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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后新時期”文化語境中，“人文精神”業已成為一個巨大的神話，一個無所不在的中心詞，一個最新的文化時髦，也是一種倫理判斷的前提和條件。圍繞這個語詞所建構的一套話語具有某種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它既是一種神秘的、難解的理論，又在批評實踐中被用作諸如“崇高的”、“有理想的”、“真摯的”等等詞匯的同義詞。它被視為與當下所出現的大眾文化相對抗的最后的陣地。這就逼使人們不能不對之進行新的審視和反思，在對這種話語的分析中來把握當下的文化。
　　“人文精神”在眾多的討論中，并未得到過明確的表述。但它似乎被指認為一種知識分子的超驗的價值追求，是一種無法判斷也無從描述的超驗的“主體”力量。它是“對終極價值的內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終極價值的不懈努力。”（《讀書》１９９４年第３期１１頁）據這些人文精神的追尋者的描述，這種“人文精神”在現代歷史的某一時刻業已神秘地“失落”。而正是由于此種“人文精神”的失落，構成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文化困境。這里最為關鍵的表述是“終極價值”和“內心需要”。“終極價值”并未經過任何論證就通過某種內心需要而達到了，它是信仰的結果，是知識分子通過內心的修煉而達到的超越境界。它被十分單純地歸結為“緊要的是要有信仰”。（《讀書》１９９４年第５期５５頁）通過玄想式的、神秘式的言語創造一套永恒的和絕對的“知識”。
　　此種“人文精神”的表述，具有極為強烈的神話性。它在兩個方面陷入了困境。首先，這種“人文精神”的追尋一方面強烈地批判和否定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知識”把握的巨大局限，另一方面卻又以“人文精神”作為保證獲得一套絕對“真理”，一套自由的、不受拘束的獲得知識的天然條件。“人文精神”最終結束了“知識”的有限性，任何人文學者只要具有了“人文精神”，就能穿透“遮蔽”，無限地掌握世界。“人文精神”被賦以無限的力量，變成不能質疑的神圣的主能，指具有了“人文精神”也就具有了神話中的力士的超人能力而洞見真理。這顯然不是某種新的話語形式的生成，而是“現代性”話語的運作的結果，是在能指／所指、語言／實在間完全同一性的幻想的結果，“人文精神”確立了掌握它的“主體”不受語言的拘束而直接把握世界。這無非是在重復著八十年代有關“主體”“人的本質力量”的神話，只是將處于語言之外的神秘的權威表述為“人文精神”而已。正象德利達、福柯這樣的思想家所反復論證的，不受拘束的、超越性的“知識”并不存在，任何“知識”都深深地卷入了語言與權力的大網之中，都是特定的語境和意識形態的多重作用的結果，它絕不可能成為一種永恒不變的、絕對的“人文精神”的顯現。這里的矛盾在于，“人文精神”承諾了在話語之外的絕對性，但它本身卻仍然是一種言語和特定話語中的一個概念，它的有限性仍是不可逃避的。
　　其次，從當下中國的具體語境來看，“人文精神”成了一種對文化“普遍性”的祈求，也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臣屬與認同的結果。它極為直率地指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人文精神推到最后，是普遍主義的”。（《讀書》１９９４年３期８頁９頁）此種表述無疑試圖預設一個與西方同質的文化空間，將中國在全球的“冷戰后”的文化語境中的“他者”位置加以刻意的擦抹和打壓，忽略第三世界所處的邊緣位置。它勸諭中國知識分子“上升到人性來觀察人類的痛苦，探索人類的命運，追求永恒。”并訓導說：“缺乏終極關懷使中國作家難以吸收世界一流作品的精華”（《讀書》１９９４年第４期７８頁）它所強調的這種“永恒”性，卻時刻將中國編碼為一個時間上滯后的、被動性的位置。在這些討論中所推重的如哈貝馬斯的“普遍交往”論，早已成了“后殖民”理論的批判的對象。象酒井直樹（Naoki Sakai）就尖銳地點明了其文化普遍主義的世界觀乃是一個“種族中心主義”的神話，無非是強化西方文化霸權的策略而已（可參閱《后現代主義與日本》杜克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英文版）。由此看來，“人文精神”的話語無非是強化八十年代的“趕超”和“走向世界”的神話及西方中心主義。它絕不是對當下文化的拯救，而是更深地陷入了知識／權力運作的網絡之中，乃是在全球性的西方話語中提供的一種馴服的“他者”的形象。這種形象集中體現在“人文精神”的極度矛盾性之中。一方面他們把“人文精神”放置在中國語境中強調其失落，一方面則強烈地將其變為永恒的人類問題；一方面凸現其對中國的本土意義，一方面則將之變為人類的普遍原則。在這種矛盾的話語中，顯示了西方話語的優勢和主體的地位，也就把中國編碼為一個無限地趨近于西方“主體”的“他者”，一個無能為力的次等的“他者”。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所謂“人文精神”乃是通過絕對性／無限性／普遍性超越了當下的文化問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本身正好構成了目前文化語境的一部分，正是當下全球與中國多重文化問題的表征。這些真誠地追求純粹和超越的知識分子及他們所生產的“知識”無法不落入“后現代”與“后殖民”的當代歷史情勢之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它以一種在全球文化中的“過時”的形象證實中國的滯后性，以其獨特的方式提供一種文化和思想資源以證實“中國”當下文化的貧瘠及墮落。其次，“人文精神”乃是以對當下的中國文化的徹底的蔑視之后，提供的重返昔日主體的最后的道路。它以放棄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具體的、世俗的“現代性”目標為代價，悄然地喚起了某種超驗的、無法把握的、更具幻想性的“現代性”的目標。這一目標就是以“人文精神”作為知識分子保持“啟蒙”“代言”的話語中心位置的“合法性”的前提。這里其實具有極為世俗的權力運作的策略。“人文精神”并沒有提供對當下文化的有力的分析，而是將自身變成了在多重轉型的全球進程中知識分子的玄學化及神學化的逃避過程。而這種逃避又最終變成了全球及中國歷史情勢的消極的部分。
　　就總體而言，“人文精神”對當下中國文化狀況的描述是異常陰郁的。它設計了一個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對立，在這種二元對立中把自身變成了一個超驗的神話，它以拒絕今天的特點，把希望定在了一個神話式的“過玄”，“失落”一詞標定了一種幻想的神圣天國。它不是與人們共同探索今天，而是充滿了斥責和教訓的貴族式的優越感。它恐懼目前文化的復雜與多元，而以專橫的霸權姿態確立自己的話語權威。這種“憂郁癥”式的不安和焦慮絲毫無助于切入當下的文化而只能使自己變為那種片面而刻板的“教訓者”。這種“教訓者”早就在錢鐘書先生的《談教訓》一文中有過最為巧妙的刻畫。
　　中國當下的文化確實有各種復雜的挑戰，但只有深入地了解和探討它，才可能找到新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和世俗的人們不停地對話和溝通，對中國正在發展中的大眾文化有更為明澈而機敏的觀察與思考。一句話，我們不能拒絕今天，我們拒絕今天也就拒絕了過去與未來。“人文精神”里并不存在拯救，而是今天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對現實突圍，而是在逃避中落入了歷史之網中無法掙脫。我們不能放棄理想，但這種理想只能來自當下；我們不能拒絕崇高，但這種崇高也絕不能變為神話。“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當下的語境中，與“大眾文化”或“后現代”“后殖民”理論一道，經受反思與追問。我們無權把“人文精神”變成一種絕對的目標，而只有在今天不斷地進行新的思考，盡管這種思考會比簡單的斥責或教訓復雜也艱難得多。
　　　　　　　　　　　　　　　　　　　　９５．２．１９．京郊魏公村
　　
　　
　　
作家報濟南002J1文藝理論張頤武19951995 作者：作家報濟南002J1文藝理論張頤武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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