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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干部學院　陶士貴）
　　當前的通貨膨脹具有持續時間長，影響程度比較嚴重的新特點，形成的原因與前兩次相比，外資流入與外匯占款構成這次通脹壓力的新因素。本文作一粗略分析，以期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通貨膨脹的成因，從而綜合治理我國通貨膨脹問題。
　　一、外資流入與外匯占款對通脹的影響
　　１９９４年１—９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分別比上年同期上漲２３．３％和２０．９％，超過了１９８８年的物價上漲水平，通貨膨脹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與１９８８年相比，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４年形成的高通脹有新的特點。
　　１９８８年物價上漲率達到１８．５％，是幾年來經濟發展中問題積累的綜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錯綜復雜，主要原因在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在建項目過多，超過了國力承担的可能；消費基金增長過快，需求過旺，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超過了商品供應能力的增長；國家財政支大于收，連年出現赤字，等等。
　　而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出現的通脹，除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較大、消費基金增長過快、因農業投入減少引起的農副產品供給不足、價格大幅度上漲外，還出現外國資本流入和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影響貨幣穩定，聯合驅動通貨膨脹的新因素。
　　　 （一）外資流入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及分析
　　通貨膨脹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本國貨幣供應量過度膨脹。而造成貨幣供應量過多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在外國資本存量不減少，流量又逐漸增大的過程中，無限制無計劃地讓外資流入，不可避免會對國內本幣的供給增加壓力，從而推動國內物價上漲。１９９４年前１０個月我國因貿易順差、非貿易順差、外國投資、外債凈借入所形成的凈流入外資２３０億美元，這對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擴大、企業本幣存款大幅上升、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增加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實際上外資的大量流入對通脹的影響并非始于１９９３年，在前幾年就已累積，并對通脹構成隱性壓力，只是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才逐漸顯露出來，這可從外資流入對本幣資金運動的影響看出來。
　　從理論上講，要實現經濟的一定增長，必須有相應的追加投資，追加投資的來源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國內的正常積累；二是舉借內債；三是利用外資。我國作為資金短缺國家，利用外資具有內資不可替代作用，一是填補“儲蓄缺口”，使國內儲蓄與經濟增長所需投資之間的差額減少或得到補齊，以保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金；二是填補“外匯缺口”，減少由于進口大于出口所引起的貿易差額，以保證購買國外先進技術和資本貨物所需的外匯。利用外資是我國一項長期政策，是不容改變的。但容易忽視的是，若利用外資不能保持適度規模，使用不當，則會引起對本國貨幣需求的增加，影響幣值穩定，對通脹造成壓力。這主要表現在外資的流入沒有與相應的國內資金和物資相配套，沒有形成外資與本幣資金協調運行機制。
　　在市場經濟下，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的本幣、外幣可自由兌換，不存在配套資金問題。由于我國人民幣非自由兌換貨幣，在引進外資的同時，還要解決人民幣配套資金問題。配套資金的需要量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外資項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資金，這一般在外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可以確定；二是由于外資的乘數效應對內資產生誘導作用。這種情況較為復雜，具體數量與外資乘數作用的大小有關。外資的利用過程中通過技術和信息的擴散，會影響到許多部門，有的為其配套，有的受其激發，甚至由此孕育出新領域，如外匯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的發展，對內資產生更大的需求。世界銀行貸款項目要求東道國配套資金占到７０％，我國利用外資新建項目，外資與配套的人民幣比例平均約為１∶５，若考慮外資的乘數作用及人民幣匯率因素，這個比例還要大。以１９９３年為例，我國實際對外借款１０７．５億美元，需配套人民幣９００多億元，約占當年銀行貸款余額的１／５。這表明引進外資后若規模失控，就會引起本國資金缺口。這種缺口循環擴大效應影響很大。
　　從外資的配套資金的來源渠道看，一般有兩條：國家財政和銀行信貸。因此利用外資要受國家預算投資和銀行貸款規模大小的制約。若引進外資規模過大，所需配套資金必將被迫增加，這就直接擴大了對國家財政和銀行貸款的需求。若超過財政和信貸的承受能力來利用外資，將導致財政赤字和信用膨脹，最終造成財政與信貸的失衡。目前我國財政困難較大，年年出現赤字，財政上給予外資的配套能力有限，信貸資金給予外資的配套也難有大的突破。
　　利用外資規模還與物資供應能力相關，并受其制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資料需求增加。外資項目所需生產資料，部分用外匯進口，而很大部分要由國內配套供應，這也是配套資金所要求的。若不顧國內生產資料供應狀況而盲目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勢必使外資項目所需國內配套物資落空，導致國外生產要素與國內資源脫節。二是對社會商品需求量增加。據統計測算，投入項目的基建資金，近４０％會轉化為直接消費資金。利用外資實際上是利用外國的國民收入，而外資轉化為直接消費資金的絕大部分將用于購買本國商品（這還不包括國內配套資金轉化為消費資金部分），這相當于借國外的錢來買本國消費品，如果在較大規模利用外資的同時不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市場商品供應量，將會擴大商品的供求矛盾，嚴重時甚至會引起通貨膨脹。１９９３年的第三次通貨膨脹很大一部分是由這一因素引起的。
　　人民幣的匯率水平與配套資金的規模也不容忽視，二者密切相關。人民幣對外幣匯率下降，即人民幣貶值意味一定量的外資所需的配套人民幣規模擴大，從而增加了對國家財政和銀行貸款的需求，因而，在一定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下調實際上使我國對外資的吸收能力減弱。若考慮外資的乘數效應，這個量還要大。我國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０年初人民幣十分緊張，除了銀根緊縮外，與大規模利用外資吸收了大量配套人民幣資金及匯率調整也不無關系。１９９４年我國實行了外匯體制改革，匯率并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并軌前的５．８∶１調整到目前的８．５∶１，外資的配套資金大幅度增加，對幣值穩定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除了以上論述的外資配套資金影響通脹外，還存在外資其它方面問題影響本幣幣值穩定。
　　其一是借用外債后的使用方向管理極為松散。在某些大量舉借外債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外債平衡國內投資缺口，倒換成人民幣來擴大投資，從而破壞國內供求平衡，影響本幣幣值穩定。
　　其二，外債償還時，非創匯企業難以按期歸還。外債借入后，債務國必須有能力把分離出去用于還本付息的國民收入轉化為所需的外匯，若債務國不能把用于還本付息的商品轉化為國際商品，也就是將本國貨幣轉化為外匯收入，就難以履行其償債義務，必然影響到本國幣值穩定。我國很大一部分外債用于發展交通能源、原材料等“瓶頸”產業上，創匯很少，這也構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其三，外商投資企業中普遍存在注冊資本額與投資總額之間的缺口。這一缺口是我國外資法律中允許存在的，且資金缺口相當大。而這往往是由我國國內銀行貸款來彌補，這樣不僅使外商精明地獲取了杠桿效應，且給國內銀行的貨幣供給增加了不小的壓力。
　　其四，外商投資企業的高價進口行為對國內同類商品價格起了一種示范效應。據我國有關部門調查分析，僅１９９０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商品進口價高于全國平均價５０％以上的有６２個品種，高于全國平均價５００％以上的有１１個品種，高于全國平均價１０００％以上的有６個品種，這樣外商不僅獲得了價格轉移的利益，而且刺激了國內相關產品價格的上漲，從而也給通貨膨脹增加了壓力。
　　其五，利用外資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由于合資企業中方對國際市場行情缺乏了解，從合資立項、進口設備到簽約都比較倉促，訂立合同質量條款欠嚴謹等原因，使中方利益受損事件時有發生，一些外商采取低價高報、以舊充新、以次充好等手法，賺取設備價差。據國家商檢局提供的信息，自１９９１年各地商檢機構開展外商投資企業財產鑒定工作以來，到１９９４年上半年，共受理４９４０批，經鑒定外商累計報批２３億多美元的機器設備，實際價值為１８億美元，外商虛報設備價款５億多美元。還有一些未參加財產鑒定工作的合資企業中方所受損失更大，外商可以按虛報投資額長期分取股利，實際上等于無償占有了本該屬于中方投資者的收益，無形中增加了對國內本幣的需求，增加了引起通貨膨脹的不穩定因素。
　　總之，從外資流入來看，若規模不加控制，資金不配套或使用不當，對通脹所構成的壓力是很大的，且較為隱蔽。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所形成的第三次通貨膨脹一部分是由于對外資流入管理不當引起的，應高度重視。
　　（二）外匯占款增加對通脹的影響
　　從理論上看，當一國的貨幣發行量應該增加時，外匯儲備未必能夠增加；而當外匯儲備現實地增加時，國內化幣量也并不一定需要增加。國內貨幣需求量與外匯儲備的多少往往呈反方向變化趨勢。一方面，外匯儲備增加，必然是人民幣信貸資金供給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隨之增加。國家外匯結存的增加主要取決于貿易收支狀況和企業向銀行結匯實績。在目前情況下，企業要增加出口，銀行就要拿出相應的外匯貸款保證收購和支持生產；企業向專業銀行結匯，中央銀行要拿出人民幣買進外匯，基礎貨幣投放增加，擴大了國內需求，對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增加，等同于國內資源出口而沒有換回相應的物質資源。在國內原有總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外匯儲備增加，社會有效供給會出現缺口，國內的貨幣需求量趨于減少，應該發行的貨幣量也應相應減少，但正是在這個時候，作為貨幣發行的后盾的外匯儲備卻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條“矛盾鏈”，即當貨幣發行量應該減少時，可以發行的貨幣量卻在增加；而當應該發行的貨幣量增加時，可以發行的貨幣量卻在減少或收縮，這必然破壞原有的國內供求關系。再從出口結構上分析，可以看出，當出口產品國內供過于求時，不會對國內市場產生直接影響；但當出口產品本身供不應求或供求平衡，國內又無理想替代物時，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也會從總量或結構上減少國內有效供給，影響人民幣幣值穩定。
　　從現實上來看，１９９４年上半年金融赤字與財政赤字對貨幣供應及通貨膨脹的壓力便讓位于外匯占款增加或我國外匯資產增加。１９９４年初我國實現人民幣匯率并軌，實行單一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５．８∶１調整到８．７∶１。一直到目前的８．５∶１，中央銀行為此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份分別凈投放貨幣７９４．２３億元和４４０．４９億元，盡管１９９４年３￣６月份中央銀行貨幣回籠情況較好，但仍不足以彌補１９９４年１￣６月份的外匯占款，比１９９３年突增１８２５．２７億元，形成對國內貨幣巨大需求，故而只能使用儲蓄性存款這一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勢必會使本來資金緊張的內銷企業雪上加霜，從而形成對下一輪金融赤字乃至貨幣投入擴張的巨大推力。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情況仍未改觀，反而有所加重，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國外匯儲備激增至４２０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２０８億美元，按１∶８．５美元對人民幣現行比價，這意味著１７６８億人民幣的貨幣投放，比１９９４年９月份新增的１１３６億元人民幣貸款還多一半。這么多的外匯占款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難以承受的。一方面減少了商品貨幣供給，另一方面增加了外匯資產即增加了對國內人民幣的需求，促使物價上漲。１９９４年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成為促使基礎貨幣高增長及拉動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三）外匯市場上本外幣資金運行不暢也是形成通脹的原因之一
　　 １９９４年我國實行了外匯體制改革，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銀行間結售匯制，并建立了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為了有效遏制專業銀行可能的投機行為，中國人民銀行規定全國各專業銀行持有外匯總量不能超過９億美元，這樣，１９９４年前１０個月我國因貿易順差、非貿易順差、外國投資、外債凈借入所形成的凈流入外匯約２３０億美元的絕大部分便只能向外匯指定銀行結匯。由于受外匯持有限額的限制及人民幣匯率趨升的影響，持有外匯一是占壓人民幣資金，影響其資金收益，二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并軌時的８．７∶１下降到８．５∶１，持有外匯遭受的匯率風險很大；三是各專業銀行分支機構一般通過省級分行統一安排本外幣資金的留存比例，外匯供給十分充足。基于以上因素，專業銀行一般在企業結匯后除保證售匯部分外，全都通過銀行間外匯市場賣出，市場一直呈現供大于求局面。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只好在強大的供給壓力下，不斷吞入外匯，基本喪失了主動，銀行間結售匯制和專業銀行持有外匯限額的共同作用，使中國人民銀行成為結余外匯的唯一買家，從而導致外匯儲備激增，基礎貨幣投放過多，給宏觀調控帶來很大困難。這樣由于外匯市場交易機制上存在的缺陷，形成本外幣資金運行不暢，外匯過分集中，占用人民幣大增，對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對策研究
　　１．國家應加強外資流入和外匯占款因素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深層次專題研究。外資流入和外匯占款對通脹的影響并非始于近一二年間，而是幾年來累積的結果，只是近年來才爆發出來。深入地研究這一問題，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大有益處；否則會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幣值的穩定。過去貨幣當局一直把人民幣政策與外匯政策割裂開來，成為“兩張皮”，沒有很好地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１９９４年暴露出來的新問題給我們經濟工作敲響了警鐘。這要求我們今后在常規使用的金融調控手段中必須加進外資政策、外匯儲備政策和匯率政策。對有利于國內經濟增長的外資流入，應配套外幣和本幣總量統一平衡的靈活手段，防止外匯與人民幣資金運動脫節，對通貨膨脹造成新的壓力。
　　２．建立外匯與人民幣資金配套運行機制。隨著人民幣逐步走向自由兌換，中央銀行應研究出一套外匯資金與人民幣資金相配套的數量指標，從總量上做到外匯與人民幣資金的綜合平衡，如外資的配套資金比例及需求量多大才比較適宜；外匯儲備保持多大規模才適合我國國情；專業銀行留存的外匯資金多大的比例才比較科學合理等。
　　３．加強對外資流入規模和配套人民幣資金的管理。一是根據我國的經濟承受能力，研究外資流入適宜的規模，從而保證相應的人民幣配套資金。要抑制“外資饑渴癥”，使我國利用外資走上正常發展軌道，二是提高外資使用效益，做到借、用、還環節的正常運行，首先，要制定利用外資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其次是加強利用外資的宏觀管理和微觀協調工作，建立權威的外資管理機構。
　　４．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體制，建立適度外匯儲備規模。思路是充分發揮外匯市場在調節本外幣資金中的杠桿作用。建議盡早開放二級外匯市場，試行企業“結匯證”制度，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平衡外匯市場。
　　目前情況是，只有一級外匯市場，缺乏二級市場，造成外匯流動性差，使用效益低。為此，若銀行持有外匯達到限額，可由專業銀行向售匯企業發放“結匯證”，企業因而獲得在二級市場上出售的權利，擴大了外匯需求。以結匯證配合二級市場的放開，一方面企業可以暫時保留一部分外匯；另一方面，專業銀行也可減少外匯吸納，從而減少一級市場的外匯供給，進一步平衡供求，同時，企業憑結匯證售匯，也可防止外匯二級市場的過份投機行為。另外，還可進一步緩解中央銀行在一級市場購買壓力，使之更易于采取主動姿態來調整整個外匯市場，從而降低外匯儲備，減少外匯占款，緩解外匯占款對通貨膨脹的壓力。
　　另外，要改變目前中央銀行隨著外匯占款的變動而被動地供應基礎貨幣的局面，逐步向通過市場操作維持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過渡。逐步把作為國家風險準備的國家外匯儲備，同有關部門可以經批準動用的外匯結存以及企業用匯分開管理，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只保證國家外匯儲備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合理水平上，基本相當于３—４個月的進口額，即２５０億—３００億美元左右。有關部門的核批用匯和企業用匯均需到外匯市場上用自備的人民幣調劑資金，從而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基礎貨幣以及貨幣信貸總量調控的影響程度。
　　
　　
　　
國際貿易問題京023-027F62金融與保險陶士貴19951995 作者：國際貿易問題京023-027F62金融與保險陶士貴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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