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一
　　伊格爾頓的新作《理論之后》問世，任何在20世紀末文化戰爭的學術前沿參與論爭的人都會豎起耳朵，欲先睹為快。“理論”是一個松散的和包羅萬象的術語，通常用來指受結構主義，特別是后結構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的論述人文學科的學術話語。在其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主要人物有羅蘭·巴爾特、雅克·拉康、路易·阿爾都塞、雅克·德里達和米歇爾·福柯等，他們仔細研究了索緒爾和列維—斯特勞斯等結構主義創始人的方法，以及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其他產生重大影響的現代思想家的著作，他們的研究曾頗具批判性和創新性。可以說，“理論”在其自身開始被理論化——或者用當時時興的話來說被解構時，便誕生了。
　　經過一段時間后，這場運動的重心從法國轉移到了美國，在美國得到了保羅·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喬納森·卡勒、巴巴拉·約翰遜、斯皮瓦克、杰姆遜和賽義德等人的發展和傳播。這場運動在歐、美發展的過程中都吸收了剛剛出現的女性主義批評的范使之理論化。這場運動擴大了傳統文學批評的范疇，涵蓋到整個文化生產領域。此外，它還以各種令人迷惑的名義創造出了一些研究這些素材的方法，如新歷史主義、后殖民研究、庶民研究和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等等，每一種方法都有自己的行話、期刊和學術會議。這些研究大部分都被看作，或把自己看作是從屬于那個甚至更松散和更龐大的叫作“后現代主義”的思潮。
　　理論對文學研究一個頗有爭議的影響就是顛覆了傳統經典的權威，并代之以另一套亞經典（subcanon），如女性作品、同性戀作品、后殖民作品和“理論”本身的創始文本。理論受到了年輕、機敏、新加入學術界的學者們的青睞，他們渴望嘗試運用這些嶄新的批評方法，在他們的前輩面前炫耀，并挫敗他們。不出所料，理論受到了來自那些對較傳統的文學研究方式有既得利益的人的頑強抵制。在課程設置、人員聘用和終身聘任等問題上都發生了許許多多的爭斗。
　　從長遠來看，在更廣闊的領域里，就理論90年代初在世界各地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里確立了一種新的正統地位而言，理論獲得了勝利。雖然理論以一種不穩定的緩和狀態與傳統的、實證性的歷史研究方法和文本編輯方法共存，但毫無疑問，在學術影響和聲譽上，在獲得贊助方面，理論都占了上風。然而，理論的成功卻在許多為之奮斗的人中間造成了一種厭倦情緒。此外，理論的體制化剝奪了理論最初令人感到興奮的那些東西和大部分魅力。在許多早期的支持者當中理想也開始破滅，他們或改行從事創作和撰寫自傳，或重操舊業以小組自由討論的方式教學，或徹底離開學術界去做心理診療醫生。
　　伊格爾頓在理論發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別是在英國。他最初在劍橋，后來在牛津都是年輕的研究員和講師，即使后來晉升為正教授，后生可畏的光環也一直罩在他的頭上。他陶醉于對學術體制的抨擊——有一段時間還抨擊羅馬天主教體制。196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這本早熟的專著用馬克思主義解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在英國的大學中，當時歐陸的結構主義不過是一種傳聞。左翼政治原則使伊格爾頓對經典結構主義的形式主義偏見深表懷疑，他可能接受理論的某些方面，但不接受理論的另一些方面。例如他比較接受后殖民和女性批評而不接受解構主義。他機敏靈活、能言善辯，而且聰明睿智，這使他能夠以一種饒有趣味的方式在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書中，把握并闡述了所有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
　　他的《文學理論：導論》不僅描述性強，而且頗具爭論性。在該書中，他提出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該書的最后一章是全書的重頭，它表達了對“政治批評”（即承認批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肯定態度，它涵蓋了整個理論的前沿。據報道該書在世界各地銷售了80萬冊，這個驚人的數字有力地證明了伊格爾頓的影響。后來，他又發表和編輯出版了10多本書，如《批評的作用》、《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和文學批評》、《理論的意義、希斯克利夫和大饑荒：愛爾蘭文化研究》、《克拉莉薩的被污：塞繆爾·理查森的作品中的寫作、性和階級斗爭》等。
　　看到他這部新書的標題，人們必然會問：伊格爾頓是否對理論喪失了信心？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理論之后》是作為理論的實踐者和捍衛者的伊格爾頓，與作為理論的良知和譴責者的伊格爾頓之間的對話，抑或，人們可能會說是坦率正直的戲劇演員特里和外行的說教者特里之間的對話。這本書很難把握的一個問題是該書經常用一個聲音來限定另一個與之爭論的聲音，但是在該書的后半部較鎮定的、批評的聲音占據了統治地位。在該書的第一頁作者便宣布：“那些認為本書的書名提出‘理論’現已過時，我們可以寬慰地回到理論之前的單純時代的人肯定會感到大失所望。”但是那些希望頌揚理論時代的人也會有同感。
　　應該說該書的寫作質量極不穩定。對理論的那種典型的令人痛苦的嚴肅性來說，伊格爾頓尖銳潑辣、無拘無束和詼諧幽默的闡釋風格通常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但該書有的地方純粹像粗制濫造。有些句子在電腦屏幕上第一稿就不應該通過。更不用說印刷出版。書中存在過多滑稽夸張的明喻。伊格爾頓一向最喜歡運用這樣的比喻，但這很容易成為一種分散注意力的言語習慣。
　　該書中經常使用“無論如何”、“不管怎樣”和“即便如此”等詞語，有時在同一段里使用兩次，這是另一種令人討厭的文風。這些詞和詞組使伊格爾頓能夠在更高的概括性層面上堅持某些其他內容，從而從兩種主張顯而易見的矛盾中解脫出來。
　　或許這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但是往往更像兩者都不想放棄。或許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伊格爾頓對該書主題的處理，他沒有將理論一詞的第一個字母大寫或用引號將它同“理論”一詞指涉的其他意思區分開，只是偶爾用形容詞“文化的”加以區分。由于他很少引用其他著作，又很少用引語來說明他的觀點，因此很難確定他究竟在談些什么。然而，我們還是要試著看一看他究竟在說些什么。
　　二
　　一開始，伊格爾頓便從上世紀60年代和那十年蓬勃發展的解放政治、青年反叛運動和知識分子進取精神中尋找理論的淵源。生活在那個黎明時期實在令人興奮。在一段短暫的時間里，打碎偶像的文化批評、先鋒派藝術和革命性的政治似乎完全有可能肩并肩、充滿信心地邁向未來。但是到了70年代末，這一夢想逐漸破滅了，而且在貪婪的反思想的80年代里，左翼不得不面對失敗的現實。伊格爾頓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思想綻放出最后的燦爛時，產生它們的條件已經開始消亡。文化理論擺脫了其發端那一刻的影響，然而卻嘗試以自己的方式保持那一刻的溫度。像戰爭一樣，它以其他的方式成為政治的延續。”
　　這一評論闡明了對大寫的理論貫穿全書的矛盾態度。伊格爾頓一方面羨慕它繼續對公認的“事物的秩序”提出質疑；另一方面又不能寬恕它背離了激進的政治行動，因此由于“愿望的空虛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主體的脆弱性、進步的謊言性和權力的無所不在而被看作是對其造成了致命的損害”。他將大部分指責都歸咎于后現代主義的潮流，認為這一潮流否認一般概念和第一原則的有效性，慫恿在思想和經驗的文化購物中心里做一種享樂式的拼湊瀏覽，剝奪甚至像后殖民主義這樣具有明顯進步意義的論題的實際效果和道德意圖。
　　在這種聯系中，伊格爾頓引用了像理查德·羅蒂和斯坦利·費什等反基礎主義者或新實用主義者的觀點，他稱他們為“反理論者”。因為根據他們的觀點：“你不可能用理論來證明你的生活方式是有道理的，因為理論就是這種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文化在理性上沒有基礎。它們只是做它們所做的事情。這也意味著在兩種文化之間作判斷沒有理性的基礎。”姑且先不考慮對這些作家的概括是否公平，既然他們明顯地屬于理論史的一部分，卻又把他們描述為“反理論者”，這種悖論充分表明了伊格爾頓的話語在保持如此眾多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時的牽強狀況。
　　在《失與得》一章中，他試圖對大寫的理論作一個徹底的評估。他首先抨擊了大部分理論作品故弄玄虛和令人費解的寫作風格，并引用一個沒有出處的句子來加以說明：“人們不可能使尚未成熟的、圈內愛好者喜歡的、原始的類主題理論化，使之在功能上完全凍結在一個將目的論扼要表示為地理學的世界里。”伊格爾頓評論說：“有些事情特別令人反感，那就是激進的文化理論如此晦澀難懂……因為整個文化理論的思想本質上是民主的思想。在不幸的過去，人們認為文化是某種你需要融入血液里的東西，如瘧疾或紅血球。無數代的教養使紳士形成了能夠瞬間區別鮮活和陳舊比喻的能力。文化確實不是某種你能獲得的東西。”閱讀這一段，人們不僅要思考伊格爾頓所說的不幸的過去究竟指什么時候，結果卻令人難以置信地發現它直接指向披頭士樂隊的時代：“眾所周知，理論誕生于上世紀60年代茂密的民主叢林中，然而理論卻不這樣認為。要參加這場游戲，人們只需要學會某種談話的方式，而不是在門外拴上兩匹純種馬。”
　　這顯然是對現代文學批評和文學教育的真實歷史荒唐而錯誤的再現。在中小學、學院和大學里講授本國文學始于19世紀末，后來擴展到20世紀，這恰恰是將“文化”向所有人開放的一種方式。與此同時，文學批評卻變得越來越復雜，而且在不斷闡明談論它的方式。在英國和美國，這種做法，特別是通過后來被稱作“新批評”的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從I.A．理查茲到W.K．威姆塞特，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學理論，即使它沒有像同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布拉格和后來在巴黎等地發展的結構主義詩學和敘事學那樣系統。
　　不可思議的是這兩種批評傳統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相互了解，盡管它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二者都對構成“文學性”的東西和那些在文學文本的深層和表面結構中促成歷史變化的東西感興趣。正如弗蘭克·克莫德在他的回憶錄《無題》（Not Entitled）中解釋的那樣，最初他同與他志趣相投的英、美批評家（我也算這些人中間的一員）熱烈歡迎歐洲的結構主義，他們認為歐洲的結構主義能使他們共同地追求一種新的活力和嚴謹。
　　伊格爾頓當然了解這一切，人們對他為什么要佯裝并非如此感到困惑。而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分有關理論表述的方式晦澀難懂這一確實重要的問題卻不見蹤影或被忽視了。為了表明這與敏感地閱讀文學文本并不矛盾，他對伊夫林·沃短篇小說的第一句話作了簡短的評論。這說明他有足夠的洞察力，然而任何一位有能力的批評家在對顯然是該書主體的理論（大寫的理論）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也能作出這樣的評論。“理論的對手反復抱怨理論無法做到細讀。”果然如此嗎？我可能說過較常見的反理論抱怨是理論的解釋者是強迫性的細讀者，他們闡釋的靈活性完全不受可檢驗的和似乎合理的傳統標準所約束。然而，認為“文化理論”駁倒了“只有一種正確的闡釋藝術作品的方法”的假定，同樣也是不正當的。“含混”和“反諷”曾是新批評的重要術語。
　　該章繼續以這種方式闡釋，將漫畫般的“保守主義批評家”同理想化的“文化理論家”對立起來，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部分反理論的看法不是錯誤，就是微不足道。”大約到該書的一半，也就是有知識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大失所望，欲將該書拋到一邊的關鍵時刻，伊格爾頓的論述產生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變化：“人們可以對理論發動更具毀滅性的批評。正如我們所了解的，文化理論允諾要努力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這個諾言并沒有兌現。”《理論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詳細地論述這一令人生畏的指控，并闡釋其哲學基礎。
　　三
　　“死亡代表著大自然對文化的最終勝利”，因此就大寫的理論堅持認為一切都是文化而言，也意味著對理論的最終勝利。
　　這種對大寫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伊格爾頓的天主教背景，在令讀者愉悅的回憶錄《看門人》中，他生動地回憶了這一切。他在蘭開夏郡索爾福德鎮長大。那是一個單調乏味的工業小鎮，鎮上有一個封閉的加爾默羅會修女社區，它與周圍的環境多少有些不協調，年輕的伊格爾頓曾為修女們担任過祭壇助手和“看門人”，他通過旋轉柵門進入修道院傳遞信息和物件，或引導一些稀客進入禁止對外的會客室，在那里他們可以透過格子窗與里面的人談話。從任何世俗的標準來看修女們那種完全自我否定的生活都是荒唐可笑的，然而這是克爾凱郭爾式的那種荒誕，它佐證了世界的墮落狀態。這個世界被視為如此作惡多端，以至于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主動從中退出，為其祈禱，或等待被從中解脫出來。這一切給年輕的伊格爾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隨著他長大，擺脫了孩提時灌輸到他頭腦中的簡單信仰，他用政治和經濟壓迫的概念取代了罪惡的概念，在今生而不是來世尋求拯救。他解釋道：“人們可以相當自由地……從信仰天主教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用不著經歷自由主義階段。”但是他從未切斷自己與天主教的聯系，這部分是由于那些極端的英國天主教多明我會修道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赫伯特·麥凱布的影響。伊格爾頓承認后者對《理論之后》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對伊格爾頓來說，即使基督教盡善盡美的勸告沒有了其傳統的形而上的基礎，它仍然是有重大意義的。由于人類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盡可能活得充實些，死亡似乎向來就是專橫的，但是正是因為死亡不可避免，所以我們必須在接受死亡中生活；因此放棄財產，或者原則上隨時準備放棄財產，就是一種準備放棄肉體生活的方式。根據伊格爾頓的觀點，當代西方社會貪婪的消費主義思想，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下和在藝術與媒體的后現代主義的頌揚下，完全否認這一真理。理論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美國：“身體在美國的文化研究中是一個極受歡迎的題目——但是這是靈活的、可重塑的、社會建構的身體，而不是生老病死的那個物質的東西。由于死亡是我們所有人都要經歷的最終失敗，所以死亡一向是美國人最不喜歡的題目。美國的發行者曾竭盡全力要改掉英國電影《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這個片名，盡管沒有成功。”第三句話中所舉的例子很恰當，但不足以支撐第二句話所作出的傾向性的斷言。在我本人的印象中，近年來表現慢性疾病和死亡的美國戲劇、電影和電視劇并不少見。
　　一股反美情緒貫穿《理論之后》，這是英國極左翼的一貫特點，因伊拉克戰爭這種情緒進一步加劇，該書不是第一本提出理論經歷了自己的輝煌時期或已經迷失了方向的著作，但卻是在“9·11”事件和后來發生的令人震驚的全球動蕩陰影下撰寫的該類圖書中的第一部，因此該書的論點有時被賦予了一種預示性的色彩。在該書的開頭部分，伊格爾頓評論道：“美國自鳴得意地傳播歷史終結的思想，看起來美國確實日趨接近這種危險。”他的結論是：“隨著一場新的全球資本主義敘事的開始，伴隨著所謂的反恐戰爭，人們所熟悉的那種后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正在走向終結。”由于在這些政治發展中美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學術機構又特別容易接受理論和后現代主義，這些現象之間隱含著一種因果關系。但是美國的至關重要性在于它獲得了冷戰的勝利，并成為沒有誰能與之抗衡的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不幸的是其權力落到了一個傲慢、草率從事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責備理論或后現代主義。
　　當今全球危機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這本該屬于理論研究的范圍，但是伊格爾頓認為由于對原則的懷疑，理論喪失了對該主題發表任何建設性見解的能力。他認為，反對原教旨主義者的理由不是因為他們有原則，而是他們的原則是錯誤的；他們把自己的原則建立在一個或多個文本之上，“對這一目的來說這是最不合適的東西”；他們“準備摧毀整個創造物來保持一種思想的純潔”。他說，人類必須學會“反諷地生活。接受我們自身存在的虛幻性，就是除了其他東西，我們要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中……。接受死亡就是要更加充實地生活”。不幸的是，原教旨主義者并十分欣賞反諷，而是傾向于把最后的格言運用在來世而不是現世。那些自相矛盾的人物、自殺性襲擊者，既是烈士又是謀殺者，威脅著文明社會，伊格爾頓沒有真正回答這個問題，但是誰又能回答這一問題呢？
　　《理論之后》不僅是一部令人氣惱的著作。而且是一部雄心勃勃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但是該書過高地估計了理論的重要性及其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同時并沒有對其內部的歷史作適當的分析。畢竟理論幾乎完全是在專業和知識興趣的驅動下進行的學術研究活動。在大學就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時期，理論提供了一系列給人印象深刻的元語言，一旦掌握這些元語言，人文學科的學界人士便可以出名和表現他們的優勢。但是對于該領域之外的人，解釋這種充滿行話的話語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價遠遠勝過可能從中獲得的啟示，因此他們不再閱讀理論，非專業的出版物也不再評論理論，這對學術界和一般文化界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理論的一些成就是真實的，并成為了固定的知識，或者是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伊格爾頓認為，我們不可能再回到理論前那種認為語言是透明的，或闡釋的思想是中立的那種天真無邪的認識狀態中。他的這一看法是正確的。文學對生活的處理是使其關注的目標陌生化，并讓我們重新審視它，欣賞它。作為一種批判性閱讀的方法，理論最多是在第二次移動中做了文學對生活所做的事情。但是像所有時尚一樣，理論新奇和充滿活力的生命必然是有限的，現在我們正生活在理論衰落的過程中，還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表明什么能取而代之。簡而言之，理論曾讓許多人激動不已，現在它越來越令人感到乏味，因為它已變成可以預測的東西。《理論之后》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是該書關注的問題與書名所涉及的主題背道而馳，這也許正說明現在伊格爾頓對理論也感到厭倦了。
國外理論動態京52～56J1文藝理論戴維·洛奇20072007
戴維·洛奇（David Lodge）在批評理論的發展脈絡中對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2004）一書進行了評述，認為伊格爾頓在批評理論遭到質疑的今天試圖重新確立理論的基礎，尋找理論生產的新的動力。但該書過高地估計了理論的重要性及其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同時并沒有對理論內部的歷史作適當的分析。本文譯自美刊《紐約書評》2004年5月27日，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作者：國外理論動態京52～56J1文藝理論戴維·洛奇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34:2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