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數量和質量:散文是血統高貴的品種
寫得好歷來是優秀散文家追求的目標,古代詩人是“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今天,優秀的散文得來也難。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寫了20年,是從他在陜北落下殘疾以后就開始了,這15000字里面, 字字凝結著20年里酸甜苦辣的人間閱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痛徹肺腑的生命感悟,可以說真正是拿了生命換來的。散文創作的確存在著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問題,已有許多界內人士在思索、自省與批評。
比如,《文論報》劉向東說,散文是血統高貴的品種,是有定數的,多余的部分就是泡沫。《十月》顧建平說,散文的繁榮不在于數量多,好的散文家不在于寫得多,別以為依靠等而下之的重復混個臉熟,大家就認可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的;一個散文家的功夫應該是修煉,從各方面修煉,修煉到家了,文章就寫好了。馮秋子說,散文與人的質地有關,這種文字方式更本質,更接近人的本色,只有悟性高的人可以據有較大的空間,整理自己。他們都對現在散文寫作、出版的過濫表示憂慮,認為這會給散文的健康發展帶來災難。
在熱潮當中,冷靜思考尤為重要。全民寫,全民閱讀,全民提高,當然是好事;但如果走過了頭,弄得大家一聽“散文”二字就煩,就掉頭而去,連好文章也不肯看了,那可就糟了!有的人為了證實自己的“勤奮”,要求自己每天必須寫出3000字;有的人為稻梁謀,日產2000字,換得人民幣XX元;有的人為了發表,到編輯部送厚禮、拉人情、軟磨硬泡;有的人為了出名,不遺余力地糾纏著評論家們為之吹捧……凡此種種現象,奏出一聲聲刺耳的不和諧音,破壞了90年代散文交響曲的雄渾輝煌。
筆者認為:很可能散文真是“有定數”的,對個人來說,一年里、甚至幾年里能寫出一篇精品就不錯了。著名女作家張潔也曾對筆者說過,小說是可以天天寫的,但散文不,往往好幾年才能“等”來一篇好的,那是她在談到《“我很久沒有喝過香檳了”》一文時說的,她說該文是她近五六年里“等”來的最滿意的一篇。朱自清先生一輩子,家喻戶曉的不也就是《背影》和《荷塘月色》兩篇?余秋雨先生寫得最好的,還是積累了多年的《文化苦旅》,后來雖然停筆兩年,《霜冷長河》還是比《文化苦旅》遜色得多。我想:這可能是由于散文文體的特殊性決定的:小說編的是古往今來的故事,報告文學寫的是實在發生的事情,評論是審視別人的文章,都有客觀的依托;惟有散文是抒發個人的生命感悟所得,你不可能天天、日日都有新發現、新所得,人生是一道大難題,一輩子能解得清幾個“結”?
六、政治和經濟: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是第一位的
4年前我曾讀到這樣一則報道:一位電腦專家問一位作家, 現在全世界都被電腦改變成什么樣子了,你知道嗎?作家說,我是搞文學的,不搞科學,所以不知道。電腦專家正色道:電腦已經把人類生活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并且還會有更為巨大的改變,這早就不只是科學大門之內的事了,早就影響到人類活動、包括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了,你號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不是太落伍了?!
這則報道給了我十分強烈的刺激,從此開始關注高科技方面的事情,并有意識地在我效命的文學副刊上刊發這類文章。有一天登了一篇《火星人的文化啟示》,該文扼要介紹了美國的科學家們關于改造火星、150年以后把25萬地球人送到火星上生存的計劃設想,極為新穎大膽,也給我們帶來現代化生存的大量重要信息。這果然就不單單是科學問題了,首先就得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難題,不然,若果真那么多人共存于火星,將來靠什么來維系他們的和睦相處呢?在民族、國家、階級統統消亡之后,世界大同的基礎會是什么呢?也許只有文化了吧?若果真如此,人文學家也是任重而道遠啊。
孰料,文章發表后,我隨訪了一批作家,不論老的還是年輕的,都答曰“沒看。”問為什么?說是一看是科學方面的事,跟文學也沒什么關系,就算了。
文學,散文,果真是跟科學、電腦,沒什么關系嗎?由此,確實發現大多數作家們對高科技正在極大地改變著世界的現狀,渾然不覺。在當今時日,世界已經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的“無限大”,變成一個小小的“地球村”,英特“魔”網罩住了一切,這正是需要人文學家和科學家們相互協作的時候。就拿上述那個火星改造計劃來說,可別把它僅僅看作是后弈射日之類的“神話”,那些認真的科學家們,真的是在為人類尋找新的家園啊——他們認為人口的快速膨脹和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在不太遠的將來,就會使人類面臨地球資源枯竭的問題,為避免人類為爭奪生存權而互相廝殺,應該向科學尋找出路;而在這過程當中,沒有人類的心靈相通、精神上的互相融合互相撫慰,是不可想象的。
這是多么重大而嚴峻的課題啊!只要想一想,單是公元元年以來,人類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有多神速,而在精神追求的泥濘當中團團打轉不能自拔,就可以想見人文學家的工作意味著什么?150年, 短短一瞬間,時間是非常緊迫的了!
1992年,中國作家們極為推崇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爾克斯曾悄悄來到中國,不見新聞界也不見文學界,只見了一些有關的政治經濟界人士,所了解的全是中國社會發展問題。1994年,另一位世界文學大師略薩也來到中國,關切地詢問中國的政局和經濟發展。作為作家,略薩主張文學首先是對社會的發言,其次才是文學本身。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學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這個根本問題,也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作家應該向世界文壇學什么?”
散文只有具有了人類的終極關懷意識和心靈高度,才能深刻和厚重起來。
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是第一位的。
七、商業化炒作:拿散文發財比較難
幸好,散文的商業利潤不高,所以不像有些小說和電視劇那樣離譜地進行商業化炒作,非把讀者和觀眾腰包里的錢掏出來,不然誓不罷休。散文的目的至今相對純粹些,因為拿散文發財比較難。
當然,在滾滾商潮的大背景下,散文在某些人眼里,也同樣可以成為有利或有名可圖的商品;再者,媒體擴大了散文的影響,同時,也使散文的“泛化”傾向,如同夏天的野草一般瘋長起來。這兩點加起來,表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1)時尚化。迎合某種萎靡的風氣, 一些散文成為一種打眼的包裝、一種美麗的外殼,感情矯揉造作,文字浮艷輕佻,張口“淑女”“貴媛”“名車”“豪宅”,閉口“溫香軟玉”“唇紅齒白”“纏綿繾綣”“秀色可餐”之類。
2)實用性。某些散文成為日常生活的精神空氣, 成為“熱狗”似的消費品,成為文字垃圾,如“廣告性文字”“拍馬性文字”“邀寵性文字”“要官性文字”。據說有一位工作人員在單位不好好工作,其領導想讓他待崗,他就寫了一篇吹捧某權勢人物的“散文”,然后拿到單位威脅領導,“我可是跟××關系不錯!”在這里,玉潔冰清的散文竟已被墮入黑潭,沾了一身污濁,這也是90年代的散文的“新現象”!
3)物質化,純粹為金錢寫作。 等字等金的誘惑左右了一部分散文向“市場需求”妥協,人家要愛情就寫情天恨海,要家庭就寫菜咸了菜淡了,要寵物就寫阿貓阿狗,要旅游就寫名山大川,要革命就寫壯志豪情……有的還可以批量生產,像完成某種規格的產品一樣,如日期、如內容、如字數交稿,有求必應。
4)小圈子。哥們姐們的“集體操作”可以“壯大力量”, 共同出名,共同得利,共同褒貶,共同抵抗。根本不用殫精竭慮地點燈熬油了,也不用費神切磋怎么把文章寫得更好,甭管寫得好不好都腰桿硬硬,派別林立自有“道理”。
5)浮躁化。尤其表現在散文編輯們不認真讀書, 不下功夫研究散文界創作情況,亂發作品,亂捧作家,亂排名次,來不來就是“最”,什么“最好的”“最高的”“最早的”“最講究的”,甚至最長的也成了夸贊的理由;動不動就是“獨”,比如“獨有”“獨特”“獨步”“獨具只眼”之類的詞,滿天飛。
6)交換化。更有個別等而下之的編輯把版面變成自留地, 以發搞為交換條件,為自己謀取私利。不止一次地發生過一個正派主編能振興一本刊物,一個謀私利的主編毀掉一本刊物的事情,創刊不易,生存不易,自毀起來可是容易得很。
還有一些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一而足。這些問題,其實早已經被多次提出,有的還被批評曝光,但一直是割了還長的毒瘤,除根可真不易!有人說這是商品社會必然的衍生物,金錢至上的思想也同樣會使文人們的心態變得浮躁,不再安心在寂寞的書齋里下“笨功夫”,因為付出太大,收支嚴重不相抵,所以寧愿鋌而走險地去走“捷徑”,初級階段嘛,可以理解。也許是這樣吧?但我總覺得,人雖然是物質的,雖然都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但人又絕不只能為財而生死,總要追求一點高尚的精神情操。尤其是文人,自古就有安貧樂道的傳統,古人能“熬”得,我們這些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現代作家,熬不得?
八、港臺散文:不能茍同龍應臺
無可諱言的是,在90年代初期,內地的出版商們成功地制造了“港臺(包括海外華人)散文神話”,先是一批又一批女性作家走紅,被捧到天上,于是賣了無數的書;后來又來了幾位男性作家,更被捧到太陽上,說是海外人人都讀他們的書,不讀就怎么怎么沒文化怎么怎么不開化怎么怎么虛度此生之類,于是就賣了更多的書。這倒不怎么奇怪,因為商人要賺到利潤嘛,怎么能把書推銷出去就怎么起勁地吹,反正吹破大天也不會被問個“吹牛炒作罪”。
奇怪的倒是內地的某些評論家和作家自己,也不遺余力地跟著吹,“大師”呀,“大品”呀等等一頂又一頂桂冠,絕對是吝嗇于戴到內地作家頭上的,卻忙不迭地呈送給港臺作家。
在這種情形下,讀者自然是不容易明就里的。就連內地散文界也大受影響,真以為自己不行,于是很多作家抬不起頭來,顯得很自卑。而有些港臺和海外華人作家也就產生出莫名奇妙的優越感,真以為自己“高級”多了,一到內地就趾高氣揚,下車伊始就開始哇啦哇啦不停地批評這指責那。
很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97年《美文》雜志召開創刊五周年座談會,龍應臺女士在內地同行面前毫不客氣,連發三箭,說明“五四”文學傳統在臺灣而不在內地。她的三條根據是:1 )內地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所以不可能有好散文。2)內地語言是“毛語體”和套話, 所以不可能寫出好散文。3)內地對美已經粗糙化了, 以至于最纖細的美已經沒有了,所以不可能產生出好散文。龍女士這么看不奇怪,奇怪的又是內地作家,有兩位還是很知名的,立即隨聲附和,其中一位居然當面說出:當今繼承了魯迅雜文傳統的只有三位港臺作家,龍女士即是其中之一。
這種態度不是實事求是的,因而當場就受到反駁。我不愿意說這二位是存心長他人的志氣,但時至今日還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至少是很糊涂的。這些年我們讀港臺散文漸漸多了,與內地的好作品、大作品相比較,恕我說實話,我還是更看好內地散文。
為什么?我至少有四條理由:
1)我們經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難,背負著那么沉重的傳統包袱, 這就注定了我們的內容沉甸甸,這是好作品的首要條件。
2)華美、空靈的文字是形式而不是本質, 我們更重視的是本質而不是形式,這是好作品的根本因素。
3)好比搬不走的故宮,你可以把珍寶都拿走, 但卻絕對搬不走精神,精氣神兒是生命之根,這是好作品的靈魂。
4)更重要的,從創作實踐看,內地有一大批極優秀的散文大家,更有數不勝數的既有精神高度和實在內容,又有意境、氣韻和文采的優秀散文作品(因為太多,恕不在此排列),白紙黑字,這是留在文學史里面的客觀存在,永遠經得起歷史和后世子孫的檢驗。
所以,我認為內地作家和讀者們根本不用妄自菲薄。當然,港臺也有很多好作家和好作品,他們也有他們的優勢,比如他們對傳統文學的重視、學習和繼承,就比許多內地作家自覺得多,修養和功力也深厚得多,讀余光中先生的《聽聽那冷雨》,這感慨尤其強烈;再比如龍應臺女士文章中的奇絕劍氣,也常常是寒光一閃而天下驚,為內地作家遠遠弗如。從共有一個祖先來說,這也是對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的豐富和建設。
文藝報L京②J1文藝理論韓小蕙20002000 作者:文藝報L京②J1文藝理論韓小蕙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