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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年伊始，本來已經“失去轟動效應”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就讓葛紅兵與王朔的“批判 ”給攪動了一番。先是葛紅兵以專業文學工作者的身份連續在《芙蓉》發表“悼詞”（《為 二十世紀中國寫一份悼詞》、《為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寫一份悼詞》（注：分別見《芙蓉》1999年6期，2000年1期。））。這份“悼詞” 并沒有多少沉重的哀痛，倒是滿懷著橫掃千軍的批評的快意。“在這個叫二十世紀的時間段 里，我們能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作家嗎？能找到一種偉岸的人格嗎？誰能讓我們從內心感到欽 佩？誰能成為我們精神上的導師？”“很遺憾，我找不到”，“那些在各種各樣的文學史書上 流光溢彩的人倒是應當感到汗顏，他們應當羞愧而死。”緊接著，素來不懼“流氓”之名的 王朔又將他特有調侃“肆無忌憚”地對準了魯迅。“阿Q講過：尼姑的光頭，和尚摸得，我 就摸不得么？對魯迅，我也這么想。”（注：王朔：《我看魯迅》，《收獲》2000年2期。）這些似是而非、漫不經心卻又火藥味十足的議論造 成了中國文學批評界迎接新千年的第一幕景觀。
　　無論是王朔還是葛紅兵都顯然無意在自己的“批判”中建立一種學術的嚴肅，他們所要呈 現的與其說是立于這世紀之交的深長歷史的反思，還不如說是一種即時的情緒或特殊的心境 ，如果我們仍然要將它們納入到學術批評的范圍之中，那么首先需要討論的恐怕就不是其中 的具體觀點而是支持著這些觀點的學術標準。世紀之交，我們發現，發展了一個多世紀的現 代“學術標準”似乎還真的存在問題！秦弓《學術批評要有歷史主義的態度》、吳中杰《評 一種批評邏輯》、李潔非《文壇怪景：罵的流行》（注：分別見《人民政協報》2000年2月4日、《文學報》2000年4月6日、《北京日報》2000年4月12日。）等京滬學者的回應都不斷提醒我們注意 “標準”的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還在于，以上這幾篇來自知名學者的回應都無一例外地 見諸于報端（而非嚴格的學術雜志），這種回應方式本身仿佛倒是對于那種貌似學術問題其實 不過是“新聞性”的社會現象的最好的回答——90年代的“批判”的熱鬧不時都帶著極強的世俗化、市場化的自娛追求，到底與80年代的“反思”與“批判”有了太多的差別。
　　在北京、上海等地就王朔言論召開的“魯迅熱點問題”研討會上，（注：北京會議于5月21日在魯迅博物館召開，會議綜述見《人民政協報》2000年10月13日秦弓 文，上海會議于9月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召開，會議綜述見《文學報》2000年9月7日俞小召文。）我們也聽到了類似的 聲音，除了討論“學理化”和應有表態之外，更多的卓有成就的魯迅研究專家都體現了一種 令人稱道的冷靜和睿智，“這些意見的發表，是正常的思想現象。問題在于，怎樣用平常的 心態，來對待這些通向認識真理道路上的質疑”，“過分計較那些意見言辭不恭的外表，會 造成對真理認識的阻塞”（注：孫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實的魯迅》，《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新時期以來確確實實有好多對魯迅不滿的言論，甚至有的言 論充滿了明顯的敵意，但我認為，這都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不會構成統一的潮流，也不會 有持續的影響”（注：王富仁：《我和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從某種意義上說，非議魯迅現象的出現，也許是學界環境正常化的一 種 表現。”（注：李新宇：《直面真正的挑戰者》，《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畢竟，如果有人在學術話題中尋找世俗的自娛和表達，那么我們又何必以情緒性 的“捍衛”來重蹈這些“市場運作”的陷阱呢？將他人的自娛自樂與我們自己的學術事業劃 分開來，這種冷靜不正是迎接新世紀的成熟嗎？我以為，從80年代的魯研界馬克思主義之爭 、《青海湖》事件所引起的騷動到世紀末王朔、葛紅兵“批判”下的冷靜，中國現代文學界 在調整自己的學術位置方面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經驗。
　　　　　　二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冷靜中走向新世紀，這一年，繼續進行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 與編寫的話題，且多有扎實的成果，顯示了世紀之交的學術理性的高度。
　　近年來，藉著各種文學史觀念的嬗變和國家教育部對教材改革的推動，各種版本的“中國 現代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陸續問世，一系列有關“文學史”研究與編撰的 筆談、專論和學術會議也頻頻出現。朱棟霖以“經典的流動”闡釋了新文學經典標準變化的 可 能性，從而為文學史的不斷“重寫”尋找了基礎。“文學史研究的任務就是遴選經典，詮釋 經典，闡發文學史發展的規律。而經典是流動的。每個文化時代有自己的文學經典，不同的 時代認同不同的經典。”“流動的經典隨時代而嬗變，正如歷史在不同時空中流動。因為遴 選經典，評價經典的標準是流動的，隨時代文化思潮的變遷而流動，并無一個關于20世紀中 國文學的固定的評價標準。”（注：朱棟霖：《經典的流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4期。）楊劍龍反對“拘泥于某一種視角與標準”，他認為，過去我 們“對于文學的評價往往出現一些偏向，常常注意對于再現性寫實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于 表現非寫實作品的評價，常常注重對于具有啟蒙意義純文學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于具有娛 樂作用通俗文學作品的評價：常常注重對于大眾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于先鋒性作品的評 價；常常注重對于理性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于非理性作品的評價。”（注：楊劍龍：《也談新文學評價的標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4期。）新文學史研究的 “評價標準”問題成了這一年5月在重慶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八屆理事會第二次會 議”之重要議題。與會者普遍認為新文學史的“評論標準”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個人化 的，同時這種標準之間也應該形成對話局面。（注：詳細情況見秦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紀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4期。）
　　《福建論壇》2000年第4期推出了由朱壽桐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規范筆談”，朱壽桐 、汪應果、朱德發、朱棟霖等人針對中國現代文學評價標準或學術研究現狀等問題發出了“ 亟待建立學術規范”的呼吁。較之前面所述的那些“標準”多元化的主張，這一組筆談傾向 于以相對明確的“規范”來糾正目前已經存在的某些研究混亂的學風，汪應果質疑了“主編 制”的學術著作，朱壽桐論及了學術研究中的“強詞奪理”現象，朱棟霖為研究生學位論文 水平下降而憂慮。顯而易見，“學風”問題的出現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90年代學術界的浮 躁，它雖然不能掩蓋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在不斷成熟中走向新世紀的主流，但畢竟已經成了活 躍于當今學界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潛流，聽任它的滋生蔓延，必將嚴重破壞我們賴以生存的學 術事業，因此，一位嚴肅的學人不僅應當貢獻自己的學術思想，而且同樣有義務來清潔基本 的學術環境。
　　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的一些基本問題在2000年3月海口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研 討會”中得到了集中的討論。與“評價標準”問題的相對寬容的態度相一致，龍泉明分析了 文學史多種并存的可能性，（注：龍泉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多元格局》，《文學評論》2000年4期。）周曉明主張以“現代中國文學”取代“中國現代文學”，以 賦予這門學科更大的開放性、包容性、過程性與現實性，（注：周曉明：《從“中國現代文學”到“現代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4期。）張福貴論述了文學史寫作的“人 類性和個性化追求”。（注：張福貴：《走出教科書體系確立文學史》，《文學評論》2000年4期。）另外，董健、逄增玉等人則反駁了近年來一些理論主張（諸如反 理性、反啟蒙、反現代）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干擾，強調要充分重視現代文學的成就，強 化“現代性意識”（注：董健：《現代文學史應該是“現代”的》，逄增玉《研究心態、價值認定和文學史結構模式的調整與創新》，《文學評論》2000年4期。），這顯然有利于清理和維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陣地，使之不至 于在所謂“多元”的包容中喪失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高遠東、王攸欣在認真思考近年來文學史寫作重要演變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設性意見。 高遠東分析了自80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先是“向內轉”繼而又“向外”突圍的歷程， 他認為這一演變過程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一系列的重要問題（諸如“重估現代性”、“20世 紀中國文學的概念”、“近代”、“當代”三分法的傳統分期），而現在有必要從“內”“ 外”的張力中尋找現代文學的本質，以確立現代文學史的科學思路。（注：高遠東：《新世紀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的前景與方法》，《文學評論》2000年4期。）王攸欣從創造性、 開放性、多元性、敘述對象、敘述語言、敘述方式等方面闡述了關于文學史教材的建議。（注：王攸欣：《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個性的幾點想法》，《文學評論》2000年4期。關 于這次會議的詳細情況見汪云霞《文學史寫作的焦慮與期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0年3期。）
　　在海口研討會和在以后整理發表的論文里，王富仁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提出了自己獨 特的意見，他認為，“要清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中的問題，必須弄清楚一些基本的觀念 ”，針對目前對文學史編寫的高度重視，王富仁卻提出，當前其實更像是一個“批評與史論 ”的時代，對于“史”，“不可輕看，但也不必特別看重它”，“對于文學史家，文學觀念 的 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他依靠的是自己對歷史上的文學作品的實際感受，不是依 靠的理論。”（注：王富仁：《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問題的幾點思考》，《文學評論》2000年5期。）
　　這一年的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錢理群兩年前編就的文集《返觀與重構》，這是作者 多年來對“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心得，其中既有對現代文學史學科開創人王瑤先生治學成 就的總結，也有自己多年來的文學史研究的回顧，還有“從現代文學史整個學科研究實踐中 去思考具有前沿性的理論方法問題”，與前面所述的那些相對抽象的文學史理性反思不同， 錢理群力圖在這本文集中呈現自己在一些具體的文學史研究與寫作問題上的思路與方法，以 豐富的文學史研究的實踐來揭示蘊含于其中的規律性的東西，正如作者所說：“我并不奢望 構建理論體系與模式”，“但又確實期望提出一些能引起人們思考的命題，以為后來者的理 論建構提供或許有用的斷磚片瓦。”（注：錢理群：《反觀與重構——文學史研究與寫作》，34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
　　　　　　三
　　盡管有的學者在反思“20世紀中國文學觀”的時候，對“從文化、思潮、技術和材料等角 度對文學的觀照”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注：吳炫：《一個非文學性命題——20世紀中國文學觀局限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5期。）但我們應當承認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宏觀研究 在2000年仍然較多地集中在文化與文學的關系上。
　　中外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是80年代以來的一個持續不衰的論題。世紀之末，中國學 人在繼續深化這一課題的時候已經不再滿足于那些空疏的中外文化比較，而是努力于開拓與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形態相適應的具體的文化現象，如羅成琰、閻真對儒家文化討論（注：羅成琰、閻真：《儒家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1期。），梅 雯對家族文化的討論（注：梅雯：《家族生活和新舊代替之際的人——以四部現代長篇家族小說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朱曉進對“政治文化”的思考，他連續發表 了《政治文化心理與三十年代文學》、《“遠離政治”：一種對“政治”的姿態》等論文， （注：分別見《文學評論》2000年1期，《南京師大學報》2000年2期。）對政治文化語境之于30年代文學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據他分析，濃郁的政治文化 不僅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普遍的閱讀期待，從而在創作及出版方面都牽引著那些反映時代面貌 的文學，而且也同樣對那些試圖“遠離”政治的作家群施加影響。朱曉進提出“政治文化” 這一研究視角為考察深受政治文化影響的20世紀的中國文學開辟了新的天地，相信在未來的 幾年中，還會有更扎實、更深厚的論著問世。
　　由錢理群主持并已經開展有日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研究在今年推出了黃延復 的《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姚丹的《西南聯大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它們和1999 年5月出版的王培元的《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注：以上三本著作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叢書”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一起初步展示了這一課題的實績。現代 高等教育不僅培育了一大批的現代作家，而且大學校園這一特殊的生存環境也直接影響了一 大 批的生活于其中的眾多學院派文人的情感與思維方式，深入研討大學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將 可能更加準確地揭示作為時代精英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特殊精神追求，以及大學文學教育在文 學發展及整個現代文化發展中的特殊作用，雖然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傳統曾一度被批評為“ 外部研究”，但像“大學文化”這樣的文學“外部”，我們的確又知之不多，因此，黃延復 、姚丹、王培元幾位論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盡力為我們發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他們的論 著都“特別重視歷史細節的運用，重視日常生活的再現，在歷史的敘述中追求報告文學式的 現象感”，在細膩的描述中自然地融入論者的分析和理性的智慧，這樣學術方式也給人以耳 目一新之感。此外，論者對于“校園文化”的復雜性的把握也值得我們注意——在生存條件 惡劣的現代中國，大學校園實際上并不是一處自我封閉的獨立的精神天地，烽火連天讓西南 聯大無法安居于西南邊陲，紅色延安的意識形態不斷完成著對魯藝這一特殊大學的全新塑造 ，姚丹注意到了“走出院墻”的事實，王培元注意到了魯藝對毛澤東講話的接受與分歧。
　　建國以后的中國文學研究曾長期陷入社會經濟決定論的窠臼，這是一種機械論的思維模式 ，因為社會經濟對于研究者而言往往只是一些空疏的理論教條，我們其實何嘗認真考察過影 響中國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的具體形態，今天在號稱“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并重的歷 史時期，重新考察社會經濟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便成了一個頗有意義的課題。欒梅健曾 在他數年前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中涉及過相關的話題，2000年，他又在《前工業 文明與中國文學》一書中，比較系統地為我們展示了這一獨特的研究視野。（注：欒梅健：《前工業文明與中國文學》，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他努力用“前工業文明”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來解釋中國近代文學發展中的諸多重要現象，如造紙工業 的現代化、印刷條件的機械化對于小說形質的影響，文化教育市場的需求提升了小說與戲劇 的地位，“小城鎮意識”的特殊性之于中國現代作家的意義等等，欒梅健的研究為我們展示 了真正的社會經濟分析的學術魅力。
　　考察中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文學與文化背景是我們研究的“熱點”，問題在于我們究竟怎 么樣來概括這一“背景”。朱壽桐提出了一個別致的概念——“負性背景”，他認為，影響 新文學的不僅有促進性的“正面因素”，更有“負性成分”，但這些負性成分并不只是起阻 礙 作用，它們也反過來“激發、推動了新文學的發展”，如思想文化界的沉悶、僵化激發了五 四先賢的文學革命的熱情，文言創作的萎縮和白話創作的幼稚鼓勵了大量的新文學作品，然 而，值得注意的還在于，傳統文學在新文學倡導者那里，“并沒有形成足夠巨大的負面力量 ，這也鼓勵了新文學反叛過程中的浮躁和輕率，”此外，“構成新文化和新文學背景的儒家 文化，至少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導者的嚴正對待中只不過是紙老虎，于是，從新文化和新 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意義上說，其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負性背景實際上已經相當弱勢，”這便 助長了“西方文化大肆滲入的迅猛態勢”，“造成了新文化和新文學與生俱來的全盤西化偏 向。”（注：朱壽桐：《論中國新文學的負性背景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4期。）我以為，重要的不是朱壽桐在這里所提出的概念本身，而是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 估量新文學發生發展之中的“負性”力量，或者說我們應當怎么樣更好地來描述傳統文化和 新生的文學之間的關系，在文學生成的意義上，它們是否可以概括為一種“正”與“負”的 關系。對正/負思維的清理，將有利于我們更加準確地來闡述一些爭議不休的問題，如現 代/傳統，西方/中國，新/舊，落后/進步等等。
　　現代性資源和知識譜系的分析在近年來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生成背景研究的熱點。在這 一年，值得注意的有曠新年的論文《現代文學觀的發生與形成》（注：載《文學評論》2000年4期。）、逄增玉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觀念與進化論》（注：載《文學評論叢刊》3卷1期。）及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與我們不時可見的那種純粹從西方“現代性”知識概念考察中國現代文學不同，曠新年、逄增 玉、陳建華的研究都比較注意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的事實出發梳理其現代性的觀念和追求 ，從而更多地呈現了中國文學的復雜形態。僅以逄增玉的“進化論”考察為例，當某些“現 代性”的文學研究僅僅將中國現代文學斥為“進化論”的謬思就萬事大吉，逄增玉顯然更加 深入也更加全面地展開了這一西方思想在現代中國文壇的復雜演變：其理論與現實的分歧， 優長與謬誤的不同，以及不同作家各自理解的巨大差異。這樣的思路無疑將啟示我們對中國 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化觀念的實際關系作出更充分的、更實事求是的考察。
　　　　　　四
　　思潮、流派與文體研究同樣是2000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點。
　　由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研究》叢書在這一年出齊。全套叢書共10冊，（注：此套叢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12月～2000年1月陸續出版。）重點研討了中外文化與文學思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的輾轉流變，因其考察的整體性也基本可以劃作前文所述的“宏觀研究”的范疇。這些研究涉及內容相當廣泛，有西方文藝思潮在 中國的引入、接受和演變，如吳曉東的《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徐行言、程金城的《 表現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肖同慶《世紀末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陳國恩《浪漫主義 與20世紀中國文學》、陳順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有中外宗教 文 化思潮對中國的影響，如譚桂林《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 督教文化》、馬麗蓉《20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也有某一種現代文化形態對中國文 學的作用，如李今《海派小說與都市文化》、劉為民《科學與現代中國文學》等。這些選題 基本上架構了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與文藝思潮的基本框架，代表了近年來相關研究的最高成 就。其中有的研究（如“佛學”、“伊斯蘭文化”、“科學”）在過去鮮有涉及，論者在生荒 地披荊斬棘，為學術研究開拓了新的空間；有的研究（如幾大文藝思潮的研究、基督教研究）近年來雖然已經成為“熱門”，但論者皆努力以自己周密的考察梳理呈現對象的細節，在迄 今為止最為系統而完整的詮釋中表達自己獨特的體悟，有的研究面對近年來原有的研究 成果另辟蹊徑，在克服前人成就所制造的“困難”的同時實現了學術的“突圍”和自我的超 越，李今對“海派小說”的研究就是這樣。
　　出現在這一年的其他思潮與流派研究也多有論者獨具慧眼的發現，如高恒文從學院派文化 研究的角度研究“京派文人”，他從學院派自得其樂的學術旨趣出發研究這一流派的個性與 歷史，（注：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馮奇從自由與責任的矛盾沖突出發剖析中國現代浪漫派作家的精神困境（注：馮奇：《使命、責任與自由精神》，《文學評論叢刊》3卷1期。），耿 傳明為我們解讀了三四十年代中國“浪漫派文學”的“黑色情調”，（注：耿傳明：《“新浪漫派”文學的“黑色情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龍泉明以“新生代 ”來重新定位40年代的“中國新詩派”，（注：龍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詩歌綜論》，《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1期。）凌宇在二三十年代中國鄉土小說中發現了三種 不同的“鄉愁”。（注：凌宇：《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中的鄉土意識》，《文學評論》2000年4期。）
　　自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在1995年推出以后，廣大的中國 的各區域的精神差異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抽象的“中國” 還不能更準確地概括眾多區域的眾多作家的個性追求，有必要對不同區域以及不同區域在不 同歷史階段的文學思潮進行具體的考察。從1999年底至今，這一方面有代表性成果的有孫中 田、逄增玉、黃萬華、劉愛華合著的《鐐銬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注：由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蘇春 生《中國解放區文學思潮流派論》（注：《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8月出版。），艾筑生《20世紀貴州教文史》（注：由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王穎康《20世紀貴州戲劇文學史》（注：由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何光渝《20世紀貴州小說史》（注：由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貴州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隆 重推出了多卷本的大型叢書《貴州新文學大系》（1919～1989)。對區域性文學現象的發掘和 反省并不僅僅是為了在一般意義上“填補”中國文學史的遺漏，在一個更為深遠的意義上， 它完全可能為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文學的發展增添“自我發現”的新機，因 為 ，區域性的學術個性的顯現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整個中國的學術成熟。
　　評論標準的相對寬松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格局，一些在過去并不屬于“現代文學” 研究范疇的文學現象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我們研究者的視野。舊體詩、港臺文學、通俗文學 、兒童文學等繼續受到我們的熱情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開始發表關于臺灣與香 港文學的論文（注：奚密：《“在我們貧瘠的餐桌上”：50年代的臺灣現代詩季刊》、張慧敏《香港文學的“現代”之探尋》，均刊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王泉根《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出版，其中的“上編”比較細致地敘 述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大潮中兒童文學的發展，王富仁在為本書撰寫的“序言”中表達了一位 現代文學工作者的“兒童文學觀”（注：由重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范伯群主持的國家“七五”重點項目——《中國近 現代通俗文學史》在這一年完成并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卷共130余萬字（注：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十分詳細地敘 述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發生發展的流程和總體面貌。這一巨著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 通俗文學資料，填補了長期以來現代中國文學專注于“高雅文學”主流的視野的空白，為完 整中國文學的研究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以上我們提及的思潮流派研究大多具有中外文學與文化發展的深刻背景，其實，除了這些 可以“言明”的藝術與文化旨趣而外，牽引、影響著中國現代作家的還有某些不易“言明” 的“特殊行為”，那往往是一種并不見于典籍的潛在的“行為”文化，因為潛在所以不易被 人覺察，雖然不便于被我們的理性加以覺察，但卻同樣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學與人生。劉 納《“打架”，“殺開一條血路”——重評創造社“異軍蒼頭突起”》所揭示的就是這樣的 潛在的“行為文化”：“從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創造社屢屢在新文壇挑起‘打架 ’，他們幾乎‘打’遍了新文壇，而且尤以名人為對手。‘架’越打越大，越打牽扯的名人 越多，就這樣，創造社在自己的行進歷程中將《新青年》的戰斗精神演化為‘打架’，又由 ‘ 打架’引出激進的‘階級斗爭’，其間他們自己也無法回避對‘黨同伐異’等政治斗爭方式 的參照。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運動、論爭、社團史以及文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能由此 尋出緣由。”（注：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上年末劉炎生關于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論爭的評述也采取了相似的視角。見劉炎生《不同文藝觀和“行幫意識”的表現》，《華南師大學報》1999年6期。）的確，支配現代中國作家思想感情的除了那些“顯性”的儒釋道精神和藝 術思想外，還有這些幾千年人倫社會環境中積淀下來的行為模式，對照世紀末依然持續不斷 的種種意氣之爭，誰又能否認“黨同伐異”精神的潛在意義呢？劉納的研究將我們的思路引 向了一個幽微而切實的所在。
　　2000年是“左聯”成立70周年，上海舉行了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在重慶召開的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理事會上，“左聯”也是熱烈討論的兩大議題之一。由此引發了對“左聯”的新 的認識和爭論，有的學者（如王富仁）從文學發展史的意義上肯定了左聯反抗文化專制、爭取 生存自由的現代意識以及“左聯”文學的創新精神，有的學者（如朱曉進）從“亞政治文化” 形態的角度闡釋了“左聯”的組織與活動方式，提醒人們注意其中新的話語霸權特征（注：參見張小紅《“左聯”成立70周年的紀念活動記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 0年4期。秦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紀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2000年4期。）， 有的學者以詳實的材料考察了左翼文學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文學現象（比如“高爾基熱”）（注：李今：《中國左翼文學運動中的高爾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4期。），厘清了左聯與魯迅的復雜關系（注：曹振華：《現實行進與終極目的的對立統一——關于魯迅與左聯關系的思考》，《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
　　200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文體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小說、戲劇、傳記文學的研究以及一系 列 批評史著的出版。
　　小說研究方面值得一提是徐德明的《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它側重于晚清—— 五四前后現代小說誕生的“變體”的考察，與我們已經見到的在中西敘事模式的框架中的討 論不同，論者將現代小說的出現置放于雅俗對立的模式中，通過討論“雅”與“俗”的不同 意義及其復雜關系來重新認識小說的發生發展（注：徐德明：《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戲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胡星亮的著作《 中國話劇與中國戲曲》。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中國話劇這一“舶來品”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 西方戲劇的影響方面，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莫里哀、易卜生、奧尼爾的文學遺產是我們 經常關注的對象，胡著卻從民族審美心理的源流出發，深入研討了20世紀中國話劇與傳統戲 曲的美學淵源，而且這種研討不僅在于戲劇文學的創作上，論著也格外關注戲劇舞臺的實踐 ，所有這些研究的結論和思路都給了我們新的啟迪（注：胡星亮：《中國話劇與中國戲曲》，學林出版社2000年9月。）。解志熙近年來比較注意對唯美——頹廢主義思潮的研究，他為我們描述了這一思潮對中國現代戲劇的影響（注：解志熙：《“青春，美，惡魔，藝術”——唯美頹廢評論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戲劇（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開始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興趣。戴光中從宏觀上總結了客觀存在在20世紀 的發展軌跡（注：戴光中：《論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的發展軌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3期。），陳蘭材考察了胡適對這一文體的歷史貢獻（注：陳蘭材：《胡適：現代傳記文學的開風氣者》，《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0年1期。），張夢陽專題研討了魯迅傳 記的寫作歷史（注：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與歷史回顧（1～6)》，《魯迅研究月刊》3～8期。）。
　　對中國現代文學文體批評歷史的回顧與總結也似乎具有世紀意義。范培松出版了近50萬字 的著作《中國散文批評史》，對20世紀中國散文批評（包括香港）作了全面的總結（注：范培松：《中國散文批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丁曉原出版了《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對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這一“冷門”的領域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小結（注：丁曉原：《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中國現代詩歌的文體研究一直存在著不少的難度，在2000年，除了劉揚烈《中國新詩發展 史》作為公木先生多年前主持的“中國詩歌發展史”項目得以出版外（注：劉揚烈：《中國新詩發展史》，重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從整體上研討中國現代詩歌的力作還是沒有出現，2000年人們對詩歌研討的成果主要在于一些具體的作家作 品上，我們將在下面的追述中加以論及。
　　　　　　五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在2000年雖沒有多少熱鬧的場面，但它卻在平靜中取得了不少 頗具價值的成果。
　　魯迅仍然是人們研討的重鎮。這一年的魯迅研究也基本上是沿著近年來形成的兩個方向繼 續推進：一是對魯迅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二是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化發展的關系。
　　關于魯迅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這一年出現了不少的新穎之作。余宗其從法律學的角度 解讀《阿Q正傳》，從中探討了民法、刑法之于公民個人的關系，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注：余宗其：《阿Q正傳的法律解讀》，《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3期。），唐利群從中國兩性文化出發闡釋了《阿Q正傳》的特殊意蘊（注：唐利群：《〈阿Q正傳〉與中國兩性文化》，《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5期。），黃開發讀解了《狂人日 記》作為“寓言小說”的意義（注：黃開發：《啟蒙的寓言——狂人日記的解讀方式》，《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月。），鄭家建從色彩、線條、明暗對比、漫畫性等幾方面分析 了《故事新編》的“繪畫感”（注：鄭家建：《論〈故事新編〉的繪畫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李繼凱從“文體史”的角度重新分析了“魯迅文體”（注：李繼凱：《文體史視域中的魯迅文體》，《魯迅研究月刊》9、10期。），段從學比較了魯迅與穆旦“現代性沖突的體驗（注：段從學：《跋涉在野中的靈魂》，《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6期。），趙卓為我們剖析了魯迅小說的“語 體形態”（注：趙卓：《論魯迅小說的語體形態》，《文藝研究》2000年2期。），張箭飛討論了魯迅小說的“音樂性”（注：張箭飛：《論魯迅小說的音樂性》，《文藝研究》2000年2期。），李天明一反人們對《野草》的象 征性解讀，著重開掘其中隱匿的“私人典故”（注：李天明：《〈野草〉情愛道德主題辨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3期。），郜元寶連續發表了幾篇論文，從魯迅“ 詞語”的發現中解析魯迅之于中國現代文化的獨立思考，文章寫得別致而扎實，是開啟“進 入”魯迅世界的一把詞語的鑰匙。（注：見郜元寶《反抗“被描寫”》，《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為天地立心——魯迅著作所見“心”字通注》，《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
　　近年來人們對于魯迅和其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比較注意其“形式的意義”、“話 語的意義”。這樣的藝術研究方法又多半來自于西方文學批評，那么，西方文學的批評模式 與中國文學的復雜形態究竟有多大的相容性呢？這應當說是我們不能不追問的事情。在目前 ，這樣的追問尚不多見。因此，我特別要提到王富仁的《魯迅小說敘事藝術》（注：王富仁：《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3、4期。）。在這篇 論文里，王富仁不僅第一次揭示了存在于魯迅小說中的“有主句”、作者與敘述者的復雜關 系、隱喻與換喻的功能以及其獨特的時空結構，而且更有意義的還在于，論者對于敘事學進 行了自覺的探測和反思：“如果說西方敘事學是一種小說的‘語言學’，是指向抽象概念的 ，是在紛紜復雜的世界小說作品中，尋找一個維系全部小說作品命脈的永恒、普遍的結構模 式的，那么，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則與之相反，它不是小說的‘語言學’，而是小說的‘ 言語學’。”在對于學術方法的“有限性”思考的基礎上，王富仁表示他所“使用的是文化 分析與敘事學研究的雙重變奏。意圖通過魯迅小說的文化批評的意義發掘魯迅小說敘事藝術 的特征，也通過魯迅小說敘事藝術特征更深入地感受魯迅小說的文化批評的意義。”
　　世紀之末，有一些對民族文學與文化生存現狀的憂心忡忡的人們將若干的不滿歸罪于五四 新文化運動（其中也包括了所謂的“激進”的啟蒙者魯迅），因此，當下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 與文化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一個如何回應這些指摘的問題，是如何認識五四新文化（文學）運動 在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發展中的獨特意義的問題，也是如何理解魯迅與五四新文化（文學）運 動的關系的問題。對此，《魯迅研究月刊》上發表了李新宇、高遠東等人的論文，重新肯定 和闡釋了魯迅及“五四”的文化意義。李新宇論文的題目似乎就表達著對這類挑戰的最明確 的立場：《面對世紀末文化思潮對魯迅的挑戰——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性問題》（注：李新宇：《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1、12期。高遠東論文《“現代”如何“拿來”— —以中國文學現代性確立途徑為討論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王富仁連續發表了關于“魯迅哲學思想”的長文《時間·空間·人》，可以說是代表了近 年來魯迅文化思想研究的最為厚重的成果。在王富仁看來，魯迅的哲學思想并不在于他對中 外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和回答，而是他在特定的時空結構中對文化與生存、文化與生命等典 型的中國問題的思考選擇。王富仁通過自己細致而深入、周密而恢宏的闡述開掘了魯迅作為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于一系列生存、生命與文化問題的獨特的把握，關于時間意識、空間選 位、空間關系，關于中與西、傳統與現代，關于啟蒙，關于“進化”，魯迅都有著既不同于 中國古代文人，又不同于西方知識分子，甚至也迥異于同時代人的個體認識。王富仁潛入思 維的基本框架——時空意識，可謂打開了一道進入魯迅精神空間的門扉，也找到了研究者自 我 精神形態與研究對象精神形態互相溝通與對話的絕佳的通道。正是借助于這種精神交流的可 能性，論者以返回魯迅思維“原點”的方式有力地回答了十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對于啟蒙、對 于五四的挑戰和對于魯迅理解的種種歧見。在這樣一種研究姿態和立場上，魯迅之于中國現 代文學與文化的價值獲得了充分而有說服力的肯定（注：王富仁：《時間·空間·人》，《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5期連載。）。
　　魯迅之于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正期待著研究者這樣的新的“發現”，在這方面，值 得注意的還有鄭家建的論文《魯迅：邊沿的世界》（注：鄭家建：《魯迅：邊沿的世界》，《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1期。），陳方競的著作《魯迅與浙東文化》 （注：陳方競：《魯迅與浙東文化》，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前者和王富仁的理解相似，將魯迅及中國現代作家所遭遇的“現代性”問題歸結為一 個“空間問題”，由此與西方意義上的“時間問題”區別開來，這樣，所謂“歷史中間物” 的含義也獲得了全新的闡釋，后者從魯迅個體精神結構出發，第一次“發現”了浙東文化的 價值。在論者看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文化”給了魯迅什么，而是魯迅在認同——辨異—— 消解的復雜過程中選擇、強化了“文化”，對于研究者而言，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不是簡單 的拼接和附會，而是艱苦的“剝離”。
　　除魯迅之外，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中國現代作家也繼續得到了關注和開掘。這樣的工作也大 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其生平和相關研究資料的梳理和分析，二是在一個新的視角上闡釋 其創作的重要精神。這一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傳記有季紅真的《蕭紅傳》（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劉川鄂 《張愛玲傳》（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版。）、李怡《七月派作家評傳》（注：重慶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黃昌勇《王實味傳》（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它們都力圖 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逼近傳主的“本真”，較之于前人的撰述有所突破，有所豐富。特 別是黃昌勇的《王實味傳》，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長期被批判被掩蓋的傳主，其可供 依據的現有材料本來就極其匱乏，作者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勇氣都著實令人感佩！另外，值 得注意的其他著作學還有舒濟主編《老舍文學辭典》（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史承鈞《簡明老舍辭典》（注：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等。
　　季進將錢鐘書的哲學論著、文史論著與文學創作“打通”，試圖在一個更具整體性的“話 語空間”中把握研究對象的藝術與學術旨趣（注：季進：《論錢鐘書著作的空間話語》，《文學評論》2000年2期。）。王志禎自文化人格的“瘋狂性”入手，從 失衡、扭曲、夸張、復調等幾個方面剖析了路翎小說的敘述特征（注：王志禎：《路翎：“瘋狂”的敘述》，《文學評論》2000年3期。），支克堅從現代文藝思 想斗爭的角度討論了胡風的意義（注：支克堅：《胡風論》，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劉永泰一反學界的共識，對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 人性的“貧困的簡陋”作了新的闡釋（注：劉永泰：《人性的貧困和簡陋——重讀沈從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2期。），吳允淑討論了穆旦詩歌中的基督教話語（注：吳允淑：《穆旦的詩歌想象與基督教話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沈 慶利從《斷鴻零雁記》中窺破了蘇曼殊“彷徨于文化血統與生理血統之間”的沖突（注：沈慶利：《彷徨于文化血統與生理血統之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4期 。）。江溺水從語言智慧的角度深入闡述了卞之琳的“詩藝”（注：江溺水：《卞之琳詩藝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此外，還有袁可嘉對卞之琳散文 的 研討（注：袁可嘉：《一位詩人、哲人的散文——讀卞之琳散文有感》，《文學評論》2000年1期。），孫玉石對楊晦文藝批評、聞一多現代解詩學的分析（注：孫玉石：《論楊晦的文藝思想和文學批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1期。《論聞一多的現代解詩學思想》，《文學評論》2000年2期。），白薇對《雷雨》的男性 話語的分析等等（注：白薇：《雷雨：一部男性話語語境中的人性懺悔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2期。），都代表了2000年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向。
　　這里需要我們提及的還有《詩探索》雜志，在目前詩壇并不景氣，詩歌研究也相對冷落的 時候，它克服困難，堅守著這來之不易的藝術的凈土，并且不斷地推出現代詩人專題研究， 如林庚研究、辛笛研究、彭燕郊研究、金克木研究等等，在世紀末的社會動蕩與喧囂聲中， 它努力引導人們去關注那些似乎已成“古典”的現代詩家，為中國新詩史研究積累著豐富的 學術遺產。
　　在世紀末之年的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中，還出現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那就是一些研 究者對自己研究對象的討論已不再僅僅局限于“現代文學三十年”的范疇之中，他們有意識 地將“現代”的文學現象與更廣闊的歷史（“當代”“古代”）相聯系，在歷史長河的流變中 尋求彼此的溝通與參照，張夢陽《阿Q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注：載《文學評論》3期。）、趙尋《論批判性個人化與穆旦對當下詩歌的意義》（注：載《詩探索》2000年1～2期。）、張桃洲《論新詩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對應性特征》（注：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4期。）、賈冀川《〈過客〉與〈車站〉的比較研究》（注：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1期。）、朱偉華《〈孔雀東南飛〉：從古代 到現代，從詩到劇》（注：載《文學評論》2000年6期。）、欒梅健《歷史的造化——“五四”與新時期文學的一點比較》（注：載《文學評論》2000年3期。）、房向東《相對于“偏狹”的“寬容”——王蒙與魯迅價值的歧異》（注：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等都是值得一讀 的論述，在這里，我們所熟悉的那些現代文學的現象被置放在另外的語境中加以別致的審視 ，它所揭示的是更具有文學史涵蓋度和精神深度的話題，或許，這就是“走向新世紀”的研 究者所感悟到的歷史高度吧。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252～2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怡20022002綜述與資料李怡　重慶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400715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252～2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怡20022002綜述與資料

網載 2013-09-10 20: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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