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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多年來，中國古代宗教研究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漢學界都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據湯普森（Laurence G.Thompson）統計，自1980至1990年期間。西方發表有關中國宗教研究論文的學者人數凈增了1100人，研究涉及的內容分類從1980年時的84個擴展到103 個（《中國宗教：西方語言出版物1980—1990》，亞洲研究協會專題文集，1993 ）〔1〕。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會”自1975年以來，每年都在亞洲學會年會和美國宗教學會年會期間舉行有關中國宗教問題的專題討論會。該研究會還出版了《中國宗教雜志》。此外，《哈佛亞洲研究雜志》、《亞洲專修》、《古代中國》、《亞洲研究雜志》等刊物也經常發表研究中國古代宗教的論文。不少大學還開設了有關中國宗教的課程，出版了幾部關于中國宗教的教材，如湯普森的《中國宗教導論》（華茲伍德出版公司，1989）、奧佛爾梅耶（Daniel L, Overmyer）的《中國的宗教》（哈柏舊金山出版公司，1986）等。有關中國宗教資料的翻譯整理以及專題研究的論著也不斷涌現。1995年，美國亞洲學會的中國和中亞分會曾聯絡一批學者撰文對中國宗教領域的研究狀況作了全面的總結與回顧（見《亞洲研究雜志》1995年1、2期）。
　　不少漢學家的研究顯示，中國古代并不像以前人們一度認為的那樣缺乏宗教傳統。文獻形式流傳下來的古代哲學家、思想家對宗教神學采取的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態度，并不能反映中國古代普通民眾乃至上層社會一般人士的精神信仰和宗教實踐的現實。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離開了對其宗教的研究就很難作出合理的解釋。在實際的實踐中，中國傳統文化也和其他傳統文化一樣是“宗教的”。以下根據有關資料，就美國漢學界近年來對中國宗教的研究分幾個方面作一簡單介紹。
　　 一、早期宗教
　　美國漢學界對我國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極其重視，并借助這些成果對古代宗教問題作了新的研究，糾正了以前僅憑文獻材料而得出的某些片面見解。一些學者根據屬于新石器時期和殷商時期的出土文物，認為中國后來的許多宗教觀念和實踐，早在新石器和殷商時期就已經有了萌芽。凱特利（David N.Keightley ）認為新石器時期和商代的喪葬實踐，一方面顯示著社會不斷走向層次化，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死后生活的信仰，從中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及其相應儀式的起源（《死而不亡：喪葬實踐在新石器和紅銅時代中國文化形成中的角色》，《圣言》1985年1月號）。艾倫（Sarah Allan）把古代墳墓的功能理解為生者與死者之間靈魂的通道，認為墓葬中的裝飾和隨葬品都證明當時人們對死后陰間生活的信念（《龜甲的具象：古代中國的神話、藝術和宇宙》，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1）。羅森（Jessica Rawson）認為記錄在后來儒家經典中的所謂“禮”，實際上是周代一場“禮儀革命”后的產物，這場“禮儀革命”旨在限制在此之前民間普遍實行的包括喪葬之禮在內的家廟宗教禮儀（《國人乎蠻夷乎？從青銅器中看到的西周》，不列顛學院學報，1989年，75卷）。柯克（Constance A.Cook）認為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宴享、會盟之禮，皆帶有借助神權（天命）以確認政治權力的宗教意義。在馨香之氣和禮樂聲中，主人向“皇祖父考”和“嘉賓”宣告政德武功，并刻銘于鼎。銘文的功能，相當于祖先或神靈、主人以及來賓三方之間的一份協議（《彝器與南方精神：楚銅器銘文分析》，加州大學伯克利，1990）。以前人們普遍認為，戰國秦漢之際，原始宗教信仰已經被新起的諸子哲學思想弱化掉了。但近來的一些研究則表明，以儒家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只是人們精神生活諸多線索中的一條而已。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人們的實踐中仍然保存著一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儀軌，哈柏（Donald Harper ）把這稱之為“共同宗教”，認為它為后來的宗教如道教、中國佛教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國宗教：戰國秦漢時期》，《亞洲研究雜志》1995,1）。
　　不少學者認為早期宗教現象看似零散，其實有著足夠的共同之處。有些宗教觀念和儀式是普遍存在的，如祖先崇拜，對當地英雄或神祗的祭拜、占卜算卦、喪葬禮儀、看風水、祓除惡魔等等。這些共同的特征，對后來新起的各種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弄清早期宗教，對后來傳入的外來宗教在實踐中產生的變異將很難解釋清楚。
　　 二、道教
　　對于道教這一發源于中國且至今仍然存活的宗教，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多。已故道教研究著名學者賽黛爾（Anna Seidel ）編有《西方道教研究編年1950—1990》（《遠東雜志》1989/90，第5 卷）， 對近40年西方學者的道教研究情況作了全面描述，從中可以看到西方學者對道家和道教經典、道教教義、道教史、教派史、修道與“內丹”、煉丹術與醫學、攝生法、道教儀式等許多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在道教典籍研究方面，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道藏手冊》。此書內容按歷史順序編排，同時配有多角度多層次的索引，使從事不同領域研究的漢學家都可以方便地從《道藏》中找到所需要的材料。柯恩（Livia Kohn）翻譯了公元5世紀無名氏所作的《西升經》， 并對這部道教思想史上很有影響的著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道教神秘哲學：西升經》，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1）。另一些學者則丟開典籍， 在實地工作的基礎上研究道教的實踐和儀式。 如迪安（KennethDean）在福建地區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寫了《中國東南地區的道教儀式和民間祭禮》一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3）。
　　道教所尊奉的一些神祗，如西王母等，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興趣。卡西爾（Suzanne Cahill）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西王母的論文，并出版了一本關于西王母的專著（《升遷與殉道：中國中古時期的西王母》，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3）。恰德（Robert L.Chard）的博士論文則專門研究了有關“灶王”的傳說，及灶君崇拜的歷史（《一家之主：中國灶君祭拜的歷史發展》， 加州大學伯克利， 1990 ）。 克利曼（TerryKleeman ）探討了文昌（梓潼帝君）從一個不出名的蜀地小神魔逐步演變為受到各地普遍尊奉的“文神”的歷史（《文昌祀的擴張》，收入《唐宋宗教與社會》，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3），并翻譯出版了《梓潼帝君化書》（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4）。
　　一些學者探討了道教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影響。費瑞倫（Franciscus Verellen）著文論述了道教科儀齋醮與政治的關系， 著重分析了道教在三國時期蜀國建立中所起的作用（《禮拜儀式與君權：道教儀式在蜀國建國中的角色》，《亞洲專修》1989.2）。文章表明，道教在儒教的正統國家政治禮儀之外，提供了一條聯系中央帝王政權與地方社會組織的紐帶。道教的這種地位與作用可以說明為何道教既可以為統治者效力，又可以用來發動民眾推翻統治者。另一些學者對道教與文學的關系作了研究。霍斯曼（Donald Holzman）寫了一系列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特別是游仙詩與道教相互關系的論文。柯羅爾（Paul W.Kroll）和斯恰佛（Edward Schafer）在他們的許多論文中，對唐代的道教、唐詩中的道教人物、道教與唐代文學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三、儒教
　　學界歷來偏重于從哲學的、倫理的、政治的、歷史的意義上來研究儒家傳統，其宗教的一面則受到忽視。但也有一些學者一直對儒家的宗教因素進行著獨立的研究。這一傾向在美國近年來似有趨于活躍之勢。美國學術界近年仿效“佛教—基督教對話會議”的形式，舉行了兩次“儒學—基督教對話”的國際會議。在全美宗教學會里，也新成立了一個專門探討儒教的小組。雖然把儒學當作宗教來研究的傾向總的來說還不普遍，但至少已不像過去那么孤獨。
　　一些學者認為早在孔子、孟子時代，儒家學說即帶有宗教性質。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在其專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劍橋貝爾克奈普出版社，1985）中，曾專章討論了孔子學說中的“命”及其宗教含義。葉爾利（Lee H.Yearley）自70年代以來， 在一系列文章中論述了孟子思想中的宗教因素、其宗教思想的獨特形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天命”與“圣治”兩個本源說的矛盾。 亨德森（John B.Henderson）將儒家經典傳授與注釋的歷史同西方圣經學和其他宗教經典注釋學的歷史作了比較，認為儒學在這一點上與其他宗教是一致的（《經典、教規與注釋：儒學與西方圣經注釋學的比較》，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1）。
　　杜維明在其許多論文中也強調儒學的宗教性內涵。他在《中心與普遍：儒家宗教性論集》（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89）一書中探討了儒學的宗教根源。他從總體上考察儒學傳統，認為儒學為個人提供了一個實現其內在真正人性的途徑。這種真正的人性就是最早由孟子提出并為后來整個儒家傳統所堅持的“善”。這種追求完善人性的努力由個人推向社會，從而使個人、家庭、社會乃至宇宙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這種自我與宇宙的統一，在杜維明看來是一種具有強烈宗教性的世界觀。
　　泰勒（Rodney L.Taylor ）也把儒學傳統中的宗教內核定義為個體與天道的根本統一。他認為無論是早期儒家所謂“天”還是后來新儒家所謂“天理”，都具有“絕對”（也即神或上帝）的含義。儒學不僅提供了一個“絕對”，而且還提供了轉換或曰拯救的路徑，使人類可以經由這個路徑進入與“絕對”的同一。這正是儒學傳統宗教性的關鍵所在（《儒學的宗教維度》，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0）。
　　當然，西方也有許多學者不認為儒學是宗教，他們往往把儒學中神圣性的內容也解釋為世俗的。所以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問題，大概還會繼續討論下去。
　　 四、佛教
　　佛教已逐漸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宗教。但在美國和西方佛教研究界，對中國佛教的研究相對而言并不十分充分。在對中國佛教的研究方面，則以對禪宗的研究成果比較集中。敦煌學的引發和日本學者的影響，促進了西方學者的“禪”學熱。敦煌文獻為西方學者深入研究“禪”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提供了材料。日本學者關于“禪”的著作，如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研究中國禪宗的學者柳田圣山的著作翻譯成英文后，在西方學界有較大反響。除了禪宗以外，近年來美國也有人出版了關于華嚴宗、天臺宗、凈土宗等方面的研究論文或專著。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與庫羅達佛教與人類價值研究學院自80年代以來， 出版了一系列關于佛教研究的論文集與專著。 如吉莫羅（R. M.Gimello）和葛里高里（P.N.Gregory）主編的論文集《禪宗、 華嚴宗研究》（1983），葛里高里主編的《中國佛教的靜思傳統》（1986）、《頓與漸：中國思維中的認識方法》（1987）等，收入了許多作者有關中國佛教的多方面的研究文章。
　　一些學者對中國佛經中的偽經問題，以及中國佛經與梵文原經的關系進行了考證研究。巴斯威爾（Robert Buswell）編有《中國佛教偽經》（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0）一書，收入了這方面的論文。
　　有的學者對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作了專題研究。葛里高里著有《宗密與佛教的中國化》（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1），認為宗密（780—841）不僅是一位中國古代僧人，而且是一位立于中世紀頂峰的對宗教教義和精神實踐都有杰出貢獻的思想家。該書還論及中國佛教史上的許多問題，如“判教”、“頓悟”、華嚴宗與禪宗的關系、朱熹對佛教的看法，等等。
　　 也有學者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觀點來進行佛教研究。 如福爾（Bernard Faure ）把傳統的文本批評分析方法與后現代主義的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方法十分嫻熟地結合在一起，對“禪”的思想傳統作了比前人更加豐富的描述，并打破了許多以前學者所闡釋的禪學印象。他的著作比較難讀，但影響卻不小。其著作有《即時的辯術：禪佛的文化批評》（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1）、《禪的洞察與失察：禪宗的認識論批評》（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3）。梅爾（Victor Mair ）從文學的角度切入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寫了一系列關于“講經文”和唐代變文的論文和專著，如《唐變文》（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此外，關于佛教藝術、佛教圣地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五、民間宗教
　　關于“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這一概念，西方漢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最初有人把它定義為與上層社會宗教相對而言的下層民眾的宗教。哈柏等人則將其定義為超越社會等級的、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共有的一些“共同的宗教實踐”，如祖先崇拜、節日風俗、喪葬禮儀、占卜算卦、祓除妖魔等等。另一些人，如貝爾（Catherine Bell）則認為不應該把“民間宗教”看成是某種綜合的整體，或是為所有人共同擁有的東西，而應當把它視為一個動態的，涉及分歧與爭端，包容矛盾與沖突的過程或者場所（《宗教與中國文化：對“民間宗教”的評價》，《宗教歷史》1989,1）。正如羅伯茲（Donald S.Lopez,Jr ）主編的《實踐中的中國宗教》（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一書所顯示的那樣，中國民間宗教與儒教、道教、佛教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往往以多種方式在許多方面互相影響、互相包容的。也有的學者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民間宗教”有其相對穩定的內涵，包括一些基本的要素。這些基本要素在宋代已大體形成，并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宗教傳統（奧佛爾梅耶：《中國宗教概觀》，《宗教百科全書》卷3， 紐約麥克米蘭公司，1987）。
　　由于民間宗教的外延比較模糊，所以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涉及的內容也相當龐雜與廣泛。不少漢學家曾對中國民間宗教，特別是祖宗祭拜等方面的內容，在維系宗族繁衍和家族和睦方面所起的作用作了研究。另一些學者則把目光投向宗教幫會和宗教性自發組織。他們認為這些自發的民間宗教獨立于家族宗法和地方社區之外，甚至還有反家庭、反宗法的傾向，這與古代中國的主流傳統是很不一樣的。
　　占卜被認為是中國民間宗教中普遍流行的一種把握世界的方法。 R·史密斯（Richard J.Smith ）著有《算命者與哲學家：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占卜》（西部觀點出版社，1991）一書，對此作了全面的描述。對占卜的不同形式，如龜甲占卜、用《易經》算卦、觀星象、看風水（堪輿）、占夢、求簽、扶乩等，都有一些學者分別作了研究。
　　民間宗教里的各種禮節儀式，特別是出生禮、婚禮、葬禮等，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些學者對葬禮的功能和意義作了新的解釋。如S·湯普森（Stuart E.Thompson）在《死亡、食物與生殖力》一文中，把喪葬之禮的意義闡釋為始于婚姻的一個交換循環過程終結的標志。馬丁（Emily Martin）在《生與死所表現出來的性別與意識的不同》一文中，認為在中國人的生命輪回中，尤其是在死亡之際，明顯地呈現出一種能夠融合對立面的特別的女性意識（以上二文均見于專題論文集《晚近中國的喪禮》，加州大學出版社，1988）。
　　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民間宗教鬼神譜系中的諸神，如城隍、灶君、關帝、文昌、天后（媽祖）、陳靖姑（臨水夫人）等等，分別作了專門研究。如約翰遜（David Johson）分析唐、宋之際城隍神的出現與普及有兩個原因，一是新興的城市商人階層價值觀的產生；二是官府對民間宗教態度的改變（《唐宋時期的城隍祭拜》，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85,2）。此外，對民間宗教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也有不少研究， 限于篇幅不一一羅列。讀者可參看《亞洲研究雜志》1995年第2 期泰瑟爾介紹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文章及其所附參考文獻目錄。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注釋：
　　〔1〕因篇幅有限，文中引用的書目及論文題目的英文原文皆省略。
　　
　　
　　
文史知識京105-112B9宗教徐克謙19971997 作者：文史知識京105-112B9宗教徐克謙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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