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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國際學術界勃興的一門新的前沿科學。在西方，1985年起，美、英、德、法、日等國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開始聯合出版《國際政治經濟學年鑒》。在中國，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起始于80年代末期。可以說，國際政治經濟學還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它的理論來源、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和經濟互動的機制等一些構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最為根本的理論問題，我國的學術界也只是在探討之中。本文擬就這些問題談一點看法。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對象
　　我國學術界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定義的界定，至少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由宋新寧、陳岳兩教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中提出。該書開宗明義地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的一門交叉性邊緣學科”，“是運用政治經濟學方法研究國際問題”。[1—p1]在分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之后，作者又進一步明確：“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定義為：研究國際關系中的各行為主體之間政治經濟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和普通規律的一門新興學科”。[1—p9]
　　第二種說法是拙作《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提出的，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一門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的新興學科”。在國際關系中，國際政治好比縱軸，國際經濟好比橫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要解出這一縱一橫坐標上的各種參數是如何結合變化的。[2—p3]
　　第三種說法是彭澎教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提出的。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又是一門交叉學科，是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交叉研究”。[3—p5]“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家、多國公司和國際組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作用 和相互影響的理論，是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學問，是國際 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交叉學科”。[3—p6]作者在論及國際政治經濟學性質時還強調說，在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政治學的分支——國際政治學的分支——國際關系學的分支”。[3—p7]
　　如果把上述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定義的三種說法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以下兩個共同點。
　　第一，他們都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看作是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分支。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只是簡單的學科分類問題，而是牽涉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問題。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定位于國際關系學的分支實際上有兩層意思。首先，反映了當代學科發展中各學科相互融合交叉的大趨勢。在國際關系中政治和經濟密不可分。其次，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在國際關系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有人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對國際政治學的超越，[4—p178]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學十分強調量化研究，并大量使用成本——收益分析、邊際收益、邊際成本以及公共產品等經濟學名詞和原理，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研究國際問題、國際關系和世界事務的學問，凡不涉及國家之間關系、全球事務和國際體系的問題均不在其研究之列。[1—p5]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仍然是國際關系學。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對各理論流派的界定劃分就是基本上承襲國際關系學的概念。它所講的自由主義與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并不完全是一樣的，它所講的現實主義也不意味著經濟上就一定是重商主義。[1—p21]
　　第二，雖然表述不同，但三種定義基本上都認定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的學問。這與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把軍事、外交視為“高級政治”，把貿易、貨幣等視為“低級政治”有根本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出現標志著國際關系理論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研究問題，反映了國際形勢的變化對理論研究的推動。盡管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早就注意到經濟問題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并對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武器、發展中國家債務和發達國家的新技術革命等作過深入研究，但并沒有把經濟與政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提到學科的高度上來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定為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的學問有著重大意義。
　　但是，在對研究對象的論述上，上述三種說法則有所不同。宋、陳兩教授強調的是各個行為主體之間經濟政治互動的一般形式和規律。他們指出，所謂行為主體是指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跨國銀行、跨國政黨等，“正是這些行為主體的對外政治經濟行為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的基本內容，彼此間的相互作用及其結構形態構成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或‘秩序’。因此，這些行為主體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客體’”。[1—p9]彭澎教授則明白無誤地表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家、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響。[3—p6]拙作在論及研究對象時，列舉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七大問題。它們是：(1)對國際范圍內政治與經濟互動的基本原理的探索；(2)對當代資本主義現狀和發展趨勢的研究；(3)對當代國際經濟秩序的研究；(4)對不發達問題原因及其出路的研究；(5)對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經濟合作的研究；(6)對國際貨幣體系、貿易和投資、經濟援助與技術轉讓等重要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7)對各國外交政策中經濟因素的研究。[2]
　　簡而言之，上述三種定義在研究對象上無論是字面還是內容都沒有取得統一，形成了三種研究視角。這是一個新興學科發展中的必然現象。實際上，在國際學術界中，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尚未有統一的說法。例如，被視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的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對此就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吉爾平是以戰后國際經濟體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他在其集大成之作——《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分門別類地對戰后國際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作了理論上的闡發和分析，包括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體的國際金融體系、以關貿總協定為主體的國際貿易體系和以發展模式、債務危機等為主要內容的南北關系等等。然而，斯特蘭奇卻另辟蹊徑，提出了結構性權力的概念，并衍生出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和知識結構四種權力，以及運輸結構、能源結構等次權力結構。其分歧之大，遠過于中國現有三種觀點的分歧。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與定義和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是國際政治經濟的理論來源。究竟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還是國際關系理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母體，我國國際關系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宋、陳兩位教授所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和彭澎教授所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兩本書的觀點基本一致。雖然它們都是從國際關系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個方面來探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母體的，但都更側重于后者。強調政治經濟學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理論哺育作用。他們運用了“復興”和“超越”兩個詞來概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對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和發展。
　　從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來看，所謂的經濟學原本是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人無一不稱自己的學問是政治經濟學。直到19世紀末，阿弗里德·馬歇爾出版《經濟學原理》后，經濟學界才很少有人用“政治經濟學”來稱自己的學術。政治經濟學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專有代名詞。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把馬克思用于一國國內生產方式的理論和方法擴展到國際上，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由“國內政治經濟學”向“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變。戰后興起的“新馬克思主義”對列寧的許多觀點作了更新發展，形成了觀察國際問題的獨特立場和方法，在西方學術界獨樹一幟。因此，他們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只是政治經濟學簡單的復興而且是一種超越。其理由是現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僅恢復了同時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去考察分析問題的古典方法，而且極大地擴展了研究內容和視野。
　　相對于宋、陳、彭等人十分注意強調政治經濟學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影響，筆者則傾向于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置身于國際關系理論之中來尋找它的理論淵源，直接從主導國際關系學發展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來探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源頭。筆者繪制了一張國際關系理論系譜圖(見圖1)。這張圖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把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是以研究國際權力政治為主體，在此之后是以研究政治經濟的互動為主體。之所以這樣分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中經濟問題的政治化打破了傳統的“高級政治”和“低級政治”之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已成為國際關系的鮮明時代特征。在從國際關系學發展的角度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理論定位時，筆者并未忽略政治經濟學，也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有割不斷的血緣關系。但另一方面，筆者又十分強調了兩者的區別。筆者引用王逸舟的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不是政治經濟學的“機械放大”，而是“一種在更高起點的新綜合”。
　　附圖
　　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的不同看法，實際上反映了該學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看待政治與經濟的相互結合、相互作用，進而言之是反映了我國學術界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研究視角的差異。
　　　　　　三、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機制
　　對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形式和一般規律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能不能對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途徑和機制作出明確而扎實的理論闡述，是判別國際政治經濟學能否在我國成為一個有發展前途的獨立的新興學科的試金石。
　　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中，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的研究大體上是沿著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是主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對經濟基礎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來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的互動問題。另一個則力圖從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找到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特殊規律。這兩種不同的思路導致了對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含義解釋的不同。
　　第一種思路以宋、陳兩位教授所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為標志，他們認為，所謂的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包含著四層含義：(1)國際行為主體對外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即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國際關系中的行為主體所作出的對外行為對其它行為主體的影響和作用。(2)國際行為主體與國際體系結構和秩序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即從全球的角度、從整體和部分的相互關系上去研究。(3)國際行為主體之間，行為主體和國際體系之間的政治經濟相互作用。(4)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1—p10]
　　筆者是持第二種思路的。在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含義進行解釋時，筆者引用了瓊·斯佩羅(Joan E.Spero)、金德爾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和吉爾平三位美歐學者的看法。認為所謂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是指國際關系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具體可以分為：(1)政治框架制度與國際經濟利益分配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或者說，經濟增長是有其國際政治根源的。(2)國際(外交)政策決定過程中的政治意圖和經濟利益的相互作用。(3)國際經濟關系本身就是國際政治關系。不斷變化中的國際經濟體系可否以及如何動用政治力量進行調節。(4)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3—p6]
　　兩種思路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的各自解釋，除第四點，即國內外政治經濟相互影響是相同的之外，其它的有很大區別。第一種思路著眼于行為主體，把它們的相互關系作為互動機制的研究起點。第二種思路則著眼于國際體制的整體，從國際體制的運行發展中找出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相互作用的規律和特點。兩種思路順著不同的思路，應著不同的對象，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作了不同回答。
　　第一種思路對此的回答是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經濟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對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關系、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的相互關系進行論述的。其要點有四。第一，應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對政治經濟的相互關系作概括性的分析，指出：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對經濟具有反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第二，把上述馬、恩基本觀點引申到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關系上，指出國內政治經濟是國際政治經濟的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各國的政治經濟力量的發展推動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各國的對外關系和對外行為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起點，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的日益國際化。因此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于離開了國際政治經濟的背景就無法認識和解釋國內政治經濟問題。與此同時，第一種思路又強調了國際政治經濟對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為國際政治經濟是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制約著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和國家戰略。世界輿論、世界潮流和世界運動，能形成一種迫使國內政治經濟進行調整的壓力。第三，對國際層面的政治經濟的相互關系作直接的論述。指出：世界經濟是國際政治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世界經濟格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礎和前提，經濟利益和經濟實力等經濟因素制約和影響著國際政治行為。第四，對國際政治對國際經濟的影響進行闡述。指出：國際政治體系影響和左右著國際經濟。因為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各種力量的斗爭和基本特點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和制約，而且國際政治格局一經形成，對各主要力量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強大制約力。從本質上來說，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是政治關系，各國的對外經濟對策和對外經濟活動是整個國家對外戰略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也對國家間經濟關系有制約作用。至于軍事對經濟關系的制約和影響更為明顯。
　　第一種思路從上述四個方面對國際關系中的政治經濟互動作了分析之后，強調指出：“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它們之間關系在一般意義上反映了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對經濟有反作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1—p72]為了證明這一論述，第一種思路強調以下四點：(1)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秩序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基本上是趨向一性的；(2)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秩序互為條件；(3)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秩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4)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秩序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相輔相成。[1—p291～293]
　　很明顯，第一種思路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的理解和闡述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經濟相互關系論述為基礎和起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理論體系是與時俱進的。關于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馬恩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來論述的，得出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結論。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中分析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因生產的高度集中和壟斷，從而使國內投資市場不足而導致金融寡頭對外輸出資本，以致爆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列寧的這一理論著作把原來囿于一國之內的馬恩關于勞動和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擴展到了對國際關系的分析上。對此，羅伯特·吉爾平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列寧是抓住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這一條基本規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的關于帝國主義理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學術命題，即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這是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面臨的真正挑戰。
　　第二種思路從介紹西方學術界對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互動機制的研究成果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列舉了新自由主義的相互依存理論、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中有關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關系的論述。第二種思路認為，“主義”的不同和流派的不同造成了對國際關系中國際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的理解和解釋的不同。
　　以基歐漢(Robert O.Keohane)和奈(Joseph S.Nye Jr)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對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互動關系的理論精髓在于復合相互依存論所強調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的不對稱性是國際政治權力源泉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現有的國際關系之中，均衡即完全對稱的相互依存是很少的，絕大多數國家處于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系之中。衡量是否對稱的關鍵在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簡單地說，敏感性是一國對它國政策變化反速度快慢，脆弱性是一國因它國政策變化而作出反應時付出的代價大小。在敏感性和脆弱性方面居上風的國家因此而獲得了影響和強制它國去干它所不愿干的權力。在這里，國際關系中的政治與經濟互動機制被揭示得十分清楚：經濟上不對稱的相互依存——優勢國家利用敏感性和脆弱性上的差異來迫使劣勢國家屈從自己的意志——不平等的國際政治格局。
　　吉爾平霸權穩定論則是運用經濟學中成本收益分析來論證“有霸則穩，無霸則亂”的強權哲學。吉爾平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取決于是否有一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上處于壓倒優勢的國家為國際社會提供穩定的貨幣體系、開放的貿易體系和可靠的安全體系等國際公共商品。誰能提供，誰就是霸主，誰就能形成“XX治下的和平”。歷史上的“英國治下的和平”和戰后初期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就是這么一回事。但是，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所導致的成本與收益差異決定了霸主自我消耗和霸權必衰的結局。因為霸主國之所以愿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為了建立一個按自己意志運行的穩定的國際體系，從而達到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邊際成本是遞增的，邊際收益卻是遞減的。在這條經濟規律的作用下，霸權國家原有的壓倒一切的政治經濟和技術的優勢被逐步耗散掉，最終因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敗給新興的挑戰者。于是新霸權在對舊霸權的戰爭中登場。以吉爾平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的政治經濟互動觀也是十分清楚的。其邏輯思維是：霸權國家壓倒一切的政治經濟優勢——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霸權體系——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霸主國國力耗散——霸權式微——新的爭霸戰爭——新霸權體系形成。
　　依附論是從戰后“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孕育而來的。盡管依附論者大量使用階級、剝削、社會主義革命等詞語，但其理論思維又不完全與“新馬克思主義”一致，而且只局限于對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研究。依附論者有的比較激進，有的比較溫和，也有的相當“改良”。他們的共同點是研究不發達國家為什么窮，以及通過何種政治手段來擺脫貧窮，真正走上經濟發展、政治獨立的大道。
　　依附論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相互關系觀點有兩個傾向。一種傾向是以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派。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窮不僅是歷史上的殖民主義而且還是由于國際經濟中的不平等交換。這種不平等交換使外圍國家即發展中國家的財富源源不斷流向中心國家即美歐發達國家。他們開出的藥方是與資本主義脫鉤，退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以斬斷發達國家剝削壓迫發展中國家的途徑。另一種傾向是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等為代表的正統依附論派，這一派相對冷靜一些。他們突破了激進派外因論的片面之處，把目光投向了不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結構。他們認為，不平等交換一方面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體系中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另一方面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買辦階級掌權并與發達國家統治者聯手共同壓迫剝削本國人民，要改變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農民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打倒買辦階級，即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來改變國際關系中的不平等交換之苦。以卡爾多索(Fernando H.Cardoso)為代表的改良派在承認不平等交換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苦難的同時，主張利用資本主義市場，實行出口導向來謀求實現從依附性發展向自主性發展的轉變。
　　可以認為，不平等交換是依附論內三大派別的共同理論基點。所謂不平等交換不止是國際市場上的工業品和農業品、高技術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之間的不合理價格體系，更主要是體現在因資本和技術可以跨國自由流動而勞動力卻不能自由流動所造成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之間勞動價值的無償或低價占有。如果對依附論的主流所主張政治經濟互動機制作簡單概括的話，可以如此表述：國際經濟中的不平等交換——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加劇——與發達國家決裂或爆發國內社會革命。
　　由此看來，第二種思路對西方(包括發展中國家)學術界在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研究成果的介紹和分析上是有可取之處的。但遺憾的是，它并沒有從總體上對新自由主義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三者關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的論述作整體上的概括和提煉。簡而言之，第二種思路對這個問題上的探索還只停留在個別層面上，尚未上升到普遍層面，只闡述了個別和特殊規律，而未花力氣找出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兩者互動的普遍規律和一般形式。對筆者及其他持第二種思路的人來講，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只是剛剛奏響了序曲，真正意義上的大幕還未拉開。
　　本文所提出的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對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及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機制三個問題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安身立命之處。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座理論大廈能否在我國建起來并能經受考驗的關鍵就在于此。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構建今后要走的路還很長，還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共同探索。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7～93D7國際政治樊勇明20032003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是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的學問。其研究對象是以WTO、IMF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體制。其理論來源有二，一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二是國際關系學。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的表現形式和一般規律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不僅要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國際關系，而且更要從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界豐富的學術成果中汲取理論營養，對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互動機制作出與時俱進的解釋和理論創新。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互動樊勇明(1949—)，男，上海市崇明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7～93D7國際政治樊勇明20032003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是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的學問。其研究對象是以WTO、IMF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體制。其理論來源有二，一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二是國際關系學。對國際關系中政治經濟互動機制的表現形式和一般規律的研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不僅要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國際關系，而且更要從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界豐富的學術成果中汲取理論營養，對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互動機制作出與時俱進的解釋和理論創新。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互動

網載 2013-09-10 21: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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