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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哲學近年來在國內的興起，似乎預示著世紀之交的中國哲學轉變中，社會哲學有可能充當一個重要的角色。但迄今為止，這一點仍遠非是大家所明了的。對于社會哲學，人們在理解上仍然存在著種種含混和不確切之處，這無疑妨礙著前述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因而很有必要對社會哲學研究的視野與意義加以闡發，以有助于這種轉化。筆者認為，對于社會哲學的視野和意義，可以從其對于現實生活、第一哲學和作為以上兩個方面之匯合的特殊的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等三個方面及其相互關系中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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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哲學在我國的興起，其直接的動因無疑在于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巨變，因此，社會哲學研究的視野也首先關注于現實生活的領域，其意義也首先在于對現實生活的解釋和引導。對于這種現實性視野和意義，可以進一步從三個方面去說明：
　　　　第一，社會哲學的研究有助于增強對于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理論自覺
　　現今中國正在進行的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所推動的社會變革，是整個社會空前深刻的結構性變動。對于這場社會巨變做一種總體性的把握，無疑是哲學特別是社會哲學責無旁貸的理論任務，因為只有哲學才具有對于現實經驗的超越性，從而能夠進行這種總體上的把握，其他各門實證科學則無以担當此任。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轉型是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方面，它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固然有其共同性，但中國的現代化又是在一種極為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又有其特殊性。所以，對于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必須通過中國人獨立的理論探索，方能真正地把握。從歷史上看，社會哲學在西方的真正興起也是與市場經濟在近代的興起緊密相關的，是以當時的西歐社會轉型為典型對象的。各種社會哲學理論在當時西方的興起，無疑是哲學從總體上把握社會變遷的一種努力。但西方民族的現代化作為一種原發型現代化仍然只是一種特殊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哲學理論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顯然，對于中國社會轉型來說，沒有任何現成的理論，而是必須根據新的經驗，借鑒和改鑄已有的理論，創建新的理論。
　　這種包含了中國鮮活經驗的社會哲學理論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社會哲學作為一種對于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可以發揮對于現實社會實踐的反思的、批判的功能。正是通過這種反思、批判可以形成反映社會變革過程本質的大觀念，從而實現對于社會變革過程的觀念引導。這種觀念引導對于保證和增強人們社會變革的自覺性，避免和減少盲目性，是絕對必要的。作為現代化之必然形式的市場經濟的興起所造成的人們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不論在深度還是在廣度上都是空前的。市場經濟的社會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帶來經濟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從而能有效地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它的發生發展不可避免地要破壞許多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包含于其中的價值。因此，人們要充分適應這種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在這種情況下，一種能夠從總體上揭示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各種連帶變化的社會哲學理論，當能引導人們理智地承受社會變化所付出的代價，以順利地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同時，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說，社會轉型是一種實施社會全面改革的系統的社會工程。但人們的實踐活動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卻往往是片面的、短視的。社會哲學作為社會轉型過程的總體層面的理論把握，則可以對這種片面性、短視性進行批評和校正，從而大有助于社會改革的協調進行，避免和減少失衡或失控的嚴重局面的發生。
　　對于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哲學研究，不僅有其無可置疑的必要性，而且有其特殊的緊迫性。西方原發型的現代化是一種相對緩慢的社會變化過程，而中國的追趕型的現代化在其體制轉軌時期則是一種急速的社會變化過程。我們只能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完成別人用了數百年所做的事情。在這樣短促急速的變化中，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便可能迅速地集中和膨脹，導致極大地增加過程性代價，因而是蘊含著巨大的社會風險的。這更要求我們極大地增強社會變革的自覺性。
　　　　第二，社會哲學的研究有助于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的重建
　　增強社會轉型過程的自覺性，無疑也依賴于各門社會學科的共同努力，依賴于社會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這就是說，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也不可避免地要求各門社會科學有一個大的發展，或者說需要一種在新的條件下的重建。在這一過程中，從發達國家引進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現成理論的引進絕不等于創造性地重建。社會科學作為經驗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制約于它所要解釋的特定經驗，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理論往往不足以解釋中國的情況，因而有必要加以改造和發展。顯然，社會科學的重建和發展決非限于經驗層面的修補，而是必然涉及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原理的修正，這在實質上便是屬于社會哲學的范圍了。如果沒有對于當今中國社會轉型之總體把握的社會哲學的幫助，中國社會科學的這種重建工作是難以實現的。
　　從科學史上看，各門經驗社會科學的興起同樣是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一方面由于社會結構比較簡單，另一方面也由于采取以政治為中心的各領域統合為一的社會結構方式，包括社會科學研究在內的文化活動是從屬于政治活動的，因而社會科學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相對微弱。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和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的空前增長，則使得各門社會科學的建立和發展日益成為迫切的需要；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領域相對分離的社會結構方式，也使得社會科學的獨立發展有了越來越寬闊的空間。
　　一般說來，由于哲學的反思性的特點，社會哲學對于社會生活的總體把握是應當以各門社會科學為中介的，社會哲學的發展是依賴于社會科學的成熟的。但是，如前所述，現今中國的社會科學遠不是成熟的。因此，在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必須走二者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道路，不能等待社會科學成熟起來再著手社會哲學的研究，而是應當在社會哲學幫助社會科學成熟的過程中使自己也逐漸走向成熟。實際上，在西方國家也曾經有過與此類似的情形，許多早期社會科學家同時身兼哲學家就表明了社會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共生性。清楚地認識到當今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的這種發展狀況及其相互關系，不論對哲學和社會科學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社會哲學的研究為中國人文科學的更新提供方法論基礎
　　人文科學不同于社會科學，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但其哲學方法論基礎，在某種意義上亦反映著特定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著歷史性特征的，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也必然要改變其內容和形態。就此而言，社會哲學對于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當亦有助于人文科學在變革時代適應新的社會生活方式而實現自我轉變。在社會巨變時期，人文科學如果不能夠把握這種變化，就難以發展。近百年來的文化論爭之所以總是在中、西、體、用的排列組合上做文章，而未有實質性進展，在筆者看來，其深層原因正在于這類爭論未能把文化問題置于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遷這一基礎上去考慮，缺少了一個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方法論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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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指出，社會哲學的興起是與市場經濟在近代的興起及其所導致的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密切相關的。對于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這可以說是社會哲學直接的實踐興趣所在。但社會哲學興起于特定的實踐興趣，并不意味著它的理論視野與意義只停留于現實生活的層面。社會哲學的實踐興趣雖然直接系于對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但社會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活動，它要實現這種總體把握就不能不上升到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本質把握的層面上，即不僅僅直接以特定的社會轉型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且要擴展到以人類社會生活總體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因為部分與總體永遠是互相包含、互為條件的，沒有對于總體的把握，就不可能對部分有透徹的理解，反之亦然。一旦以社會生活總體為對象，就極大地超越了特定的實踐興趣，而具有了一種指向第一哲學的意義。所謂第一哲學，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內容，在古代是本體論，在近代是認識論，在現代則似為廣義的實踐哲學，但無論在何時代，它們都構成了哲學的核心內容。因此，關于社會哲學研究對于第一哲學的意義，我們也就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哲學三個方面去說明。
　　　　第一，社會哲學對哲學本體論的意義
　　哲學可以說是人類自我認識的一種最高形式。人類認識的唯一可能對象是人類世界自身，而本體論自古以來作為第一哲學正意味著它在這種自我認識形式中的核心地位。當然，哲學并不是一開始就達到哲學是人類自我認識的最高形式這種意識的，而是在邏輯徹底性的引導下走上了一條抽象化的道路，即將現實的人類生活歸結為某些抽象的規定，然后再從這類抽象規定出發來解釋人類生活，由此而形成了種種抽象的本體論。這類抽象的本體論當然無從合理地說明現實的人類生活，因而便有了將其現實化、具體化的發展過程。如近代哲學要求從與思維的關系中去規定存在，經驗論更要求從人的感性經驗中去確定存在，便是對古代哲學抽象性的一種揚棄。德國古典哲學將思維理解為一種否定性活動、一種經歷，則是用歷史性之維充實了本體論。這種現實化過程在馬克思那里發生了一個巨大轉折，那就是在本體論中引入了社會性或主體間性維度。于是，在馬克思那里，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不再只是被視為一種抽象的主客關系，而是引入了作為主體間交往關系的社會性維度，將這種抽象對立中介為一種具體的矛盾運動過程，一種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社會性維度的引入對馬克思哲學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正是通過對于主體間關系與主客體關系的交互中介所導致的歷史后果的揭示，馬克思才合理地說明了在黑格爾那里顯得有些神秘的社會生活中的異化現象。但令人遺憾的是，后人在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中，這一社會性維度對于傳統本體論的具體化、現實化的意義卻被忽略掉了，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理論也只被極其簡單化地看成是一個將一般自然觀向社會歷史領域的推廣問題。晚近哲學對于社會性之維的重視，更不亞于前人。這當中引人注目的是，現象學對于主體間性的深入分析，生活世界概念的倍受重視，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對于交往行動的系統探討，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對于協同性的極力強調等等。分析哲學雖然曾大力攻擊傳統哲學，但以主體間的可傳達性、可理解性為核心問題的語言分析，仍可以說是以另一種方式對傳統哲學的具體化。
　　我們看到，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現代哲學對社會性或主體間性的重視都構成了傳統哲學本體論具體化、現實化的必然環節。顯然，對社會性的研究不外乎就是對于人類世界或人類社會的一種總體性把握。因此，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便是，社會哲學的視野與哲學本體論的現代發展趨勢是有其明顯的重合之處的。而這又意味著，社會哲學的研究是直接有助于推動哲學本體論具體化、現實化的進展的。事實上，在像馬克思、盧卡奇、哈貝馬斯這樣的哲學家的理論中，社會哲學與一種包含了社會性維度的具體化了的本體論本身就是同一件事情。
　　　　第二，社會哲學對哲學認識論的意義
　　認識論曾是近代“第一哲學”的范式（阿佩爾語）。按照阿佩爾的說法，古代哲學是一種“物的分析”，近代哲學是一種“意識分析”，而現代哲學則指向一種“語言分析”。意識分析乃是不滿意于古代本體論哲學的獨斷性，而試圖通過意識的中介去尋求知識的客觀性。意識分析雖然比之物的分析具體化了一大步，但意識本身仍是一抽象之物，只停留于這一層面分析，仍無法合理說明知識的客觀有效性。近代哲學中經驗論訴諸感官知覺，唯理論訴諸天賦觀念，都未能合理地說明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這表明了意識分析的局限性。一個強調感官知覺，一個強調天賦觀念，說明這種分析范式本身即是自相矛盾的。康德雖然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意識中的先天成分與經驗因素結合了起來，但卻將知識的合法性局限于現象范圍內，把世界人為地二重化了。在康德那里，知識的客觀性的含義也完全改變了，“康德關于客觀性的標準始終是主體間性的標準，即對一切人都有效。”（注：海姆倫：《西方認識論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頁。）康德哲學的這一轉變突出了知識的公共性或社會性這一維度，這預示著哲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但由于仍局限于意識分析，康德沿著這一新的方向并未走得更遠。超越意識分析需要有某種中介，這個中介首先便是語言。盡管有許多分析哲學家視認識論為無意義的形而上學，但在分析哲學的創始人弗雷格那里，其初始動機卻是“希望完成和修正康德的事業：一勞永逸地揭示康德先驗論的真理”（注：斯魯格： 《弗雷格》，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頁。）。無疑， 分析哲學對語言分析的重視深化了人類對知識的理解，特別是對知識的公共性或社會性的理解，因為語言分析說到底，就是一個主體間可有意義地交流的問題，而這正是社會性之中心問題。當然，分析哲學家們并不是都意識到這一點或都承認這一點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勿寧說更傾向于把語言的本質視為一種完全客觀的、獨立于人類現實生活的東西。但分析哲學的發展卻越來越超越了這種被羅蒂稱之為另一種康德主義的信念，而走向認同這樣一種見解：“對語言的研究，本身必須被看作是對人類實踐的研究。”（注：《弗雷格》，第398頁。 ）這種見解在維特根斯坦的晚期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闡發，特別是其對私人語言之不可能性的有力論證，更是一種對人類語言的“主體間維度”即社會性維度的深刻揭示。另一方面，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海德格爾理解學中關于解釋的前結構理論、卡西爾之將康德的理性批判擴充為文化批判等等，亦以另一種方式將意識分析改造為語言分析，實現了“語言學轉向”。尤為值得指出的是，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和阿佩爾的“先驗解釋學”對于實用主義指號學的“指號解釋的交往共同體”概念的重構，以更為明確的方式展示出了現代哲學之改造近代哲學的根本性進路，那就是以“交往共同體”這一觀念取代康德的“先驗自我”觀念。
　　對于交往共同體觀念的重構在本質上就是對作為語言交往和社會互動的人類言語行為的研究。這一領域顯然也包含在社會哲學的視野之中。社會哲學要從總體上把握社會，就不能不對使社會得以存在的交往行為，特別是對語言交往進行深入的考察。因而，在這一領域，社會哲學與第一哲學也是有著重合之處的，而這無疑意味著社會哲學的研究是能夠推動哲學認識論向現實化、具體化亦即社會化方向發展的。由此反觀國內認識論研究，雖然曾在80年代占據過中心地位，但不久就幾乎成了無人問津的冷門。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從根本上來說與研究的抽象性密切相關。可以回顧一下，我們的認識論研究在實質上總是難以超出主客體關系的范圍，社會性或主體間性之維幾乎未進入人們的視野。雖然實踐對認識的作用被反復強調，但人們所理解的實踐幾乎只是技術活動的代名詞，而交往活動對認識的意義卻往往被忽略了，僅有的一些初步的探討也未曾引起學界的重視。因此，就國內而言，走出認識論研究的低谷的唯一出路，似乎也在于社會性之維的引入，而社會哲學當能有助于認識論研究的復興。
　　　　第三，社會哲學研究對實踐哲學的意義
　　在古代哲學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希臘，人們都給予實踐或行以特別重要的地位，從而有關人的實踐或行的實踐哲學也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近代以來的哲學中，由于以抽象的主客體分立為前提的認識論的中心地位和由之而來的對“是”與“應當”的割裂，實踐哲學卻衰落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對人的行為進行實證科學式的分析。但這種將人視為物一般的實證科學式的研究，從根本上說來不可能合理地說明人的實踐并為人們提供一種實踐智慧；同時，主體性哲學由于自身的抽象性而遇到了種種理論上的困難。這樣，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需要克服主體性哲學的抽象性，從而，以具體的人類實踐為對象、并為生活提供智慧的實踐哲學在當代的復興也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之事了。但實踐哲學的復興并不是要簡單地回到古代實踐哲學中去。既然實踐哲學的復興首先是為當今人類實踐所要求的，那么，這種復興也就首先只能是對當代實踐的回應，只能是植根于當代人類實踐的具體情景之中的。而當代人類實踐的一個最為根本性的特征便是交往的普遍化。這種普遍化是與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密切相關的。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的活動范圍在一般情況下都是極其狹小的，人們的交往大體上局限于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范圍之內，因而人們的行動大致也是簡單的。而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展開，情況則大不相同。人們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與整個社會相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僅在籌劃自己的行動時必須從與諸多他人的關系著眼，而且還不能不考慮由人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社會對個人和團體行動的意義。因此，實踐哲學在當代的復興必然要更多地關注人類實踐的社會性或主體間性之維。在這方面，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由于人們基本上生活在互相封閉的小規模的自然形成的群體中，從而調節這種人際關系的主要是一種針對個人行為的規范即個人倫理的話，那么，在市場經濟化了的現代社會中，由于交往的普遍化，從而調節這種人際關系的便不能不首先是針對社會行為的規范即制度倫理。一般說來，個人倫理是傳統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內容，而制度倫理則是政治哲學的內容。既然個人行為與社會行為同為人類實踐，那么實踐哲學理當揭示出其間的統一性來。而這一點，也正是社會哲學所致力的內容。其次，社會哲學關于人類交往方式的變遷對于人類倫理規范方式的影響的研究，當亦有助于實踐哲學把握倫理規范運作方式的歷史演變。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考察了社會哲學研究對于第一哲學的意義。社會哲學對于第一哲學發展的意義當然不止這些，但僅就這三個方面，足以見到社會哲學研究在這方面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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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關于社會哲學的視野與意義的考察是從對于現實生活與第一哲學的關系兩個層面分別地進行的。這一點也反映了現今社會哲學研究的現狀，即這兩個層面在現今基本上是分離地存在的。但社會哲學所具有的意義并不止于這些，就可能性而言，如若將這兩個分離的層面結合起來加以研究，使之能達于互相貫通，則對于推動哲學發展，將有更為重大的意義，這一點對于當今中國哲學的發展來說尤其如此，它至少可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可行進路之一。
　　哲學是一種終極關懷，是對于人類終極理想的追求，因而其位置必然是崇高的。但哲學所追求的不是一種不變的抽象理想，哲學的理想性、崇高性是相對于現實生活的非理想性、非崇高性而言的，因此，一種有生命力的哲學所追求的理想，必定不是與現實生活無關的僵死不變的東西，而只能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超越或提升，是深深地植根于現實生活之中的。哲學變遷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現實生活的變遷。人類之所以需要哲學，就在于一方面現實生活是不完滿的、有缺憾的，另一方面人類精神又不能滿足于這種不完滿狀態，要追求一種完滿性，而哲學恰恰是能以理性的方式為人們提供這種超越現實的理想（藝術或許是以感性的方式追求同一目標）。如果哲學不能提供這種終極理想，或者只是提供一些與現實生活不相干的僵化而抽象的東西，那么，哲學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功能，放棄了它的責任。因此，當今中國哲學的重建或者說其生命力的恢復，無非就是在洞察現實生活的基礎上設擬出提升這種現實的理想。就此而言，社會哲學研究的上下兩個層面的貫通，當能為這種提升的實現提供一條可行的進路。
　　這種上下貫通，其實也就是將對現實生活的總體把握與對于第一哲學的研究搭掛在一起，連結起來、貫通起來。第一哲學不是別的，正是人類終極理想的一種獨特的表達。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本體論追求的是一種終極實在，認識論追求的是一種終極知識，而實踐哲學，或許可以說追求的是一種終極價值。但哲學家們之追求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本身，而在于人的存在自身，在于通過對于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的把握而為人類一勞永逸地設擬出終極理想來，在于將終極理想奠定在一個永恒的基礎上。當然，這種一勞永逸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終極理想既然是植根于現實生活之中的，而現實生活又是變動不已的，那么，建于其上的理想也就不可能是不變的。實際上，所謂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等本身也是一種理想性的存在，是人類思想所設定的。雖然從本體論看，理想性作為一種可能性先于現實性，是現實性之前提，但從認識論上看，對現實性的把握又先于對可能性之把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因而，終極實在等等作為人們把握知識中的一種可能性，其實也只能是人們在可能性空間中的一種選擇，一種設定。人們之進行這種設定，正是為了終極理想的緣故，是要為終極理想設定一個終極基礎。這就是說，終極實在等等與終極理想同為理想性存在，在邏輯上，雙方是互相設定的。設定一定的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必然內蘊著相應的終極理想，而一定的終極理想亦必然要求相應的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的設定來支撐。
　　在認識論上現實性先于可能性也意味著作為一種可能性的理想性總是受制約于現實生活的。理想固然提升或牽引著現實，但同時，現實也在另一種意義上牽引著理想。如果我們觀察高翔于天空的理想之風箏，總會在現實生活之手中發現其牽線。現實性對理想性施予牽引的方式在于由現實性自身的改變而改變理想性存在于其中的可能性空間。既然作為一種知識狀態的可能性根基于現實性，那么，現實生活的變化就不可避免地會改變作為理想世界存身之所的可能世界的地形圖，即向人們開放某些新的可能性空間，同時又關閉某些舊有的可能性空間。可能性空間的這種改變則不可避免地要使得存身于其中的理想之物發生改變，使得某些形式的理想不再可能，而使得另一些形式的理想成為可能。這樣，要使得理想保持活力，便必須根據改變了的可能性世界的地形圖來重構理想世界，即通過重構終極實在、終極知識、終極價值而重構終極理想，或者說在對第一哲學的重構中重塑終極理想。由于不同時代的人類生活所具有的內在統一性，因而，一般說來，這種重構或重塑并不是棄絕以往的傳統設定，而是根據變化了的可能性空間予以改造、修訂。
　　就當今中國哲學的發展而言，這種重塑乃在于根據當今中國最基本的現實即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根本性變化，去重塑中華民族之理想。而在市場經濟所導致的現實生活的變化中，最為根本的又莫過于人們之間交往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即人際交往突破了以往時代的狹隘性、自然性、地域性，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交往。這種變化使得現實生活中社會性這一維度的重要性空前增強了。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構理想便必然首先是從社會性維度對于以往哲學理想的全面改造，亦即在考察市場經濟的建立到底造成了可能性空間的哪些變化，開放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又關閉了哪些舊有的可能性的基礎上，在這新的空間中重新安置民族的理想。具體地說來，就是根據這些變化來改造傳統的本體論、認識論、實踐哲學，使之具體化、現實化以至足以支撐起新時代的理想。而這一過程，無非也就是社會哲學研究的兩個方面貫通的過程。
　　在第二部分，我們曾考察了社會哲學研究對于第一哲學具體化、現實化的意義。但在那里，我們所涉及的基本上是發生于西方哲學中的變化。這些變化無疑是西方社會現實生活的變化所引發的，更確切地說，是西方哲人們通過對這些變化的把握而造成的。無疑，市場經濟無論其發生于西方還是中國，都有其普遍性，都必然造成可能性空間的某種程度的相似的變化。但市場經濟又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在中國所造成的社會生活的變化，亦必由于時間、空間以及文化傳統等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人們對于這種變化的把握，就更是由于文化背景、歷史背景而大不相同，尤其是有可能領會到從其他背景不可能領會到的東西。這樣，由此出發而對于第一哲學的改造，從而對于終極理想的重塑，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這種不同本身將是對中國自身哲學問題的獨特解決，同時也將是中國哲學對世界的獨特貢獻。
　　總括起來說，把社會哲學對現實生活的總體把握與對第一哲學的現實化改造兩個層面貫通起來，將有可能為當代中國哲學的重建提供一條可行的進路。當然，這不是唯一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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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學報：哲社版津90～95B1哲學原理陳晏清/王南ｓｈí＠①20002000社會哲學研究目下有兩個分離的層面，一是對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一是對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實踐哲學在內的第一哲學的具體化改造。這兩個層面本身自然各有其重要意義，但兩個層面的貫通將會產生更為巨大的意義。社會哲學研究面臨的進一步任務就是將這兩個層面貫通起來。這一貫通將使得作為終極理想之表達的第一哲學重新植根于時代的現實生活之中，從中獲得活力，從而有可能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一種可行的進路。社會轉型/社會哲學/第一哲學/終極理想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系　300071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90～95B1哲學原理陳晏清/王南ｓｈí＠①20002000社會哲學研究目下有兩個分離的層面，一是對社會轉型的總體把握，一是對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實踐哲學在內的第一哲學的具體化改造。這兩個層面本身自然各有其重要意義，但兩個層面的貫通將會產生更為巨大的意義。社會哲學研究面臨的進一步任務就是將這兩個層面貫通起來。這一貫通將使得作為終極理想之表達的第一哲學重新植根于時代的現實生活之中，從中獲得活力，從而有可能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一種可行的進路。社會轉型/社會哲學/第一哲學/終極理想

網載 2013-09-10 2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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