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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333(2001)01-0041-06
　　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現狀及其變革趨勢，是本文探討的主題。這是一個引起熱烈討論而又眾說紛紜，具有很強現實意義的理論課題，也是我國價值哲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之一。
　　一、社會轉型和價值觀念的概念界定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依據作為主體的人的生存發展景況，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依次更替的三大形態：人的依賴性社會、物的依賴性社會、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他指出：“人的依賴性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三種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轉型的過程。
　　用這一框架來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所謂社會轉型，就是指我國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和過渡。那么，什么是傳統型社會？什么又是現代型社會呢？這是我們面對的問題所在。
　　所謂傳統型社會，在這里主要是指以“人的依賴性關系”為特征的社會；所謂現代型社會，主要是指“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社會。當然，現代型社會中也包含著“自由個性”的萌芽和因素，但作為第三種形態，它主要是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向。
　　具體地說，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是傳統性的消解和現代性的生成過程，它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例如，從經濟形態看，是從自然經濟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經濟社會轉變；從政治形態看，是從各種以卡里斯瑪式(charismatic)的權威控制為特征的集權專制型社會向建立在個人自由平等基礎上的民主法治型社會轉變；從社會關系看，是從各種以身份為特征的依賴性關系向以個人獨立自由為基礎的契約性關系轉變。以上三條，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現代化理論來概托，就是現代性具有三個標志性特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凡具備這三個特征的，就是現代型社會；不具備這三個特征的，則是非現代型社會，就我們現在所知，也就是傳統型社會及其變種。比如建立在小農生產和自然經濟基礎上、家國同構、依靠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威對社會進行超強度控制的中國封建社會，是典型的傳統型社會；而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種以計劃經濟為基礎、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則是傳統型社會的變種。由此不難明白，我國的社會轉型過程，就是一個實現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變遷的過程，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契機和希望所在。
　　價值觀念，顧名思義，就是指人們頭腦中有關價值追求的觀念。具體地說，它是人們心目中關于某類事物的價值的基本意向、總的觀念，表現為人們對該類事物相對穩定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是人們對該類事物的價值取舍模式和指導主體行為的價值追求模式。從微觀角度說，價值觀念是人心中的一個深層的信念系統，在人們的價值活動中發揮著行為導向、情感激發和評價標準的作用，構成個人人生觀的重要內容，制約著人生活動的方方面面，是一個無形而有力的世界；從宏觀角度說，價值觀念是社會文化體系的內核和靈魂，代表著社會對應該提倡什么、應該反對什么和規范性判斷，社會通過各種途徑把這些觀念灌輸和傳遞給個人，使之內化為個人的行為規范；從水平上看，價值觀念可分為日常的價值觀念和哲學的價值觀念兩個層次，前者是人們在世界生活中自發形成的觀念，后者則是理論化、系統化的觀念體系。
　　個人的價值觀念大都來源于他所生活的社會，特別是來自他所屬的群體，是社會環境、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社會輿論等等因素濡染和教化的結果。同時，個人的價值觀念也形成于個人的價值活動中，來自于個人在價值活動中多次實踐反饋的觀念積淀和內化。價值觀念一經形成，就成為主體頭腦中一種相對穩定的觀念模式，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社會文化系統中，一定社會的價值觀念經過長期的歷史傳遞和文化心理積淀，就形成一定的文化傳統，長期占據人們的頭腦，不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迅速改變，從而成為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一種可怕的力量”。這是價值觀念的惰性或穩定性。
　　但是，價值觀念的惰性或穩定性是相對的，因為價值觀念畢竟是社會的產物和表現，它必然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革，這是一定的。在社會變革時期，價值觀念的變革也會隨之提上日程。通常的情況是：起初，社會價值觀念的紊亂和多元并存使許多人茫然而無所適從，發生種種困惑；繼之，維護舊秩序的價值觀念和反映歷史進步要求的價值觀念發生激烈的沖突，舊的價值觀念暴露出嚴重的缺陷，呈現出深刻的危機，而新的價值觀念則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后，經過實踐的探索和理性的論證，人們選擇和接受新的價值觀念，完成價值觀念的新舊交替。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歷史上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即使在同一社會形態中，當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革的時候，價值觀念的變革也會成為緊迫的時代課題。
　　二、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基本特征
　　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總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多元并存，新舊交替”八個字。就是說，當今中國的價值觀念正處在古今、中西的時空交匯點上，表現出多種因素同時并存和除舊布新、推陳出新的特點。這八個字是從靜態和動態兩個不同視角考察所得出的概括。
　　所謂“多元并存”，是指在共時態上，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多種的復合的價值觀念的因素，無論在社會的宏觀背景上，還是在個體的精神世界中，都同時存在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從西方傳入的價值觀念，過去“左”的一套價值觀念，以及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念等多種因素。為了在錯綜復雜的局面中認清我國價值觀念的真實狀況，有必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具體的分析。
　　（一）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在我國，封建專制的社會制度早已被推翻，作為完整體系的封建主義價值觀念也已成為昨天的歷史，但作為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積淀而成的文化傳統，封建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不會隨著封建制度的消亡而馬上消失。事實上，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還有不小的影響，在一些人頭腦里還根深蒂固，象夢魘一樣糾纏著許多人的靈魂，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思想障礙。
　　封建主義價值觀念的核心是“家族本位”、“家長主義”和“君權至上”。在這種價值觀念的支配下，個人在人格上對“家長”和“君主”處于從屬地位而無從獲得獨立，大小官僚則對上對下表現出兩副面孔、兩副嘴臉：對下擺出一副“尊長”面孔，儼然民之“父母”；對上卻俯首聽命，自甘為奴仆，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封建主義價值觀念表現在社會規范上，是宗法等級制和各種“綱常”、“禮教”。講究“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不得有違；“存天理，滅人欲”，以“禮”殺人。封建主義價值觀念中的“本位價值”，是封建等級制度中的“權力”，即“權本位”。“權”是最高的價值，一切價值最終都要以“權”來換算和衡量。唯“權”是聽，有權就有一切，喪失權力就喪失一切。人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種種待遇和好處，都嚴格對應于相應的官位、官級，具有森嚴的等級性。更兼這種“權本位”的觀念與封建宗法制相結合而世代相襲，傳之子孫，旁及左右，以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個人的社會地位不取決于個人的能力和業績，而主要取決于他蒙受和承嗣“祖蔭”的有無與多寡。（注：參見李德順：《價值新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80頁。）
　　封建主義的價值觀念，是建立在封建專制制度和自然經濟、小農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因而從根本上說是與現代的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社會基礎不相適應的陳腐、保守的觀念。即使反映廣大小生產者利益、意志和生活方式的觀念，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也是不相應適的落后觀念，比如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封閉守舊、滿足現狀、害怕革新的觀念，生活散漫、不重效率的觀念，重義輕利、安貧樂道的觀念，缺乏主體意識、習慣于順從和依賴的觀念，等等。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變革，首先和最沉重的任務就是破除這些由歷史因襲而來的傳統的、保守的、落后的價值觀念。
　　（二）西方傳入的價值觀念
　　由西方傳入的價值觀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但主要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因為正是這種價值觀念在近代以來的文化較量中顯示出強大的優勢，并強有力地影響了我國的社會發展進程。西方列強在近代對我國的入侵，帶來了我國空前的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也乘勢大量涌入我國。中國雖然沒有經歷過完整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但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汲取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以及對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必然附帶產生和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
　　資本主義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是“個人本位”或“個人主義”。它肯定個人與生俱來的生命、自由、私有財產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認為社會的一切權力都導源于個人對自己生活的基本權利。只有個人才是實在的，整個社會的結構和關系通過個人之間的交往，特別是通過商品交換來形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表現在社會制度和社會規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自由競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觀念和功利主義觀念。政治、法律、道德等規范，都以經濟利益為核心。資本主義國家重視政治體制建設和完善法治，也是把它們作為調節經濟利益的手段。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只有訴諸法律才能找到調節利益糾紛的共同準繩。資本主義價值觀念中的“本位價值”，是作為商品交換中利益的貨幣形態的“金錢”，即“錢本位”，它集中地體現了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的實質和特征。一切都可以換算成金錢，一切都可以做現金交易；有錢就有一切，喪失錢就喪失一切；賺錢是最大的成功和歡樂，賠錢是最大的痛苦的失落。這導致了“一切向錢看”、“金錢拜物教”的普遍盛行，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角落。（注：參見李德順：《價值新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80頁。）
　　對于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我們首先應該看到，它與封建主義的價值觀念相比，有其巨大的歷史進步性。看不到這一點，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為馬克思所肯定的一個基本事實，即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發展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就難以解釋；也無法說明為什么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仍有其先進性和合理性。其實，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成果，包括它的某些價值觀念，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對此要有大膽吸收的胸襟和氣度。應該看到，資本主義作為世界上尚被多數國家實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作為目前世界上尚被多數人奉行的價值觀念體系，在現階段仍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這些觀念中的某些方面不僅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相聯系，而且同一般商品經濟和現代化大生產也有一定的聯系。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可以經過創造性轉化拿來為我所用的。
　　（三）過去“左”的一套價值觀念
　　過去“左”的一套價值觀念，是建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心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政治掛帥”與“道德至上”結為一體，居于至尊地位。忽視經濟建設，“不算經濟賬，算政治賬”，結果是經濟與政治、經濟與道德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成為不少人自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這種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價值體系，還造成意識形態領域一系列“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使整個社會被籠罩在高度緊張的空氣中。二是價值主體的單一化和價值運行機制的單向化。在計劃體制下，國家是全社會計劃的決策者和代表者，是社會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體。全社會各地區、各層次的行為者（單位和個人），都在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中執行一致的計劃，向同一個主體和計劃負責，而不是獨立的主體。單位和個人價值的實現，主要表現為完成國家的計劃，符合國家和上級主管部門的要求，得到國家體制系統的承認、肯定和支持等等。這樣，被強迫起來的就是下對上的服從和依賴意識，責權利相分離的意識，“等、靠、要”成了它的最極端表現。國家計劃對社會生活自上而下的調節不僅是單向的，而且是靜態的，它以計劃本身保持相對穩定為前提，讓實際操作服從于計劃，其結果必然是窒息社會的活力和效率。（注：參見李德順：《“滑坡”與“爬順”——社會轉型期的道德觀念與現實》，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另見同期邵道生的文章。）
　　在這一套僵化的體制下，形成了一系列保守、落后的價值觀念，如“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的觀念，“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的觀念，“大鍋飯”、“鐵飯碗”的觀念，“恥于經商”、“無商不奸”的觀念，權力過分集中、忽視民主和法治的觀念，思想僵化、“唯上”、“唯書”、“唯風”的觀念，輕視知識、鄙薄技術、無視人才的觀念，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觀念，不重效率、輕視管理的觀念，等等。不難看出，這些觀念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而是封建主義和小生產的落后觀念。改革開放，就是要破除這些陳舊、落后的觀念。
　　（四）改革開放實踐中新生的價值觀念
　　改革開放實踐中新生的價值觀念，是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發展過程相適應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鄧小平理論，特別是其中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旨歸的價值觀念，是它的典型代表。由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都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改革的事業，這一新型的價值觀念體系還有待于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因此，這里只能對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應該確立的新型價值觀念體系的基本內容和原則要求作些概略的說明。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鄧小平理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應該是“人民本位”或“人民主體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一切價值的創造主體和享用主體。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和價值的主體，成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根本宗旨和依歸。毛澤東所概括的“一切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集中地體現了“人民主體論”的價值觀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體現在社會制度和社會規范上，是新型的社會平等和效率、新型的社會公正和正義原則，它使規范的制定、執行和遵循在人民主體上達到了高度的和諧和統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本位價值”，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即“人本位”。它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社會政治制度高度完善、人民思想道德覺悟和精神文化水準空前提高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能充分實現。在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妨把鄧小平“三個有利于”中的最后一條，即“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標準和“本位價值”，而把前兩條，即“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綜合國力的增強”，看作達到這一最高目的的手段。
　　以上四種因素的交織并存，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方面的基本國情。當然，它們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屬于“歷史”，以前“左”的一套價值觀念屬于“過去”，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屬于“西方”，那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就屬于我們，屬于“中國”，屬于“現在”和“未來”。
　　三、轉型時期價值觀念變革的主要趨向
　　從動態變化的角度看，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呈現出“新舊交替”的特點。所謂“新舊交替”，是指在歷時態上，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變革的總體走勢和發展方向是除舊布新、推陳出新，實現從傳統的或過去僵化的價值觀念向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相適應的新型價值觀念的轉換。隨著社會轉換過程的深入，這種觀念轉換的趨向已日漸明顯和突出。
　　這里擇取幾個基本方向進行考察。
　　（一）社會秩序觀念（社會理想）
　　中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社會結構秩序的轉型，表現為中國社會正在從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型，從倫理型社會向法治型社會轉型，等等。（注：參見陸學藝、李培林主編：《中國社會發展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與社會結構秩序轉型相伴隨的，是社會運行機制的轉軌、利益的調整和觀念的轉變等。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點是家國同構、國家（政府）與社會沒有嚴格邊界的政治全能主義結構。這種結構建立在人對自然的直接依賴關系和人對人的從屬、支配關系的基礎之上。與這樣的社會結構相適應，就一般社會結構秩序觀念來看，主要是以“禮治”為特征的觀念體系。
　　關于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秩序的定位，費孝通先生在40年代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禮治秩序”的概括。今天看來，這一概括還是較為準確的。“禮治秩序”是“鄉土社會”的秩序特征，與現代社會的“法治秩序”相區別。鄉土社會是依靠“禮”來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規范的，“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禮”與“法”的不同是維持規范的力量的不同，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的規范是傳統，即社會所累積的經驗。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個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禮來維持。但是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也就是說，傳統的禮治秩序必然為現代的法治秩序所取代，中國今天就處于這一轉變過程中。
　　雖然還不能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已從“鄉土社會”中完全“蛻變”出來，但中國社會從主流上講畢竟已步入現代社會的行列。同時要看到，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仍在現實中發生著影響。這是因為，作為一種文化遺留，它以觀念的方式在現代的“法治秩序”中起作用，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很難在短期內打破，因此在狹義的“鄉土社會”（農村社會）中，它還實際地發揮著維持社會秩序的規范作用。只是這種情況不可能改變我國社會秩序從“禮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轉變的總趨勢。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法理的社會，是一個依靠法律來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社會，亦即“法治社會”。在致力于現代化的過程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它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和觀念變革與之配套。
　　（二）主體意識
　　從主體意識看，我們可以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主體意識的變化描述為從“身份意識”向“契約意識”的運動。
　　所謂“身份”是指自然人在團體或社會體系所形成的穩定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在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中，身份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因為人們生活在層層密密的宗法關系網之中。在這個關系網中，父對于子，夫對于妻，君對于臣，貴族對于奴隸，身份不同，地位有異，身份高貴者可以奴役、蔑視、侮辱、遺棄身份低賤者。這種狀況，到了近代社會才有了改觀，并逐漸被身份平等、契約自由的法治觀念和制度所取代。
　　即使在改革開放前，在計劃體制下，“身份”在人們的生活中也還是發揮著極大的作用。不同的出身具有特殊的決定人一生的意義。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往往是“公”身份具有主宰力和特權，而“私”身份（私人和個人）卻不被承認，或是恩賜和限制權利的對象。那時各種身份等級，不是經濟上市場分化的作用的結果，而是由國家權力通過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硬性規定下來的。等級之間存在著不可辨的權力不平等，等級身份也較固定。中國的三大身份群體——干部、工人和農民的劃分，顯然不是經濟方面分化的產物，而是國家政策、血緣地緣關系和一系列相關政策，如干部人事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等綜合作用的結果。所有制身份（全民、集體、個體），社區身份（城市、鄉鎮、農村），單位身份和行政身份主要出自各項制度和社會體制所引發的不平等，而非由社會自然分化所造成。
　　中國近2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沖決“身份”網羅的過程，一個確立身份平等、契約自由、誠實信用、自負責任的法治原則的過程。
　　所謂“契約”，就是一種合意，合意是訂立契約的雙方當事人意見一致的狀態。契約的訂立，以當事人的獨立、平等為前提。在“身份社會”，一切都是被決定的，并不存在契約關系。1978年涌起的改革春潮，開始融化身份觀念的堅冰，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契約關系正在成為基本的社會關系，身份主體意識正在讓位于契約主體意識。戶籍制度的松動，新型勞動關系的確立，單位所有制的變更等等，使契約關系越來越普遍；而《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罚法》等的頒布實施，標志著公民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也契約化了。當然，這一過程尚未有窮期。
　　（三）人生理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價值觀念的變化體現在人生理想上，是從“君子”型的人生理想向“能力”和“真人”型人生理想轉變。
　　關于中國傳統理想人格的性質和類型，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認為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關于“君子”人格的內涵，孔子的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表明這種人格具有重道德、重氣節，輕物欲、輕功利的特點。
　　無可否認，與建國后的經濟、政治體制相適應，中國人過去的人生理想也是這種不重功利而重氣節的“君子”人格。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君子”型的人格風范正在受到挑戰，人們轉向更加重視“能力”的人格理想，追求真實的人生。社會調查的結果能夠說明這一點。1994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轉型課題組”在北京、石家莊兩地進行的城市居民抽樣調查，頗能說明這種人格理想的變化：
　　“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向來是許多人做人的座右銘，也是完美人格的表現。但調查顯示：在評價“規規矩矩做人，老老實實做事，是現代人應有的品質”這句話時，有三分之一強的人不再把“規矩”、“老實”作為自己敬仰的人格。調查者在問卷中設置了這樣一個問題：“有大學生甲、乙、丙三人同時去參加某公司的招聘面試，招聘人員給三人的評語分別是：甲：知書達禮，老實本分，待人謙和；乙：熱情大方，思維活躍，精力充沛；丙：沉穩干練，不卑不亢，精明靈活。如果只需要錄取其中一位，你認為會錄取哪一位？”調查結果顯示，有48%的被調查者認為將會錄取丙，居第一位；29.2%的人認為將會錄取乙；只有12.5%的人認為將會錄取甲；余者(10.3%)表示“說不清／不知道”；認為將會淘汰甲的占55.2%，居第一位。這種結果發人深思，因為甲的人格較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君子”要求，似乎應該受到人們的欣賞，但人們卻認為他被淘汰的可能性最大；相反，具有“能力”和“活力”的人，卻被普遍看好。（注：參見鄭杭生、郭星華：《當代中國價值評判體系的轉型》，載《社會學研究》1995年第5期。）
　　（四）本位價值
　　中國傳統的本位價值是“權力本位”，它正在被“實力本位”的觀念所取代。
　　中國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是“權力本位”的觀念；在過去計劃經濟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權本位”的觀念仍有很大的市場，把各種“升官”、“升級”作為個人價值實現的主要標志。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使每個自主生產和經營的單位、自主活動的個人，都成為相對獨立的實體和主體，而不再是國家機器大系統上的“零部件”、“螺絲釘”。他們有自己的責權體系和生長發展規律，不再是簡單隨國家機器大系統機械運轉的附屬物。這使得個人的活動領域空前拓展了，他們不再把眼睛只盯在政治上，也不再把“升官”、“升級”視為實現個人價值的惟一通道；社會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實現價值的機會和舞臺，只要自己有“本事”，有“實力”，就不難找到實現價值的途徑。在這樣的背景下，“官”的觀念有淡化的趨勢，而“實力”正在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模式。當然，這是就總的趨勢而言，在現實生活中，“官本位”的現象還比較突出。
　　總的來說，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變革，是要實現從傳統的和過去僵化的價值觀念向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新型價值觀念的轉換。對于這一變革的前途，“自由主義”張揚西方的價值觀念，認為西方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西方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精神世界里成為別人的應聲蟲，缺乏自主的選擇和創造；“現代新儒家”致力于發掘傳統的價值資源，試圖以之來“接引”現代性，其用心可謂良苦，而藥方卻不能“治病”，不能解決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我們認為，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新型價值觀念，更多的要依靠今天的中國人在實踐中創造出來。
　　收稿日期：2000-11-14
《錦州師范學院學院》：哲社版41～46B1哲學原理楊學功20012001本文從社會轉型和價值觀念的概念界定入手，較詳細地探討和描述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基本特征和變革趨勢。作者把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總的狀況概括為“多元并存，新舊交替”八個字，并對之做了具體的分析和論證。社會轉型/價值觀念/特征/趨向楊學功，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北京 100102 作者：《錦州師范學院學院》：哲社版41～46B1哲學原理楊學功20012001本文從社會轉型和價值觀念的概念界定入手，較詳細地探討和描述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的基本特征和變革趨勢。作者把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總的狀況概括為“多元并存，新舊交替”八個字，并對之做了具體的分析和論證。社會轉型/價值觀念/特征/趨向

網載 2013-09-10 2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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