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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當與其父柳鎮“號為剛直”的性格有著遺傳學上的關聯，另一方面恐與宗元本人因學殖內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關。所以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先講了柳父“不能媚權貴”的性格特點，而后介紹宗元道：“子厚少精銳，無不通達。……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這里說的都是表揚子厚的話，但“精銳”、“雋杰廉悍”、“踔厲風發”等詞語已透露出一股銳意直行、勢不可當的氣勢，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隱然含有某種露才揚己、得理不讓人的自傲的成分。
　　這是一種內外皆方，棱角分明，見事風生，敢作敢為的性格，也是一種劍走偏鋒，不能摧折，極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護的性格。
　　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學人或詩人，那么，其性格剛直激切些并無大礙，有時還可能會贏得樸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卻并不安于做學人或詩人，他要以這樣的性格去從政，而且從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圖新之政，這就不能不出問題了。從另一方面看，年僅三十出頭，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權力中心運籌帷幄，發號施令，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發激切，并極易由此滑向簡單、輕率一途。革新失敗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識到這一點了的，他多次這樣說道：“仆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沖羅陷阱，不知顛踣”（《答問》），“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許京兆孟容書》），“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與裴塤書》）這里所說，雖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談自己錯誤的套話的成分，但萬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嘗沒有深入骨髓的人生體驗？何嘗沒有對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視內省？只有深刻領悟了政治斗爭的險惡、政治關系的復雜，才會真正意識到自己在此復雜關系和險惡斗爭中的簡單、幼稚。換言之，性格過于銳利，便易流于浮躁、輕率、魯莽；斗爭經驗不足，常將事情簡單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敵鉆了空子。一面是自己的簡單輕率，一面是對手的陰險狡詐，兩種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惡，勢益險”就勢所必然了。
　　與貶謫之前剛直激烈、無所避忌而又顯得嚴謹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貶之后，性格明顯發生了內向化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從他對革新運動失敗的沉重反思和教訓總結中，意識到這種性格不適宜在嚴酷復雜的政治斗爭中立足，從而自覺地抑志斂性開始的。其《佩韋賦》、《解祟賦》、《送從弟謀歸江陵序》、《答問》等作品，都表現出了這一傾向。在《佩韋賦》中，宗元以柔軟的韋（皮繩）作為約束自己剛烈心性的標志，聲言：“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幕西門氏佩韋以戒”，去其“純剛純強”，以求“剛以柔通”。在《解祟賦》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誡自己“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表示要“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這是久經生命沉淪之后柳宗元對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殘酷現實給予他的帶著嘲弄的賜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擊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觀上慎重考慮自我性格與社會現實的適應問題。
　　細讀柳集，可以發現，柳宗元被貶之后對自我性格的發展趨向是有一套較完整設計的，這種設計，集中表現在他寫給楊誨之的幾封信中。
　　楊誨之，楊憑之子，柳宗元的妻弟。元和四年，楊憑自京兆伊貶臨賀尉，誨之隨行，道經永州與宗元相見。次年，宗元作《說車贈楊誨之》，以“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車為喻，諄諄勸勉誨之應像車箱那樣恢弘氣量，像車輪那樣周而通達，像車軸那樣“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手內”，達到“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的境地。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與此同時，宗元又作《與楊誨之書》，重申方中圓外之旨。
　　然而，楊誨之對柳宗元的意見卻大不以為然，將其“方中圓外”之旨視為“柔外剛中”，聲言：“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圣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羅、終軍為榜樣，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要言之，誨之既將宗元“方其中圓其外”的主張視為混世和俗，又認為這一主張有違圣教。于是，宗元與他這位年青的妻弟間的矛盾便突顯了出來。
　　柳宗元在此面對的是一個他事先未曾料到的已明顯超出家庭范圍的復雜問題。從他寫《說車贈楊誨之》的初衷看，不過是以一個經受過重大變故、有著頗多教訓的過來人的身份，對自己這位年輕有才但性格倔強與世立異的內弟說幾句家庭內部的勸勉話、貼己話，希望他能夠既方其中亦圓其外，以避免自己當年的失誤。對這種勸勉，誨之可聽可不聽，宗元亦未必強人所難。但年未二十的誨之卻偏偏較起真來，寫信加以反駁，并給宗元安上了一個教人學佞、有違圣教的罪名。誨之之所以有這樣一個反應，主要原因恐在于：因年齡、閱歷所限而缺乏對世事艱難的理解，自我性格的激切導致他對一切易于流向圓滑世故的言行均采取不加思考的排斥態度，甚至以逆反的心理有意采取偏執的做法——用誨之的話說，就是要與甘羅、終軍、阮咸、嵇康為伍，任心而行，肆志而言；用宗元對其行為的解釋來說，就是“惡佞之尤，而不悅于恭耳”。進一步看，宗元與誨之的對話本不在一個平臺上進行，二人在年齡、身份、地位及對問題的理解方式上均存在明顯差異。約而言之，其一，今日的柳宗元，固然早巳超越了昔日的自我，但今日的楊誨之，在性格上卻酷類昔日的柳宗元，其激切程度似還過之，欲使二者跨越時間、閱歷的鴻溝而進行相互理解的交流，是困難的。其二，楊誨之的心性與多數唐人以進取為主的心態是相通的。且不說盛唐詩人的高視闊步，即使中唐文人，面臨中興時局，也多為大呼猛進型，而絕少“翦翦拘拘”者。柳宗元則不同，從“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到“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冉溪》），其間經歷了何等大的落差！這種落差，不能不導致其心性上迥異于一般唐人的巨大變化——自覺壓抑性格中的剛、方因子而向柔、圓一面過渡。所以，在這點上楊梅之不易與宗元溝通。其三，宗元時為“負罪”被貶之人，受到朝廷“縱逢思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的嚴厲責罚，朝野上下同情者乏人。以如此一種身份，而欲對少年氣盛的楊誨之進行人生處世上的說教，這在更相信成功者的社會習俗中，其說服力不大、誨之亦不愿信從可以想知。其四，宗元以“說車”喻為人處世，用心可謂良苦。但若僅就“圓其外”之外在形態論，又確易與世俗之圓滑處世、和光同塵相混淆。何者為方中圓外，何者為混世和俗，其間并無森然之界限。《柳宗元集》卷十六《說車贈楊誨之》文后黃注謂：“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即持此種看法。從這點來說，誨之誤解宗元也是事出有因。
　　對于楊誨之的誤解和發難，柳宗元給予了非常的重視，因為他知道：這場爭論，已超出了家族親屬的范圍，而帶有了道德人品之辯的意味。就自己的原意而言，是為了勸勉誨之“恭寬退讓”，現在卻被誤解為“為佞且偽”，甚至連自己早年的言行，似乎也被當成了“與世同波”、“翦翦拘拘”。如果不予認真回答，不僅會貽誤楊誨之，而且會導致結果與初衷的背離，使自己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而要將問題說得清楚到位，既要以說車為基礎，又不能將之局限于說牢的范圍之內；既需有歷史文化上的引申，又需與親屬關系相吻合。對宗元來說，這確是需要思考和準備一番的。
　　細考《說車》，宗元之所以提出“圓外方中”的觀點，乃在于社會混濁，人生多艱，“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而且在以車形象地比喻了人之心性后，宗元特別強調了“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一點，也就是說，心性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可以根據情況來變化的，但心性的內在實質、對理想信念的持守卻是不能改變的。這一點乃是宗元《說車》的核心，所以，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宗元反復強調說：
　　夫剛柔無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后得名為君子。
　　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內可以寧，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
　　不是將剛柔、方圓分割開來，固定于內、外之分，而是視之為一體之兩面，既存乎內而可守，又應之于外而咸宜。至于應于外者，當方則方，當圓則圓，并無一定不變之規。在宗元看來，所謂“圣道”，即存在于這種“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的辯證關系之中。當然，這種“圣道”與傳統儒學所謂之圣道有所不同，而是宗元依據其“大中”原則對圣道的新的理解，其核心即在于“應之咸宜”的“應”。在他看來，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在此艱難時世推行自己的理想，才能輔時及物。
　　宗元主張的“圓其外”的“圓”，雖易產生歧義，但也絕非教人為佞，投機取巧。從歷史上看，古代士人對“圓”有兩種理解：一是與方正不阿對舉的圓，指圓滑處世，茍容取合，含有貶意。如早于柳的元結即曾作《惡圓賦》一篇，借友人之口說道：“吾聞古之惡圓之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在這篇賦里，元結正話反說，縱橫鋪排，將其惡圓滑而慕方正的性格特點表露無遺。然而，與次山所惡之圓截然相反，古代文化中還有另一意義的“圓”，它可以是一種辯證的哲理，可以象喻一種完美無缺的人格，也可以代表一種出神人化的人生至境。從《易·系辭上》的“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到《管子·君臣下》的“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則固，固則信”，先秦時期關于圓、方的解說甚多，“圓”幾乎都被賦予了一種周流通達、循環無窮的內蘊，成為人們在言行德智各方面取法的對象。范縝《神滅論》有云：“圣人圓極，理無有二”；白居易《記畫》亦謂：“形真而圓，神和而全。”這些說法，也都從不同方面表現出古代文化以圓為美的崇圓傾向。
　　柳宗元所取法的，顯然是后一種“圓”，對前一種損方正而為佞的“圓”，他是堅決反對的。所以，他一方面嚴正申明：“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另一方面則給他提倡的“圓”以明確界說：
　　吾所謂圓者，不必如世之突梯茍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于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
　　顯而易見，宗元在此標舉的是一種富于辯證哲理而又界劃分明的人生觀、處世觀——不圓滑以趨利，不茍合以取容；要勇于前進，銳而不滯；必要時也可后退，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內者不變，則其應于外者即可隨環境之變而變，以正大剛健之特質，達循環無窮之極致。這種人生觀和處世觀，當源于宗元遭受打擊、生命沉淪之后對整個人生世事的透徹解悟，其中飽含著由一己切膚之痛而萌生并日漸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前面說過，宗元性格中缺乏的不是方正之剛，而是圓和之柔，正是由于剛的一面過于突出，才導致了他人生路途的巨大坎坷。對此，宗元感觸良深，并現身說法：
　　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于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于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于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
　　這段話是回應楊誨之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但它同時也是宗元發自內心的檢討和反省，是一位政治家、詩人至為真切的人生感受：在現實社會中，傳統和習俗的力量大得驚人，任何稍有異于常人的言行作為都會招來物論非議，任何一位志士要想追求理想，達到目標，都必須先自我摧抑，和光同塵，否則，不僅難以達到目的，而且還會在重重阻力和壓抑下，將自己的一生葬送掉。因而，為了保存自己，也為了更好地接近理想之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性格的剛性和強度，增加性格的柔性和張力，達到外圍內方、純綿裹鐵的境界，才能“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宗元的《佩韋賦》，便是根據這一人生體驗寫成的代表作品，其中所謂“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還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似可看做他“方中圓外”論的最好注腳。　 從元和五年《說車贈楊誨之》始，至六年《與楊誨之第二書》終，宗元與誨之圍繞土人心性品格等問題反復辯論，歷時二年，大致畫了一個句號。宗元最后是否說服了誨之，誨之最后是否滿意其解釋，在這里都已變得無足輕重，我們關心的是：宗元在這場爭論中提出的“方中圓外”主張具有怎樣的個體意義和文化意義？它對宗元的心理性格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影響？
　　我們認為：通過這場爭論，柳宗元最大的收益便是深化了對士人文化人格內涵的整體認識，并從理論層面間接完成了以“方中圓外”為標準的對自我心性的主觀設計。他的讀佛書，游山水，力除剛燥之氣，乃至在部分詩歌創作上效法陶淵明風格，追求“句雅淡而味深長”（《誠齋詩話》）的境界，都說明他在有意識地使自己接近這一標準。這樣一種設計和變化，一方面固然說明在人的自我防御機能導引下，柳宗元越來越學會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技巧，由當年的血氣之勇走向了智慧成熟，走向了恭寬謙退；但從另一方面看，伴隨這智慧成熟、恭寬謙退而來的，也不無一份敢怒敢罵、自由灑脫之真性情的失落，不無一種對生活之不合理做出的認肯和退讓。透過一層看，在此種設計和變化的背后，似還深隱著連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確察知的自我壓抑的痛苦，凝聚著因專制政治和混濁世風無情摧殘而導致的心理萎縮和性格變異。在《兩漢思想史·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中，徐復觀先生頗為深刻地指出：“各種不合理的東西，隨時間之經過，因人性中對外來壓力所發生的自我保存與適應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慣性而對現實任何存在容易與以惰性承認的情形，也漸漸忘記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這便可使由此種政治而來的壓力感，漸歸于麻痹，而其他的壓力感居于主導地位。這是了解我國知識分子性格隨歷史演變而演變的大關鍵。”在一定程度上，這段論述似也適合柳宗元被貶后的主觀設計和心性變化。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卻表現為一種主客觀的矛盾形態：在主觀上，雖然意識到了性格過剛過強的弊端，希望能去其棱角，轉向圓融，但在客觀上，由于其剛健心性的根深蒂固，而很難根據其主觀愿望扭轉過來。這只要看看他在謫居期間諸多雜文的正話反說、嘻笑怒罵，看看他大量作品在不經意間所流露出的怨悱情懷、冷峭風格，便可明其大概了。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其一，由于人的心理性格多具先天性、積淀性、不易改變性等特點，因而，當人們欲對已經定形了的秉性重新進行思考、設計時，便極易出現意識與行動的背離，出現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亦即把握不住自己的矛盾情景。這種情景，即使對經歷過人生巨大變故而欲痛改“積習”如柳宗元者而言，也在所難免。其二，在中國古代社會，士大夫蓋分為兩類：一類為文人士大夫，一類為官僚士大夫，二者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文人士大夫大都心地純凈，性格剛直，為人處世，頗具血氣之勇，對人生、事業抱有極真誠的態度，而官僚士大夫則多有城府，或內方外圓，或內外皆圓，熟諳世故，明哲保身，對人生、事業的真誠之心日趨淡薄。這是專制政治對人性壓抑、扭曲的結果，也是個體自我保存本能及其適應性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一般來說，前者為后者的必經階段，后者則為前者的總的歸趨，換言之，在經過專制政治的嚴酷打擊或艱難世事的長久磨難之后，文人士大夫多向官僚士大夫轉化，但也有始終保持文人士大夫之心性難以轉化或不愿轉化者，柳宗元大抵屬于此等樣人。固然，對圓外方中性格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具有轉化的意向，但無罪遭貶的政治悲劇、長久被棄郁積的個體憂怨和源于反抗、復仇心理的執著意識，卻決定了他既缺少轉化的機遇，也不具備轉化的必要機制。“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ｔōｕ＠①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吊萇弘文》）支撐他的，原本是一顆充滿真誠自信萬劫不悔的靈魂。正是這樣一顆靈魂，使得宗元雖置身逆境，雖已清楚意識到剛烈心性將會惹禍損身，雖曾對此心性予以自覺抑制，但一遇事端，還是要頑強地表現出來，并寫出大量揭露現實、抨擊政敵的詩文。就此而論，柳宗元實在還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種看似愚拙實則可貴的品質，而距其圓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設計始終一間有隔。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女加俞
江海學刊南京172～17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尚永亮20032003本文以柳宗元“說車”諸書為中心，圍繞其對自我性格“圓其外而方其中”的主觀設計，探討柳氏被貶后的心性變化，認為：宗元標舉的“圓”，是一種富于辯證哲理而又界劃分明的人生觀、處世觀，它一方面飽含著由一己切膚之痛而萌生并日漸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一種主客觀相矛盾的形態。而從根本上說，柳宗元實在還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種看似愚拙實則可貴的品質，而距其圓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設計始終一間有隔。柳宗元/說車/圓外方中/心性設計/主客觀矛盾尚永亮，1956年生，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72～17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尚永亮20032003本文以柳宗元“說車”諸書為中心，圍繞其對自我性格“圓其外而方其中”的主觀設計，探討柳氏被貶后的心性變化，認為：宗元標舉的“圓”，是一種富于辯證哲理而又界劃分明的人生觀、處世觀，它一方面飽含著由一己切膚之痛而萌生并日漸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一種主客觀相矛盾的形態。而從根本上說，柳宗元實在還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種看似愚拙實則可貴的品質，而距其圓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設計始終一間有隔。柳宗元/說車/圓外方中/心性設計/主客觀矛盾

網載 2013-09-10 21: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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