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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1月7日至10日，由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安徽大學、 安徽省海外文化交流協會、安徽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安徽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安徽省臺屬聯誼會、安徽省劉銘傳研究基金會等單位聯合發起主辦的“海峽兩岸紀念劉銘傳逝世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劉銘傳的故鄉安徽省合肥市召開。與會代表圍繞劉銘傳領導的抗法保臺戰爭、劉銘傳撫臺期間臺灣的近代化建設、劉銘傳與近代集團、人物關系研究以及對劉銘傳的歷史評價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現將有關的學術觀點做如下綜述。
　　　　　　一、劉銘傳領導的抗法保臺戰爭
　　在以往的劉銘傳研究中，他在抗法保臺期間的功過以及撤基（隆）援滬（尾）這一具體決策的是與非，一直是熱點問題。有關這兩個問題的研究，史學界歷來褒貶不一，分歧較大。
　　此次與會學者認為，劉銘傳作為清軍在臺灣的最高軍事統帥，面對強敵，領導臺灣軍民浴血奮戰。粉碎了法國侵略者占領臺灣的企圖，成功地保衛了祖國寶島——臺灣，他在抗法保臺戰爭中所做出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有與會者認為，劉銘傳受命于國家危難之際。孤身無助，“臨難渡臺”，這本身就是愛國之舉。他到臺伊始，重新組織海岸防御，動員群眾巡邏防守，規劃防區，籌措械餉；為抗法保臺積極制定戰略戰術；后又到第一線親自指揮作戰，并能克服種種困難，消除畛域之見，協調各系官兵的關系，共同對敵，最后終于取得抗法保臺戰爭的勝利。故劉銘傳抗法保臺功績應予充分肯定。也有與會者就劉銘傳抗法保臺的戰略意義、戰略思想與決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指出：劉銘傳堅持抗法保臺的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拖住了敵人，使法軍強大的遠東艦隊的力量消耗在臺灣而在中國東南沿海無所作為。二是保住了臺灣，從而粉碎了法軍占領臺北“踞地為質”、“獲取担保”的企圖，保證了中國政府在與法國政府的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而抗法保臺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劉銘傳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決策，即確定臺北為全臺防御的戰略重點；堅持“興地方自有之利，養全臺防守之兵”的指導思想，實行以臺保臺、力爭外援的戰略方針；堅持持久防御戰略，以保存自己軍力，逐漸消耗、削弱、拖垮敵人。
　　在撤基援滬這一具體決策的是非問題上，與會者產生了幾種不同的看法。首先，在提法上，一種意見以為劉銘傳是放棄了基隆，或者說是棄守基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放棄基隆”的說法不妥，因為撤基援滬是劉銘傳出于主力轉移的考慮，是一種主動的戰略撤退，把它說成“放棄市街，扎守后山”更妥一些，有人認為還可加上“伺機反擊”四個字。其次，一種意見以為它是一正確的決策，有與會者指出，劉銘傳集中優勢兵力，舍基隆，重創侵犯滬尾之敵的決策，是符合御敵制敵戰略原則的。從實踐看，實現了斷敵后路、固守臺北府城、確保全臺大局的戰略目的。棄基隆不守，固然給清軍帶來不利影響，而當時要想在基隆、滬尾兩地同時取勝，只能是出于美好的愿望。另一種意見認為撤基援滬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缺陷。還有一種意見是從近海防御的角度來剖析這一問題。如戴逸指出，當時法軍兵分兩路，一路進攻基隆，一路是攻滬尾，基隆已遭到炮擊破壞，不利防守且法軍在此集結了多艘主力戰艦，有軍艦的強大炮火做后盾，所以劉銘傳只能在近海一帶作戰，而不能在海邊作戰。劉銘傳撤兵基隆，確實沒有經過大的戰斗，但是主動撤退，目的是集中兵力防守淡水、保衛臺北。他進一步指出，從近代反侵略戰爭史來看，我們有一條非常重要的教訓，就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該采取戰略撤退，而不去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一個很大的失策就是害怕日軍進攻北京，它背著這個沉重的包袱，就不能堅持下去。而劉銘傳從基隆撤退，正是實行了這種正確的戰略，才能面對強敵支持八個月之久。
　　探討清政府的對立面法國在侵臺戰爭中戰略、決策的得失，從中法雙方進行對比研究，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更能反映實際情況。首先，法軍占領基隆到底獲取了什么？來自臺灣地區的代表根據實地考察指出，基隆港是一漁港，也是一雨港，秋冬雨季雨水很多，不宜外人久住，法軍在此水土不服，死亡人數較多。基隆煤礦點分布在離城七至二、三十公里的地方，煤質差、數量少，開采成本高，交通又不便利，而且劉銘傳事先已有準備，為免資敵，主動地毀壞存煤、破壞礦井，使法國獲煤數量及實利均很有限。所以，后來連孤拔也毫不掩飾地說：“基隆的占領，是一個錯誤。”
　　其次，法國政府的“担保政策”是否得到實現？以往有一種觀點認為，劉銘傳作出撤基保滬的決定，使法國“踞地為質”的“担保政策”得以實現。戚其章認為，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所謂“担保政策”的內容是什么？是否占領基隆就算是“担保政策”變成了現實？他指出：資料表明，法國的“踞地為質”，不僅僅要割讓基隆，還要割讓包括淡水在內的臺灣北部，作為要挾清政府割地、賠款的籌碼。劉銘傳撤基保滬，保證了滬尾保衛戰的勝利，粉碎了法國侵略者占領臺灣北部的企圖。滬尾大捷之后，盡管法軍還暫時占據著基隆，但已經在戰略上喪失了主動，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最后不得不從臺灣撤退。其“踞地為質”的“担保政策”最終遭到了徹底破產。
　　再次，怎樣看待法國政府選攻臺灣的決策？張振ｋūｎ＠①根據中法戰爭檔案指出，法軍之轉攻臺灣，是在1884年4月至6月越南北圻戰場經歷了沖突——議和——再沖突的兩度起伏后做出的。法國開辟侵臺戰場，是想以占據這里的土地要挾清政府屈從。由于劉銘傳的抵抗，法軍雖占領了基隆，法國政府卻沒能拿基隆換來賠款與割地，清政府亦未因此而屈服。究其原因，法國選擇攻擊臺灣的決策是錯誤的，因為在這里打擊不到清政府的要害，它只能占領基隆一隅空地，原來的圖謀被粉碎，這是臺灣軍民在劉銘傳領導下對抗法斗爭全局做出的貢獻。
　　　　　　二、劉銘傳撫臺期間臺灣的近代化建設
　　對劉銘傳担任臺灣巡撫期間在建置、防務、吏治、撫番、工商、財政、交通等諸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如何看待？與會代表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有與會代表人為，劉銘傳在臺灣主政六年期間，實踐了其變革維新主張，加快了臺灣的開發與建設，推動了臺灣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在臺灣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關鍵時期，劉銘傳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他和在推動臺灣社會中原化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的陳永華一樣，是臺灣社會發展關鍵時期的兩個關鍵人物。關于劉銘傳在臺灣各項近代化事業的總體效果，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劉氏在臺撫任內為臺灣近代化建設所做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但存在攤子鋪得太大的問題。持此觀點的代表認為，劉銘傳因臺灣“暫緩建省”的建議未被清政府采納，只好調整其施政方案，不但設防、練兵、撫番、清賦諸要政齊頭并進，而且修鐵路、架電線、辦新式學堂等事業也同時上馬。這樣，各項新政一哄而上，失去了輕重緩急的步調，加上臺灣的人力、財力都極為有限，從而大大地影響了新政的效果，以致于呈現虎頭蛇尾、難以為繼的局面。若非清廷牽制，外患侵逼，假以時日，劉銘傳主持的臺灣近代化建設事業一定會得到健康發展。
　　在涉及到劉銘傳與近代鐵路建設問題時，他1880年《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是否首開近代修筑鐵路之風？有與會者認為，最早提出在中國修建鐵路的是太平天國干王洪仁ｇāｎ＠②，但實現者卻是鎮壓太平天國的淮系將領。在淮系政治家中最早提出的應是李鴻章，他在1867年給清廷奏折中提出鐵路、電報等，與其讓洋人搞，不如自己搞，以便“權自我操”，后因得不到朝廷支持，未能付諸實踐，轉而讓其幕僚丁日昌在臺灣修，不久丁氏以病離任，這一計劃亦隨之擱淺。與洪仁ｇāｎ＠②、李鴻章相比，劉銘傳不能說是最早提議修鐵路的。而且劉氏此份奏折，李鴻章的幕僚吳汝綸及一范姓均參與擬稿，且劉上奏前后，還與李鴻章交換過意見。也有與會者認為，劉銘傳此份奏折是清臣公開向朝廷建言籌筑鐵路的第一個專折，正因此，李鴻章才會說，省三此舉“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幸于吾黨發其端。”而且劉銘傳言出必行，履任臺灣不久即開始臺灣鐵路建設。故說他在修建鐵路方面首開風氣，未嘗不可。在討論中，來自臺灣師大的王家儉還附帶澄清了上海吳淞路軌的去向問題。他指出，一般人不知吳淞路軌下落，或云沉于臺灣之打狗港（高雄港）；或云銹蝕毀壞，皆非事實。吳淞路軌被拆除后，由丁日昌運往臺灣，后應袁保齡之請，自臺灣轉運旅順，以備工程道路之需。后在修建旅順港的過程中，為使修筑嘮＠③嘴炮臺運料方便，特意修筑了一段小鐵路，全長僅一英里，而自臺運回的吳淞路軌即在此處發揮了作用。
　　至于劉銘傳在臺灣推行近代化建設有什么樣的思想文化背景與社會基礎？有學者認為，劉銘傳在臺撫任內開發與建設相結合，治內與洋務同時并舉，成為臺灣近代化建設的集大成者。這與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率領淮勇進抵上海的經歷有重大關系。也有與會者指出，在劉銘傳的身上，經世致用是其人生追求的主要方面。正因為有經世之學的哲學思想作指導，劉銘傳一生中能有許多作為，包括在臺灣積極興辦經濟事業、創辦新式教育等等。但經世致用思想也有其局限之處，它容易導向實用主義，劉銘傳也受其害。為了致用，為了經世，劉銘傳急于求成，創新太多，攤子鋪得太大，而無遠大目標與長遠設想，以至于他一離任，繼任者很容易地就將其所創建的設施“全廢”。關于劉氏在臺灣搞建設的社會基礎，有與會者指出，臺灣士紳是劉銘傳在臺灣推行近代化建設過程中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隨著科舉制度的推行，儒家文化的渲染，到19世紀中期，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已由豪強之士轉為士紳階層，民間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習俗均以儒家道德禮儀規范為主。同樣是中國文化人的劉銘傳與臺灣士紳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面對著共同的敵人，有建設臺灣、鞏固國防的共同信心和決心。這樣，劉銘傳就能與臺灣士紳溝通，并依靠他們實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三、劉銘傳與近代集團、人物關系研究
　　1、劉銘傳與李鴻章之關系。綜觀劉銘傳一生的出身進退、升沉榮辱，對他影響最大者，莫過于李鴻章。基于此，有學者認為，1862年初李鴻章奉命招募淮軍，劉銘傳組建銘字營開赴安慶，李、劉之間即已確立了上下級關系。在淮軍諸將中，程學啟死后，李鴻章最為欣賞的即為劉銘傳。劉銘傳與李鴻章盡管也曾意見相左，發生矛盾；但從總體上看來，仍然是肝膽相照，休戚與共的。也有與會者以為劉李關系很密切，不僅僅是上下級關系。從一些細小的問題，如李在書信中直稱劉銘傳的綽號“劉麻子”，劉賦閑在家放蕩不羈，李寫信勸他“多讀古人書，靜思天下事，……后數十年之世界終賴扶持”等，也可看出兩人關系非同一般。并認為，劉李關系密切，不僅僅因為同鄉、同系，更重要的是，在有關內政改革與洋務新政建設的思想認識上、對外方針上，劉李基本一致：淮軍在蘇南迅速發展的時候，劉銘傳作為李鴻章麾下幾名骨干之一，尤孜孜不倦講求西法西器，并最早啟用洋教習教練洋槍洋炮，致使西人槍炮隊法，“銘軍尤為專擅，至為通國導師。”劉氏此種趨新精神深得李氏的厚愛；后劉氏在退休歸養之際，仍念念不忘廢科舉、變西法，這亦與李鴻章的思想見解不謀而合；過去在中法戰爭研究中，“劉主戰、李主和”的提法頗有影響，其實李鴻章不是不主戰，其出發點是忍小詬而圖遠略；劉銘傳以為戰亦是為了和，爭取一個寬松的環境以發奮圖強，劉銘傳對李鴻章的主和方針是支持的。從這一點來說，劉李在對外方針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
　　2、劉銘傳與翁同和元關系。關于翁劉關系， 曾有筆記記載：翁同和欲得劉銘傳虢季子白盤，不惜重價，甚至提出聯姻，均被拒，于是翁劉交惡。甲午戰爭時，翁同和陰阻劉銘傳出山担任前敵統帥，作為報復。對于此說，有與會者認為疑點甚多，未可遽作信史。因為翁同和雖居高官，但家境并不富裕，常看到文物精品而無力購買；他膝下并無子女，四十歲時，過繼次兄翁同爵之子翁曾翰為嗣子，劉銘傳得虢盤時，翁曾翰已28歲， 早已娶妻， 所以重金購買及聯姻之事，皆與事實不符。1880年12月，劉銘傳奉詔入京，九天之內三訪翁同和，贈虢盤拓本、《大潛山房詩鈔》，翁同和稱譽劉銘傳為“此武人中名士也”，實在看不出翁劉為虢盤交惡的跡象。也有與會者以《翁同和與劉銘傳的交往》為題指出：1861年苗練圍攻壽州，翁同和長兄翁同書與紳民堅守危城，其間，劉銘傳與王舟等率廬州練眾曾自備干糧前往救援。十年之后，1870年劉銘傳奉召入京，為謝當年壽州救危，翁同和曾四次前往劉氏下榻之處拜訪。又過了十年，到1880年，因中俄伊犁交涉，劉氏再次奉召來京，翁劉第二次相見，彼此縱論國事、切磋詩文。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劉氏督辦臺防，翁氏全力關注。劉任臺灣巡撫后，翁氏以戶部尚書對劉氏經營臺灣給予多方扶助。甲午戰爭爆發后，翁氏采納張謇等建議，支持起用劉氏統率淮軍抗擊日本，只是劉銘傳因年老多病未能奉召出山。縱觀翁劉的交往，“翁劉交惡說”，純屬無稽之談；甲午年劉氏“屢詔出山”一事根本與翁同和無關。
　　3、劉銘傳在湘淮派系之爭中的角色與作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有學者以《湘淮派系之爭中的劉銘傳》為題，指出：劉銘傳作為李鴻章手下最得力的大將，屬于與湘系基本沒有先緣關系的淮系元老層人物。平捻時期湘、淮之爭事局明朗化，劉銘傳成為衡量雙方態勢天平上一顆相當有份量的砝碼。在曾氏掛帥“剿捻”時，淮軍將領仍唯李鴻章馬首是瞻，或對曾陽奉陰違、或公開對抗，而劉銘傳儼然是其中領頭人。在李鴻章掛帥之初，劉銘傳又因尹隆河之役而與湘系鮑超霆軍發生嚴重齟齬，以怨報德，李上奏袒劉抑鮑，而曾氏兄弟不愿為此事得罪李鴻章致使鮑超一氣之下辭職歸養，導致湘消淮長態勢進一步發展。之后，劉銘傳在督陜軍務期間又與左宗棠交惡，臺撫任上又把打擊矛頭指向湘系人物、左宗棠的老部下、臺澎道劉áｏ＠④，采取姑且隱忍、不失時機嚴劾的做法，消除了政敵，綜觀劉銘傳一生，屢進屢退是其醒目特征，而其出身進退又與湘淮之爭的事局緊相關連。
　　對此，有與會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對劉銘傳與鮑超、劉áｏ＠④以至左宗棠的沖突，人們習慣于視為集團矛盾的延續，且歸結為集團利益的驅使。可是仔細分析，個人意氣與個人利益之爭，才是劉銘傳與湘系矛盾的根本原因。劉銘傳與鮑超無甚宿怨，尹隆河之役中的波折，不過為爭奪頭功、逃避責任，是各自為爭功名所致，并非有組織的集團行動。而且劉鮑交惡后，湘淮兩軍首領曾國藩與李鴻章，都沒有過多地插手此事。在臺灣，劉áｏ＠④自恃才兼文武，且經營多年，殊料朝廷卻委派劉銘傳來臺督辦并驟折封疆，固已心存觖望，因而處處掣肘；對劉銘傳來說，因劉áｏ＠④的離間是非、誣告戰狀，并引發左宗棠參奏，在危及到自身利益時也就連疏反擊，二劉交惡乃自身原因所致。至于左劉之間倒是素有成見與舊惡。如同曾氏兄弟沒有過多卷入鮑劉之爭一樣，李鴻章也沒有插手二劉及劉左之爭。這也是因為，釁端既由個人意氣與利益所起，與集團利益關系較輕，因而也就不必演化成大規模的派系之爭了。
　　有不少與會者指出，除了要研究上述影響歷史的關鍵人物與劉銘傳的交往外，還要注意研究劉銘傳周圍對其思想和決策有影響的一般人物，特別是其幕僚研究。有與會者以《桐城派人物與劉銘傳》為題，論述了：劉氏功業得助于桐城派人物；劉氏開明思想的形成，與桐城派人物如塾師王尚辰、徐子苓、幕僚朱景昭等也不無關系；劉氏的功業為后世桐城派所張揚，有關劉銘傳的傳記主要出自桐城派之手。并認為，在劉銘傳身上，桐城派人物傾注了將他作為經世致用理想形象的思想感情；而在劉銘傳的所作所為上面，也依稀可以看到桐城派對近代社會有關歷史人物的影響。
　　　　　　四、對劉銘傳的歷史評價
　　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臧否一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要以大處著眼，要看他在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大潮中所做的貢獻與所起的作用，這是此次與會者的一個共識。通過討論與交流，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劉銘傳在臺灣活動的七年多時間，是他個人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他的名字是和御侮圖強、抗法保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從這一點出發，戴逸認為，劉銘傳受時代的限制，與其他歷史人物一樣，有著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但他不愧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愛國主義人物、有遠見有抱負的政治家、臺灣近代化建設的先驅。
　　就劉銘傳的生平而言，其在歷史舞臺上的活動又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主要是同治年間追隨李鴻章參與鎮壓太平軍與捻軍起義；后一個時期則是領導抗法保臺、建設臺灣。對前一個時期，以往大陸史學界普遍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充當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急先鋒，是其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但很少專文研究。此次研討會上，有不少與會者對劉氏的前期活動進行了探討。有人指出：劉銘傳之所以能夠成為名將，與他能夠用人、待人以誠、重義氣的性格有很大關系。也有與會者著重分析了劉銘傳在攻捻戰役中其軍事戰略思想成熟的過程，以為，劉銘傳首提“畫河圈地”的河防之策，使東西捻軍最終都敗在了他的手上。在討論中，就劉銘傳前一階段的活動，不少與會學者都認為，劉氏前期鎮壓太平軍捻軍固然是其不光彩的一面，但對其早期戎馬生涯也應辨證地看，如果沒有早期的“戰功”，他就不可能爬到武職一品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于日后實任巡撫，在反侵略斗爭和建設臺灣中做出業績，而且從一個人的歷史活動來看，也不應把前期與后期截然分開。也有與會者通過對劉銘傳一生活動的考察得出：劉銘傳是參與鎮壓太平軍、捻軍的重要獎領，是保衛臺灣的愛國主義封疆大吏；是維護和鞏固祖國統一的促進派，是臺灣近代化建設的先驅者之一和集大成者，是站在時代前列具有較濃厚的近代化思想的先進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
　　　　　　　　　　　　　　　（作者單位：安徽省社科院歷史所）
　　　　　　　　　　　　　　　　　　　　　（責任編輯：王光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昆加鳥為左右結構
　　＠②原字為王加干為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口加律為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王加敖為左右結構＊
　　
　　
　　
學術界合肥91-96K3中國近代史方英19961996 作者：學術界合肥91-96K3中國近代史方英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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