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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代宋史研究的開創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飽受凌辱的時代，形勢迫使中國吸收先進文明。直到本世紀，中國人才開始用比較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無斷代史的概念。中國古史綿長，史料豐富，非任何個人所能貫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斷代史的分支。大約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宋史研究。本世紀的上半期，大致可作為近代宋史研究的開創期。
　　張蔭麟是中國近代宋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的學問淵博，在20—40年代，先后發表論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課題是由他發軔的。例如《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宋太宗繼統考實》、《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會騷動》、《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沈括編年事輯》、《燕肅著作事跡考》、《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等文，至今仍有相當參考價值。可惜他逝世過早，未能給我們留下更多的作品。
　　鄧廣銘、蒙文通、陳樂素、張家駒等在本世紀上半期都已發表了論著，學術大師錢穆也從事宋代經學史等研究。由于他們的研究工作持續到本世紀下半期，為便于敘述，留待后面再作介紹。
　　陶希圣實際上是用馬克思主義重新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倡導者，他在主辦的《食貨》雜志中也撰寫了若干涉及宋代經濟的論文。全漢ｓｈēｎｇ＠①吸收西方經濟理論，包括馬克思《資本論》的論述，在研究宋代經濟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論文先后編成《中國經濟史論叢》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兩部論文集，涉及了宋代農業、商業、行會、市場、貨幣、物價、漕運、經濟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貿易、寺院經濟等諸多問題，是近代的宋代經濟史研究的開創者。到本世紀下半期，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明清經濟史。
　　聶崇岐學問廣博，他的宋史論文都是很見功力的佳作，后來編成《宋史叢考》一書。其中如《宋役法述》、《論宋太祖收兵權》、《宋詞科考》、《宋史地理志考異》、《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等都是其代表作。聶崇岐逝世較早，他后來轉入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
　　朱希祖著有《楊么事跡考證》、《偽齊錄校補》、《偽楚錄輯補》等，張須著有《通鑒學》，李埏著有《北宋楮幣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宋代交子發展史》等，吳天墀著有《燭影斧聲傳疑》，都有相當學術價值。對王安石變法的討論，成為近代宋史研究的一大熱門，梁啟超和柯昌頤都著有《王安石評傳》，對此次變法持肯定意見，柯昌頤一書的內容較為豐富。主要從事遼史研究的傅樂煥對宋遼關系等作了深入研究，他的論著已收入《遼史叢考》一書。
　　有些著名學者雖非專治宋史，但也有若干重要論著傳世。王國維是近代學術大師，他對宋代文化有獨到研究，如《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宋代的金石學》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以《古史辨》創導史學思想解放運動的顧頡剛著有《鄭樵著述考》、《鄭樵傳》、《鄭樵年譜》等。陳垣著有《通鑒胡注表微》，對《資治通鑒》的胡三省注作了透徹的論析，也表現了作者本人的愛國精神。其他如《書全謝山〈通鑒分修諸子考〉后》、《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等，也都是重要論文。余嘉錫撰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實》和《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對民間流傳很廣的《水滸》和楊業的歷史作了考證。主要從事先秦史研究的張政ｌǎｎｇ＠②在40年代著有《宋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事輯》、50年代著有《宋江考》，都是很見功力的佳作。方志專家朱士嘉著有《宋元方志考》、《臨安三志考》、《宋臨安三志版本考》等。治魏晉南北朝史的繆越對宋代詩詞造詣頗深，撰有《論詞》、《論宋詩》等。中外關系史專家張星ｌǎｎｇ＠②著有《中世紀泉州情況》、《宋初華僧往印求經的經過》等。古代科技史專家李儼著有《宋楊輝算數考》，王振鐸著有《指南車記里鼓車之考證及模制》。張須候的《通鑒學》，是近人第一部系統研究《資治通鑒》的專著。
　　總的說來，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間，不少前輩學者在艱難的國運中，篳路藍縷，開創了獨立的近代宋史研究，我們不能忘卻他們的功績。從另一個角度看，作為開創期的研究，還處于分散、零星的階段，缺乏系統性，無論就深度和廣度而言，都留有很大余地，而有待于后人繼踵。斷代史研究領域的擴大和深入，不能不與史料的豐富程度有極大的關系。中國古代史料絕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宋史研究的擴大和深入余地雖然大不如清史，卻遠勝于前朝史。現實生活的發展，也會使史學家們提出新的研究課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二、本世紀下半期的中國大陸宋史研究
　　本世紀下半期，中國大陸和港臺學者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從事宋史研究。為便于介紹，本文采取分節敘述的辦法。
　　中國大陸從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約十五六年間，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績，但總的說來，不算景氣，為宋史研究支撐門面的，還是鄧廣銘、陳樂素、張家駒等少數知名學者，新人不多，與其他斷代史研究相比，處于落后狀態。十年浩劫期間，始而取消對祖國歷史的研究，繼而影射史學之類泛濫成災，成為中國史學史上可恥的一頁。因此，在1980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會上，會長鄧廣銘強調說：“從我國史學界對各個斷代史的研究情況看來，宋史的研究是較為落后的。這表現在：不但在各種報刊上發表出來的有關宋代史事的論文，比之其他各代顯得少些，甚至連一部篇幅較大的宋史專著也迄今無人撰寫出來，而其他斷代卻多已有了。在國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中，其每年發表的有關宋史的論文和專著，也比我們的多。沒有一定的數量，當然就很難談到質量。因此，關于宋代史事的研究，還亟需我們繼續盡最大的努力，去生產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趕國內各斷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奪取國際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所謂文革后的20年間，應當說，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有了相當大的進步，與其他斷代史研究相比，雖非成就最大，卻已躍居前列，新人輩出，發表了眾多的專著和論文，無論就研究的深度或廣度而言，都有很大的進展。當然，宋史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以下就近50年間的中國大陸宋史研究分別作一些簡單介紹。
　　鄧廣銘是目前年齡最大、從事宋史研究最久的著名學者。早在30年代，他就開始發表論文，他的研究并不以宋史為限，涉及了廣泛的方面，對不少重大課題，都作了開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論文已編為《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專著和校點古籍有《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傳》（增訂本）、《辛稼軒年譜》、《辛棄疾（稼軒）傳》、《稼軒詞編年箋注》、《稼軒詩文抄存》、《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校點增訂《陳亮集》、校點《涑水記聞》（與張希清合作）等，目前正在編著全集。他強調治史者的基本訓練，提出年代、地理、職官和版本目錄是治中國古史的四把鑰匙。鄧廣銘治史勇于創新，敢于以精微的論證，推翻前人的定論，無論是他對岳飛、辛棄疾、陳亮等的研究，還是對《宋史》的《職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證，都反映了這種特點。他對辛棄疾的研究，更是實現了傳記、年譜、詞與詩文的完整組合。
　　蒙文通是一位著名前輩學者，他學識淵博，自30年代開始，就先后發表了《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從〈采石瓜洲斃亮記〉認識到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道》、《從宋朝的商稅和城市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等文，編入《蒙文通文集》之中。
　　陳樂素是另一位著名前輩學者。早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因痛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而開始了歷史研究，發表了《宋徽宗謀復燕云之失敗》、《三朝北盟會編考》、《徐夢莘考》等文章，網羅弘富，考訂詳實，也寄托了他憂憤國難的愛國精神。他的《主客戶對稱與北宋戶部的戶口統計》一文，是中國第一篇論述宋代主戶和客戶的重要論文，而《宋史藝文志考證》所下功夫尤深。其論著已編入他的《求是集》。
　　張家駒早在30年代，就發表了《宋代分路考》等論文，他在五六十年代著有《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趙匡胤傳》、《沈括》等專著。何竹淇編著了《岳飛抗金史略》和《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戴裔煊《宋代鈔鹽制度研究》一書，對宋代鹽的生產、運銷和鈔鹽制的沿革作了相當深入的論述。華山對宋代客戶等問題有專門研究，他的論文已編為《宋史論集》。程應ｌｉú＠③早年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后著有《司馬光新傳》，其論文編為《流金集》。徐規在40年代已發表了《陳傅良之寬民力說》，60年代又發表了《李燾年表》，但他的大量作品主要還是發表在70年代以后。李埏著有《〈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等文，重點研究貨幣等經濟史。王云海長期從事《宋會要輯稿》的研究，但因當時特殊的政治原因，他的成果直到70年代以后，方有發表的機會。姚瀛艇也有同樣情況。李涵著有《范仲淹傳》和一系列論文。關履權著有《兩宋史論》、《宋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增訂本）和其他論文。朱家源對宋代土地制度等多下功夫，撰有《談談宋代的鄉村中戶》等文。陳光崇對宋代史學多有研究，撰有《歐陽修的史學》、《資治通鑒述論》等文。酈家駒著有《兩宋時期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試論關于韓熙胄評價的若干問題》等。王瑞明編有《文獻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政治史概述》等。沈起煒著有《宋金戰爭史略》、《文天祥》等。他們都是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前輩學者。
　　漆俠是繼鄧廣銘之后的又一著名前輩學者，他的學識淵博，其研究領域不以宋史為限，而以宋史為重點。在50年代，他就發表了專著《王安石變法》。長期以來，他的研究重點是經濟史，80年代，他發表了《宋代經濟史》的長篇巨制，無論就中國經濟史或宋史而論，這部書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首次對宋代經濟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地位，作了系統、深入的論述。漆俠的大部分論文編入了《求實集》和《知困集》。目前，他的研究又轉向了宋代思想史，《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文是其代表作，此文的一大特色，是擺脫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這在后面思想史部分另敘。
　　過去往往將宋代視為中國古史中一個貧弱而無所作為的時代，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宋代的評價愈來愈高，其經濟文化成就大大超過唐代，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鄧廣銘甚至認為，“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古代是空前絕后的。以下對主要是80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分別予以介紹。
　　　　（一）社會經濟
　　除了前述漆俠的《宋代經濟史》以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一書，繼張家駒之后，對宋代地域經濟的不平衡問題作了相當深入的論述。盡管此書的某些論點可以商榷，但對兩宋區域經濟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討，無疑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在史識上別具慧眼。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一書的特點，是運用現代地理學的知識和理論體系，全面地研討宋代的農業地理，在許多方面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書重視對宋代的人口、耕地等作定量分析，但似須注意古代統計數字往往不準確的問題。賈大泉的《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是在某些重要史料不足的客觀困難下，對宋代四川經濟作了盡可能詳細的論述；他與周原孫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冊，又在此基礎上，對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面論述。粟冠昌、許懷林、周寶珠、朱瑞熙、彭友良、王曾瑜等也發表了若干有關區域經濟的專文。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的優點，是試圖從整體上建立自己的中國經濟史宋遼夏金階段的理論體系。但理論架構固然需要吸收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也同樣需要對自己論述的各個細節，都在史料上作細致的爬梳。吳曉亮和林文勛主編的《宋代經濟研究》是云南大學歷史系宋代經濟史研究的論文集。
　　宋代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階段，不僅有一批人口超過10萬的大城市，還有成千上萬小市鎮的勃興。周寶珠的《宋代東京研究》一書，匯集的史料十分豐富，是系統、深入地研究北宋首都開封的力作，此書也致力于探討中國城市發展史的某些規律。林正秋的《南宋都城臨安》則可說是前一書的姐妹篇，也是一部力作。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鎮研究》研討了兩宋市鎮的演變、分布格局、主要特征、市容風光、市政管理、市民類型、市場結構等問題，并編著了宋代草市鎮名錄。李春棠的《坊墻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從某種意義上說，已不局限于描述城市生活，其優長是對所論述的方面深入淺出，文筆流麗，別具一格。楊德泉、戴靜華等有專文研討宋代工商業組織“行”、“作”等問題。
　　在手工業方面，柯昌基在50年代發表《宋代雇傭關系的初步探索》一文，提出了宋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郭正中的《宋代鹽業經濟史》和李華瑞的《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是兩部重要著作，鹽業和酒業不僅是宋代手工業的兩個重要部門，也是國家重要財政收入來源，并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兩書史料豐富，論述詳備。王菱菱專注于研究宋代礦業，發表了《宋代礦冶經營方式的變革和演進》等一系列論文。度量衡的研究，對于古代經濟史、科技史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郭正中《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一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了新的進展。但是，由于古代度量衡制的混亂和不精確性，似宜采用模糊數學的思維，刻意求精，有時也可能走向反面。
　　在商業方面，姜錫東的《宋代商業信用研究》是一部別開生面的作品，此書從賒買，貸款，牙人和担保，交引和交引鋪，榷貨務等諸方面，論證了宋代商業信用從消費領域擴展到了生產和流通領域。林文勛的《宋代四川商品經濟史研究》和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兩書，著重論析了宋時兩個重要的地區性市場。劉秋根在《兩宋私營高利貸資本》等文的基礎上，撰成《中國典當制度史》的專著，對古代一種特殊的金融業，作了系統論述。宋代無疑是中國貨幣史的重要階段，已故前輩學者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是少見的質量較高的專史，其中對宋代的貨幣和貨幣思想作了較系統介紹。有關論文有李埏《從錢帛兼行到錢楮并用》、《北宋楮幣史述論》等。高聰明就宋代貨幣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其他如汪圣鐸、劉森、趙葆寓、王曾瑜等也有專文。車迎新和胡國瑞、劉森主編的《宋代貨幣研究》是一部專門的論文集。喬幼梅治史不以宋史為限，其《宋遼夏金經濟史研究》涉及了宋代的貨幣、高利貸等課題，她的一大優點是在扎實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若干立論高遠，甚至是出人意表的精辟見解。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撮要性地論述了從社會經濟、家族到理學、哲學等10個問題，提出了自己對宋代社會在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地位的見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領域廣泛的學者，涉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風俗等許多方面，對不少人們不經意的課題，他都有獨到成果或知識積累，這是他的一大特長。在社會風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掛面、米面、南北食差別等，都發表了專文。王曾瑜的《宋朝階級結構》試圖超脫前人主、客戶和戶等制的研究，從鄉村戶與坊郭戶、官戶與民戶等對稱戶名中，提出戶口分類制度的概念，并通過戶口分類，論述宋代的社會階級。此書不采用他認為不科學的“封建社會”一詞，對“資本主義萌芽”這個命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關土地制度方面，梁太濟、曾瓊碧等發表了如《兩宋的土地買賣》、《宋代租佃官田的“二地主”》等一系列論文。梁太濟和包偉民合撰的《宋史食貨志補正》，不僅補正詳密，而且其緒論可說是迄今對《宋史·食貨志》研究最深入、最具有權威性的論述，而《宋史·食貨志》對研究宋代經濟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張邦煒《婚姻與社會（宋代）》一書不是全面論述宋代的婚煙，而是從若干問題著手，試圖從古代婚姻的共性中，發掘和描述宋代婚姻制度的個性，是一部成功之作。袁俐的《宋代女性財產權述論》是一篇有深度的論文。家族研究迄今仍是薄弱環節，但許懷林、王善軍等已發表了若干通論性或個案性的論文。吳松弟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宋代北方人口南遷的專著，論述精詳。
　　宋朝的財政、賦役與其他社會經濟問題比較，傳世史料最為豐富，相形之下，梳理的難度也就更大。汪圣鐸《兩宋財政史》作為一部開創性的專著，從宋朝各代財政史的發展沿革、財政收支和財政管理體制三個方面，進行了相當系統和深入的論述，并且羅列了許多表格，無疑是極費功夫的。但是，宋朝財政和賦役的范圍太廣，這部近70萬字的巨著，仍不可能巨細無遺。例如宋神宗時的司農寺一度成為與三司相平行的中央財政機構，至于各種賦役，有的僅是一項，就完全可以寫成專著。因此，如朱家源、漆俠、梁太濟、戴靜華、魏天安、王棣、石瑩、包偉民、李偉國、張星久、王曾瑜等有關宋朝夫役、職役、匠役、兩稅、丁稅、役錢、和買、和糴、科配、商稅、司農寺、內庫、總領所、提舉諸司庫務司等論文，尚非汪圣鐸一書所能取代和包容。
　　　　（二）法制
　　朱瑞熙和張其凡所撰《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的第六卷，對宋朝政治制度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官制是宋史研究的一大難題，卻又是研究任何課題都無法回避的。就我個人的教訓而言，論著中的一些錯誤，大多出在官制方面。在鄧廣銘先生的倡導下，官制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龔延明無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他撰有《宋史職官志補正》一書，另有長達150萬字的《宋代官制辭典》， 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個人宋史專著和工具書，此書在辭條上大體可說是巨細無遺，并且有釋文，有史料的引證。這是繼鄧廣銘先生40年代的《宋史職官志考正》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陳振和朱瑞熙也是兩位很有造詣的專家，發表了《北宋前期的“中書”》、《關于宋代的知制誥和翰林學士》等一系列論文。鄧小南的《宋代文官制度選任諸層面》、楊果的《中國翰林制度研究》、賈玉英的《宋代監察制度》、苗書梅的《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和刁忠民的《兩宋御史中丞考》無疑都是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若將宋朝官制分成官吏人事制度和機構兩部分，苗書梅一書則對官員的人事制度作了系統而深入的論述，涵蓋面甚廣，難度之大，顯而易見，她廣征博引，做了不少開拓性的研究，很見功力。鄧小南一書選擇了官制研究中的一個難點，作了獨創性的論述，鉤沉索隱，梳理十分細致。并且不拘泥于就事論事，提出不少發人深思的見解。楊果一書，在對宋代翰林學士作了精細研究的基礎上，擴充到了整個中國古代，并通過翰林制度論析古代君主專制體制的若干重要特征。她還撰寫了《中國俸祿制度史》的宋遼金元部分。賈玉英一書除臺諫制度外，還包括了封駁制度、地方監察制度等，并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沿革演變，梳理了清晰的脈絡，準確地論述了宋代監察制度的歷史地位及其在宋代政治中的作用與影響。兩書對宋代監察和翰林制度都可以說是進行了立體透視和全息攝影。刁忠民一書對宋代御史中丞的史料的收集和考訂，下了很大功夫。此外，如李涵、金圓、高美玲、許懷林、鄭世剛、魏天安、劉坤太、俞宗憲、李寶柱、丁凌華、李昌憲、曾小華、程民生、戴建國、張希清、穆朝慶、吳以寧、史繼剛、王曾瑜等都發表了有關論文。
　　在軍制方面，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試圖按現代軍制學的規范，重新研討宋朝軍制，但在內容、體系和個別史實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誤。李昌憲的《宋朝將兵駐地考述》，游彪的《論宋代軍隊的剩員》、《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等文及程民生的《略論宋代西北鄉兵》，都可補此書之不足。
　　在科舉制方面，以張希清和何忠禮的成績最為顯著。兩人除發表一系列論文外，張希清著有《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此書是一部濃縮型的作品，體例和論述有其特色，實際上仍以宋代為主，因為宋代是中國科舉制發展最重要的階段。何忠禮另著有《宋史選舉志補正》，此書廣征博引，特別是其附錄，已超出了為《宋史·選舉志》補正的范圍。宋時使用“進士”一詞，含義較廣，包括非及第進士，龔延明《宋代及第進士之鑒別》對此作了深入論述，甚見功力。
　　在法制方面，由王云海、季懷銀、楊師群、安國樓、苗書梅、陳廣勝、胡建華、鐘劍麟和朱瑞熙撰寫、審改的《宋代司法制度》，是第一部較為系統和深入的有關宋代司法的專著，但作為一部開創性的著作，有補充和更正的余地。郭東旭對宋代法律有深入研究，著有《宋代法制研究》和一系列論文，其專著不僅對宋代法律作了系統論述，而且對法律的變化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在若干問題上有所創新和突破。戴建國也發表了《宋代的獄政制度》等一系列論文。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治安制度史》一書，宋代部分由程民生執筆，初步較系統地介紹了治安思想、制度、管理等情況。
　　　　（三）政治
　　張其凡對北宋初，即從太祖到真宗時的政治有若干獨到的見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初政治探研》一書中。李裕民也有若干論析較深的論文。關于宋仁宗時的政治，除慶歷新政有眾多文章外，李涵與張邦煒的兩篇有關劉后的論文值得重視。
　　王安石變法是政治史研究的一大熱門，除了前述鄧廣銘和漆俠的專著、程應ｌｉú＠③《司馬光新傳》外，還有李華瑞、姜錫東、趙喜英、郭東旭、高聰明、王善軍、苗書梅、王菱菱、李曉等合撰的《中國改革通史·兩宋卷》，其論述的范圍自然不以此次變法為限。其他如季平的《司馬光新論》、羅家祥的《北宋黨爭研究》、葉坦的《大變法》等專著及王曾瑜等人的很多論文，都涉及對這次變法的討論。依個人之見，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目前似應多做細節性的個案研究，然后才可能達到更上一層樓的水平。葉坦一書有其獨特的風格，將似乎枯燥乏味的變法情節，寫得文筆流麗，情趣盎然，深入淺出，但書中將變法對各階層利益的影響用圖表示意，似乎將復雜的情況簡單化了。羅家祥一書縱論北宋后期的黨爭，無疑下了相當的功夫，王曾瑜《洛、蜀、朔黨爭辨》一文提出了一點不同見解。
　　北宋后期政治至今仍是宋代政治研究較薄弱的環節，王曾瑜有關北宋末到南宋初的若干文章，試圖通過個案分析，探討專制腐敗政治的某些規律。關于南宋初的政治，周寶珠、朱瑞熙、曾瓊碧、張星久等人也著有專文。南宋中、后期的政治，胡昭曦和蔡東洲的《宋理宗、宋度宗》一書作了深入論述。
　　張邦煒《宋代皇親與政治》一書，縱論了宗室、后妃、外戚與宦官在宋朝政治中的地位與作用，提出不少有分量的新論，其缺點是在制度史方面論述較為薄弱。汪圣鐸有關宋代宗室的文章可補其不足。另外，此書對南宋前期的宦官勢力也估計不足。
　　農民戰爭一度是最熱門的研究課題，有關著作和論文很多，但近年來漸趨減少。前述何竹淇一書問世，應當說是編錄了大部分史料，在史料上不可能再有大的開拓余地。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農民戰爭的具體細節上，也已下了很深的功夫，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之說的誤導下，存在著過于美化和現代化的傾向。近年來的研究趨向實事求是，例如一些文章論證了楊么與偽齊勾結的史實。臺灣學者將宋代民間反抗官府的軍事行動稱為“變亂”，而我們習慣于使用“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之類名詞。筆者過去也寫過歌頌起義的文章，近年來重新考慮，在今存史料中，要找到區分盜匪與起義的確切和科學的根據和界限，有相當困難。在不少場合下，官逼民反，固然是一個重要史實，但反叛的性質似乎也不能僅依此而確定，因為在一個以租佃制為主的農業社會中，各種武裝力量的兵源主要都來自農民。如果認真考察反叛領袖人物的階級狀況和政治意圖，情況就比較復雜。對農民戰爭的定性問題，似應作一些新的思考。
　　　　（四）軍事
　　關于宋初戰爭史，有李裕民的《宋太宗平北漢始末》等文。漆俠撰寫了有關宋遼戰爭的系列論文，還有王煦華、金永高的《宋遼和戰關系的幾個問題》，吳晗的《陳圖與宋遼戰爭》等文。張其凡的文章收入其《宋初政治探研》一書中。關于宋夏戰爭，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戰爭中的貢獻》、曹松林《宋仁宗時期對夏戰爭的歷史教訓》、馬力的《宋哲宗親政時對西夏的開邊和元符新疆界的確立》等文。
　　關于宋金戰爭，鄧廣銘有關這次戰爭及否認有朱仙鎮一戰等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范壽琨著有《宋金平州之戰試析》，李華瑞著有《宋金太原之戰》和《北宋抗金名將王稟事跡述評》，周寶珠著有《關于宋金黃天蕩之戰的幾個史實問題》，陳振著有《有關宋代抗金義軍將領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吳泰著有《南宋初宋金陜西富平之戰述論》，王云裳著有《劉ｑí＠④與順昌之戰》等文，王曾瑜撰有關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關、岳飛北伐，紹興末到隆興初四次重要戰役的論文。相形之下，宋寧宗和理宗時對金戰爭的研究較為薄弱。
　　宋元戰爭雖然史料稍少，而研究成果最多，主要著作有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陳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胡昭曦、鄒重華主編的《宋蒙（元）關系研究》，陳世松、匡裕徹、朱清澤、李鵬貴的《宋元戰爭史》，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所編的《釣魚城史實考察》，劉道平主編的《釣魚城與南宋后期歷史》等，周寶珠撰有《南宋抗蒙的襄樊保衛戰》一文。上述專著不可能完美無缺，但無疑代表了目前相當高的研究水平。
　　　　（五）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鄭傳斌、劉坤太、宋景昌、周寶珠、佟培基、程民生等合撰的《宋代文化史》，作為第一部宋代的斷代文化史，作者們對文化的含義，宋代文化的特色，全書的體系和章節，以及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作扼要的介紹，很費了一番苦心。此書作為教學參考書和自學研究用書，其中大部分章節都可以另寫專著。陳植鍔的《北宋文化史述論》一書，有若干精彩的論述，可惜中年早逝，不能為宋代文化研究作出更多的貢獻。程民生的《略論宋代地域文化》一文，旨在探索宋文化的地域差別。
　　宋學無疑是中國古代經學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新階段，如劉復生的《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張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學研究》，楊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學》，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和《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潘富恩的《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邱漢生、張豈之、盧鐘鋒、冒懷辛、何兆武、黃宣民、步近智、李經元、龔杰、崔大華、姜廣輝、李曉東等人分撰的《宋明理學史》上卷，石訓、姚瀛艇、劉象彬、李書增、李之鑒、盧連章、吳士英、吳家振、李保林、朱忠明合撰的《北宋哲學史》，姚瀛艇、石訓等合著的《中國宋代哲學》，姜國柱的《李覯思想研究》，李之鑒的《陸九淵哲學思想研究》，姜廣輝的《理學與中國文化》等書，無疑都下了相當的功夫。胡昭曦、劉復生和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學研究》首次全面、深入地論述了宋代四川地區的經學和科技成就，鉤沉索穩，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見。
　　依個人之見，對宋學的研究，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難題。其困難在于即使作一個案研究，也需要很廣的知識面，從縱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經典、諸子百家、佛經道藏等廣博知識，從橫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廣博知識。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難題，然而采取攻其一點，漸及其余，眾人分進合擊的戰術，顯然是有效的。但是，這套戰術施用于研究宋學，似乎可說是奏效不大。宋代傳世的思想史資料是如此豐富，大大超邁前朝，僅對朱熹的龐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攝影、立體透視的功夫，也極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沒有上述縱橫兩方面的廣博知識，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雖然卷帙龐大，其貌驚人，但如果較為認真地對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實不過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時空的讀書報告，對思想家著作的時代背景缺乏常識。寫思想史只能斷章取義，卻又最忌諱在沒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斷章取義。
　　漆俠的《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文雖是概論性的，卻值得珍視，因為此文代表了宋學研究的一條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學力為基礎，此文的結尾對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我們期盼著他對宋學研究寫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還愿說一點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國思想史研究者所擬定的模式，大體上是：唯心主義者＝正統思想家＝反動思想家，唯物主義者＝異端思想家＝進步思想家，雙方存在兩條路線斗爭。說得再通俗一點，唯心主義者＝壞人，而唯物主義者＝好人。此種模式是經不住推敲的。現實生活也是很難用公式概括的。
　　馬克思主義總結西方哲學史，以唯心和唯物之爭為哲學發展的基線。然而在中國古代經學中，精神與物質何者為第一性，卻從來不是爭議的重要命題。古代哲人使用諸如“道”、“理”、“氣”、“太極”、“無極”之類名詞，有時也難于用現代的精神與物質兩詞予以界定。至于“陰陽”一詞，與矛盾統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處，但也難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將古人的自然觀與社會觀予以區分，說古代唯物主義者的自然觀是唯物的，而社會觀又不可能是唯物的，這是古代唯物論者的缺陷。其實古人一般都強調天人合一、天道與人道合一，今人要對他們的自然觀與社會觀強行區分，只怕就不合適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諸如禱雨、謝雨、祈雪、祈晴等疏文，這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確實也反映了他們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卻對這類文字忽略不計，而照樣論述此類疏文作者的唯物論，似乎此類疏文全然不足以動搖他們的論斷。依筆者之見，此類疏文恰好準確地反映了他們的自然觀，而不應忽略不計。
　　宋代史學當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課題。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對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當系統的論述。《資治通鑒》是繼《史記》之后的又一史學巨著，研究文章較多，《資治通鑒叢論》是一部重要的論文集。吳玉貴的《資治通鑒疑年錄》一書，則對《通鑒》的記事錯誤，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誠和許沛藻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則是對中國古代私撰的最大編年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的重要研究論著。對今存《宋會要輯稿》一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陳智超，他們分別撰有《宋會要輯稿研究》、《宋會要輯稿考校》、《解開〈宋會要〉之謎》以及不少論文。陳智超的突出貢獻，是復原了《宋會要》的《食貨》和《舉士》的部分目錄，并對今存《宋會要輯稿》提出盡可能合理的目錄重新編排方法。王云海將保存在浙江圖書館的《宋會要》清本和北京圖書館的殘卷，無私地告知了陳智超、酈家駒、王曾瑜等人，陳智超將殘卷整理成《宋會要輯稿補編》出版。對宋代另一重要編年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來可泓撰寫了不少論文和《李心傳事跡著作編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對《要錄》一書仍沿襲了不少官修《高宗日歷》對歷史真相的篡改和刪除，注意不夠。梁太濟撰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取材考》、《〈系年要錄〉和〈朝野雜記〉的歧異記述及其成因》等，對李心傳的兩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當細致的對比研究。王瑞明主編的《文獻通考研究》為集體論著，對《文獻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論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導讀辭典》宋史部分，《危素與〈宋史〉的纂修》等，對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論述。吳懷祺著有《宋代史學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發達，超邁前代，朱瑞熙、張邦煒等著有論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一書，對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當系統和深入的論述。苗春德主編了《宋代教育》的專著。
　　從現代研究角度看來，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錢寶琮等編有《宋元數學史論文集》。胡道靜的《夢溪筆談校證》，對宋代最著名的科學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細致的校證。徐規的《沈括事跡編年》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沈括事跡作了進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學還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論文集。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其中有三大發明集中在宋代。張秀民著有《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馮家ｓｈēｎｇ＠①著有《火藥的發明和西傳》。其他如洪煥椿、楊德泉、何應忠等都撰有論文，朱家源和王錦光則對法醫學家宋慈和科學家燕肅寫有專文。管成學的《宋遼夏金元科學技術史》無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宋代文藝方面論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唐圭璋主編的《全宋詞》，傅璇琮、孫欽善、倪其心、陳新、許逸民主編的《全宋詩》和曾棗莊、劉琳主編的《全宋文》等，都是十分費力的工程。陳高華編有《宋遼金畫家史料》，搜羅豐富。王世襄發表了《宋陳ｙáｎｇ＠⑤〈樂書〉——我國第一部音樂百科全書》的論文。孔凡禮發現了明人所編的《詩淵》中有大量宋人詩詞。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顧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汪圣鐸、游彪等都撰有論文。程民生發表了若干有關宋代祠神文化的論文和《神人同居的世界》，后者作為一部中國祠廟文化的通論性作品，文筆優美，深入淺出，表現了作者的卓識和才氣。祠廟與宗教有同有異，祠神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確實不能低估。
　　　　（六）人物研究和傳記
　　前面談及的如鄧廣銘、張家駒、何竹淇、程應ｌｉú＠③、李涵等所撰的重要傳記，在此不予重復。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宋帝列傳》，其作者有劉慶、雷家宏、毛元ｙòｕ＠⑥、張其凡、汪圣鐸、黃燕生、仲偉民、王菡、任崇岳、王曾瑜、方如金、虞云國、胡昭曦、蔡東洲、曾慶瑛、張希清等。雖然不免有些缺點，但還是對宋朝各代皇帝的是非功過、宮廷生活等作了較系統的論述。由于出版社倉促出書，或未經作者校閱，錯字甚多。張其凡還著有《趙普評傳》。北宋對民間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莫過于楊業和包拯，但有關史料不多。前述余嘉錫的論文和聶崇岐的《麟州楊氏遣聞六記》，已將楊業的史料和事跡作了系統整理和考訂，此后的作品大體未超脫其窠臼。常征的《楊家將史事考》對楊業及其后裔做了不少并不科學的拼湊工作。李裕民的《楊業考》則對楊業的事跡有所考訂和補充。孔繁敏《包拯年譜》一書，對包拯的事跡和史料作了系統整理。楊國宜著有《包拯集編年校補》。此外，王曉波的《寇準年譜》，宋衍申的《司馬光傳》和《司馬光評傳》，曾棗莊的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三人的評傳和年譜，戴應新編著的《折氏家族史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龔延明著有《岳飛》和《也評岳飛的忠君思想》等文。王曾瑜著有《岳飛新傳》和10多篇論文，另撰《鄂國金佗＠⑦編、續編校注》一書，作為岳飛事跡的史料匯編和考證，花費了很多心血，有相當質量，有關岳飛事跡的史料大體齊全，其考證則只是一家之言。曾瓊碧發表了《千古罪人秦檜》和若干論述岳飛、秦檜和宋高宗的論文。關于抗金名將吳ｊｉè＠⑧、吳ｌíｎ＠⑨及其家族，王智勇著有《南宋吳氏家族的興亡——宋代武將家族個案研究》，楊倩描著有《吳家將》。徐規和王云裳著有關于另一抗金名將劉ｑí＠④的一系列論文。高令印著有《朱熹事跡考》，束景南著有《朱子大傳》和《朱熹佚文輯考》。郭齊的《朱熹新考》對朱熹的若干事跡和詩、詞、文作了新的考訂，甚見功力。朱瑞熙主編了《朱熹教育與中國文化》。關于愛國詩人陸游，有于北山的《陸游年譜》、朱東潤的《陸游傳》和《陸游研究》、齊治平的《陸游傳論》、郭光的《陸游傳》等。周夢江著有《葉適與永嘉學派》和《葉適年譜》。關于南宋抗元英雄，有陳世松的《余ｊｉè＠⑧傳》、王曉波的《余ｊｉè＠⑧年譜》、陳清泉的《文天祥》、萬繩楠的《文天祥傳》、楊正典的《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等。俞兆鵬著有《謝枋得年譜》。研究歷史人物，不可能脫離社會背景和制度，而一些傳記的缺點，正在于對社會背景和制度缺乏必要的知識。
　　　　（七）重要論文集
　　10多年來，出版了不少集體的宋史研究論文集，如中國宋史研究會前后召開七次，每一次都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纂的《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河北大學歷史研究所編纂的《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宋史研究論叢》二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南大學的《宋史研究集》，中州書畫社的《宋史論集》，杭州大學歷史系宋史研究室編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岳飛研究會編纂的《岳飛研究》四輯，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輯和《國際宋代文化研究論文集》，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編纂的《宋元文史研究》、《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五集、《陳樂素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云南大學歷史系編纂的《紀念李埏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史學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室的《宋遼金史論叢》二輯等，有的全是宋史論文，有的宋史論文占了相當比重。此類論文集無疑都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八）重要斷代史
　　鄧廣銘所撰《中國史綱要》的宋代部分是60年代的作品，他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宋》條是80年代的作品，內容較新，但篇幅較短，而無注釋。周寶珠、陳振、姚瀛艇和彭友良的《簡明宋史》雖然有一些缺點，與其他斷代宋史相較，目前還是無可取代者。梁太濟著有《〈簡明宋史〉質疑辨誤五十例》，但有的舉例也未必允當。
　　　　（九）史料整理和工具書
　　程應ｌｉú＠③、裴汝誠等校點《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重要史料，鄧廣銘等校點《國朝諸臣奏議》，徐規校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汝企和校點《續編兩朝綱目備要》，王瑞來著有《宋宰輔編年錄校補》，陳智超、吳泰、王曾瑜校點《名公書判清明集》，還有不少重要的宋人文集、筆記等也校點出版。在工具書方面，有李國玲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沈志宏的《宋人別集版本目錄》，吳洪澤的《宋編宋人年譜集目》，俞如云的《宋史人名索引》，鄧廣銘和程應ｌｉú＠③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等。湯開建和劉建麗等編有《宋代吐蕃史料集》。
　　　　　　三、本世紀下半期港臺的宋史研究
　　港臺的宋史研究是在另一種環境下開展起來的，總的說來，發展比較平穩，并呈現不斷上升和逐步繁榮的趨勢。
　　50年代，除羅香林的《蒲壽庚傳》和徐復觀的《象山學述》外，一些學者的論文也探討了宋史的不少研究課題。例如方豪研究中西交通、水利、軍事等，宋ｘī＠⑩探討商業和士大夫對商人的態度，趙鐵寒研究宋代的教育和政治，劉子健研究行政、士風和教育，林瑞翰研究南宋初期政治、保甲、馬政和鹽政，程光裕論述宋英宗時的濮議和茶政，王德毅研究科舉、南宋史家李燾與李心傳以及四朝國史，金中樞和侯紹文研究科舉，周道濟研究宋代宰相，閻沁恒研究走馬承受，雷飛龍研究宋朝黨爭，羅球慶撰有《北宋兵制研究》，牟潤孫、屈萬里、何佑森研究宋代學術和學風，錢公博研討鹽業等，都具有代表性。
　　1963年，在美籍學者劉子健的聯絡下，臺灣成立宋史座談會。如今，《宋史研究集》已出版至20多輯。60年代以來，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專著和論文集，成績斐然。方豪著有《宋史》和《方豪六十自定稿》。學術大師錢穆著有《宋明理學概述》、《朱子新學案》、《宋代理學三書隨札》等。姚從吾著有《余ｊｉè＠⑧評傳》。饒宗頤著有《九龍與宋季史料》。劉子健著有《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和《兩宋史研究匯編》。宋ｘī＠⑩著有《宋史研究論叢》和許多論文。王德毅著有《宋史研究論集》、《李燾父子年譜》、《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等，對宋代的史學、社會經濟等用力尤多。以上兩位學者還從事工具書的編纂，宋ｘī＠⑩編有《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王德毅編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宋會要人名索引》、《宋文集中碑銘傳記資料不著名諱人物匯考》、《宋會要輯稿校勘記》等，為人們所廣泛運用。蔣復璁著有《宋史新探》。孫克寬撰有《宋元道教之發展》。
　　另外，陶晉生著有《金海陵帝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和《宋遼關系史研究》。范壽康撰有《朱熹及其哲學》。陳學霖撰有《宋史論集》。王建秋撰有《宋代太學與太學生》。李安著有《岳飛史跡考》和《文天祥史跡考》。趙效宣著有《李綱年譜長編》和《宋代驛站制度》。程光裕著有《宋太宗對遼戰爭考》和《唐宋茶史論稿》。金中樞著有《宋代學術思想研究》，并對科舉制、道教等發表不少論文。林瑞翰就軍制、邊防、監牧和宋初政治發表了不少論文。鄭壽彭著有《宋代開封府研究》。程元敏著有《王柏之詩經學》和《王柏之生平和學術》。陳榮捷著有《朱子門人》、《朱學論集》和《朱子新探索》。蔡仁厚著有《宋明理學》。戴景賢著有《北宋周張二程思想之分析》。唐君毅著有《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羅光著有《中國哲學思想史——宋代篇》。劉述先著有《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樂蘅軍著有《宋代話本研究》。裴普賢著有《歐陽詩本義研究》。何澤恒著有《歐陽修的經史學》。李一冰著有《蘇東坡新傳》。潘美月著有《宋代藏書家考》。龔鵬程著有《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蔡秋來著有《兩宋畫院之研究》和《宋代繪畫藝術成就之探研》。麥仲賢著有《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牟宗三著有《心體與性體》。朱傳譽著有《宋代新聞史》。吳康著有《邵子易學》。劉兆ｙòｕ＠⑥著有《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黃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林天蔚著有《宋史試析》、《宋代香藥貿易史》和《宋代史事質疑》。趙雅書著有《宋代的田賦制與田賦收入狀況》。龐德新著有《宋代兩京市民生活》。陳彥義著有《北宋統治階層社會流動之研究》。遲景德著文探討宋朝的政制。董光濤研究宋代河防、淤田等。葛紹歐對宋代教育、開封官制等均有探討。
　　梁庚堯的研究以社會經濟史為重點，他不僅廣泛網羅宋代史料，還廣泛搜集明清方志的史料，著有《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的農村經濟》和很多論文，探討城市、鹽政、士大夫等。黃寬重重點研究南宋政治、軍事史，其作品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史研究集》、《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宋史叢論》和很多論文，涉及襄樊之戰、孟珙、南宋活字印刷、歸正人、胡銓、馬擴、鎮撫使、中日與中韓交流、飛虎軍等問題。研究的精詳，是兩位學者的共同特點。李天鳴的多卷本《宋元戰史》，網羅史料十分豐富，論述周詳。梁天錫主要研究官制，著有《宋樞密院制度》、《宋代祠祿制度考實》、《宋宰相年表新編》、《宋宰輔研究論集》等，搜羅完備，論述細致。李弘祺著有《宋代教育散論》。劉靜貞著有《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北宋前期》和探討宋代婦女、冥報觀等的論文。葉鴻灑著有《宋代書院制度之成長及其影響》，對宋代科技也發表多篇論文。朱重圣著有《北宋茶之生產與經營》。蘇基朗和李東華分別著有《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和《泉州與我國中古時代的海上交通》。何冠環著有《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張元對《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等史籍作了十分精細的研究。柳立言從事宋代政治、家族、婦女等研究，論述頗有新意。王明蓀的研究范圍包括遼宋金元史、中國史學史等，其宋史論文探討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等。蔣義斌研究宋代儒釋道關系、宋孝宗時代政治等。韓桂華研究宋代工匠、綱運等。王世宗著有《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江天健著有《北宋對于西夏邊防研究論集》。徐秉愉探討南宋前期政治史等。楊美莉研究宋人羅漢信仰。侯家駒研究宋代財政。廖隆盛研究北宋政治。陳家秀研究四川吳氏武將。
　　以上的介紹并不完全，總的看來，大陸與港臺的宋史研究有不少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也各有所側重和薄弱環節。
　　　　　　四、展望
　　在本世紀內，中國的傳統史學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造，也經歷了迂回曲折的發展過程。宋史研究盡管還面臨著各種困難和問題，但今后的燦爛前途還是可以預卜的。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勢不可免的，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肯定需要珍重自己的傳統文化，而對本國古史的深入研究，在整個偉大的復興工程中必將被置于一個恰當的位置上。筆者不可能預見下世紀宋史研究的發展進程，這里只能就當前所看到的問題，談幾點想法。
　　第一，加強學術道德的建設。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中華傳統美德備受摧殘的現實，即使在被譽為圣潔的學術殿堂中，人欲橫流的現象也不能不令人觸目驚心。筆者常感嘆：“古人與近人恥為之，而今人卻優為之。”過去羞于啟齒的話，現在變得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過去羞于動作的事，現在變得可以明目張膽地做了。一方面譴責腐敗，另一方面卻有愈來愈多的人卷入了腐敗。沒有氣節，崇尚金錢，崇拜權勢，似乎成了一些人的行為準則。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古史研究者既然接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比其他人多，理應走在重振民族美德的前列。
　　第二，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這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事實上，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編纂《全宋文》時廣泛使用電腦，河南大學劉坤太使用電腦處理一批宋人筆記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河北大學歷史研究所使用電腦制作《續資治通鑒長編》等索引，臺灣史語所使用電腦制作二十五史等索引，已開創了在古史研究中應用現代科技的先例。其前景之廣闊，是難以預測的。例如一旦用電腦掃描和識別古籍文字的難題解決以后，浩如煙海、任何人無法遍閱的古籍，就有可能壓縮在若干張光盤之中，而任人隨心所欲地檢索。任何學者家庭的狹小書房中不難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謂博覽群書在某種程度上便成為空話。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學者將一律平等。這給宋史研究者提出了學習現代科技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年輕學者，決不能等閑視之。
　　第三，加強外語訓練。港臺學者一般都經過相當嚴格的外語訓練，成問題的是大陸學者。一些學者將學習外語作為一種額外負担，視外語能力為可有可無。其實，如果要使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走向世界，外語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對一個青年學者而言，一種外語嫌少，至少應掌握兩種外語，而且多多益善。
　　第四，注重開拓新的課題，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研究課題的重復，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蒸冷飯式的作品。研究貴乎創新，那些有一篇不多，沒一篇不少的作品，應當盡量避免發表。人們的眼光尤其應當投向那些未曾開發的處女地，或未經深入開發的半荒地。社會的進步也必然會開闊人們的眼界，使人們考慮新的研究領域。
　　上半世紀，貧弱的中國還出現了像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學術大師，而下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卻并未出過一位名符其實的學術大師。事實上，學術大師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他人的吹噓。那種一夜之間便涌現出人所不知的“著名學者”的現象，適足以使學術界或史學界含垢蒙恥。依個人之淺見，學術大師的標準是否可以有兩條：第一，學問確實在同時的眾人之上，而為眾所公認；第二，能夠開創方向性的正確的學術新路。如果說，由于時代的限制，而未能在當代的史學研究者中造就真正的學術大師，但愿在下一世紀，中國史學和宋史界能夠人才輩出、群星燦爛，而出現名符其實的學術大師。
　　本文參考了臺灣學者黃寬重先生《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一文，并蒙李華瑞先生提出若干修正和補充意見，謹致謝意。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升
　　　　＠②原字為火右加良
　　　　＠③原字為钅右加謬的右半部
　　　　＠④原字為钅右加奇
　　　　＠⑤原字為日右加湯的右半部
　　　　＠⑥原字為礻右加右
　　　　＠⑦原字為禾右加卒
　　　　＠⑧原字為王右加介
　　　　＠⑨原字為王右加鱗的右半部
　　　　＠⑩原字為日右加希
歷史研究京146～162K23宋遼金元史王曾瑜19981998作者王曾瑜，193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歷史研究京146～162K23宋遼金元史王曾瑜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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