更受到同情和關懷。“滑鐵盧”至今被當作是失敗而不是勝利的代名詞，看來歷史是站在了拿破侖、而不是威靈頓那一邊。在此之前，拿破侖本應成為查理曼大帝那樣的歐洲之王，只可惜俄國那糟糕的天氣阻擋了他。1812年法國對俄國的入侵也被看作是一場人神之戰，由血肉之軀的拿破侖對抗俄國無情的冬季之神。入侵俄國因此也就不再是歷史，而是一段神話，一段關于人類英雄頑強對抗、試圖征服自然之神、最終敗下陣來的傳說。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拿破侖入侵俄國的故事，雖然摧毀了他的一世功業，卻成就了他后世的傳奇，因為他不是敗給了人，而是某種超人的、難以解釋的力量。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這部關于拿破侖入侵俄國的文學巨著中曾說：“歷史學家為俄國的將軍們搜羅了大量精巧的證據，用來證明他們的遠見和天才；其實，他們無非是歷史之手操控的傀儡和奴隸。”對于托爾斯泰來說，擊敗拿破侖的，是俄羅斯的土地和這片土地孕育的某種民族精神。托氏認為，那些汲汲于故紙堆的歷史學家，總是試圖從枯燥的文獻中找到一首史詩的解法，這導致了他們對于“大歷史”的作用視而不見。托氏的這個看法在俄國和法國都受到歡迎，因為雙方都希望從這段歷史中升華出自己的英雄，對于法國人來說，是不曾被人擊敗的拿破侖，對于俄國人來說，則是擊敗了拿破侖的俄羅斯民族。

不過，西方最重要的俄羅斯歷史學家，拿破侖戰爭研究的權威之一多米尼克·列芬一點兒也不同意這種歷史解釋。在他的新著《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鏖戰歐羅巴，1807～1814》中，列芬認為“俄國能夠擊敗拿破侖的關鍵因素”，其實就是“俄國的領導者比拿破侖想的更深、更遠。”這并不是什么法軍和俄國糟糕天氣的纏斗，也不是法蘭西文化對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圣戰，這是一場將軍與將軍之間的戰爭，雙方的宏觀戰略和執行力導致了整個戰局的走向。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他的大臣們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有著更加清晰明確的戰略目標，決定要和拿破侖打一場兩年以上的持久戰（以十九世紀的標準而言）；他們武裝并且保持了一只俄羅斯歷史上最龐大的現代化軍隊，先是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耗盡了入侵法軍的士氣和給養，在1813-14年的反攻中又在幾場大型會戰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摧毀了法蘭西帝國的全部軍事力量；他們一手經營了一場拿破侖最不想要的戰爭。

在列芬看來，俄國和拿破侖的戰爭是一場“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經典戰例。亞歷山大一世從1810年開始就意識到拿破侖隨時可能入侵俄國，而法軍的戰略目標，一定是通過大型戰役的勝利殲滅俄軍的有生力量，再逼迫俄國乞和；要對抗法國的入侵，首先是要避免正面決戰，盡量通過有組織，有序的撤退使法軍的力量削弱、分散；其次是學習法國所謂“全國動員”的國內戰略，動員帝國范圍之內所有的力量對抗敵人，包括強制征兵制，戰時財政體制，工業企業戰爭化等等；然后是制定了詳細的反攻計劃，加強騎兵這一機動兵種的建設，在追擊戰中盡量取得更大的戰果；最后是外交和情報的戰爭，在受到入侵時盡量和平時有敵意的國家保持中立，在反攻時瓦解、策反一切原來法蘭西帝國實力范圍內的附庸國。

亞歷山大一世的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列芬在這本厚厚的書中，令人信服得說明了這些成功的基礎。沙皇俄國在1812至1814短短三年間通過征兵制補充了六十五萬名士兵，這些士兵出身農奴，進入軍隊后報酬很低，是英國普通士兵的1/10還不到，當時俄國經濟雖然不發達，但是仍然可以暫時供養這些兵員。與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實行征兵制的情況不同，這些新兵被安排進行有規劃的軍事訓練，以確保他們有足夠的戰斗技能，成為一支有紀律和士氣的部隊。俄國的盟友英國提供了101000支步槍，這些軍火的幾乎所有開支都由英國貸款承担，不用沙皇立刻使用國內的資源。而俄國國內所有的工廠也晝夜開工，確保所有軍隊的軍火供應。所有的士兵剛進入兵營都被有刮臉，穿上工廠剛剛生產出的制服，并被告知他們現在是在為一個高尚的目標戰斗，如果表現勇敢，則可以獲得晉升，而且，上級軍官不能像貴族那樣對他們為所欲為，如有違反軍事紀律的情況可以上報 - 這是他們在作為農奴期間無法想象的待遇；宗教信仰對于這些士兵的影響也不可忽略，他們被告知這是西方的基督教異端對于東正教和維護教義的沙皇的挑戰；軍隊修整期間，允許舉行宗教儀式，因為這有助于這些士兵消解殘酷戰爭的創傷。這些措施使這些剛剛組建的部隊士氣高昂，往往能夠經受非常的苦難，而仍然保持對組織的忠誠(我們不要忘了，1812年的冬天對他們是同樣寒冷的，而且他們的部隊還在不斷急行軍中）。

亞歷山大一世不僅僅在短時間內組建了一只士氣高昂的農民大軍，還為這個軍隊配置了一個年輕的、多民族的、有勇有謀的軍官團體。實際上，列芬的先人克里斯托弗·列芬正是這些軍官中的一員，他是利沃尼亞人，戰爭開始時担任俄羅斯帝國駐英大使，后來參加了1813年的萊比錫會戰。19世紀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也是俄軍軍官中的一員，盡管語言不通和戰爭初期無休無止的撤退使他對俄軍頗有微詞。與法國不同，俄羅斯帝國的軍事貴族來自不同的民族，他們中有日耳曼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甚至還有韃靼人；這些外民族、外國的軍官團體只對沙皇本人和羅曼諾夫王朝效忠，而不被自身的派系、鄉黨等因素所羈絆，他們以擊敗拿破侖法國為唯一目標，不像傳統的俄國軍事貴族為了爭權奪利常常鬧內訌；他們的戰略計劃也不像俄羅斯的老牌貴族那么保守，以為把拿破侖趕出俄國的土地就完了，而是希望全面擊敗法國。對于列芬來說，俄國那一代最杰出的將領是蘇格蘭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巴克萊，而不是托爾斯泰心目中的俄羅斯人民精神的代表，庫圖佐夫。

列芬的新書還詳述了拿破侖1812戰役失敗后，俄國及其盟國反攻法國的歷史。此前絕大多數的歷史敘述認為，入侵俄國失敗后，法國已經無力一戰，因此法蘭西帝國的崩潰是遲早的事；但就像列芬陳述的那樣，拿破侖的組織天才和法國的全面動員能力使得1813年的法國看上去像一個臨時受挫的巨人，而不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反法同盟在戰爭前期輸掉了包岑會戰和德雷斯頓會戰，只是通過后來的幾場決定性的勝利，才擊敗了依然強大的法軍。從戰略層面上看，后來對法國形成包圍的反法同盟在1812年尚未形成，俄國依然對英國抱有極大的疑慮，而普魯士和奧地利也覺得無法完全相信俄國人。正是1813-14年的外交和軍事行動使得拿破侖徹底陷入了戰略包圍，他可以贏得戰斗，但已經無法贏得這場戰爭。后來，拿破侖從艾爾巴島奇跡般逃回，又奇跡般的重新奪回了權力，但是歐洲這一牢固的反法同盟形成的壓倒性優勢，還是使得他不得不在滑鐵盧孤注一擲，最終成就了威靈頓的勝利。

列芬寫了一本優秀的歷史著作，條理清晰，議論精辟，其中利用的大量俄軍的原始資料，也是在同類作品中難得一見的。不過，整本書有一點太長了，敘述也時常顯得枯燥和重復，讓人不禁想提醒他：先生，這可是一場戰爭！這不是指揮部里的沙盤游戲，或是規劃齊整的軍事演習，只是雙方的選手運籌帷幄的結果。他有的時候似乎被自己的議論綁架了，以至于在敘述這人類歷史上第一場“全面戰爭”時，過于強調計劃內的、理性的、因果的一面，而忽視了戰爭混亂的、情感的和高度不確定的另一面。一個例子是，在描述博羅金諾戰役時，列芬確信俄軍的撤退是有計劃，有準備的，而不是一個帶有運氣成分的臨時決定，他卻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這種說法；同時，他也沒有指出拿破侖的指揮失誤，在一片戰斗混亂中，沒有決意帶領自己的近衛軍對俄軍發動總攻 - 如果拿破侖這么做了，那么這場戰爭的結果可能會被改寫。列芬不太喜歡“XXX戰役是整場戰爭的轉折點”這種說法，對于他來說，一切都是戰前的戰略部署和準備決定的，而這使他觀察戰爭的視角，拉得似乎有些太遠了。

在這種遠程觀戰的視角之下，一個被列芬錯失的重點值得一提：拿破侖治下的法蘭西帝國真的有那么強大嗎? 雖然從版圖上看，這一帝國幾乎占據了整個西歐，大部分的南歐地區，并把中歐和東歐的大大小小的國家都納入自己的附庸，但是這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帝國，各國的王公大臣們都各自心懷鬼胎。它對于自身實力范圍的控制甚至比不上納粹德國，也無法和當時的大英帝國相提并論。正如列芬自己在書中所分析的，法國采取這樣的擴張策略，是出于制衡海洋帝國英國的戰略目標，可是在歐洲大陸上的擴張的困難程度，遠遠大于在海外開拓殖民地。雖然法軍擊破了其西歐，中歐，北歐，和東歐的敵人，但是她從未對于英帝國構成真正的威脅，這就注定了英國及其盟國的海軍能夠對法國實施有效的封鎖和包圍。更不用說，在任何歷史時期中，和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為敵都不是明智之舉，在那場對決中，俄國的大后方，除了自己廣袤的行省，還有紐卡斯爾，利物浦，和世界金融之都倫敦。迅速崛起的法國的失敗，也許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體虛氣短的、虛胖的帝國的自然崩潰，而不是其對手的壓迫。

如果我們再退后一步，忽略一些具體的歷史細節，戴上政治科學的偏光鏡，拿破侖和他的敵人的戰爭可以被看成一個新興的地區強權和老牌霸權和傳統政體的較量。在這樣一場較量中，一個新興強權很容易獲得反對傳統強權的少數派的擁護，也可能以自身的實力和技術擊敗一些落后、傳統的敵人。但是一旦整個地區的領袖們都感受到了威脅，一旦這個反叛者似乎要成為新的霸主的時候，老牌霸權很容易動員起周邊大大小小的反對力量，形成不可逆轉的戰略優勢——一戰的協約國；二戰的盟國；冷戰中的北約 - 因此，這個新興強權的最終失敗，就不僅僅被看成僅僅一場軍事的失敗，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文明發展的失敗。

列芬花了如此多的篇幅介紹那些在俄羅斯之外不太知名的俄軍將領，卻對這本書顯而易見的主角拿破侖，著墨不多。他也許是厭煩了那些關于這個人物連篇累牘的描述、評論和感慨。不過，作為一個有洞見的歷史學家，他理應提醒自己的讀者：拿破侖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還是一個傲岸的獨裁者，一個胃口永遠填不滿的征服者。他自認為是現代的亞歷山大大帝，曾在更早的法俄同盟時期，向沙皇建議瓜分印度。他還下令處死過一個名叫約翰·菲利普·鮑姆的德國書商，僅僅是因為他出售一本名為《德國的恥辱》的小冊子，號召德意志人反抗法軍。在鮑姆被抓捕的時候，這本小冊子其實僅僅銷售了十冊。

拿破侖和他的帝國是一種類型：他是一位革命之子；而法國是革命產下的帝國。在后法國大革命時期，拿破侖肩負有繼續革命和終結革命的雙重使命；他流著革命的血，卻有著反動者的頭腦；他宣揚革命的理念，自己卻要登基稱帝。讓那些滿懷浪漫理想的準革命者們去喜愛他吧 - 英雄，偉人，男神 - 他們需要拿破侖，就像紅衛兵們需要他們的領袖。我們需要記取的，是托克維爾那句冷冷的斷語：拿破侖，一個最偉大的小人物。（Napoleon was as great as man can be without morality)。一個小人物，被歷史的吊詭推上權力的王座，罩上了耀眼的光環，也終在歷史之手的的作用下，陷入塵埃。這是一出曾不斷上演，也正在我們面前演出的悲喜劇。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