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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市場需求不旺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如何刺激市場需求已成為政府及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增加收入是刺激消費需求不斷增加、經濟持續增長的最有效手段。作為一個擁有9 億農民的農業大國，農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狀況直接關系擴大內需政策的落實，關系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關系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農產品價格水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城市化水平等均是影響農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對農民收入與消費需求之間、農民收入影響因素作用程度的系統研究仍然不多，而且都停留在一般認識上，缺乏定量的實證分析。本文試圖就以下幾個經濟變量關系進行量化分析：一是研究農民消費傾向現狀，分析農民收入水平及分配狀況對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MPC）、平均消費傾向（APC）的影響程度；二是對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測算因素彈性系數，為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變動趨勢
　　1978～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不斷增長，但收入增長速度和收入分配狀況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經過了“高速增長—緩慢增長—停滯增長—恢復增長—停滯增長” 5個階段，收入分配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
　　 （一）1979～1984年高速增長階段
　　這一時期有兩項重大的改革措施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農業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推廣；二是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大幅度提高及收購市場放松管制。這兩項改革政策極大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農民收入也迅速增長。6 年間，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5 元，增長1.65 倍，年均增長17.6％，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年均增長14.8％，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增速最快的時期。反映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卻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兩項改革措施為農民提供了較為平等的、無歧視的機會，絕大多數農戶都可以從農業經濟快速增長中獲益。
　　 （二）1985～1988年緩慢增長階段
　　1985年以后，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工業經濟高速增長，這一時期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下降，而且增長的來源主要靠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于農村非農化，特別是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表現出較強地域性特點，農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1988年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比1985年上升了14％，省際基尼系數擴大了26.7％。
　　（三）1989～1991年停滯增長階段
　　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是增產不增收。該階段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保持年均4.8％的實際增長速度， 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給連續保持歷史較好水平，但出現了農業增產不增收甚至減收的局面，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滯緩。1989年農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長水平還出現了負數。這一時期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不大。
　　 （四）1992～1996年恢復增長階段
　　由于國家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較大幅度提高棉花、蠶繭等經濟作物的收購價格，加上農村非農產業快速發展，農民收入實現了恢復性增長。與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產業變革進程相對應，農民收入分配差距也隨之擴大。
　　 （五）1997～2000年停滯增長階段
　　這一時期我國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折。但同時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已經連續4年下降。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差距與消費需求的關系
　　從凱恩斯（Keynes）的絕對收入假說到杜森貝瑞（Duesenbrerry）的相對收入假說，再到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說，西方經濟學的各種消費理論都突出收入是影響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據西方經濟學的消費決定理論，在供給充分的情況下，主要由需求決定消費額。而需求的決定因素又主要是消費者收入水平及消費品價格。在價格總體水平持續下跌即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收入就成為影響消費需求和消費行為的主導因素。這里利用國家統計局相關年份農戶收支資料，借助一定的經濟計量模型，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邊際消費支出、收入分配差距與平均消費支出做一些量化分析。
　　 （一）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MPC）的分析
　　通過分析20年農村住戶收入與生活消費支出的歷史資料，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強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值高達0.997， 幾乎是完全正相關關系，農民收入與消費支出是一種線性關系。利用1980～1999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調查資料，可以估計農村居民個人的長期消費函數，并能夠確定農民長期邊際消費傾向。消費函數為一次線性回歸計量模型：C＝a＋bY，其中，C為人均消費支出；Y為人均純收入；a、b為待估參數。根據實際資料，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得出直線回歸結果和檢驗結果如下：

　　C＝47.07＋0.75Y　　 （2.42）（43.53）　　R[2]＝0.99　F＝1895.33

　　括號中數值為t檢驗值。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 農村居民消費與收入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可決系數達0.99）。20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達到0.75，即農民收入每增加1元，農民生活消費就會增加0.75元。這說明我國農村居民新增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來增加生活消費支出的。
　　（二）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APC）的分析
　　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農村人均純收入（C／Y）。平均消費傾向是反映居民消費行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一定收入水平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APC）越高，則其消費支出也越大。平均消費傾向受收入分配差距和物價水平等因素影響。如果以C／Y代表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以G 代表反映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以D代表反映農村居民收入地區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以P代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B代表農民負担水平變化情況，建立平均消費傾向與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地區差距、物價變化水平和農民負担水平的雙對數模型：
　　表1 1978～2000年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變動趨勢

年份　　　 農民人均　　　名義收入　　 實際收入　　 總體基　　 省際基　　　　　 純收入(元)　　增長率(%)　　增長率(%)　　尼系數　　 尼系數1978　　　　　134　　　　　—　　　　　—　　　　　 0.212　　　—1979　　　　　—　　　　　 —　　　　　—　　　　　 0.237　　　—1980　　　　　191.3　　　　—　　　　　—　　　　　 0.238　　　0.141981　　　　　223.4　　　　16.8　　　　14.5　　　　 0.239　　　0.131982　　　　　270.1　　　　20.9　　　　18.5　　　　 0.232　　　0.131983　　　　　309.8　　　　14.7　　　　13.3　　　　 0.246　　　0.141984　　　　　355.3　　　　14.7　　　　11.3　　　　 0.258　　　0.151985　　　　　397.6　　　　11.9　　　　　4　　　　　0.264　　　0.151986　　　　　423.8　　　　 6.6　　　　 0.4　　　　 0.288　　　0.181987　　　　　462.6　　　　 9.2　　　　 2.7　　　　 0.292　　　0.181988　　　　　544.9　　　　17.8　　　　 0.3　　　　 0.301　　　0.191989　　　　　601.5　　　　10.4　　　　-7.5　　　　 0.300　　　0.191990　　　　　686.3　　　　14.1　　　　 9.2　　　　 0.310　　　0.201991　　　　　708.6　　　　 3.2　　　　 0.9　　　　 0.307　　　0.201992　　　　　 784　　　　 10.6　　　　 5.7　　　　 0.314　　　0.211993　　　　　921.6　　　　17.6　　　　 3.4　　　　 0.320　　　0.221994　　　　 1223.6　　　　32.8　　　　 7.4　　　　 0.330　　　0.221995　　　　 1577.7　　　　28.9　　　　 10　　　　　0.340　　　0.231996　　　　 1926.1　　　　22.1　　　　 13.1　　　　0.394　　　0.281997　　　　 2090.1　　　　 8.5　　　　　5.6　　　　0.408　　　0.301998　　　　 2162　　　　　 3.4　　　　　4.3　　　　0.414　　　0.301999　　　　 2210.3　　　　 2.2　　　　　3.1　　　　0.418　　　0.312000　　　　 2253　　　　　 1.9　　　　　2.1　　　　0.421　　　0.31

　　注：（1 ）農民收入及增長率根據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計算整理；（2）1978～1995年總體基尼系數見李實等（1998）；（3）1980～1995年省際基尼系數見張平（1998）；（4 ）1995～2000年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和省際基尼系數由作者根據庫茲涅茨“倒U 假說”及有關資料估算。
　　表2 影響農民平均消費傾向因素的彈性系數

變量　　　　LnG　　　 LnD　　　 LnP　　　 LnB　　　 LnK　　　 R2　　　 F 統計量　　　　　 -1.25　　　0.59　　　0.18　　 -0.11　　 -1.55回歸系數　　　　　(-1.44)　　(0.93)　　(1.62)　　(-1.70)　 (-2.13)　　0.65　　 4.64

　　 注：括號中數值為t檢驗值。

　　LnC／Y＝LnK＋αLnG＋βLnD＋γLnP＋δLnB

　　其中，K為常量，α、β、γ、 δ分別為平均消費傾向的收入分配差距彈性、收入地區差距彈性、價格彈性和農民負担彈性。從1980 ～1999年我國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APC）的實際變化情況來看， 1981～1988年農村居民APC呈現一種由高到低再進一步上升的U 型現象； 而1988～1999年，除個別年份外，農村居民APC 基本呈現一種穩定下降的趨勢。將1985～1999年我國農村居民APC、總體基尼系數、 地區差距基尼系數、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農民負担水平的有關數據代入上述雙對數模型進行運算，得到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模型運行結果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其平均消費傾向（APC）較大幅度降低（總體基尼系數彈性為－1.25 ），即農民收入分配差距總體水平每上升1％，平均消費傾向將下降1.25％。 這一情況也表明，隨著分配差距的擴大，高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消費支出的增加有限，而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后消費支出則會明顯下降。因此，收入差距擴大會帶來平均消費傾向的下降，對刺激市場需求不利。農民負担水平對平均消費傾向也有一定負向影響。模型計算結果顯示：農民負担彈性為－0.11，即農民負担水平每上升1％，平均消費傾向將下降0.11 ％。模型同時還顯示：地區差距彈性為0.59％，即省際基尼系數每提高 1％， 平均消費傾向將提高0.59 ％；價格彈性為0.18，即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水平每提高1％，平均消費傾向將提高0.18％。上述結果表明，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仍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為主，生活消費品中還存在“吉芬商品”。受收入水平和農村市場流通條件制約，農民選擇商品和服務的機會很小，生活消費支出仍以滿足吃得飽、穿得暖為基本目標。發達地區農民收入雖高于欠發達地區，但仍處于較低水平，具有較大消費傾向；欠發達地區受收入水平過低的影響，生活消費支出明顯不足。
　　 三、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上述研究表明，農民收入及分配差距直接關系農村市場的啟動和擴大內需政策的有效落實，因而進一步研究影響農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的因素，具有很大現實意義。經濟生活中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對于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所有影響農民收入的經濟因素大都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一是農產品收購價格水平。目前種植業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二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我國人多地少，農業規模效益和農業勞動率較低，盡快地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是有效改善農民收入狀況的重要因素。三是城市化水平。近13億人口有9億在農村， 城市化水平極低的現狀限制了農民收入的來源。下面擬用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代表農產品收購價格水平，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代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水平，用第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利用有關年份數據測定上述三方面因素對農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作用程度。
　　 （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彈性分析
　　以Y代表農民人均純收入，以P代表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以L 代表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以C代表我國第二、 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建立農民收入增長模型：

　　Y＝WP[λ]L[μ]C[ν]

　　其中，W為常量
　　兩邊取對數，則可建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產業占GDP 比重之間的雙對數模型：

　　LnY＝LnW＋λLnP＋μLnL＋υLnC

　　其中，λ、μ、ν分別為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價格彈性、農業勞動力轉移彈性和城市化水平彈性。將1982～1999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有關數據代入上述模型， 利用計算機進行運算，得到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影響農民收入水平因素的彈性系數

變量　　　LnP　　　LnL　　　LnC　　　LnW　　　R[2]　　　F統計量　　　　　1.10　　-0.29　　 4.62　　 1.18回歸系數　　　　　　　　　　　　　　　　　　　0.96　　　104.66　　　　 (5.18)　(-0.96)　 (1.89)　 (0.74)

　　注：括號內數值為t檢驗值。
　　從模型的運算結果來看，城市化水平（即第二、第三產業占GDP 比重）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影響最大。城市化水平彈性系數為4.26，這表明第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長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將增長4.26％。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也是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其彈性系數為1.1，即農產品價格水平每提高1％，農民人均純收入將相應增長1.1％。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彈性系數為－0.29,這表明轉移出去的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然生活在與城市隔絕的環境中，就業空間狹窄，工資收入較低。
　　（二）農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彈性分析
　　由于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然以“隱性失業”的形式集中在農業生產領域，種植業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而可以說，農產品價格的升降對每個農民的影響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對影響農民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彈性進行測定可以基于這樣的假定：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為零。在不考慮農產品價格水平因素的情況下，可以建立如下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與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之間的雙對數模型：

　　LnG＝aLn＋bLnC＋LnZ

　　其中，G代表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L代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C代表第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 Z為常量。將1982～1999年有關數據代入上述雙對數模型進行運算，得到回歸結果如表 4所示。
　　表4 影響農民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彈性系數

變量　　 LnL　　　LnC　　　LnZ　　　R[2]　　　F　　　　 0.05　　 2.12　　-0.49系數　　　　　　　　　　　　　　　　0.84　　39.53　　　　(0.33)　 (2.65)　(-6.25)

　　注：括號內數值為t檢驗值。
　　上述結果顯示，第二、第三產業占GDP 比重對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的影響十分明顯：第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長1％，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將擴大2.12％。農業勞動力中從事非農業的人口比重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較小，彈性系數只有0.05，這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仍處于“外出打工”形式的低水平，渠道單一，農業勞動力轉移出去后從事的職業大致相同。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以上主要進行了兩方面的分析：一是分析農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與消費需求關系；二是分析農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影響因素的作用程度。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①農民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MPC）和平均消費傾向（APC），提高農民收入對于擴大農民生活消費支出具有很大作用。②農民平均消費傾向（APC ）主要受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省際基尼系數、農村消費品價格水平和農民負担等因素制約。其中，農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和農民負担水平對平均消費傾向具有負向作用，而省際基尼系數和農村消費品價格水平對平均消費傾向有正向作用。③在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因素中，農產品收購價格水平和農村城市化水平對農民收入有正向作用。與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相比，提高農村城市化水平能較快地增加農民收入。④提高農村城市化水平和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會進一步擴大農民收入的分配差距，其中，提高農村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更加明顯。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這一困境主要是在居民收入、尤其是農民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了產品相對過剩，內需嚴重不足。為有效擴大內需、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對農民收入政策應進行必要的調整。
　　 （一）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中的杠桿作用
　　為應對通貨緊縮，解決內需不足問題，國家已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有利于恢復經濟增長。但生產決定于消費，如果這些政策能夠配合以鼓勵收入增長的收入政策，效果會更為顯著，尤其是提高農民收入對于擴大內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市場巨大主要是農村市場潛力巨大，只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有所提高，潛在的市場才能轉變為真實的市場，擴大內需的方針才能真正落實。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和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的作用。
　　 （二）維持較高的農產品價格水平
　　目前4.7億農村勞動力中仍有3.3億從事農林牧漁業（注：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農林牧漁業收入仍是現階段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維持較高的農產品價格水平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由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是近20年來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手段，但針對當前大多數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國家財政壓力較大、美國等發達國家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發生市場化轉變等情況，單純依靠不斷提價以維持較高農產品價格水平越來越困難。維持較高的農產品價格水平要采取多種措施：一是努力穩定糧食收購保護價水平，確實將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的政策落到實處。二是根據大多數農產品供給彈性大于需求彈性的特點，逐步提高政府調節農產品供給總量和結構的能力，這是穩定或提高農產品價格總體水平的最有力措施。在建立農產品儲備制度用于平抑市場短期波動的同時，要加大對農產品生產的宏觀調節力度，通過退耕還林、還草、休耕等措施，靈活調節農產品生產供給。
　　 （三）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
　　由于我國農業人均資源占有量低、農業生產規模狹小、農業勞動生產率極低，上述研究已表明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還是增加非農收入來源。增加非農收入必須做好農村小城鎮建設和減少農業人口兩篇文章。一方面，積極穩妥地發展農村小城鎮，促進鄉鎮企業集中，促進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引導農民逐步向小城鎮轉移；另一方面，要注意發展勞動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較高的鄉鎮企業，特別是發展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鄉鎮企業，把鄉鎮企業發展同農業產業化經營結合起來，逐步取消“二元經濟”特點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四）適當調節農民收入差距
　　為有利于擴大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除增加農民收入總體水平外，還要注意適當調節農民收入差距。一是適當縮小農民收入總體差距水平（總體基尼系數）。農業是具有一定公共性質的產業。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國家要加強農業基礎建設投資，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注重農民素質教育，提高農民就業能力。二是保持合理的農民收入地區差距水平（省際基尼系數）。研究表明，當前適當拉大地區差距水平有利于擴大農民生活消費總支出。在加快西部大開發、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同時，也要注意東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需要再創造一些條件，給予一些優惠政策，將東部農民首先“城市化”，使其收入水平再有較大幅度提高。
　　 （五）減輕農民負担，讓農民休養生息
　　減輕農民負担就是相應增加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有利于擴大農民消費。減輕農民負担要標本兼治，最根本的辦法是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實行“費稅合一、統一計征”，依法從分配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利益關系，將農民負担管理納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軌道。
中國農村經濟京18～24F2農業經濟學呂耀/王兆陽20012001呂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王兆陽，國家計委價格司 作者：中國農村經濟京18～24F2農業經濟學呂耀/王兆陽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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