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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傳統觀點認為，天臺宗名僧智ｙǐ＠①的佛教活動，與王朝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起先效力于陳王朝，在隋滅陳之后，不久即成為隋朝的積極支持者。雙方政治與宗教達到相互利用的目的。的確，世俗王國的統一與彼岸世界的統一關系上具有決定性和一致性，智ｙǐ＠①的宗教活動很大程度上也迎合和受制于王朝政治。但由眾多有關歷史論述和具體資料分析，智ｙǐ＠①對梁、陳、隋各朝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特別是對隋朝，并非是其“積極支持者”，而是對隋朝蔑視、厭惡，并也受到隋朝的迫害。對這一問題的正確認識，為理解智ｙǐ＠①止觀學說及全面評價智ｙǐ＠①、天臺宗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智ｙǐ＠①出身世家，在南朝的梁朝時，“列爵世載”（《國清百錄》卷二），其父陳起祖深受梁朝君臣的重用，因此一家生活安定。承圣三年（５５４），西魏軍南侵，這成了智ｙǐ＠①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據《智ｙǐ＠①大師別傳》記載，當時他“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國家殄喪，親屬流徙。嘆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又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于是“誓作沙門，荷負正法”。智ｙǐ＠①的出家，究其根本原因是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化：梁朝時佛教盛行，智ｙǐ＠①頗受佛教影響，而北方異族南侵，梁朝滅亡，使得智ｙǐ＠①家破人亡。因此，他決心“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智ｙǐ＠①大師別傳》）。從此可以看出，智ｙǐ＠①對北方異族南侵表示出極大的反感。“昔梁荊百萬，一朝仆妾”，使他“銘肌刻骨”（《智ｙǐ＠①大師別傳》）。這種思想，實際上是智ｙǐ＠①長期受正統儒學熏陶的結果。
　　西晉滅亡之后，江南成為漢文化的代表地，以東晉南朝為正朔之所在。當時代表儒學傳統思想的文人一致認為“魏朝雖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洛陽伽藍記》卷二）。梁、陳統治者基于對正統王權的信心，大力扶植佛教，江南佛教盛極。而智ｙǐ＠①的師父慧思，因一再受北方僧徒的迫害，不斷南遷。在《南岳思大禪師立誓愿文》中，他發誓“不復渡河，心心專念入深山中”，于是“決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舍眾，渡向淮河山中”，最后歸老衡岳。慧思的這一行為，實際上是他對北方戰亂局面的無比痛恨，也是他對北朝佛教和北朝政治形態的極力否定。智ｙǐ＠①師承慧思，受到特別指示：“汝與陳國有緣，往必利益。”（《續高僧傳》卷十七《智ｙǐ＠①》）并奉師命來到陳都金陵弘法。師徒相承的止觀佛教，在陳王朝的保護下得到發揚。而他們更試圖以自己的佛教學說，維護和振興日趨衰敗的南方正統王朝。他們以自己的行動來報答陳王朝，表達了其王朝正統思想和儒家忠孝的觀念。
　　在金陵弘法時，智ｙǐ＠①受到僧俗各界人士的一致歡迎，受到陳宣帝的特殊禮遇。而在此后期，正值北周武帝毀佛。由此可見，正是南北兩個政權對待佛教的不同態度，更堅定了智ｙǐ＠①一心效忠于陳王朝的信念。智ｙǐ＠①暫離金陵，入天臺山后，陳宣帝給了智ｙǐ＠①及其弟子有力的物質支持。據《國清百錄》載：“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陳王朝在江河日下之際，仍十分關心智ｙǐ＠①，由此可看出陳王朝的確對智ｙǐ＠①有著真實感情。陳后主至德三年（５８５），陳后主曾７次邀請智ｙǐ＠①入京弘法。當時朝廷君臣上下，對智ｙǐ＠①無不敬慕。為報答帝王之恩，智ｙǐ＠①出山到江陵，試圖以佛法挽救垂危的陳王朝。智ｙǐ＠①受到了極高的禮遇，陳后主親臨太極殿，請智ｙǐ＠①講《仁王般若經》。據《智ｙǐ＠①大師別傳》載：“敘經才訖，陳主于大眾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帝王對僧侶的如此敬重，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罕見的。《仁王般若經》的內容，具有強烈的護國色彩，后主請智ｙǐ＠①講經，是要以佛法為陳王朝消災。智ｙǐ＠①雖感陳王朝氣數已盡，但仍竭力為其效命，這又是他忠孝正統觀念的體現。于是上演了君臣合力救國消災的動人一幕。一種激烈悲壯的氣氛，籠罩在岌岌可危的陳王朝江南大地上。這也是陳朝末年世俗政權與宗教力量的最后一次相互信任與配合了。
　　禎明三年（５８９），陳朝滅亡，智ｙǐ＠①再次體驗了國家殄喪的悲痛。失去了正統王朝的依托，也未完成先師慧思的遺愿和自身的理想抱負，智ｙǐ＠①因此悲憤痛惜之情一再流露。后來，他對隋朝政權的蔑視，對隋統治者的貌合神離，陽奉陰違，采取消極回避的態度，與此不無聯系。
　　隋朝雖然順應了北方人民反抗鮮卑貴族統治的歷史潮流，但它畢竟是在北周的政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基本國策沒有多大變化。因此，它的文化政策以及對佛教的態度仍不同于南朝。隋朝把佛教嚴格置于皇權之下，使之成為“為國行道”的工具。《歷代三寶記》卷十二載：文帝下詔曰：“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而智ｙǐ＠①的一生，在南朝度過了五十二載春秋，使他自覺認同南朝，并與之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南朝對其家族和本人，以及對佛教的恩情，使他以“留泄陳都，八年弘法”為榮。這不僅是秉承師命，也是他本人的愿望。因此，在陳朝滅亡之際，智ｙǐ＠①仍與其君臣一起，作最后的祈禱。在隋朝，智ｙǐ＠①雖說是脫離世俗的高僧，但伴隨其身世而來的與舊王朝的種種聯系并未完全割斷，故不愿為隋朝所用。更何況，改朝換代本身就是一場災難，“金陵講席，掃土俱盡”（《續高僧傳》卷十四《慧ｊūｎ＠②傳》）：“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鬟繩墨，湮滅溝渠”（《廣弘明集》卷二十五《寶臺經藏愿文》）；“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于火宅，持缽略成空返”（《國清百錄》卷二）。這一切幾乎是重演北朝滅佛的一幕，智ｙǐ＠①心中自然是悲憤感慨萬千。因此，對于隋王朝，智ｙǐ＠①一開始就懷有對立情緒，拒絕與之合作。
　　當金陵淪陷時，智ｙǐ＠①便懷著對舊王朝的眷戀和對新王朝的厭惡，“策杖荊湘”，來到廬山。隋文帝三子楊俊得知，遣使相邀。智ｙǐ＠①以“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智ｙǐ＠①大師別傳》），斷然拒絕，并且表現出不滿的對抗姿態。開皇十年（５９０），隋文帝親自下詔：“……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故命將出師，為民除害。……師既已離世間，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ｄú＠③，宜相勸勉，以同朕心。”（《國清百錄》卷二）這實是對智ｙǐ＠①的嚴厲警告，要他認清統一的形勢，不要懷念舊王朝而與新王朝對立；要嚴守戒律，遠離俗世，做僧侶之典范；并希望他為隋效力，宣傳佛法不得脫離王權。而智ｙǐ＠①仍不出山。之后，晉王楊廣在揚州致書，軟硬兼施，要求智ｙǐ＠①合作。智ｙǐ＠①在“三辭不免”的情況下，提出四項先決條件：一“愿勿以禪法見期”；二“愿不責其規矩”；三“愿許為法，勿嫌輕動”；四“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飲啄，以卒殘生”（《智ｙǐ＠①大師別傳》），表達了他不屈服于隋文帝敕書的壓力，不與隋朝結納的態度。
　　智ｙǐ＠①到揚州后，主持了授戒法會之后，即“朝發夕還”。面對楊廣的挽留，他以“四愿”為由拒絕。接著，他卻在廬山、荊州等地積極弘法，并為此得罪了官府。正如他在《遺書》中所述：“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集眾，用惱官人？”為制約智ｙǐ＠①活動，楊廣又手書要他去揚州，點破了智ｙǐ＠①的心思，明白警告他要放棄與隋王朝的對立，維護現實王權。“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國”（《國清百錄》卷二）。楊廣始終恨恨不已的是：當年陳朝時智ｙǐ＠①在金陵大開法筵，而今又在荊州講經，卻為何獨獨不為隋朝所用？
　　在楊廣的嚴厲敦促下，智ｙǐ＠①只得再赴揚州。但他此時已非常厭惡這樣的生活了，于是次年即回天臺山。不料只隔一年，楊廣就遣使迫令智ｙǐ＠①限期出山。至此，智ｙǐ＠①深感已與隋王朝勢不兩立了。若屈服于隋王朝，生命對他毫無意義；更何況，他早已有終老天臺的心愿了。
　　隋朝統一全國，的確符合歷史潮流，順應民心。但我們不能以此認為智ｙǐ＠①歸心陳朝而蔑視隋朝便是違背歷史潮流的。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不論在文化還是政治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智ｙǐ＠①選擇以佛法服務于陳王朝的道路，既有其家庭歷史和師訓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受著南朝文化觀念和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南朝對思想界的寬松政策，對佛教的扶植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因此智ｙǐ＠①的一生始終與梁、陳王朝的興衰結合在一起，并以固有的正統觀念來對待形勢的變化，堅定自己的佛教立場。正是由于這種儒家思想、王朝觀念的作用，使他終究沒有成為隋朝的工具，并且在他的佛教學術理論上有效地將出世的佛教觀念與入世的倫理道德相融合，使佛教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這一現象，在中國佛教史中決非罕見。有著許多像智ｙǐ＠①那樣的高僧，他們雖然是出家脫世之人，但內心不可能完全擺脫世俗倫理的約束，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更不可能完全放棄儒家的種種思想觀念。因此他們對王朝的“忠”，也應從這一角度去理解。縱觀中國佛教歷史，佛教思想始終受影響于中國傳統的文化背景，忠孝思想在各朝尤其是唐宋時期的佛教觀念中大量滲透融合，并相互作用，形成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歷史上的“孝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頗大。
　　 （作者單位：杭州大學人文學院）＊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豈加頁
　　 ＠②原字君加頁
　　 ＠③原字讀加言
　　
　　
　　
文史知識京88-91B9宗教蔡心揚19971997 作者：文史知識京88-91B9宗教蔡心揚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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